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尘封千年的犹太商人行李清单，一幅横跨欧亚的中世纪物质生活全景

★一份尘封千年的犹太商人行李清单，一幅横跨欧亚的中世纪物质生活全景

★一次旅程、一种生活，从碎片中复活一个日用与贸易交织的世界

★综合多学科成果，还原前现代远洋旅行技艺，重思流动性及身份构建

（第1行）以上主之名。篮子、（2）麻袋、瓶子和fātiya箱（3）以及其余行李的数目详单。这些包括：一只大的（4）装米麻袋和一只小的装 RĀ［. . .］麻袋。（5）也有旅途给养：四小（6）麻袋和两篮米以及两篮硬粒小麦和一篮（7）椰子，还有一篮面粉和三fātiya箱的L［. . .］，（8）又有一fātiya箱的dādhī和一fātiya箱的铜和铁，（9）以及一fātiya箱的捕鱼工具。一块布包着铁（10）和其他东西，以及一只装面包的qarṭala篮子和五marīna醋，（11）也有一只装很多锁的竹制fātiya箱和一只装很多锁的篮子，（12）还有一只餐盒，单独放在稻草中，一只餐桌水壶，（13）单独放在稻草中，一篮处理过的黄铜制品，（14）另一篮处理过的黄铜制品和又一篮（15）大的处理过的黄铜制品，以及三小篮（16）铁和什物，一salla篮玻璃器皿和两fātiya箱（17）玻璃器皿及包在干草中的两只石制ṭājin和两只石制（18）罐子，一salla篮瓷器及四raṭliya罐子，装着（19）油和ḥumūḍa，及一瓶葡萄酒和一只夹子（20），夹老鼠的，及六瓶油和一fātiya箱的木柴，（21）六只空瓶子及一瓶肥皂（22）和两barniyya坛柑橘与姜，五水袋芒果（23）和两水袋ḥūt鱼，两水袋柑橘和五只空水袋，（24）及一只装面包的salla篮和一只大ṭabaq及三把长柄勺和一把大（25）长柄勺。还有qaṣᶜa碗：两只qaṣᶜa，也有一只大（26）qaṣᶜa和一只新qaṣᶜa及两只旧qaṣᶜa。（27）还有fātiya箱：四fātiya箱的纺织品。（28）还有两只barniyya坛装着清黄油，四条床腿，两只旧（29）qaṣᶜa及四只新qaṣᶜa和三捆陶罐（30）与一扇未绘饰的舱门。（31）还有船主Abu-l-Sh［. .］ᶜ FYDM带的：一只miḥlab碗、（32）MWJH及四只qaṣᶜa碗（33）［. . .］用作舱室的一些木板和用作床的三块木板（34）及四个cĪDĀN，一块做一只kursī的木板（35）［.］及六［. . .］cYA装着其他什物。（36）还有铜制品：一只餐桌水壶，一ṭājin及一套盆加大口水罐（37）和三只tālam大浅盘。二十块地毯和一只铁制的灯，（38）两条皮革与它的c［. .］L，farāsila［. . .］，（39）一柄椰子刮刀及七［. .］ĀSĪ，一个mīzār包裹［. . .］，［. . . . . .］六［. . .］Āc，与船主阿布·法拉吉（Abu-l-Faraj）一起。

就是这样一份行李清单，以犹太化阿拉伯语——用希伯来字母拼写的阿拉伯语——写在又小又窄的一张纸的两面。一如其他同类出于实用的非正式清单，它按顺序写满整张纸，利用纸张的每寸空间罗列超过173个不同项目，从单独列出的项目如一只“老鼠夹”，到各种不可数物品的容器，如一“篮处理过的黄铜制品”。某处使用了指称旅途给养（zād）的词语，说明撰写人至少打包其中一些项目是供旅途使用，而有几次提到供船只舱室（balīj［billīj］）的陈设和涉及运输这件行李的某些船主（nākhudās），无疑说明这趟旅行至少有一部分要发生在海上。这些词语本身属于西印度洋所独有的海上行话，用在这里则牢牢将这件行李固定在该区域之内。给养中出现的数量庞大的稻米和诸如“一篮椰子”“五水袋芒果”这样的项目，也确认了大体位置是印度洋而非在地中海语境中。不过，正是大量使用fātiya箱来打包——总计不少于13只，加上比较不显眼的“三只tālam大浅盘”，更确切地指明这件行李是在印度装备的，应是今天喀拉拉邦（Kerala）和卡纳塔克邦（Karnataka）沿海的某处，这些词语（及它们所指的物品）在这些地方的使用由来已久。

乍一看，这张清单显得无序也不连贯，与我们所假定的列清单顺序很违和：物品或给养没有以任何明晰的方式分组，有些项目仅仅被记录成更大一捆或一箱的一部分，另一些项目则被细致入微地单独描述。我们发现并排的项目差异很大，比如一只装面包的qarṭala篮子、四fātiya箱的纺织品、五只空水袋、一扇未绘饰的舱门、一瓶葡萄酒，以及不少于十六只qaṣᶜa碗，有新有旧，有大有小。这份清单无疑描述了它的撰写人所面对的非常真切的堆积如山的行李与给养。不过，仔细阅读却披露出其中有着明确的逻辑与合目的性。如清单抬头所预示的——“篮子、麻袋、瓶子和fātiya箱以及其余行李的数目详单”，这份清单是撰写人行李的详单和罗列。各式容器被确切描述：它们是“大的”、“小的”、“竹制”的，或者通过一系列特定称谓来识别，如用于篮子的zanbīl、salla或qarṭala，用于其他容器的marīna或barniyya，且它们一向是可数的。内容也要紧：箱子、麻袋、篮子、瓶子和织物不是装着某种“东西”，就是特定指明是空的。食物被格外详细地逐条记录，纺织品和一些金属物品则是批量化罗列；没有装着泛称“给养”或“食物”的容器。舱室陈设也被格外关注：一扇未经装饰的门和搭舱室的木板，用于搭一张床的床腿和木板。一些关键的餐具如长柄勺和qaṣᶜa碗，似乎在行李当中随遇而安。这宗行李也被细分成三部分，后两部分被托付给另一位船主运输，至少在这条路线的部分路段如此。这份清单是一份类别目录册，令其撰写人在旅途当中能一目了然地追踪和点数这宗堆积如山的行李，并核实关键给养在不在。

不过，即便说这份清单中有方法，甚至还有个正式的抬头，它仍算不上一份正式文件。如果抛开上文排版整齐的英译文去看该文件本身特有的物质属性（图1a，1b，2a，2b），我们会发现这份清单写在一份更早文件的背面和空白处。这一小张纸只有28.3厘米长、10.4厘米宽，还有折痕，因为原始便笺被折了又折，成了一个扁扁的便携式小“包”，仅厚3厘米、宽9.7厘米。尺寸和形状都表明它活脱脱就是当时常见的信纸，使得有时可以轻易运输100封关于某人的书信。这份清单实际上写在废纸上，尽管笔迹清晰，却绝非正式。抬头坚决有力的笔法和分明的行距，很快就让位于较小的字母和更紧凑的行距，因为撰写人力图在可用的空白处容纳这份不断变长的清单。没能做到，于是这份清单从第26行开始的最后三分之一，就在旧文本的字行之间闪展腾挪，在早前便笺的地址和附言之间匀出点地方，然后溢到纸张另一面的空白边缘，结束在一团勉强可读的蛛网般的潦草中。清单的这部分脱文的数量最多，这并非偶然，于是英译只能加以尝试性解读（第36—39行）。清单后半部有几处拼写错误，更加剧了这种匆忙感，第16行指“玻璃器皿”的zajāj写成了jazāj，第28行指“两只barniyya坛”的barniyyatayn写成了barīnatayn，还有第31行指一种木碗的miḥlab写成了milḥab。

笔迹的物质性也能捕捉到更大的身体动作。清单头一部分有力又规整的墨迹表明，撰写人开始时是衬着某种硬质表面书写——中世纪的中东人保持着古代的书写姿势，坐在地上，将供书写的表面置于一块木板上，在附近地面上放一壶墨水；而清单结束时凌乱且只依稀可辨的墨迹暗示，他们抛弃了这个衬底，改衬自己的手掌或其他柔软表面。很可能撰写人在他们记录的这堆行李周围走来走去；他们肯定离墨水壶太远，或忙到不能给笔重新蘸墨。这就是柯莱特·希拉特（ColetteSirat）所描述的“私人笔迹”（PersonalWriting），指人们处于“熟悉的环境中……为自己而书写”时所形成的笔迹，简而言之，见诸“草稿、个人笔记或友人书信”中的笔迹。这份行李清单是份笔记而非正式存货目录，或者是一份更正式文件的草稿；事实是，我们对现代早期之前印度洋沿岸这一部分的港口行政管理及文书工作知之甚少。走运的是，我们的撰写人没有（或者无法）在第二张纸上继续书写这份清单，这一事实确保它得以完整保留下来。今天，这张纸以其存档编号T-SNS324. 114而为人所知，它被熨平并覆以保护性塑封套，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的一只黑色大文件夹里，不惹眼地躺在邻居们当中。

这份“详单”没有提到行李主人的名字。确实，它的撰写人为什么要在自己的清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呢？幸运的是，这份文件1950年代终于在剑桥被审视时，它的编目员立刻基于古文书学的理由看出其撰写人的身份。以色列学者戈伊坦认出这是易哲家的亚伯拉罕（AbrahamBenYiju）的笔迹，他是个北非犹太人，1130到1140年代在亚丁（Aden）和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沿海之间做生意。亚伯拉罕和他的贸易同僚用复数称印度的西南沿海为malībārāta，字面意思是“马拉巴尔等处”，这个名称我于此保留，英语化为Malibarat（马里布拉特），因为它准确传达出12世纪该海岸地区的政治复杂性和文化多样性。亚伯拉罕在马里布拉特两度长期旅居，加起来一共十二年，他把那里当作家，娶了当地女子并生养了三个孩子，直到最后携带全家和他的文书作品回乡，先到也门，然后到福斯塔特（Fustat，老开罗）。就是在福斯塔特，这份行李清单最终同其他文献一起被安置在以斯拉犹太会堂（BenEzrasynagogue）的秘库或仪式仓储中。1897年，这份清单又离开这个开罗的秘库，完成去往英国剑桥的最后一趟旅程，它是一大宗残片货物的一部分，这批残片使剑桥大学成为如今只是被简称“开罗档案”（CairoGenizah）的那些东西的世界最大宝库之一。

戈伊坦的卡片和笔记暗示，他只在编目过程中短暂地审视过T-S NS324. 114。虽然存档记录的材料——这些残片由世俗作品如书信、合同、法庭记录、商业报告或清单组成——只构成此时期前后最终自开罗档案提取出的约33万份残片的一小部分，但可能还有多达3万份已经著录的此类残片在世界各地，并且剑桥的编目工作仍在进行。戈伊坦确认了其中一面是另一位印度贸易商亚伯拉罕之子约瑟（Joseph b. Abraham）的便笺，另一面是亚伯拉罕的行李清单。戈伊坦似乎只有时间阅读和誊写行李清单的第一面，但这足以让他认定其为“出自易哲家的（亚伯拉罕）之手的详细清单，有装食物和其他商品的各类东西，还有他（在从印度去往西方的一趟旅途中）随身带的某些物品”。就这样，已知来自中世纪印度洋的唯一存世行李及旅途给养清单，被首次确认并正式编目。不过要再等五十年，几乎在撰写这份清单的一千年以后，它才被完整地阅读和发表。戈伊坦1985年去世后，编辑开罗档案文献中涉及印度贸易的残片——戈伊坦称之为“印度书”——这项工作，交到了戈伊坦的学生莫迪凯·阿基瓦·弗里德曼手上。多亏弗里德曼，我们才能确认位于T-SNS324. 114正面的第36—39行，更有意义的是，有了该清单的第一份完整加注英译文。亚伯拉罕的行李清单最终于2008年发表于戈伊坦和弗里德曼的《中世纪印度贸易商：来自开罗档案的文献（“印度书”第一部分）》（IndiaTradersoftheMiddleAges: Docum

不管怎样，亚伯拉罕的行李清单在其中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此类文献中唯一已知的来自前近代印度洋的劫余。它迫使人们关注关于流动性和身份认同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在其他讨论中常常只附带出现，是脚注和简短旁白的素材。正如被研究后现代性的学者们置于前景的高速公路或机场和其他“短暂停留之地”（non-places），前近代世界的行李提供了一个供我们思考在移动中形成并通过移动协商出的住所与身份认同的新空间。行李也证明它本身就是一个格外有回报率的研究对象。正如民族志学者奥瓦尔·洛夫格林（OrvarLöfgren）在当代行李制作的语境下观察到的：“手提箱向前看，但也向后看。人们打包连续性。”吊诡的是，预计为了跨洋旅行离开印度而制作的行李，也讲述了关于到达印度并在印度安家的故事；物品和食物在打包之前需要先出现，而且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商业网络和社会网络出现的，并回应着经由文化而习得的期望。《亚伯拉罕的行李》欣然采纳这份文件中微观史尺度的内容，探讨犹太印度贸易商在陆地和海洋的日常物质世界与物质性——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物质化的状态或性质；而开罗档案学者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印度洋上的地中海社会”。亚伯拉罕和他一家住在马里布拉特并在该区域旅行时所拥有和食用的物品中，以及他们向西航行时所打包和食用的物品中，有着关于地中海文化和犹太文化及身份认同以何种方式通过12世纪南印度和西印度洋的物质品被转译并协商的证据。行李的多重时间性有助于放大更大的人类议题——你打包什么和你如何旅行，当然反映了你的社会地位，但最重要的是，行李放大了饮食文化、居家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特性。你打包什么和你如何旅行把我们带向成为某类人的核心；带向你吃什么和怎么吃，你怎么睡和怎么穿，怎么安排你的个人空间，以及你信仰什么和如何表达它。亚伯拉罕的行李清单提供了对文化适应、改宗、文化相遇及交换等进程的洞见，这些在其他文本资料或物品资料中都付诸阙如。芬巴尔·巴里·弗勒德的《物品的转译：物质文化与中世纪的“印度—穆斯林”相遇》（ObjectsofTranslation: MaterialCultureandMedieval“Hindu-Muslim”Encounter）集中关注古尔王朝（Ghurid）边疆打劫和馈赠的回路与实践，这个边疆位于印度次大陆的西北部，且大幅度跨越到德里苏丹国治下的印度；而《亚伯拉罕的行李》以更紧凑的方式聚焦于不同的但常常是同时代的、在南部海上界面发生于南亚和中东之间的交换回路与实践。两者的反差不仅是地理学和编年学尺度的，还是关于流通类型、流通物品及活动领域之间的。

【目录】

致谢
第1章 导论：一份来自印度洋世界的行李清单
第2章 从伊夫里克亚到马里布拉特：易哲家的亚伯拉罕介绍
第一部分 马里布拉特的地中海社会
第3章 安家与交友：关于购物和互惠代理
第4章 用它做顿饭：关于饮食文化
第5章 犹太人之家：关于仪式用食物
第二部分 海上的地中海社会
第6章 “简单的”基本必需品：关于水和稻米
第7章 “舱室用品”：住在海上
第8章 平衡的身体：关于醋和其他酸味食物
第9章 从马里布拉特到密斯尔及更远——来世
附录 亚伯拉罕的行李清单（印度书III, 24）：抄写、音译与翻译
参考文献选录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