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捞的收藏与鉴赏》-第六章 海捞的日本瓷器（1）

《海捞的收藏与鉴赏》-第六章 海捞的日本瓷器（1）

陈逸民  陈莺

6 海捞的日本瓷器

在沉船中出水的海捞瓷器中，不仅有中国的瓷器，也有日本的瓷器。不过要说明的是，海捞的日本瓷器，并不是说一定产自于日本，多数可能是中国出口的瓷器，只不过这些瓷器的纹饰或器型带有明显的日本风格，因为在中日交往的历史中，中国瓷器的出口相当一部分是输往近邻的日本，而为了在日本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些适应日本风格的中国瓷器也就应运而生。图6-1就是一件陈列在香港茶具博物馆的明代外销的日本式青花提梁壶。这类瓷器我们把它归类在日本瓷器中进行探讨，主要着重于它们的输出地和中日两国在陶瓷史上的交流和合作的研究。

6-1 明外销瓷日本式青花提梁壶

这类瓷器的器型可以以中国风格为主，但带有明显的日本情调的瓷器器型。有的产自于日本，有的则产自于中国。比如著名的伊万里瓷原自在日本生产的瓷器，后来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国景德镇窑的产品。学者甘雪梨就在《中国外销瓷》一书中说“伊万里瓷用釉下蓝彩装饰，一般在景德镇制造。”至所以伊万里瓷能引起中国陶瓷的模仿，其原因在于明清之际的战乱。当战乱和清初的海禁使得中国瓷器的出口受到极大影响时，日本的陶瓷艺人在九洲港口伊万里生产了带有明显日本风格的瓷器远销欧洲，以至于恢复后的中国瓷业不得不模仿这种风格重新占领失去的市场。而日本陶瓷的这种模仿和创新，它们对中国陶瓷发展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引起中国陶瓷界足够的研究和认真的思索，而海捞日本式瓷器的出水，可能会填补这一空白，因为这些日本式瓷器的器型和纹饰，不仅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格，而这种异域风格却有着相同的东方风情，这种东方风情，同样能获得欧美市场的青睐，以致当中国的战乱极大地影响陶瓷的生产和出口时，日本瓷器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占领原本是中国瓷器的市场。

把日本伊万里窑的青花瓷和中国景德镇窑的青花瓷作一比较是完全必要的。尽管日本的研究者在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时，总是把中国的景德镇窑瓷器放在前面，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的青花瓷无论在器型、纹饰和青花发色上，一定完全超过日本的伊万里窑瓷器。

6-2日本瓷器和中国瓷器的对比

图6-2是将日本伊万里窑瓷器和中国景德镇窑瓷器放在一起展出时的对比。两组瓷器都是青花瓷，左边的一组是青花菱口盘，右边的一组是青花龙纹盘。

我们先来讨论左边的一组青花瓷器。这两件瓷器的图案都是在日本被称为“芙蓉手”的装饰纹样，也就是盘沿装饰有开光图案的“克拉克瓷”。这类装饰图案，大多制作于中国明朝末年，除盘沿开光外，盘外壁也往往绘有划分区域的几何图案。从万历至崇祯，这类克拉克瓷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主打产品。（图6-3中国景德镇窑出口日本的青花菱口盘）由于崇祯末年的动乱导致制瓷业的衰亡，原本向中国订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转而向日本的伊万里窑订购相似的青花瓷器（图6-4日本伊万里窑青花瓷盘），再从日本大量出口到东南亚以及欧洲地区。把这两件瓷器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它们的器型都是菱口盘；图案都是盘沿为开光纹样，盘心才是主要纹饰；青花发色都是蓝中带灰；而从展出时这两个盘子的对比图（图6-5中日青花盘对比）上明显可以看出，其盘外壁的几何图案也十分类似。据研究者日本的伊万里研究家小木一良介绍：其中的图6-4小盘十分的有意思，“它的背面被分成四个区域，名个区域分别被写成阿拉伯数字的1、2、3、4，这四个数字可以被认为是由当时的订货人荷兰东印度公司把器皿的纹样分割为四部分，在画稿中作为记号而写入的数字，这个作为记号而写入的数字，在伊万里也被错当成绘画纹样原封不动地被描摹在器皿上。作为了解中国—日本—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关联关系的佐证，这是意义深远的一例作品。”

6-3中国景德镇窑青花菱口盘

6-4日本伊万里窑青花瓷盘

6-5中日青花盘对比

从这样的一件日本式青花瓷器上，中国的研究者应该明白，青花瓷器上出现阿拉伯数字是完全可能的，千万不能把出现阿拉伯数字的青花瓷器定为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