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回报老师 理应善待学生

【对我们有恩的人，大部分无以回报，例如老师。我们只能、而且应该将老师/前辈的善传给学生】

1983年至1985年，张安中老师是我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研究生导师。

1984年秋天开始，在张老师支持下，我申请美国的研究生。张老师不仅自己写推荐信，而且帮我联系她父亲的朋友、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先生面谈，之后冯先生也给我写推荐信。美国斯坦福大学药理系主任Avram Goldstein来访，张老师也让我参与接待，有一天（或半天）是我陪同Goldstein夫妇，还陪他们去看过演出，得以与他们更多交流科学。Goldstein后来也给我写推荐信。

张老师的支持，在当时和现在都难能可贵。很多老师不愿意自己的学生离开，特别是好学生。1980年代很多老师刚刚有研究生，也不管学生的好坏都不愿意他们离开，因为需要开始研究工作。张老师并非认为我是差生而巴不得我早早离开，她真心实意直接帮助我去美国读研究生。

后来职业中，我谨记师恩，把老师曾经给予的善意、关爱、指引传下去：支持学生，（广义的学生，不是拉帮结派），把正心诚意求真探索的科学精神传承下去，让学生在守正的道路上迈进，也是对张老师的承恩。

1985年，我去美国之前，可能给张老师制了一张生日贺卡，之后收到张老师回信：“迈进新的生活，年轻和富有信心已经功成一半”。

我于8月14日到美国旧金山，张老师让人先带信到了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

下一封可能是1985或1986年，那时我还因为既吃不惯美国食物、自己又无能而无可奈何，张老师居然教我做菜，虽然恐怕她一辈子也很少做。

信中提到到Eric Simon是美国纽约大学教授，1973年证明脑内有鸦片受体的三个实验室之一。

张老师不仅支持我，也帮助其他年轻人出国，而不惜“我们的年轻人已快走光了”。

那段时间，我们国家的发展、我国大学的发展、各个实验室的发展，都经历过痛苦、矛盾。

有张安中老师这样的大气、长远观，对年轻人无私的帮助，才有我们很多人的今天、才有我国大学今天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