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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曲不能求全：抗战史上最大的“遮羞布”与“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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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国无外交”在中国近代史上得到了最真实的印证。而作为那个时代的外交官，可谓受尽屈辱。在对外争取主权时，即使拥有三寸不烂之舌，奈何失却支撑；面对民众，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略往往被误解为丧权辱国，人人喊打，恨不能群起而诛之；而在政客那里，他们又成为替罪羊和遮羞布。
1933年的黄郛便是如此。华北危及，日人虎视眈眈，黄郛“彻夜周旋，心酸胆裂，勉获缓和，重留北平。”收获的却是舆论的重压和蒋介石日记中记载的“无能”。
1936年12月6日，黄郛在上海病逝。直到死去，他仍背得一身污名。今天文章为腾讯新闻抗战七十周年纪录片《坚忍》第二集《委曲》之文字稿，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另一面：
1933年2月，日本关东军悍然进攻热河，其目的，旨在切断东北义勇军在关内的补给通道，以巩固新成立的“伪满洲国”。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终因实力悬殊，节节败退。3月，热河沦陷；4月，长城失守；5月，日军入关，平津危急。
战不能胜，平、津关系民心甚巨，又决不能失。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唯一应对途径，就只剩外交了。而由何人来负责此番对日外交，则是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最为头疼的问题。几乎所有人都明白，缺乏筹码的弱国，欲单凭口舌之利，挫退强敌，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没有人愿意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万般无奈之际，蒋介石想起了自己隐居在浙江莫干山的盟兄黄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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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时期的黄郛（左）和蒋介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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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危在旦夕，黄郛被迫出山

黄郛，字膺白，浙江嘉兴人。1904年入浙江武备学堂，一年后被选派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入同盟会。1910毕业归国。辛亥之役，黄郛与蒋介石参与了陈其美主持的光复上海活动，三人义结金兰，陈居长，黄居次，蒋居末，约誓“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此后，黄郛的从政之路颇为顺畅，北洋时期曾一度代理过内阁总理之职，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又出任外交部长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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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之所以在此时想起请黄郛出山，既因为黄郛与自己乃是金兰之交，也因为黄郛乃是当时政坛上少有的知日派，对日本国内政情颇为了解，且与日本驻华公使及武官，多有私人交谊。
但在黄郛的立场，却一直对蒋介石存有心结。事情缘自1928年的“济南惨案”——日军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济南，进攻国民革命军，杀害国民政府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官员；重炮轰城，中国军民死伤达万计。
当时情形，为完成北伐，国军不得不与日军妥协，但身为军事统帅的蒋介石爱惜名声，不愿承担“亲日和议”的骂名，一切谈判俱交由黄郛出面。黄郛虽然多方奔走，左右折冲，然投鼠忌器，立场自然难以强硬，一时间，遂成了国内舆论抨击的焦点。
而最让黄郛意外的是，深知交涉内情的国民政府高层，居然也不体谅自己的难处。自己在前方与日军艰难谈判，高层政要们则在后方大唱高调，以博取舆论的称赞；连“盟弟”蒋介石，也迫于舆论压力，劝黄郛辞去外交部长之职，以谢国人。
政府高层及“盟弟”蒋介石的这一态度，令黄郛极为寒心，待“济案”事了，遂辞去所有职务隐居莫干山。后来，在给张群的一封书信中，黄郛如此吐露心结：
“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兄在政治上勉有二十年之经验，决非量窄之人，惟此一段内外交迫之伤心史，实令我没齿不能忘。……呜呼，人生二十年以上之朋友，能有几人？不为利合而以义聚者，能有几人？历辛苦而不变者，能有几人？”
正因为存有此般心结，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黄郛一再婉拒蒋介石的邀约，不愿涉足政坛。直至1933年平津危在旦夕之刻，才再次答应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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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及毁誉，甘当“背锅侠”
妻子沈亦云，及诸多亲友，均反对黄郛此次出山，认为此行缺乏军事后盾，也难期望国际牵制，交涉只会有过，不会有功，无论结局如何，必遭舆论猛烈攻击，纯属牺牲个人名节来为国家背黑锅。对此，黄郛的解释是：
“我岂见不及此！第国事危迫，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迟早终为牺牲，如其牺牲于将来，与国人同尽，何如牺牲于今日，犹有幸全之望。我自出山以来，岂复计及毁誉？！佛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今实践此言。天若怜予，当不虚负此行也。”
Image▲1913年，沈亦云、黄郛夫妇在天津 | 选自《亦云回忆》
1933年5月，蒋介石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黄郛为委员长，专职负责处理对日交涉停战问题，力争以最小的代价，保住中国在华北的主权。5月17日，黄郛抵达北平，当天参加华北军分会会议，与会将领们的消极悲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黄在日记中写道：
“前线支持已不能以日计，而以时计。宋哲元将军言其兵在喜峰口，进时如虎，退时如狗，此时则如绵羊，驱之不动。商震将军允在某翼支持一日，为全场最能负责之人。形势如此，已准备撤退，放弃平、津矣。”
与军事上的全线失利对应的，是舆论一片喊战。民心激愤，加之各种在野政治力量秘密策动，对日强硬声浪之高，使得政府高层面对媒体质问，也不敢承认“和谈”的存在。黄郛身处“和谈”中心，困境更可想而知。事实上，坐火车北上途中，黄就曾被爱国青年投以炸弹。
这种“不敢言和”的困境，也与华北军方及南京政府此前不切实际的宣传有重要关系。譬如，此番中日两军交战期间，日本天皇曾发表意见，认为对华政策底线，是巩固伪满洲国，对关东军越过长城进入华北境内，表达了不满。受此影响，4月19日，关东军高层遂命令华北前线日军撤回关外。日军此番撤退，则被中国军、政当局作为莫大胜利，大肆宣传。5月6日，蒋介石致电北平军分会，对此种传扬，表达了异议。电报说：
“此次敌兵自动撤退，本非我军战胜之结果，中外共知。我军乃据为通电报捷之资料，乃雪片纷飞。内长国人之虚妄，外招友邦之讪笑。致外报竟有‘我国军人太不知耻’之讥，实可痛心。应即切实纠正。一切标语、口号之政策，徒增倭寇之敌忾心，于我毫无实益，亦应予以停止撤销。”
蒋电发出次日，本已后撤的关东军，因做通了天皇的思想工作，再度越过长城，进入华北。其出兵目的，也从“切断东北义勇军在关内的补给通道、巩固‘伪满洲国’”，升级为“瓦解华北中国军战斗力，煽起内变，分化华北”。

Image▲1933年3月至5月,长城抗战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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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酸胆裂，重留北平
黄郛抵达北平时，前线军事已彻底糜烂，无可挽救，日军所谓“瓦解华北中国军战斗力”的目的，已接近达成，正致力于收买华北失意政客，企图造成华北“自治”，脱离中央。
黄郛接手谈判后，一面利用其与日本政界人士之私谊，探查双方和谈达成的底线；一面利用其在北洋政府时期所积累的与北方政界人士的交情，安抚华北，消除地方与中央隔阂，击破关东军运作“华北自治”的阴谋。
但最让黄郛头疼的是，华北军方与南京政府，均不能配合和谈。华北军方高层此前自吹自擂过甚，此时碍于舆论压力，既不能有效抵抗日军攻势，又不敢命前线部队坚决执行后撤停战指示，遂导致后方已在和谈，前线仍在冲突，日方则利用此种冲突，一再扩大谈判优势。
南京政府高层，同样不敢负责任地给出对日和谈的政策底线。所以，谈判进展极难。拖延至5月22日，日军已是四路进逼北平，城内秩序大乱，暴动迭起。北平军分会认为大势已去，北平难逃沦陷厄运，决定整个军分会南撤至保定，仅留部分军队作守城牺牲之用，以告慰舆论。南京行政院这才发出非正式指示，确定和谈底线：“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蒋介石则补充道：“惟盼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不可有影射，纵属同一意义，而用语必须堂皇，则电呈核准，自亦可不成问题也。”
接获上述指示后，黄郛紧急约谈日方代表，次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北平遂免遭沦陷。对这一夜的具体经历，黄郛所谈甚少，但曾留下这样十六个字来形容：“彻夜周旋，心酸胆裂，勉获缓和，重留北平。”

Image▲1933年~1936年时的北平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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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出卖盟兄，黄郛悲愤难忍

与日军谈判之“心酸胆裂”尚未恢复，来自“盟弟”蒋介石的伤害又至。作为军事统帅，蒋介石不能公开表态赞成对日和谈，黄郛是谅解的。黄郛所不能谅解的是，深知内情的蒋介石，在闻知和谈达成初步协议之后，为了个人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竟在给黄郛的电报里，做起了文字游戏。
· 5月24日，蒋介石致电黄郛，表示认可初步协议，“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转而却又要求黄郛一面向日方力争停战协议不要“形诸文字”，一面“激励士气，重整军容，以备最后之牺牲。”
· 5月25日，同样的文字游戏，再次见诸蒋介石给黄郛的电报：“至于协定一节，总须避免文字方式，以免将来引以为例。最高无上之决心，不可须臾或忘。弟以为不有一北平死战，决不能满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国人谅解也。”
蒋的文字游戏，用意相当明显。日军重兵而来，非痴非傻，如何可能应允停战协定不形诸文字？作为军事统帅，又如何不知“决一死战”乃是空谈；若真能“决一死战”，又何必请黄郛出山主持和谈？这两封电报蕴含的真实心思乃是：既然和谈已初步达成，接下来给黄郛的指示中，不妨多说一些立场强硬的漂亮话，以迎合当前舆论及后世史家。
针对这两封电报，5月27日，黄郛给蒋介石回了一封长信，信中满腹悲辛。黄郛说：
“弟既强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给我以同等信用。兄山居六载，虽不敢谓已达悲智双修之域，然自信悲愿决不至卖国，智慧决不至误国。至尊电所谓‘应下最高无上之决心，以求得国人之谅解’一语，则兄尤不能不辩。两年以来，国事败坏至此，其原因全在对内专欲求得国人之谅解，对外误信能得国际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无上之决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时早已下定，无待今日。兄至今尚未就职，弟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负责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内扰外压，感慨万端，神经刺乱，急不择言，唯吾弟其谅之。”
“希望今后彼此负责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一句，可谓直接道破了蒋介石的隐秘心思。
虽然蒋为安抚黄郛，立即再去长信解释，否认自己有上述心思。但当5月30日《塘沽协定》签订，华北危急解除时，其日记中还是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昨日停战协定在塘沽签字，事实并未有过，而文字实令人难堪，代表之无能与前方之怯馁，不胜惭惶。”（1933年6月1日）
蒋很清楚自己的日记，将被后世史家所批阅，所以给了黄郛“无能”二字作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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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个人以为之，尚复何求
此次危机过后，黄郛继续留在华北，负责与日军交涉，直至1935年春，才因病再次退隐莫干山。
黄郛1933年的对日和谈，实际上开创了国民政府此后处理华北危机的一种“金蝉脱壳”模式，即将交涉责任，下放给如黄郛所负责之“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这样的地方机构，由地方机构与日方周旋，中央政府则隐于幕后指导。这样做对好处，正如黄郛所说：
“局部军事长官所派之代表，其资格并不足以代表国家，何得议此种有关领土完整之政治问题？”
换句话说，由地方机构出面交涉，本身能够缓和日军的侵略；而地方机构交涉权有限，又可保华北主权不失。这一模式，当日在国民政府内部被称作“退却战略”。
这一战略要获得成功，有一个关键前提，即对方愿意与华北的地方机构进行谈判。而没有外交谈判权限的日本军方，恰正希望借“地方交涉”之名，来规避外务省对其自由行动的干涉。
这种诡异的“一拍即合”，使得国民政府这一“退却战略”，能够一直实施到1937年。期间，华北地方政治机构数量之多，设立、撤销之频繁，蔚为壮观。
然而，这种谋略，显然难以被一般爱国民众所理解，舆论压力之大自可想而知。1935年12月25日，曾参与中日和谈的前外交部长唐有壬，在上海被爱国青年枪杀。同样备受舆论压力的黄郛，则在接受《大公报》记者王芸生的采访时，这样说道：
“这一年的经过，在明了国家情况的人，当然能够谅解；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未曾做了什么事，对内却须时时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
我现在好比打网球的球。日本人说：黄先生你若是没有办法，还不如请你趁早躲开，免得碍我们的事！一球拍把我拍到南方来。到了南方，逢人便问：‘膺白，你什么时候回去？’又一球拍把我拍回北方去。但一谈到办法，便好像我向中央讨债，夹在这两种心理中间，能办出什么成绩来？对方(日本)气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欲无穷。国人则眼光是短的，调子是高的，肩头不负责任。……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过，尚复何求？”
1936年12月6日，黄郛病逝，时年57岁。国民政府在其褒词中写道：“智虑忠纯，文武兼资，致身革命，卓著勋劳……不避险阻，力任艰难，隐忍求全，用纾祸变，心孤事苦，尤人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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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女士为乃夫撰写《家传》。蒋介石亲笔作序，内有“大仁大勇”、“不计毁誉，以一身翼卫国族之安全”之评价，亦感慨其在世之日，“不能弭铄金之口，……忍辱负重，诚有非常人所能堪者”，直至抗战胜利，其委曲求全，“乃克大白于天下”。
十年劫难，诸般沧海，蒋的心境也已变迁，不再执着于用漂亮的电报来塑造自己的历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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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转载自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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