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翊云：学习以坚定、稳健的方式度过时间

李翊云在今年爱丁堡国际图书节的讲座现场，摄影：崔莹

文 | 崔莹

关注李翊云已八年有余。2017年8月17日，在爱丁堡国际图书节听完她的讲座，我在微博写道：“早就听说李翊云老师，她是我最喜欢的年轻华裔女作家之一。如今，她的创作风格更为广阔。她的笑容纯美，但是已有白头发了……写作真是费脑筋的事情啊。”那一年，她带来了新作《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命里写进你的生命》；六年后的同一天，我又次在爱丁堡国际图书节和她重逢，并写下感慨：“太喜欢李翊云了，她举手投足都流露出智慧，她写的是世界，她是世界的作家！”那次，她的讲座主题是《鹅之书》。今年，再度聆听她在爱丁堡国际图书节的讲座，我忍不住评价：“左右两位以英语为母语的听众都为她的遣词惊叹不已，连声称赞……她如今愈发自信、坚强。”

李翊云著有多部小说，包括《星期三的孩子》、《鹅之书》、《我必须走吗》、《理由的尽头》、《比孤独更仁慈》、《金童玉女》等，并出版有回忆录《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命里写进你的生命》等，她曾获得多项重要奖项，包括《卫报》首作奖、《星期日泰晤士报》短篇小说奖、PEN/福克纳奖、PEN/海明威奖等。她的《星期三的孩子》曾入围普利策小说奖决选名单。

今年的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上，李翊云带来她的新作《自然万物只是生长》。书的内封这样写道：“在思索儿子詹姆斯的离世时，李翊云写下了一部非凡而坚毅的作品，以激进的接纳直面失去。”李翊云与丈夫原本育有两个孩子，却先后失去了他们：文森特于2017年离世，年仅16岁；詹姆斯于2024年离世，年仅19岁——他们都选择了自杀。文森特离世后，李翊云以虚构的对话写就《理由的尽头》，追忆儿子；而《自然万物只是生长》则以更为直接的第一人称回忆录形式，讲述詹姆斯的故事，并探讨语言在表达失亲之痛时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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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座正式开始前，李翊云首先分享了一个“事实”。“爱丁堡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是文森特去世前造访的最后一座城市，也是詹姆斯去世前造访的最后一座城市。这个事实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当我答应来这里时，我竟然已经忘记了它。所以我觉得，人必须带着一些事实生活，其中有些事实比其他的更重大。当我到达爱丁堡时，我心想，也许关于这座城市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正是它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但我也明白，生活和写作中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回避这些事实，绕着它们走，不去谈论它们；另一种则是直面它们，用平实的态度去面对。”

李翊云选择了后者。在《自然万物只是生长》的开篇，她便直述了这个事实：两个儿子都选择了自杀，且都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结束了生命。当主持人问，这样的表述会给她带来怎样的自由时，她回答：“这是我的生活，这些就是事实。没有理由遮遮掩掩，也不必诗意化。我觉得用不加修饰的方式陈述这些事实，是一个好的开端。我同样认为，用对任何事物都不添加‘心灵装饰’（mental adornment）的方式去生活，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

用写作直面痛苦和失去的作家并不少见。比如，《生命的层级》（Levels of Life）是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纪念爱妻之作；美国作家琼•狄迪恩（Joan Didion）用《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对丈夫猝然去世后的悲痛进行了坚定而深刻的剖析；而《卿卿如晤》（A Grief Observed）则是英国作家C.S.刘易斯写给爱妻的悼亡手记。写作成为一种自我疗愈的方式，将内心的悲痛外化。同时，文字也可以作为对逝者的纪念，将个人的失去转化为可被阅读和理解的经验，使死亡与哀伤被铭记。

讲座主持人评价李翊云的新作“带有一种人类学的质感”，书中写道：“即使在最可怕的时刻，我也忍不住去观察和注意事物”。她问李翊云如何具备这种能力，以及如何将其运用于生活？李翊云表示，在成为作家之前，她是一名科学家，是免疫学家。她认为，自己将科学生涯中的某些特点带入了写作。“在科学中，你关注事实和假设，但你无法完全证明任何事情。你只能探索，你永远无法确定知道任何事情，而只能逐步接近理解。我把这这种思维方式带入了写作中——我永远不会说自己知道某件事或某个真相，但我觉得，通过写一本书或一篇作品，会让你逐渐接近你想要了解的事情。在科学里，一切从假设，从提问开始，而不是从答案开始。因此，我学会了提问。”

此外，她表示，作为移民的生活经历，也赋予她对生活怀有一种“人类学家的好奇心”。作为新移民，她对新国家保持天然的好奇心，观察身边的人与事；而当她返回故土时，也会以类似的方式观察家乡的人和事。李翊云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与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练习：“即使在最严峻的时刻，你仍然需要保持这种距离，这样才能保持头脑清晰，逼问自己、向自己提出问题。特别是当生活与灾难如此接近时，你可能会想放弃，一辈子哭泣、尖叫，什么事情也不做。但这并不能让时间走得更快或更轻松。你仍然要每天面对24小时。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练习，让你学会以坚定、稳健的方式让时间流逝，而不是以极度情绪化、痛苦哀嚎的方式度过。”

两个儿子的离去，是任何父母都无法预料的，这也揭示了生命中最残酷的不确定性。“你永远无法确定知道任何事情”既是李翊云在科学与写作中的思维方式，也是她在面对痛苦与失去时不得不承认的真相。她表示，自己一向能够坦然地说“我不知道”。不过，这并非易事，因为她发现，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不愿意承认“我不知道”。“承认不知道——这是我训练的一部分，也是我写作方式的一部分。我对不确定性非常坦然，因为这是我学会的一种能力。确定性是每个人都渴望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们从未真正拥有。而能够与不确定性共处，这需要练习，也需要某种坚强。”她进一步解释：“有一点，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坚强（willful）的人。承认不确定，本身就是坚强的体现。就像这次来爱丁堡，之前的几次，我丈夫都会陪我来，而这一次他选择不来。他很确定，这对他来说会非常艰难，而这种确定性对他来说是正确的。但对我而言，我必须带着不确定性前行——不确定接下来的几天会是什么样。我承认自己没有答案，只能去经历它。”

说到不确定性，李翊云认为花园是最好的例子。她是一位投入的业余园艺爱好者，常常怀着不确定性种下种子，一年过去，依旧不确定它们能否开花、结果。她住在新泽西，那里的天气不是雨水过多，就是干旱不断；再加上日本金龟子、各种虫子，甚至偶尔跑进来安家的兔子，花园注定不会完美，也永远充满不确定性。植物有自己的季节与节奏。李翊云认为，花园不仅是应对不确定性的训练场，也是训练耐心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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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翊云这场讲座的主题是：“新的字母，新的词汇”。随后，她谈到自己对某些语言的独特感触，如何体会到语言的局限，又如何在文字中不断发现新的可能。

“有时候，陈词滥调反而是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李翊云回忆写书开篇时警察的做法——“他们受过训练，要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他们直白地说：‘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说这件事，这就是事实。’这虽然是陈词滥调，但却最有效。”她强调，不只是写这本书，在她的创作中，她始终认为：最好的表达方式往往就是最直接的表达。相比之下，哪些试图“寻找一丝亮光”（make silver linings out of things）的说法既没必要，也缺乏尊重——比如有人会说：“哦，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安排。”李翊云指出：“死亡很难谈，自杀则更难启齿。人们常会想尽办法安慰自己，而非真正安慰丧子的父母。这对我作为小说家来说非常有趣——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令我充满兴趣。”她举了一个例子：“詹姆斯去世后不久，一些朋友来访——但我觉得他们已不再是我的朋友。他们坐在那里，其中一位女士说：‘我的孩子（她只有一个孩子）正在上大学。’然后她指着另一位女士，说：‘她的两个孩子也在上大学，我们也不会和孩子经常见面。’我心想，这就是‘寻找亮光’的典型，她在暗示：我们和你们在同一条船上。但我丈夫听了非常生气。而最吸引我的是：那位女士甚至没有听清自己在说什么——这其实是自我欺骗。在这种情境下，人们的自我欺骗能力居然达到这样的程度。”

有些安慰像是在伤口上撒盐，只会让人更痛；而有些安慰，却能带来力量。李翊云回忆，詹姆斯去世大约半小时后，普林斯顿大学便发出消息（注：詹姆斯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又过了半个小时，她写信给詹姆斯的语言学教授、也是她的朋友，问道：“你看到消息了吗？”对方很快回复：“我一直在苦苦思索该如何给你写邮件。你已经为他做了一切，帮他在这个世界找到他想去的地方，而现在你必须放手。”这番话让李翊云惊叹，觉得这位朋友有一种道德上的勇气与智慧。在詹姆斯去世后的那几天里，她始终“紧紧抓住”（hold onto）这句话。因为她并没有说：“一切都会好起来”，也并没有说类似的安慰之词，她只是直陈事实。而李翊云认为：直面事实，正是谈论死亡的方式。很多时候，人们无法直面死亡，总是无法直接说出“那是什么”，于是就绕很远的路来说“那不是什么”。李翊云认为，这其实并不好。

李翊云一向以用词的准确与讲究著称，这或许源于她用非母语写作，因此必须以审慎、理性的态度选择表达。她曾表示，创作时会谨慎地挑选每一个词，反复思考，确保恰如其分。在讲座中，她谈到对“grief（悲伤）”一词的思考：“我对这个词最大的反抗在于，它正在变成一种捷径。在当代文化里，人们把悲伤视为一个过程——有不同的‘阶段’，仿佛只要经历完这些阶段，就恢复正常。我不喜欢这种只注重“终点”的看法。对我而言，悲伤是一生的过程。我永远不会想忘记我的孩子。我会一直想着他们，一直带着这种悲伤，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一直沉溺其中’。”她补充说：“我喜欢研究词源，‘grief’来自拉丁语，本意是‘负担’（burden）。如果因为失去某人而感到悲伤，这是负担吗？不，这不是负担——这是爱。爱不是负担，痛苦也不是负担。所以，我不喜欢用‘grief’这个词，因为它带有负面意味，也是一种功利化的表达。”她回忆，文森特去世约四周后，一位同事见到她，问：“你现在处于悲伤的哪个阶段了？”李翊云直言，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悲伤并不能“完成”。

对于“爱”（love）和“关怀”（care），李翊云也有独特的见解：“‘爱’是复杂的情感，人们可能以‘爱’的名义做好事，但也会以‘爱’的名义做可怕的事。所以，我使用这个词时非常谨慎。‘爱’有时意味着占有、支配，甚至是一种打着‘爱’的旗号的虐待关系。而“关怀”不同。当人们说‘爱’时，‘我’是动词的主语：‘I love you’——‘我’在‘你’之前。而‘关怀’则不同。关心、照顾他人时，你并不把自己置于行动中心。关注的始终是被关怀的人。所以，我更倾向于‘关怀’。它也是一种‘自我退隐’的行为。作为母亲，你每天可以对孩子说‘我爱你’，但更重要的是要喂养他们、照料他们的生活。单单一句‘爱’，在这种情况下意义很有限。”

在讲座中，李翊云谈到自己不喜欢过度使用隐喻，尽管她的新书的名字《自然万物只是生长》看似带有某种隐喻意味。她认为，隐喻在生活和写作中，有时会起作用，有时又不会起作用：“从词源来看，‘metaphor’ （隐喻）来自希腊语，本意是：遇到无法命名的事物，用隐喻来代替。我觉得日常生活和对话中，人们往往过于轻易地使用隐喻。如果能直接称‘死亡’为‘死亡’，就无需用‘离去’、‘归属’或‘彩虹彼端’来替代。相比之下，我更偏向于事实，而非隐喻。”她讲了一个故事说明这一观点：“詹姆斯去世前一年秋天，我种下大约一千六百个球茎。到春天，花纷纷盛开——场面壮观。我拍照发给朋友，对方回复：‘这是大地的复活力量。’我心想：不，它们只是花。花开了，就会谢。它们并没有传递信息，也没有象征意义。我相信，自然界的事物只是生长、枯萎，然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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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翊云表示，为纪念詹姆斯而写的《自然万物只是生长》，与为纪念文森特而写的《理由的尽头》是完全不同的尝试。因为他们生前是截然不同的人。“文森特非常外向、富于表现力、充满诗意和激情，总是活跃开朗，生活中无处不在，充满存在感。所以，当我为他写书时，我只是请他加入我，与我对话。我之所以称那本书为小说，是因为你无法再与已经去世的人交谈，只能通过文学去重建对话。”文森特去世一年后，他最好的朋友来看她。李翊云问：“这本书你看了吗？”朋友回答：“真是不可思议，感觉文森特又活过来了。”然后笑了，李翊云特别喜欢看到她笑，因为彷佛文森特回来了；随后，她哭了，这就是人们的反应。“而詹姆斯完全不同。他非常聪明，读哲学书、语言学书，懂多种语言，却不善言辞。要‘遇见’他，我必须承认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有限，只能尽力去他所在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与写文森特的那本完全不同。我希望它不辜负他的期望。”李翊云回忆，她丈夫读后说：“这本书配得上我们的两个孩子。”又补充道：‘它配得上我们四个人。”李翊云觉得丈夫的话很有道理——“这本书写的是我们一家人。一个人能做的有限。对我来说，为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李翊云表示，《自然万物只是生长》不仅是为詹姆斯而写，也为她的一群朋友而写。因为这些朋友不会试图修复她，除非她的心智彻底崩溃。她称他们为“有勇气的朋友”。他们愿意和她共同处在那种状态，同时仍与她交谈。有一次，李翊云打电话给好友布里奇特，说：“我的生活太‘糟糕’（bad）了，我太崩溃了。”布里奇特立刻纠正她：“你不能用‘糟糕’这个词。你应该说‘艰难’（hard）。你的生活确实非常艰难，是我见过的最艰难的。”李翊云意识到，即便身处极端境地，言语仍然重要，不应因情绪而轻易修改语言。又一次，在詹姆斯去世的一两天后，在李翊云处于极度自怜时，她对布里奇特说：“你见过比我更糟糕的母亲吗？”布里奇特回答：“这个想法不仅不对，而且是错误的。你不应该问这个问题。”李翊云追问原因，布里奇特解释：“这个问题只是颗小石子，你应该把它踢开，这样才能去问真正的问题。”李翊云深受触动，她感慨：“有时候，我们都会被一些小烦恼、小焦虑困扰，它们就像屋子里的蜜蜂。我能怎么办？屋子里有蜜蜂，但那只是像小石子般的烦恼，是可以处理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视角训练，一种对自己的训练：先把这些小石子移开，好去面对那些无法回答的大问题。那些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我称之为‘巨石’（boulder）：它们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巨石，我无法搬动，只能学会与它们共处。”

因此，李翊云认为，语言本身总是感受、思想和经历的“占位符”（placeholers）。她承认，语言的作用有限，但仍占据重要位置。她说：“这本书是我生命中更宏大事情的占位符，同时自身也具有重要意义。”即便现在写小说，如果遇到一句不满意的句子，她也会说：“先放着，不急于修改。让这句话先占据位置，之后再回来处理这个占位符的问题。”李翊云指出，很多事物本质上也是占位符。“生活，很多时候，就是为生命设置占位符，尤其是在你经历过艰难时刻之后。”她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比如，如果你陷入抑郁——我对抑郁很了解。抑郁是什么呢？当你深陷其中时，时间彷佛停止流动。此刻与下一刻一样，一直停滞不前，仿佛永远如此。正因如此，我觉得找到一个占位符总是有帮助的。有时哪怕只是十分钟，也能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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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遭遇不幸的人，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无法真正替对方承受痛苦，也不能保证言语能带来安慰。当讲座主持人问李翊云，有哪些行为曾真正契合她当时的处境、给予她支持时，她回答：“时机非常重要。”

詹姆斯去世不久，李翊云的好友黛博拉（Deborah），也是《纽约客》的编辑之一，对布里奇特说：“现在大家都会写信给她，她会被各种信息压得透不过气。我先等等再写。”三周后，黛博拉写来一封温暖的信。信中大意是，她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她写道，当詹姆斯去世时，人们纷纷进入“危机模式”，急于写信、送花。但这种危机感对其他人来说很快就会过去，他们会很快回到自己的生活。而她选择在那个时刻写信，是为了传达：“我在这里陪着你，我与你一同经历这一切，作为一个人类的经历。”李翊云觉得那封信令她极为震撼——其中流露出的关怀与体贴让她动容，也成为对她“最有帮助的事情之一”。

再就是，詹姆斯去世后，李翊云和丈夫收到了两百多张学生写来的卡片——学校组织的。有的学生写下了与詹姆斯的回忆，有的甚至并不认识他，但依然表达了深深的悲伤。李翊云说：“这些孩子们——其实都是本科生——还在学习如何面对这样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些卡片对我非常有帮助。很多学生坦率地写道自己并不认识詹姆斯，因为他不是一个外向的人。但他们仍然表达了悲伤，或者只是写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认为，这种真诚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反而是对丧亲者最有帮助的话。单纯地表达情感，本身就是一种支持。”她补充道：“最重要的，其实是承认死亡的存在，并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有局限，无法改变这个事实。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最有力量的支持。当然，也有一些不太有帮助的行为。比如，有一次有人送来一大束花。我当时疲惫至极，连剪花、插花的力气都没有。第二天我才意识到，把花插进花瓶也需要消耗精力。所以现在我常说，如果要送花，一定要提前插好、放在水里。对收花的人来说，这才是真正体贴的做法。”

好在，李翊云从未觉得生活乏味。她常听别人说：“这件事好无聊”，或“我好无聊”，但她自己从不会如此。她喜欢思考，而持续思考是避免无聊的最好方法。有时，她的脑海里会冒出一些看似毫无指向的念头，但有时，这些念头会引向新的发现。她说，最近就有一个念头浮现：“回顾我的生活，我从不会对它感到不震惊。它太令人震惊了，而且未来也会如此。”这是一个对现实没有什么直接帮助的念头，但却是一个事实。她选择记录下来，因为她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念头会演变成更有意思的东西。

詹姆斯去世后，李翊云开始规律地游泳。因为游得不好，她必须在水中默数节拍：一、二、三，呼吸；一、二、三，呼吸。对她而言，这是让时间稳稳向前推进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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