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考古学的真伪观——“唐黄之辩”的胜利者其实是唐继根

唐黄辩论，黄方即“西方伪史论”的信徒单方面宣告胜利，但其实，黄方才是输家，唐继根教授是胜利者。

为什么这么说，唐教授不都退出了么？

那是因为黄教授耍赖了，直接否定了唐教授的学科基础——考古学。一个学科，在中国发展了百年，被一句话就否定了，你说黄教授他科学吗？可信吗？

到了这里，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黄教授要否定考古学？因为只要考古学一科普，黄教授的言论从逻辑上就站不住了。

在“西方伪史论”还未甚嚣尘上的时候，大部分人接触到一位考古学家，估计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你会鉴定文物吗？”这时候，考古学家会报以尴尬一笑，谦虚地说：“这个我不会。”

这时候，大部分人就会迷惑，考古学家不是挖文物的吗？怎么能不会鉴定呢？

其实，“不会”是考古学家在社交场合的自谦，严谨的说法是：“（大部分情况下、考古出土的文物）不需要（鉴定）”。

这下大家就更疑惑了，为什么不需要？

既然文物是从土里挖出来的，我们就得好好了解一下土的性质。你去请教搞基建的工程师、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他们都会告诉你，地下的土壤是分层次的。当然，坐在办公室、敲敲键盘是不会掌握这种知识的，所谓“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我相信绝大多数西方伪史论者，说了半天西方考古造假，也没哪个人认真研究一下土壤。

地下土壤的层次，按照形成的因素，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自然形成的，一类是受人类生活影响形成的。关于自然形成的土壤层次是中学知识，大家可以翻翻高中的地理教材，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关于受人类生活影响形成的土壤层次，考古学上叫做“文化层”，我引用一段考古工作者的科普：

在一些临近水源、物产丰富、适宜人居的地方，古人类多次选择定居于此。一群人在此定居一段时间后，由于自然环境改变、人类生产方式进步或政权更迭等原因，这一人群灭亡或离开了，他们居住的房屋垮塌了，储存粮食的窖穴废弃了，制作陶器的陶窑坍塌了；慢慢地，这些房屋、窖穴、陶窑等被土壤覆盖；若干年后，另一群人又再次来到这里定居营生，他们又在当时的地面上建房、修路，生产生活；这样的过程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于是，每一个时期的人类活动都形成了一个甚至多个文化层，他们修建的房屋、陶窑、灶、井等，甚至他们死后埋葬的任一个墓葬，都是一个文化堆积。一个文化内涵丰富的遗址，多是保留了多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文化堆积。所以，每一个遗址，其实就是一本倒叙的“历史书”；每一个文化层、文化堆积，都可以看作历史书的“一页”，上面的历史更晚，下面的历史更早，它们都反映了历史真实存在的某个瞬间或某个时段。考古学中研究这本“历史书”的理论方法，就是地层学。

——何林珊.《关于考古中的地层学》

不同的地区，古人活动的频繁程度和时间延续不一样，造成文化层的结构也不一样。比如开封那种N朝古都，因为一直以来有人活动，文化层像洋葱头一样一层一层摞在一起；有些地方可能汉朝有人种地，宋朝有人烧窑，可能就会出现两个文化层中间被自然形成的土层分隔的情况。有人问，那怎么知道哪一层是汉朝的，哪一层是宋朝的？根据土壤形成的规律，距离现在久远的那一层在深处，近的就在浅处，这就是地层的叠压关系。有的时候，比如汉代的人修个房屋、挖个墓穴要往深处动土，就会出现距离现在时间近的地层“入侵”时间远的地层，这个现象叫做打破。

读到这里，我们就能得出结论，考古学可以用地层的深浅关系来判断文化层的年代关系。古代人可能无意丢弃或者有意埋藏的石器、陶瓷器、青铜器这类东西，就“嵌入”到了他们那个时代所属的地层，直到考古学家发现并把他们挖（学名叫“发掘”）出来。所以，只要在哪个地层发现的器物，就属于地层形成的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所以，考古学家一般不会考虑发掘出来的文物的真伪问题。

这时候有人会问到，我要是故意把假文物埋在地底下，不久可以考古造假了吗？可以，历史上也有先例，但是这种造假很容易识破。当然，识破的方法不是黄教授那种“我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假的”，而是土壤形成的时候是一层一层的，但是挖个坑埋回去会破坏、扰乱这种层次，一旦被专业人员发现土层出了问题，自然就会被识破。还有人会说，那我把整个土层都破坏掉不留证据不就完了？对不起，这违反了考古工作的原则，同样是不予认可的。考古学的本质，是对信息的记录，如果破坏了这种信息，那就和盗墓没什么区别了。

当然，这个规则有时候也会产生例外：微观层面看，土壤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很多小生物，大到鼹鼠、小到蚯蚓，都会在土壤里面打洞生活，有时候，一些细小的物件会因为这些动物的活动，移动到不属于自己原时代的地层。比如考古学家曾经在距离今天9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小麦种子，这显然和大概四五千年前小麦才传入中原的学术观点相违背，后来考古学家将小麦种子做了一次碳十四测年，结论是不超过距今800年。最大的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正好提到了碳十四测年，其实在考古学中，科学测年法是一种判定物体绝对年代的方法，而不是文物真伪鉴定的方法，而且还存在一定的使用场景限制，比如需要取样、存在误差等等，在很多“西方伪史论”口中，科学测年法成了绝对标准，这其实是对科学测年法的滥用。

总结一下，我们就能发现考古学的很多规则，比如我们在文化层中发现的文物、文化堆积等等，绝大部分属于文化层形成的那个历史年代，极少数例外考古学自身也可以发现并且纠正。由于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情况不同，所以考古学是在先发现文物这些“客观存在”的基础上，解释形成这些“客观存在”的原因和背后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而不是要用现代社会形成的“俺寻思”来推翻发现的“客观存在”。考古出土的文物，其真实性可以用考古报告、考古简报等学术作品，作为其真实性的依据，根本不需要大众意义上的“辨伪”，反而“西方伪史论”提出的各种“俺寻思”，需要足够的科学性才能称之为“合理”，而河清教授那种直接否定考古学的态度，只能说是耍流氓，根本称不上是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