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中国：第二个千禧年（1001-2000）全球史的第一个带路者

学人君2025年08月22日约 14 分钟

文 | 刘火，作者授权发布

蒙/元迅速崛起与疯狂扩张，是世界进入第二个千禧年到大航时代前500年间（十一世纪至十六世纪）最重要世界性事件。从某种角度讲（如扩张土地和种族迁徙），蒙/元的扩张远比“十字军东征（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更为震撼世界。在西，欧洲人后称“黄祸”，在东，日本人称“蒙古袭来”或“元寇”。蒙/元的崛起和扩张，极大地改变和重塑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和地理版图。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正是这扩张，东西间第一次实现了互通。法国史学家勒内·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汉译，中华书局，1989）和瑞典史学家多桑的《多桑蒙古史》（冯承钧汉译，193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即持这种观点。就中国本身来讲，由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凿空的西域、波斯到汉唐的“丝绸之路”（依传统说法）），第一次在蒙元的统治下实现了真正的互通。或者说，蒙元的这种西征、东讨、南收，事实上开启了第二个千禧年的第一次全球史（自二十世纪后期至二十一世纪的当下，被普遍认为是“全球化”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四印，作者藏书）

一

蒙/元的崛起，并非突然，而是中国北方草原民族与汉地民族自唐之后的不断交锋和不断融合的结果。这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下简称《辽西夏金元史》）讲得比较清楚。

自秦后，中国大一统和中原政权为正朔的观念行为，一、在帝王和精英中根深蒂固，二、为史家奉为圭臬。但，这并非是事实。秦统六国，中华的政权由西边入主。汉时，受北边和西北边民族侵扰。自南北朝后，中华的政权由北边入主。李唐帝国于七世纪初期建立起来的中央政权即是由北向南扩张的，或者说李唐王朝是一个南北东西合为一体的中原政权。自李唐始，中国中央政权的不再是由西向东扩张，而是由北向南扩张直到清。李唐王朝于九世纪末崩坍，自五代十国（907）到十三世纪（1271）的三百年间，中华进入了它的中古史最为重要的时期。南北政权共存、地理版图各自。这一时期里，正如《辽西夏金元史》傅海波、崔瑞德《导言》所说：在中华和整个东亚“出现在一个正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世界中”。

五代十国的六十年间，无论北方五代还是南方的十国，其基本的制度和文化脉络尚有唐的元素和痕迹，由北周过渡到宋，中国的历史为之一变，从汉唐的上古走进了两宋、辽、西夏、金、元的中古，而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南北政权的分治。而这一南北政权的分治与东汉末到两晋期间的北（曹）、南（孙）、西（刘）三国完全不一。三国和南北朝是由汉族为主体或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两汉分裂而来的，而两宋、辽、西夏、金、元的400年则是中原和南边的汉族与北、西北民族各自建立的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南北分治。由于大一统和中原政权为正朔的观念行为，对于中华史家来讲，蒙/元史有许多讳莫如深的历史面相难与言说。不过，元朝一百年间，却写下了《辽史》116卷、《金史》135卷、《宋史》496卷，其中《宋史》最为浩繁芜杂，字数高达500万字，为“二十四史”之最。这是一桩史学书写的奇迹。当然，奇迹之中也有缺陷。那就是与北南两宋出现的与辽、金基本上共存的西夏，却没有单独成为正史。西夏只活在《宋史》的《列传第二百四十四·外国一·夏国上》、《列传第二百四十五·外国二·夏国下》和《辽史》的《列传第四十五·二国外记·高丽/西夏》里。这样的历史叙事，被主流史学界认同。如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将西夏附属于《宋·辽·金时期》（1982，中国地图出版社），如197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完全没有西夏的影子，系年两宋时，北宋与辽合叙（960-1127），南宋与金合叙（1127-1276）。关于西夏，《辽西夏金元史》讲“907年唐朝覆亡后的一个多世纪内，位于今陕西北部和甘肃境内的党项人牢牢地掌握住了他们在晚唐时获得的地区性权力，并进而建立了自己的西夏帝国，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了两个多世纪。”

历史的还原在《辽西夏金元史》的北方与西北方建立的具有国家性质即具有现代意义所说的国家性质的政权开始。由此，《辽西夏金元史》开宗明义地写道：北方和西北方的这四个政权（辽、西夏、金、蒙元）即“通常受到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的消极对待，它们都被视为中国历史大转弯处的阻碍。每一个政权都由一个非汉族人的统治集团所建立，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它们都统治过一个包括众多汉族人在内的多民族的国家，并且控制了曾由汉族人长期统治的广大地区。这每一个政权，都向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至上观及其国际秩序观提出了挑战。然而，这些政权显然都取得了成功。” 《辽西夏金元史》基于这样一个铁定的历史，并基于二战后中外史家对这四个政权与两宋关系的材料的新发现和新研究，将辽、西夏、金、元并称并存。

二

这一历史叙事，试图回到历史的“在（现）场”。

先说辽。辽是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是一个“比汉、唐以外任何一个先前的中国王朝存在的时间都长”。契丹的历史可追述到公元四世纪，到906年，阿保机建立“辽”始到被金灭的1124年，辽存活了两百年！其间最重要的事件是，1004年与北宋签订了“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主要内容包括：1、宋朝每年提供给辽朝绢20万匹和银10万两；2、边界应当认真划分（火案，以今保定白河沟为界确定了宋辽之间的国界）；3、双方应当采取严格措施制止对边界的非法侵入，任何一方不得对另一方耕种土地进行侵扰；4、任何一方不得对逃犯提供庇护；5、可以对边界现存要塞进行修整等。最重要的是，因“澶渊之盟”，辽与宋，从此彼此以“南朝”和“北朝”称呼对方，为宋/辽之后的一百多年创造了持久的和平局面，直到辽灭金代后北宋亡的“靖康之难”（1126）。此时的辽，疆界包括：东至今海参崴西至今阿尔泰山脉、北到今贝加尔湖南至今北京大同（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区域为后来的金和再后来蒙/元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地域疆界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也奠定了蒙/元文化得以转型的基础。由此，多说一句：“中国”今天的英文“Chian”。关于这个英文单词“Chian”，由于近代广东最先与西方接触，粤语“瓷器”代替了中国，而粤语“瓷器”的音chian，按传统的说法，chian前“c”小写是瓷器，chian前“c”大写“Chian”就是中国。随着对辽的研究，特别是对语源学主要指契丹语的研究，今天对“Chian”的语源便有了新说法。在《辽西夏金元史》里“以Kitaia 、 Cathaia 或 Cathay 等形式，在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的代称”，《辽西夏金元史》进一步说“在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语世界中，至今还用这个称呼来称中国。”事实是，有语言学家研究，“Chian”是契丹语Cathaia 或 Cathay的转写。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得感谢契丹一族所建立的辽这样一个帝国。

再说金。金帝国是由女真人建立的。按照《辽西夏金元史》的说法，通古斯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出现在世界历史上”，而且“女真人建的金朝虽然覆亡，这些通古斯部落却没有随之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几个世纪以后，女真人的直系后人满州人，重振了他们先辈的业绩……征服了整个中国。”《清史稿·卷一·太祖本纪》有 “努尔哈赤，其先盖金遗部”（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本），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子孙入主中原后，考虑到对南方尤其是对明留下的汉族政权和汉人臣民的管制，不再以先祖金为正朔，而以元、明为正朔。金的疆界不仅继承了辽在东北的疆界，而且把向南的疆界推到了淮河以北。也就是说，与此相存的南宋已不再是中原王朝，而像一个四世纪初的“永嘉南渡”的南方政权。此时中原文化的代言人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全部或部分包括汉唐北宋的京城西安、洛阳、开封在内，都是金帝国的属地（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而南宋的京城时尔今南京时尔今杭州最终以杭州作为“临安”。此时的南宋，别说重振北宋帝国的疆界，连想恢复北宋与辽的平等关系都极其艰难。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不同，金与它取代的辽，汉化程度都很高。辽的法律体系，基本上按唐律。金代辽后，其行政体制以部落和辽制混合，但很快就以汉制取代了“双规制”。科举也于1123 年进行。无论行政体制还是文化制度，《辽西夏金元史》写道1142年之后，“金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中国正统的王朝”。

《西夏金元史》，可能限于篇幅，很少谈及至辽金的文学艺术。但在《金朝》一章里，专门劈一小节《学术、文学和艺术》。在文学里，《辽西夏金元史》有两点值得后人学术上的深思。一是，金朝对十一世纪北宋著名文人的尊崇，像欧阳修、苏轼、司马光、黄庭坚等特别对苏东坡的特别推崇，显示出了金朝的社会风尚。二是，专门介绍了元好问编的《中州集》。并特别指出，《中州集》不仅是一部诗集，同时也是一部极具历史价值的重要著作。今天，我们观《中州集》，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州集》共录金人249人2000多首诗。249人，多数是原中原一地的汉人，甚至有南宋蜀地诗人。如甲集第一所录的第一位诗宇文虚中就是成都人。元好问（1190-1257）为北魏鲜卑后裔，元好问时已入中原600年，完全汉化。今人根据是元时印行的《元遗山集》为主的元好问存集等校勘的《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上下两部，无论从篇计还是100多万字数（含校勘），都可算得上皇皇巨著。今熟知的《西厢记》是元人王实甫的《西厢记》，事实上，王的《西厢记》是在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起步的。阎凤梧主编的《全辽金文》（三卷本，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更可以看到金朝文化对于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变化和更新。尽管《辽西夏金元史》并没有提及到些资料。但是，《辽西夏金元史》对元好问则给予极高的赞美：“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哪一首诗曾像元好问和他的同时代人在金朝最终覆亡的1233年所写的那样散发出如此绝望和无助的气息”。《辽西夏金元史》没有提及这首诗的是哪首诗，笔者只能猜是否是这首：“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元好问全集·卷八·七律·岐阳三首·其二》）我们还知道一个重要史实，那就是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正是金开始建的金朝首都金中都。紧接着是元大都，然后是明永乐建的北京城。除短暂的南京为中国首都外，金朝建的首都北京，已有近900年的历史（1153-2025）！

如果按照所谓汉族或中原政权的正朔观来看，辽、金的历史将不能进入在中国自辽史后历史名册里。但是，历史并非某种观念的操作，而是回到历史的现场，让历史的若干大事件和无数多细节的现场回答。这种面对历史的“在（现）场”的历史叙事，应当是重写历史的应遵循的基本法则。

西夏，其疆界东至今榆林西至今玉门关、北到今内蒙额济纳旗黑水南到今兰州。元朝不承认它为中华的正朔之一，《中国历史地图集》把西夏列入辽与北宋的附录，《中国历史年代简表》压根就看不到有西夏这样一个帝王的纪年。《辽西夏金元史》除了还原西夏的地位，事实是重构了西夏的地位。《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西夏·概述》里开宗明义：“12世纪中叶，是西夏（约982-1227年）统治的鼎盛时期，此时，西夏的疆域囊括了鄂尔多斯和甘肃走廊地区。在东北部，其国土沿黄河与金朝相邻；在西方，延伸到了敦煌至玉门以外的地区；在北方，到达了戈壁南缘的额济纳（黑城）；而在南方，则抵达了青海湖畔的西宁和兰州城。西夏的首都中兴位于黄河沿岸的贺兰山脚下，党项皇帝通过首都，统治着全国三百多万人口。除了作为主体民族的党项人之外，西夏的臣民包括汉、吐蕃、回鹘以及形形色色的羌人和突厥人的族群”。《辽西夏金元史》，不仅回答了西夏的起源和发展，更还原了西夏作为独立帝国与辽和与宋的关系。西夏先周旋于辽与北宋、后周旋于金与南宋之间，从来没有被两宋和辽/金所臣。蒙古人迈向中亚、西亚、中东和欧洲的关键和开端，正是1227年成吉思汗灭西夏开始的。笔者到过西夏的都城时兴庆府（今银川）和西夏的凉都时西凉府（今武威），特别是在武威见到西夏文的博物馆时，我才发现，其实人造的文字（西夏文以汉字为底所造），也是可以自由的使用和交流的（尽管笔者曾写文批评过这种方块字是逆潮流而动的行为）。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独立政体的力量所在。事实上，西夏的这种新制西夏文的行为，其理其观念与秦“车同轨、书同文”同出一辙。

尽管“西夏”一章，在《辽西夏金元史》“辽”、“西夏”、“金”、“元”最短的一章，但是它还原了在十世纪至十三世纪初中国的西北边有这样一个无论政权还是军事、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是独立于两宋朝和独立于辽、金的帝国。将西夏与辽、金、北宋、南宋等值的历史叙事，还原只是基础，而重构才让今天去面对去正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和历史叙事。蒙/元是一个更阔大更复杂的历史叙事。蒙古以蒙古高原为起点，在西夏、辽、金的疆域基础上，向西一路呼啸一路狂飙直抵欧洲腹地，然后回过头来，灭金、灭大理、灭南宋，建立起一个之前之后都没有过的庞大无比的帝国。

（商务印书馆，2022，作者藏书）

三

正是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在第二个千禧年的第三个世纪即十三世纪初到十三世纪中期，不仅开创了第二个千禧年的第一次全球史，同时将亚洲带进了世界史的第一个全球化时代，更重要的是，蒙元帝国主导了这场全球化的进程。

葛兆光的《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商务印书馆，2022年）正是从“蒙古袭来”论述亚洲在这次全球史里的地位的一般态势。试图对《辽西夏金元史》不曾触及到的或很少触及的“全球史”角度，重返中国（蒙/元）和亚洲曾经在“全球史”的历史进程的历史现场，以及中国（蒙/元）和亚洲在全球史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按照欧洲中心主义的一般说辞，第一次全球史是从公元十五世纪后期到十六世纪初期的“大航海时代”即通俗说法“地理大发现”（Age of Discovery）开始的，如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就持这种观念。而葛兆光从“蒙古袭来”讲起时就指出：一、“蒙古袭来”可能和中国史有很深的关系，二、整个东亚（中国、朝鲜、日本）的“蒙古化”，三、即最重要是，葛兆光提出，“蒙古袭来”是否就是“世界史的开端”？这不是史学家的一个凭空设问，而是史学家从海样般的史料里掏金之后的想象空间：“蒙古时代确实可以算是‘世界’的开端，因为蒙古时代庞大的欧亚连成一片，不再‘东是东，西是西’”。

《亚洲史的研究方法》是一部之前不曾见过的“世界史里的亚洲史”和“亚洲史里的世界史”的力作。由于该着是以讲义的形式展开，因此每一讲都是独立话题（而最终逐渐形成一个庞大体系），这是极难得的史学品质和史学家的品质。

由于诸多原因，蒙/元史，是中国史较为薄弱的一门史学学科，近年来在新材料的发现和对旧材料的重新认知，有了比几十年前的蒙元史长足的进展。此书中的此话题，应算得上是这种新进展的表现之一。

抛开中原文明即今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文明中心，中华文明，事实上一开始就可能是一个多元政体和多元文化所共同构建的。还有一点也重要：如果从东西讲，中华文明，从周到秦是西边向东边的进入和扩张，笔者在宝鸡所看见周、秦青铜器便可证明；如果从南北讲，中华文明从北魏到清是北边向南边的进入和扩张，除《辽西夏金元史》所叙，我们还知道自汉于今，各王朝的都城，最多、时最长的都在北方，长安、洛阳、开封、北京（这还不包括北魏、西夏等的都城）。面对挑战，无论来自西边还是来自北边（唐之后主要来自北边），中华文明一边坚守以《诗经》、《尚书》、《周易》、《老子》、《论语》、《庄子》等儒/道文化和汉唐体制，一边消化来自佛教和来自北方、西北方民族的文化和体制，至“宋/明理学”的形成。400（960-1368）年间，不仅仅是一个从上古（秦、汉、唐）到中古（宋、元）的承前，也是从中古到近古（明、清）的启后；400年间，整个中华大地，无论政体、还是文化，无论地理版图，还是民族的对立与融合，其变动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中华自西周开始3000年的任一时期；400年间的这一切，两宋，与辽、西夏、金特别是元等四个非汉族帝国（政权）的存在密不可分。400年间，辽、西夏、金、蒙元，尽管挑战中华文明，但同时更多地则是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建设与重构；400年间，多样性和多元性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调整、补充和发展。而这一切，中国并亚洲成为“大航海”时代之前最早的“全球化”的主角。中国历史学家张星烺，1931年在《马哥孛罗》一书里认为，正是基于旅居过蒙/元的意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张星烺作“马哥孛罗”）的《马可波罗游记》里所描绘的新大陆，才有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大西洋国家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才有了斯塔夫里阿斯所说的“世界史”和“全球史”（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