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的死亡政治与营养转型

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欧洲饱受周期性饥荒之苦，而英国是最早摆脱这一困境的地区之一。一体化的市场、和平的国内环境、逐渐发展的交通运输以及不同谷物的非对称价格模式使得英格兰在1650年后逐渐摆脱了饥荒的威胁。不过，这种境况并不稳定。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大陆体系试图封锁英国市场，阻止英国向欧洲国家出售殖民地产品。贸易封锁和粮食歉收导致了极端的价格飙升、粮食产量降低和死亡率上升，人们也开始试行合作碾磨制。

由面包引起的暴乱从特鲁罗（Truro）蔓延到了贝里克（Berwick）。1812年，政府派民兵镇压中部和北部的抗议活动。1816年斯帕菲尔德的骚乱（Spa Fields Riots）几乎就是针对面包师和屠户发动的袭击。马尔萨斯担心镇压暴民可能演变成“无休止的屠杀”，而利物浦勋爵则担心饥饿可能引发“一场法国式的革命”。1800年5月15日，乔治三世躲过了两次暗杀，几名暴徒因此被送上断头台。这是一个市场化与传统保护性制度并存的时期，二者的关系时而紧张，时而和谐，随着市场的不断拓展，它在空间上的定位变得越来越难以确定和攻击；随着市场规范化，当局也越来越难以容忍这些暴乱。政治经济学是在粮食危机的肥沃土壤中萌芽的。埃德蒙·伯克和亚当·斯密认为，政府监管破坏了市场活动，造成稀缺；而健谈善辩的福克斯及其党人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都在宣扬其自由贸易的口号。李嘉图的租金和价格理论正是在饥荒时期形成的。原本发达的伦敦市政玉米供应系统逐渐被废弃。1795年，政府的粮食采购计划中止，而另设立了一项赏金以鼓励进口。不过，政府还是暗中说服了东印度公司向英国出售谷物和大米。各大城市都建起了施粥所，在《济贫法》和慈善机构的配合下顺畅地向穷人提供食物。

英国通过利用美国和波罗的海（包括法国）的资源、发展运输船队、扩大国内生产，在经济封锁中幸存下来：总体来说，英国的军队的食品供应比法国更为充足。然而，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并没有立即带来太多的喘息机会，因为1809年的火山爆发和1815年的坦博拉火山爆发（Tambora eruptions）释放在平流层的火山灰尘幕，加上战后贸易萧条，又共同催生了欧洲的生存危机。1817年，北威尔士大部分地区发生饥荒，流民和移民大量增加，并且从1816年到1819年间还在流行斑疹伤寒。不过1817年春季之后，物价暴跌，因此饥荒从未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在经济困难时期，饥饿使工人容易变得虚弱、易受到病菌的感染。正如詹姆斯·弗农（James Vernon）所指出的那样，摆脱饥饿的过程是漫长的，而且不同阶级和性别对于饥饿的经历也是不均衡的。

至少在大不列颠的范围内，围绕食物和进步的主流话语变得越来越具有辉格党派色彩，甚至倒向了丰饶主义。正如福格尔（Fogel）所言，这种观点自有其合理性。食品供应真正得到改善，是和营养进步的政治文化叙事交织在一起的，这也体现在人们对“饥饿的四十年代”（Hungry Forties）的回顾性构建之中：英国人通过蒸汽动力、外包和政治经济学的精明运用，摆脱了“饥饿的四十年代”。吉芬于1883年评论道：“整个大英帝国的工人阶级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经历一次饥荒，而这不过就是五十年前的实际发生过的状况。”

不过，爱尔兰的经历又让这种乐观的叙述变得复杂。爱尔兰在1800—1801年、1816—1817年、1822年和1831年遭遇了粮食短缺。然而，爱尔兰和不列颠本土的食品系统存在实质性差异。在爱尔兰，黄油和牛肉是为英国市场生产的，而西部和南部由于土地细分严重，且往往处于边缘地带，因此主要种植的作物是土豆。到了1845年，也就是大饥荒开始的那一年，土豆覆盖了爱尔兰约210万英亩的土地，年产量约为620万吨，相当于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每天要吃掉约4.6磅的土豆。产量高、质量差的兰普尔（Lumper）土豆在西南部特别常见。在18世纪，政治经济学家常常将土豆与人口增长、廉价食物和国家财富紧密联系在一起。阿瑟·杨（Arthur Young）、亚当·斯密和约翰·辛克莱都认为土豆有益健康；大卫·戴维斯（David Davies）则称土豆是“一种极好的根茎作物”。1797年，威廉·巴肯（William Buchan）认为，土豆使“人们减少了对面包和动物食物的依赖”，因此更能抵御饥饿。他总结道：“只要有土豆吃，就没有人会饿死。”当土豆与牛奶、黄油或培根一起被食用时，它们就能提供富含热量、营养均衡的饮食，尽管味道有些单调。1351840年《贫民法》委员会（Poor-Law Commissioners）的第六次年度报告得出结论，土豆饮食“在有户外锻炼的情况下，总体来说是健康、有营养的。”

这种饮食与不列颠本土日益以谷物和肉类为主的饮食形成了明显对比。在每单位土地上，土豆所产生的卡路里比小麦多得多。马尔萨斯将其归咎于人口过剩和低工资。因为土豆很容易种植，科贝特抨击它是“邋遢、肮脏、悲惨和奴役人的食物”。土豆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作物，是尚未经历营养转型的不发达地区的食物。英格兰缺少像帕蒙蒂埃（Parmentier）这样狂热的土豆爱好者。尽管史密斯称赞土豆的“营养品质”，但他认为，土豆在储存和保存方面的问题意味着它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任何“大国”的“主要蔬菜食品”。从物质属性上说，土豆是站在小麦的对立面的：土豆的体积大，运输成本高，容易腐烂，作为储备粮食不太可靠；而且种植土豆不需要太多土地，容易导致人口过剩。这种无法跨越空间和时间的局限，意味着土豆无法产生交换价值。约翰·惠特利（John Wheatley）呼吁要“彻底废除”土豆种植体系。英国出现土豆化的萌芽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查尔斯·特雷维廉（Charles Trevelyan）担心萨默塞特郡（Somerset）和德文郡（Devon）“正在迅速成为土豆种植区”，可能会面临自给农业、人口过剩以及与食品市场脱节等问题的冲击。1843年，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向下议院宣布，吃土豆会“让身体不再健康舒适”，放弃了“道德进步的希望”。由于各种可能的民族和经济的落后状态都可以通过土豆折射出来，因此它成为爱尔兰落后的象征。作家卡莱尔就嘲笑了那些“食用植物根茎”的爱尔兰人。1849年，克拉伦登（Clarendon）称爱尔兰人为“人形的土豆”。

饥荒放大了对土豆经济的批判，应对饥荒的政策则显示了英国政治经济日益增长的、也许是战略上的土豆恐惧症。从1845到1846年秋冬市场的谨慎调整开始，英国的政策经历了几个相互重叠的阶段。皮尔（Peel）于1845年末成立了粮食救济部，分发政府购买的“印第安玉米”（Indian corn），不过如果烹饪不当，其很难被消化。到1846年初，用于分发粮食的沿海救济站已经建立起来。克里斯蒂娜·基尼利（Christine Kinealy）认为，这些粮食是为了使爱尔兰能够登上科布登所说的“文化阶梯”—从土豆到“小麦、面包和肉”的“饮食改良”。这些救济站只有在没有明显市场活动的情况下才能运作：政府永远不可与私人交易商竞争，这一原则被严格地执行了下来，甚至有报道称有人在救济站附近活活饿死，只是因为救济站不能向他们出售食物。1846年3月，英国政府成立了工程委员会来监督公共工程项目，赤贫的人群通过这些项目以工代赈，其中的工作就包含用蒸汽船向爱尔兰沿海城镇分发银币。福斯特为此哀叹说，救济工作不过是延长了饥饿，导致的不过是另一种“缓慢的死亡”罢了。这种做法到1847年初终于无以为继，于是又引入慈善厨房和定量供应卡的制度，一直持续到1847年10月。1847年的夏天，整个慈善厨房的网络每天要为300万人提供稀汤。当这一系统被废止后，灾民就只能依靠爱尔兰《济贫法》的施舍过活，爱尔兰当局则不得不向他们发放救济金。在罗斯康芒（Roscommon）的卡斯尔雷（Castlerea）的济贫院，垂死的人被送到大楼边缘的一个房间里：等这些人死去之后，他们的尸体就会被推下滑梯，丢进坑里，然后立即撒上石灰。

随着饥饿感的加深，绝望的人们的味觉变得麻木，开始食用兽尸、荨麻、青蛙和野草。不断上升的驱逐率导致许多家庭变得无家可归，只能居住在沼泽和沟渠里。在克利尔角（Cape Clear），体力不支的工人们几乎只能手脚并用地爬上山丘。这样的人群聚集和流散，加上不完善的卫生措施，助长了痢疾、斑疹伤寒、肺结核和复发性热病的传播。一名目击者报告说，孩子们看起来像“衰老的老妇人”，“眼睛看起来像死人一般”。坏血病和干眼症等由于营养不良导致的疾病暴发性增长。尽管饿死的人数远远少于病死的人数，但这一惨状仍然载入了史册。牧师理查德·韦布（Richard Webb）从他的教区收到一份报告，称有些没能埋葬的尸体竟先被野狗所啃食。他心痛地写信给《南方记者报》的编辑问道：“我们到底还是不是生活在联合王国呢？”附带铰链的棺材可以让尸体的下葬速度变得更快，而对死者的尊重也被一块薄胶合板粗鄙地掩盖。

这些状况为经济的改革带来了机会。密尔（Mill）在1848年撰写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重申政府的干预应该限制在“最窄的范围内”，这句话在《经济学人》上经常被反复强调，它抨击了“为人民包办一切事情的体制”。正如大卫·纳利（David Nally）所言，爱尔兰有时被描绘成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之中，而伦敦则清晰地表达出了一种原始发展主义（protodevelopmentalist）的议程。爱尔兰济贫法的构想者乔治·尼科尔斯（George Nicholls）在1836年指出，爱尔兰需要一个“过渡”，但不幸的是，这个过渡将会是“充满困难和痛苦”的。牧师G. 斯托达特（G. Stoddart）称爱尔兰“需要发展它的工业”。1846年的《经济学人》就曾哀叹过爱尔兰“极不发达”的工业资源。土豆愈发被人们斥为爱尔兰不发达的症结。土豆和谷物是相互排斥的：“（在爱尔兰）几乎看不到面包，也不知道烤箱是什么。”自给自足的土豆经济势必被消灭：人们必须确保“更高级的耕种方式”。土豆是一种错误的廉价食品：它完全脱离了现金经济，因为土豆的存在，维持生命只需要有土地，而不需要劳动。斯托达特认为，创造现金经济将产生对“更好的食物”的消费。“纯小麦面包”，偶尔再吃点肉—尽管这种说法不免有些背离了“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原则”（abstrac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基督教观察家》（The Christian Observer）则希望，通过刺激人们“更自由地运用粮食”，饥荒就可能“增强人们的身体状况”，催化出更好的习惯、社会进步和繁荣的连锁反应。

这些论点认为，粮食是劳动力、资本和市场的前提和生成者，而“奸诈的土豆”则与以上诸种因素毫不相关。1842年英国济贫院的一份报告指出，种植小麦是一种典型的“勤劳的技术”，它包括土壤耕作、种植、收获和销售（以谷物或草制品的形式出售，如草帽）等环节。在饥荒期间，一些济贫院仍强制人们用磨盘碾磨玉米，进一步巩固了粮食和劳动力之间的联系。特雷维廉认为，种植谷物是需要资本的，它创造了一个“行业”；而反观“闲散、野蛮的土豆系统”，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谷物需要“聪明才智和劳动”，它让生产者“与其他阶级形成健康的依赖关系”，这就与导致社会原子化的土豆截然不同。种植土豆的土地造成了“怡然自足的懒惰”和封闭化，把农民变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族群”。1845年10月，《利兹时报》（Leeds Times）断言：“只种植土豆，会让人们变得无所事事、奴颜婢膝。”之后，他们便敦促废除《谷物法》，以使英国免受因过于依赖土豆而造成的不利影响。爱尔兰必须“摆脱对土豆的依赖”。特雷维廉把爱尔兰的小户人家比作与世隔绝的南太平洋海岛民，认为他们与商业交往脱节。谷物能够进入谷仓储存、流通，而土豆则不具备这些特征：土豆很难储存后转化为流动资产。在一些地区，它们成为一种蒸发资本或所谓“流通媒介”，其微小的活动半径被土豆地、人类和猪群的局部地理环境所限定着。贾斯珀·罗杰斯（Jasper Rogers）称“土豆已经成为农业社会的劳动货币”。然而，《泰晤士报》希望爱尔兰人的肉食消费能够增加：“当凯尔特人不再吃土豆后，就只能多吃肉了。”克拉伦登则担心1847年土豆增收可能会阻碍爱尔兰人摆脱土豆的进程。1850年，荷兰生理学家雅各布·莫勒朔特（Jacob Moleschott）反思了爱尔兰人的“迟缓的土豆血脉”，认为它催生了一种“无力的绝望”（powerless despair）。

这些讨论都紧紧围绕着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把爱尔兰改造成英国农业腹地。随着爱尔兰成为英国食品的主要供应地区，密集的农业人口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显现。减少人口的愿望早在饥荒之前就存在：惠特利将他的1824年移民计划描述为一种“无痛楚的死亡”的技术，热情洋溢地设想着是否可能将400万爱尔兰人迁往加拿大安置，然后建立一个伟大的小麦生产殖民地。这样，爱尔兰可以为英国的制造中心提供“谷物和牲畜”，而“小木屋与土豆园的系统”就会随之瓦解。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回忆起他在1862年与一位名叫G博士的人对话。这位G博士断言：“这一切越早结束，爱尔兰就能越早成为一个人口相对较少的畜牧业国家，而畜牧业国家不需要那么多人。这对所有阶层都有好处。”两年后，麦卡洛克（McCulloch）表示，虽然爱尔兰“非常适合变成畜牧业国家”，但其人口“仍然远远超过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人口。正如马克思所反映的那样，饥荒并没有平等地影响所有阶级，只是牺牲了“可怜的穷人们”。难怪米切尔（Mitchel）尖刻地抨击英国的“对灭绝的狂欢”。人口减少、流离失所、经济发展、营养转型和畜牧业的扩大是互为前提的。就算爱尔兰不像澳大利亚那样是一片无主之地，它也可以通过饥荒和法律的结合来从某种程度上使其变成无主之地，从而得到发展—在历史上这是作为一个并不明确的概念被提出的。爱尔兰是一个“为未来繁荣的基础作好准备的可怖深坑”，它被“切成碎片，扔进了神奇的炼丹炉里”。爱尔兰真的变成了资本主义投资的“广阔的新领域”。牛群将取代人类，就像高地清洗（Highland Clearances）期间牲畜取代佃户一样，现在又把所谓的“多余人口”（通常用来描述那些缺乏稳定工作的人）从一个原本以土豆为中心的、饥荒多发的地区清除出去。土豆的饥荒也波及了苏格兰高地，造成人口进一步减少。史密斯曾轻描淡写地用“不必要的人口”来形容从苏格兰农场搬走的佃户。西尼尔在回应G博士的时候，指出了人群和畜群的关联，他以冷眼旁观着苏格兰北部的“黑色的牛羊”取代人类。移民、驱逐，还有农用小屋以及住宅房屋的拆除，这些都加速了人口清理的过程，人们被“扫地出门”（swept out of life），在沟渠、废墟和沼泽中徘徊，然后消失了。马克思回应并重新阐述了西尼尔的观点，将人们的流离失所与恐怖主义相联系，将暴力与反暴力相联系：“被牛羊赶出家园的爱尔兰人，在大洋的彼岸改头换面，以芬尼亚人的身份出现。”克拉伦登（Clarendon）认为爱尔兰西部地区的人口长期过剩，他甚至向罗素坦言，有必要将康诺特的40万人“清理干净”。人口的消失可能意味着迁移，也可能意味着死亡：只不过种种修辞模糊了其中的区别。

按照皮尔的说法，人口因自然的原因大规模地死去是一种完美的方式，可以将“痛苦的折磨转化为未来的生活改善和安全感的来源”。《经济学人》对此进行了警句式的描述，常被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所引用的奥康奈尔（19世纪前期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的一个说法，却被《经济学人》颠倒了过来：“爱尔兰的需要就是英格兰的机会。”这是一个“将土豆文化转变为谷物文化”的机会。这并不是一种恶意的冷漠；英国政府将其视为“一个如果被忽视或滥用则可能永远不会再出现的机会”，英国政府可以强制性地引导爱尔兰走向去土豆化、人口减少和市场化的未来，减少“非生产性的生活和冗余的劳动力”。饥荒实际上成了一件必然的事。土地经纪人威廉·特伦奇（William Trench）注意到饥荒是如何释放资本的：他轻描淡写地补充道：“饥荒缓解了劳动力市场的过剩。”这种表述在1851年的爱尔兰人口普查中很明显，它将“人口的突然减少”与饥荒后的繁荣以及“（爱尔兰的）资源的发展”的直接现象相并列。贾南·慕克吉（Janam Mukherjee）曾说过，饥荒会使许多人变得“丑陋、可怕、肮脏”，因此这些人完全可以被牺牲掉。他认为，这种毫无人性的能力也许“与掌权者自身的心理有关”。这种看法长期阴魂不散。到1887年，还有一位阿尔斯特亚的麻布制造商抱怨说：“除非把人口减少到300万，否则我们永远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爱尔兰变成了马克思所称的“英格兰的农业区”，负责生产“玉米、羊毛、牛、产业工人和部队新兵”。爱尔兰的牛群数量在饥荒期间不断增加，到了19世纪80年代，蒙斯特北部、康诺特东部和莱因斯特北部都出现了饲养和育肥区域。20世纪30年代，爱尔兰的牛跟人的比例为135∶100，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得多。1920年，沙纳汉（Shanahan）指出爱尔兰“人口不再过剩”，其土地“现在可以用于生产最适合的东西，即可食用的畜禽”。换句话说，爱尔兰并不是“最适宜人类”的地方。然而，在生产英国食物的驱使下，爱尔兰当地的牛种被消灭或被改良成了英格兰的品种。到1859年，“古老的爱尔兰牛的品种”几乎绝迹，被新的品种所取代。短角牛和英国弗里西亚牛取代了本土的牛，除了凯里牛（Kerry，本身是一种濒危品种）以外，到1970年为止，爱尔兰本地牛种“几乎消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