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琪轩：为什么人类暴力水平呈下降趋势？

斯密的乐观主义情绪影响深远。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展示了人类社会的“平靖进程”（pacification process）。平克展示：从长时段来看，人类社会的暴力水平呈下降趋势。在“无政府社会”，人类曾经历暴力横行时代。大量考古发现：在只有村庄和部落的社会，人类暴力的死亡率是15%，男性间的暴力死亡率乃至达到25%。在公元前14000年到公元1770年，人类平均暴力死亡率是15%；到21世纪初，西欧年均凶杀率降到十万分之一。平克向世人展示，原本充满血腥和暴力的人类历史变得越来越和平和安宁。

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平靖进程”日益显著，体现为两个方面，即：“大国罕有战事”“国家罕有消亡”。二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平靖进程”的第一个变化是“大国罕有战事”。从1500年到2000年，大国交战时段占总时段的比重（交战时段从占总时段75%的比重降至趋近于零）、大国战争持续年数（从高峰时期的12年降至趋近于零）都在显著下降。战争死亡人数在二战时期达到高峰，但是到2000年时，战争死亡人数却低于历史上任何时期。在非国家形态社会，每10万人中，每年有500多人死于战争；而即便遭遇世界大战蹂躏的德国、日本、苏联，每10万人中的年均战争死亡率降至130人左右。因此，如果按死亡人数比重而非绝对数量来看，在20世纪战争人口伤亡高峰时期，其死亡比重仍远远低于历史上的均值。从大国参与战争的频率及伤亡来看，二者几乎均降到零。世界经历了一个“大国罕有战事”的时代。

二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平靖进程”的第二个变化是：“国家罕有消亡”。国际关系史上，国家消亡的概率很高。公元990年，欧洲存在数千个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到公元1550年，只剩下500余个；到1780年，仅剩100个左右。其中，世界政治中小国的消亡率尤其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消亡几率出现重大变迁。1945年到1995年间，国家消亡的主要案例是：两德的统一、苏联的崩溃、前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而这四个消亡的国家，没有一个是由于征服和扩张引起的。1945年以后，没有任何一个经联合国承认的独立国家遭征服而灭国。研究“国家消亡”（state death）的学者展示：1945年以后的世界，已经难以找到因为暴力与征服而消亡的国家。“国家罕有消亡”是世界政治“平靖进程”的又一重要体现。概言之，人类社会的暴力水平在显著下降。

世界贸易组织（WTO）一直倡导自由贸易理念，其官方网站列举了自由贸易的十大优点：第一，国际贸易促进了世界和平；第二，国际贸易有利于纠纷的解决；第三，基于规则的体系让人们生活更便利；第四，自由贸易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成本；第五，自由贸易让消费者可以选择不同层次的产品，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第六，贸易增加了民众的收入；第七，贸易促进了增长和就业；第八，自由贸易让经济运行更有效率，也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成本；第九，自由贸易让政府免于受特殊利益集团操控；第十，自由贸易促进良治。世贸组织罗列的这些优点显然很好地继承了斯密的衣钵。后来的自由主义学者强调自由贸易不仅能带来经济收益，还能带来显著的政治收益。

斯密在《国富论》上卷的《城市商业怎样对乡村改良做出贡献》这一章就大加歌颂商业和制造业发展给乡村带来了秩序和良好的治理，也给乡村带来了个人自由和安全。在传统乡村，大地主豢养着大批侍从，也掌控着诸多佃农。这些人对大地主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此时，大地主在乡村恣意妄为、专横跋扈，整个乡村陷入“暴力、抢劫和混乱的场面”，是乱象横生的渊薮。但随着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大地主“或许是为了一对钻石纽扣”，或许“为了只适合于做儿童玩具”这样无足轻重的小玩意儿，“为了满足最幼稚、最无价值和最卑鄙的虚荣心，他们逐渐地用他们的全部权力和权威来进行交易”。侍从变得独立，佃农被遣散，基于自利之心的地主让侍从与佃农摆脱了对自身的人身依附，也变得再也不能扰乱乡村的治安了。对公共福利至关重要的大变革就这样产生了。大地主并无先见之明，他们“丝毫没有为公众服务的意图，大地主的唯一动机就是满足最幼稚的虚荣心。”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是，大地主交出了权力，乡村日益安定有序。商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乡村失序，还有助于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在南亚国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常常爆发种族与宗教冲突，但一些地区却享有更多和平。有研究者发现：更和平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贸易港口。从中世纪开始，印度教徒需要在印度洋做生意，他们需要海外贸易渠道。由于熟悉朝圣路线，穆斯林为印度教徒提供了重要海外贸易网络和渠道。两个群体彼此为对方提供了互补的，对方难以复制的服务。他们长期混居，也形成了种族宽容的文化。尽管欧洲人的到来破坏了当代居民的贸易主导地位，但这里的种族宽容文化却发挥着持续影响。在1850年至1950年，这些地区的种族骚乱是其他地区的五分之一；在1950年到1995年，这些地区的种族骚乱是其他地区的二分之一。

斯密指出，各国国民被教导说：“他们的利益在于使所有的邻国变穷。每一个国家都变得用嫉妒的目光去看待和自己有商业往来的一切国家的繁荣，认为它们的利得就是自己的损失。在国家之间也像在个人之间一样，商业本来自然应当成为联合和友谊的纽带，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争论和仇恨的最容易产生的源泉。”斯密认为流行的看法是危险的、有害的，他用积极的心态看待邻国的财富。“邻国的财富在战争和政治中虽然可能是危险的，在贸易中都是肯定有利的。在敌对状态中，它可能使我们的敌人所维持的海陆军优于我们自己的海陆军；但在和平商业状态中，财富一定能使它们为我们自己产业的直接产品或用这种产品交换来的东西提供更好的市场，交换更大的价值。正如一个富人能比一个穷人成为邻近劳动人民的更好的顾客一样，一个富国也是如此。”富裕的邻国为我们自己提供了一个广大的市场。“一个富国的制造商无疑地可能是邻国制造商的非常危险的竞争者。然而，这种竞争对人民大众是有利的；此外，还从这样一个国家的巨大支出对他们在其他方面提供的良好市场而大为获利。”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市场规模不仅有国内的，还有海外的。富裕的邻国也构成自己国家的海外市场规模，也会让自身从彼此分工中增进效率，获得收益。

通过贸易，各国利益交织在一起，成为利益共同体。这就是后来学者发展出来的“贸易和平论”。这一理论从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来考察国家间的纷争与合作。理查德·罗斯克莱斯（Richard Rosecrance）指出：随着世界贸易的增加，世界政治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以往强调军事征服、领土占领的“军事—政治世界”，开始变成“贸易世界”。在贸易日趋重要的时候，各国更加强调通过贸易来增强自身的实力，国家也变成了“贸易国家”。以往国家需要通过军事征服获得国家利益，现在国家依靠自由无碍地与他国进行经济交换就能实现国家利益。国家间对贸易的重视和偏好在日益上升，跨国经济联系构成了一项重要利益。国家之间的贸易让众多利益团体获得巨大好处，也使这些利益团体的影响力得到增强。它们积极行动，维护和平，促进贸易。不仅如此，即便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不高，但如果双方都是其他大国的重要贸易伙伴，那么其他大国会积极介入，防止这两个经济联系比较低的国家发生战争。有研究者就展示中美洲国家之间尽管贸易水平低，但海外贸易编织的“大网”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让作为第三方的其他大国愿意出面，维系中美洲内部的和平。持“贸易和平论”理念的学者认识到了贸易会使各国利益绑定在一起，这使得支持和平的因素发展壮大。为何人类暴力水平呈下降趋势？斯密的追随者会认为因为世界各地的贸易呈上升趋势，让大家都乐于通过“交易”而非“暴力”来获益，贸易是通往和平的桥梁。

斯密的追随者与斯密本人相比，是更为教条的自由贸易论者；而且他们肯定是更为热烈的和平主义者。对世界政治经历的“和平化”进程，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其中在马克思、列宁的论著中都能找到对此的质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24章中对当时的“自由贸易”极尽嘲讽，当时正值奴隶贸易鼎盛时期，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欧洲商业扩展的历史血腥暴力，最平常不过的贸易也充满着赌博、暴力和冒险。马克思主义者还看到，贸易扩展伴随世界各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争夺加剧，进而可能激化各国竞争与冲突。对此，我们会在第五、六章展开论述。此外，美国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等人以及诸多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斯密的乐观主义持相当怀疑的态度。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会从大国的能力与意愿变化来解释。技术变迁，尤其是在“核革命”后，大国确保自身安全的能力更强，使得“大国罕有战事”。得益于技术变迁，大国利益半径扩大，即便距离遥远地域的变化也与自身息息相关，大国保障遥远利益的意愿提升；同时，技术变迁扩大了大国的权力投射，让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保障体系稳定的能力更强，致使“国家罕见消亡”。在20世纪50年代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以后，冷战中的对手美苏联手合作支持埃及，英法两大国被迫妥协。

关于自由贸易与和平的关联。国际关系学者常常提出的异常案例就是19世纪末的德国。19世纪末，德国和美国的崛起冲击到英国的霸权。随着德国的经济成长、产业升级，德国对外贸易量激增。1875—1895年，德国产品的出口总值实现了30%的增长。此后，德国出口增长加速，1890—1913年，德国出口额增加了两倍，使德国出口接近英国水平。从世界贸易份额来看，德国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在稳步上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20.2%。1872年，德国制成品只占出口商品总额的44%；而到了190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了62%。如果说这是德国单方面贸易增长的情况，那么从各国贸易的相互依存情况来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大国之间经济相互依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就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情况而言，一战爆发前的几年，德国占38%，英国占52%，法国占54%，它们之间相互展开贸易。英德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尤其突出，英国为德国提供了五分之一的原材料、食品。伦敦为德国贸易融资，英国银行为德国商船提供担保。一战前，英德两国贸易总额超过了英法贸易总额；1905年到1913年，英国与俄国的贸易仅为英德贸易的一半；英国还是德国最重要的市场之一，1913年，德国14.2%的出口商品输往英国。但是我们看到，德国和英国较高的贸易水平并没有阻止大战的爆发。

德国的贸易增长，激起了霸权国家英国的敌对。因为德国的大量出口严重冲击了英国的产业利益。1913年，世界制成品出口的60%来自欧洲的三个国家：英国、德国与法国。这三个国家同时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力。一战中有超过1500万人死亡，除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参战国经济都遭受巨大损失。商业自由主义尤其关注贸易以及商业对和平的促进作用。他们认为，国际贸易为世界带来了繁荣与和谐。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者对此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常常加剧纷争，于和平无益。

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通过自身市场吸收了其迅速扩大的产出，从而缓和了海外扩张的痛苦。相比之下，美国依靠国内市场的经济成长模式，使得美国能在这一时期把大部分经济能量用于拓展自身广阔的国内市场。因此，英国等国家对美国的威胁感知远远比德国要小。当德国与英国从经济竞争走向战争时，美国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相对较少，依靠国内市场实现了经济成长与产业升级，避免了和英国发生直接冲突，最终取代了英国的世界霸权。

有研究指出：高度的相互依赖既不必然导致战争，也不必然带来和平；其具体走向取决于双方对贸易的预期。只有当国家对未来贸易预期是积极的时候，较高相互依赖程度才会是和平导向的。但问题是，大国之间是否会持续保持高度相互依赖的意愿？我们知道，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深刻影响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脆弱性和敏感性。而这种脆弱性和敏感性在大国之间尤其明显。还有研究对1870—1938年间的国际冲突做了检验并发现：从统计上看，当双方经济依存度从较低走向中等强度时，冲突的概率在逐渐减低，这似乎印证了贸易和平论；但是当双方经济依存度从中等强度走向紧密联系时，双方爆发冲突的概率也随之上升。因此，这是一个倒U型的曲线。还有研究者对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末的数据进行了统计检验，发现随着两个国家贸易联系的增加，两国间军事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在增加。贸易和平论是一个幻象。有研究者发现，不是贸易，而是自由贸易促成了和平。自由贸易促成和平的一项关键因素在于：国家通过树立贸易壁垒，保护国内产业成长，尽管这样做也可能提升对外贸易总量，但是贸易保护会增强国内保护主义力量，这个群体往往是支持战争的力量。反之，如果国家通过自由贸易来提升贸易总量，则会改变国内利益集团力量对比，自由贸易派就是代表和平的力量。如果提升自由贸易水平，国内集团力量的此消彼长会加强和平力量，促进和平。因此，和平不仅取决于贸易，而且取决于贸易的性质。一战前的德国尽管有着巨大的贸易量，但是它是在保护主义下的贸易，因而也更容易引发对外冲突与战争。

此外，开放不仅包括商品的自由流动，还包括资本的自由流动。那么，或许有人会问，如果实施开放政策，资本大量留出本国的话，会不会影响国家安全？斯密的回答是不会。因为商人不会舍近求远，他们更倾向于投资国内，因为他们更熟悉国内的环境，也更了解国内的法律。“在利润相等或接近相等的情况下，每一个批发商自然宁愿从事国内贸易而不愿从事对外消费贸易，宁愿从事对外消费贸易而不愿从事贩运贸易。在国内贸易中，不会像在对外消费贸易中常常发生的情形那样，资本长期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他能更好地了解自己所信托的人的品德和处境；如果他受到欺骗，他也更了解必须向它寻求救济的本国法律。”因此，同等情况下，商人愿意将资本留在国内。通过“看不见的手”，自由的经济政策不仅不会妨害国家安全，反而有利于国防。自利的商人会优先考虑投资国内，这样会阻挠资金外流，促进国家安全。同时，能够“用脚投票”的商人会约束政府的恣意妄为，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国内治理水平。因此，“由于每一个人力图尽可能地使用他的资本去支持本国劳动，并指引劳动产品具有最大的价值，所以他必然是在力图使社会的年收入尽可能大。诚然，一般说来，他无意去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公共利益。他宁愿支持本国劳动而不支持外国劳动，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国防依赖国家财富，而斯密认为理性的个人愿意将资本留在国内。因此，开放带来了诸多好处，包括繁荣、和平与安全。

当然，斯密的假定是“同等情况下，商人愿意将资本留在国内”。恰恰各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不是在“同等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金融创新以及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使得墨西哥的总统们把横征暴敛得来的财富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避免比索贬值的冲击。何塞·波蒂略（José Pacheco）总统及其亲属将他们的资金从墨西哥大规模转移到海外，给墨西哥经济带来致命性打击。这些资本主要流向美国，投资于房地产和金融资产。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大量的资金撤到了美国。1997年3月到1998年，世界各地流向美国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达到3200多亿美元。这导致1998年，韩国的GDP下降5.8%，印度尼西亚和泰国GDP下降约10%，而美国的GDP增长则为4.3%。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冰岛宣布破产；而美国却是危机中最先恢复的国家。不仅如此，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能以较低的利率从世界各地借来大量资金。美国政府比墨西哥的政府更透明，美国的金融系统比亚洲的金融系统更完善。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体量更大，使得它在金融危机中有更大的回旋余地。美国享有的这些优势不是其他国家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当遥远国度的民众发现并非投资国内最安全，收益最高。那么，他们是否还更加偏爱对本国的投资？这样的开放是否还能保障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安全？

不仅对资本的开放如此，对贸易的开放也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展示美国如何通过贸易把夏威夷变成其附庸。我们先来看17—19世纪爱尔兰参与国际贸易的例子。

17世纪，随着英国人口的增长，对肉类需求不断增大，英国开始大规模从爱尔兰进口牛肉。参与国际贸易的爱尔兰地主开始改变土地的用途，原本种植燕麦的土地变为了养牛场。从17世纪中叶开始，爱尔兰每年向英国出口6万头牛，占爱尔兰出口总额的75%。如此一来，肉类从爱尔兰民众的饮食中消失了，他们开始吃素，由此引发了爱尔兰的叛乱。处死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同样用铁血手腕镇压了爱尔兰叛乱，并屠杀、流放了众多爱尔兰人，使得爱尔兰人口锐减至90万。以前爱尔兰人吃燕麦，而由于马铃薯提供的热量更高，他们开始种植马铃薯。这样的变化使得释放出的土地可以用来养牛，以参与对英贸易。18世纪上半期，爱尔兰人消耗的食品中有一半是马铃薯，而牛肉都用于出口。

1784年，英国又向爱尔兰开放了粮食进口市场，爱尔兰的出口又开始转变，它变成了粮食出口国。19世纪的时候，爱尔兰的粮食出口是其进口额的10倍，英国的粮食的一半由爱尔兰供应。爱尔兰的经济再度随对英贸易而转型。为了种植更多的粮食，爱尔兰的地主把牛和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当年是牛驱赶了人，现在是粮食驱赶了牛和人。农民只有小块的荒地种植高热量的马铃薯以维持生计。从1845年到1849年，爱尔兰出现了马铃薯枯萎病。长期吃素的农民原本就体质虚弱，此时更难以抵御大饥荒的冲击。这次大饥荒夺取了上百万爱尔兰人的生命。而这一时期，爱尔兰出口到英国的粮食却增多了。因此，自由贸易并非总是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时它的作用恰恰相反。

当然，斯密也并不是开放的教条主义，他指出自由贸易会有几个例外。他说：“当航海法制定时，英格兰和荷兰虽然实际上没有作战，可是在两国间存在最激烈的仇恨。”因此，“由于国防比国家富裕更重要，航海法或许是英格兰所有商业法规中最明智的一种”。斯密也承认：在某些时候，自由贸易需要为安全让路。只不过斯密将安全压倒贸易的情形视为例外。

此外斯密还指出：“如果立即全部取消高关税和进口禁令，廉价的外国同类货物可能迅速涌入本国市场，使成千上万的本国人民全部立即失去普通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资料。这样造成的混乱可能是十分巨大的。”所以，即便要走向自由贸易，也要减少这一过程带来的混乱和损失。这样的想法也被后来世界贸易组织的例外条款所采纳。如果遇到严重的开工不足、工人失业以及企业亏损等情况，世贸组织允许成员国实施暂时性的进口限制或提高关税。不过，斯密相信这只是权宜之计。长期来看，国家还是要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因为斯密假定工作转换很容易。“大部分的制造业都有其他附带的制造业，性质相似，一个工人很容易从其中的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事实上，伴随当今各国的产业升级，对工人的专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制造工人在上岗前往往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与培训。因此，岗位转变也变得不那么容易。20世纪以后，资本的专属性和劳动力的专属性都在提高，资本与劳动力在不同行业之间的流动性降低了。当底特律的汽车厂倒闭以后，一名汽车厂的工人已难以变成一名飞机厂的工人。因此，当工人在不同岗位之间流动性降低时，自由贸易往往引发大量的政治冲突。随着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工人转岗并非如斯密假定得那么容易。因而自由贸易带来的工人工资下降、失业等问题就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府不得不面临的难题。

斯密称英国为“小店主国家”（nation of shopkeepers）。这一称呼流行至今。而当那些小店主变成大厂商以后，他的论述是否还有生命力？后来不少学者，如马克思、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以及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都宣布了亚当·斯密完全竞争的世界随着岁月的流逝已变得不再适用。因为大型公司出现了，强大工会也随之出现，规模经济也在改变政治经济领域的运行规则。不管斯密受到多少挑战，斯密及其《国富论》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产生了持久的、深远的影响。不少论著和书籍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采用形形色色的方法，而它们不过是在重复斯密的结论或者政策推论。例如，分工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改进；仰仗人的自利之心就能促成公共利益的实现；自由放任比政府管制更能推动经济繁荣；竞争会带来良好的绩效；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等。马尔萨斯继承了斯密的自由放任，即使是面对贫困人口，马尔萨斯仍坚持不要政府救济。因为马尔萨斯认为一旦政府展开对贫困人口的救济，结果会变得更糟。斯密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是乐观的，但是马尔萨斯的预言却是悲观的。

选自黄琪轩《政治经济学的智慧》，上海三联书店（here此间学人丛书），第96-111页。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