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们山东人，是怎么从“浩克”变“好客”的

故乡，你一生的故事。

各位好，这两天回家，昨天参加了一个朋友间的聚会，席间聊到了一些关于我们山东人刻板印象的段子，比如山东人如何喜欢考公务员、山东人怎么听话、怎么把进入体制内看作人生终极理想等等。

朋友们聊的开心，我在一旁听了苦笑，以前去外地，一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山东人，很多朋友半开玩笑讲的就是这些段子，大家哈哈一乐完了，有时候还会问我：小西，你们山东人回山东酒席桌上也讲这个么。

这里给大家现场汇报一下，讲的。其实我不太赞成以地域去划分人群的思路，但至少在我老家，勇于把山东人性格烙印中的听话——或者说的掉书袋一点，忠顺，当作的一种自嘲，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做的事。

不过这样想着，我倒是又想起了几个历史上不那么“听话”的山东人。

1

你今天去如果去我们烟台蓬莱阁游玩，急着去看八仙之余很可能漏过景区里一个不那么起眼的小庙，那个庙供奉的人名叫鲁仲连，门口四个大字书写了他的功绩——义不帝秦。

鲁仲连出生在战国末年，那个时候暴秦一统天下的大势已经不可阻挡，长平之战中，人屠白起一战坑杀了四十万赵卒，天下震慑。再加上当时的秦国采取恐怖主义外交的策略，重金结好六国当中亲秦的人，主张抗秦的，就派人杀掉。于是一时间就鲜有人愿意谈合纵的战略。

这个时候鲁仲连挺身而出，跑到平原君门下请缨抵抗秦国。有人就劝他，说你看现在天下眼看就归秦了，胳膊拧不过龙门吊，你是齐国人，秦灭六国最后也才灭到你们，你充什么大个呢？

鲁仲连怎么说？“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政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真要有那一天，我鲁仲连就是蹈海而死，也绝不当秦国的顺民。

这个思想境界，当然跟前几年电视剧《大秦赋》里哭着喊着要“当秦人”的群众演员差好几个层级了，只不过它可能才更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因为秦自商鞅起就是把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的驭民五术当旗杆打的国家。而齐国是当时战国七雄中民间经济最活跃、商业最繁荣的国度。《战国策》中说临淄城“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过惯这种富足生活的鲁仲连，当然不愿意被只允许老百姓“耕战”的秦王朝所统治。

所以很有意思，虽然《战国策》中只记载了鲁仲连这段慷慨激昂的嘴炮，但我们当地民间的鲁仲连庙里，却是把他当成真的“蹈海而死”的“义不帝秦”的烈士来祭祀的。宁可死亡，也不屈从于暴政，在中华文明中，奏响第一声这种声音的，是一个山东人。

而很有意思，离鲁仲连庙不远，还有个田横五百壮士的纪念碑，田横的故事已经到了汉初，当时汉高祖刘邦消灭群雄后，一度复国的齐国贵族田横和他的五百壮士逃亡到一个小岛上（今天青岛即墨的田横岛），刘邦派使者去说服田横，说现如今天下一统了，你要是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不失封侯之位，否则可就别怪我赶尽杀绝了。田横为了保护门客父老，假意屈从刘邦，但走到“尸乡”时，终因不肯屈服于刘邦的淫威而自杀。岛上五百壮士得知此事后也随之自杀。

鲁仲连蹈海和田横五百士，这两个故事后来一直成为中国文化中个体不服从、不屈从、硬骨头的象征，李白写过十几首诗提到过鲁仲连的义不帝秦，而三国志里，诸葛亮为了激孙权抗曹，引用的也是：“ 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特么的，死就死吧！死也不能让我屈从我不愿意屈从的意志！

所以真的很有意思，今天以“听话”“好客”著称的山东人，在先秦乃至秦汉时代，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最倔强而不驯服的，甚至成为了我们文明越到后来越稀缺一个的“硬骨头”符号。

而有鲁仲连、田横这样壮烈，也有聪明的。比如同是齐人的徐福，就利用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想求长生不老药的心理，骗他搞了个声势浩大的国家工程，召集三千童男童女，脚底抹油润到东瀛去了。

关于徐福东渡的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耐人寻味——

首先，徐福方向感这么明确，说明这人心底里恐怕跟鲁仲连一样，是骨子里“不帝秦”的人。但他采用的方法却不是“蹈海而死”，而是骗丫一笔大的跑路。这个思路就升级了不少.

其次，这个计划得以执行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恐怕是齐国当时的商贸航海业很发达，徐福知道海外还有不受秦王朝控制的异邦异国，惹不起躲得起。

再者，从日韩等地的考古发掘看，当时确实不知有多少齐国人在秦并天下的战乱中就这么跑过去了。所以这不是个个案。

综合一下古代东夷人善射、“好技击”的记载，可以说，在先秦时代，山东人的性格特征其实是骨头硬（义不帝秦）、心眼活（一言不合，浮海东渡）还能打仗。活脱脱托尔金老爷子《指环王》故事里的精灵族画风——身材挺拔、眼中有光、品性自由、勇武善射、魔多大军来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我乘船渡海到阿曼洲去！义不帝索伦！

你说那个年代的山东人，哪里是“好客山东”，分明就是“浩克山东”，生猛的不得了。

小时候读易中天老师的历史散文，见他时常自豪于他们湖北人从楚文化传承下来的“不服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和江湖气。

但听他这么说，我总有一点小小的不服气——真要论起来，其实先秦时代，我们“齐人”的硬气，相比他们楚人也是不遑多让的。

只是，为什么之后两千年的历史沧桑过后，“湖北佬，九头鸟”的盛名仍在，但山东人的性格却发生了剧变，从不服气的典型、一变而为忠顺老实的代表呢？

这不能不说，跟山东特殊的地缘环境有关系。

2

古代华夏大地有别于其他文明的最大地缘，是我们拥有一片广阔的华北平原，从燕山以南一直延申到江淮流域，整整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马平川，几乎无险可守。这种独特的内部地缘奠定了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大一统”基因，因为只要有人可以掌握优势军事力量，就可以在这片平原上迅速完成纵横吞并，然后如滚雪球一般，因为控制了更大规模的粮产区，积蓄更多的武装力量，因为有更强的武力、在平原上加速吞并更多的土地，迅速完成这个正向循环。

最终，控制整个华北平原，宣告“逐鹿中原”任务达成的力量将势不可挡的完成对周边区域的控制与统一。这就是中华文明一再走向大一统的内在机理。

而在华北平原这个决定性的内部地缘两侧，一东一西两个同纬度带上，分别连缀了山东丘陵与关中平原两个地理环境相对的封闭独立区域。这种地缘决定了山东和关中，在历史的演进中要么扮演统一前枭雄的孵化地，要么则会华北平原被控制后必须被拔除的眼中钉。

有趣的是，在中国古代史上，最终总是由关中平原来扮演前者，而山东地区则总是扮演后者。与关中是公认的“兴帝业”的风水宝地不同，山东从秦灭六国起就是“传檄而定”的对象。记得网上有过一个各省出过的皇帝的排名，中原各省都有上榜，唯独山东没有，甚至有了“山东不出皇帝”的说法。 

为什么同为华北平原连缀的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山东和陕西的命运如此不同呢？

其实你看一下地形图就不难明白，虽然名义上同属“独立地理单元”，山东丘陵与关中平原的地形是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截然相反的。

关中平原本质上是一块盆地，所谓“四塞之地”，在先秦史上，秦国人只要守住函谷关、武关等有限几个进出中原的关卡，甚至“泥丸封路”，就可以阻止优势敌军对其的征伐。战国历史上，在感受到发育中的秦国对自身威胁后，六国统一战线，联合抗秦的合纵搞过好几次，很多都不是挫败与秦军的能战，而是这个bug一般的地理上。

而山东地区的地理环境则刚好相反，是一个中间高，四周低的“外向型”地形，鲁西的泰山山脉与胶东的昆嵛山脉并没有割裂华北平原进出山东的通道，反而对各自区域内部的整合起到了阻碍和撕裂的作用。

的确，三面环海的半岛地形，在古代给了山东半岛一定的地理屏障，在战国技术条件逐渐成熟后，山东沿海广阔的滨海平原就为外部力量进出这片土地提供了宽阔的通道，所谓“不到山东，不知路有多宽”。

我曾长期居住的济南，那里是春秋末年鞍之战的爆发地，公元前 589年，晋鲁卫曹四国联军联合攻齐，齐顷公在计算后发现只能在“鞍”（今天济南的英雄山）这里挡住联军进入齐国腹地，因为这里北临济水（现在是黄河），南依泰山余脉，如果放任联军通过，之后的沿河平原就会呈喇叭口状越开越大，最终在通过临淄之后彻底扩张为广阔的鲁中平原，防守体系彻底崩溃。

于是仓促应战齐顷公输掉了鞍之战，也结束了春秋时代齐国的霸业梦想。

相似的故事在战国时代又重演了一遍——齐缗王好大喜功四处征伐，最终导致燕将乐毅“偷袭老同志”成功，打的齐国差点亡国的故事众所周知。但似乎很少有人深度思考过，在当时，齐国与秦国作为东西并立的两强，都在进行积极扩张，为什么齐缗王的扩张就留下了一个好战必亡的教训，秦国“奋六世之烈”的鲸吞蚕食就最终成功了呢？

这归根结底，其实是与关中平原于山东半岛截然相反的地理环境脱不开关系的。

事实上，除了延济南进入鲁中的北侧通道，山东半岛甚至还有一个同样难以防守的南侧通道，

那就是从江淮、徐蚌一线出发，经连云港沿沿海平原到达日照，最终直抵青岛的路径。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崛起后就沿着该通道将势力一路拓展到胶东半岛，并修筑了琅琊城，此后的整个战国时代，继承越国疆域的楚国一直占据了该通道的南口，好似把一支枪口抵在了齐国的腰眼上。

在这种空前复杂、难度超高的防守劣势地缘下，齐国别说与秦国展开争霸竞赛，提前认识到秦国的安全威胁，并参与合纵遏制秦国都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这个两面漏风的地缘环境实在是太没有安全感了，相比于远在关中的秦国，能够轻松进出其腹地的中原各国才更让齐国食不安寝。

地理决定命运，山东半岛作为半独立于华北平原的地理区块，既然不能像关中盆地或山西盆地那样成为统一力量的孵化器，就只能在历次王朝鼎革的统一战争中被一次次的传檄而定。

在近代，山东最后一次展现这种地理劣势可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韩复矩作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原本负责守卫山东及黄河沿线防务。但面对日寇进犯，却不战而退，连续放弃济南、泰安和济宁等地，全国舆论哗然。

蒋介石后来借开会之名诱捕韩复矩时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对话，蒋当时要韩复矩为丢失山东负责，不料韩却不阴不阳的怼了一句“山东失守我来负责，那南京失守谁来负责？”

这话更加激怒了老蒋：娘希匹，拖出去毙了！

其实韩复矩如果不图嘴上痛快，肯认真辩解几句的话，他本来还是有的说的。

当时日军一方面从华北平原沿京浦铁路南下，一方面又从青岛登陆，沿胶济铁路进犯，两路夹击、钳形攻势，加上双方悬殊的对比，估计把岳飞放过来也守不住济南。

再加上山东特有的外向型地缘，仗还没打，值钱的胶东、鲁中其实已经丢光了。老蒋这个时候还不能一碗水端平，临战把韩复矩的重炮都调给了他的亲信汤恩伯。这还让韩复矩死守济南，摆明了就是要把这支非嫡系送掉，捎带给其他各战区“打个样”提振士气的意思。

这个冤大头，韩复矩当然是不当的，他是冯玉祥的十三太保，又不是老蒋的嫡系。于是韩大将军就只能匆匆留下强令关公战秦琼的“美谈”和护城河边上的那个挺好的游泳池，就殒命归西了。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若不打，他不管饭！”

当然，一心一意守济南的人也不是没有。

比如明朝“靖难之役”中的铁铉，

明初，面对从北平起兵一路南下找他侄子朱允炆算账的燕王朱棣。铁铉铁太保可能是唯一愿意稍微认真一点介入他们老朱家这场叔侄内战的地方大员，他主持的济南保卫战利用各种斗心眼不仅搞得朱棣啃不下来，还差点要了燕王的老命。

但关键时刻，山东的地理环境再次帮了朱棣一个大忙，打了半天，老小子突然开了窍——我要去南京找大侄子算账，非得死磕济南干嘛啊？绕过去不久结了？于是燕军利用骑兵的高机动性，破东阿、汶上、邹县，至沛县、徐州，通过迂回的方式绕过了整个鲁西丘陵，等到一路攻克了南京，朱棣坐上皇位，回身一路屠回去。铁铉再怎么会守城也没辙了。

眼看齐鲁之地被“传檄而定”的戏码又再次要上演，关键时刻，铁铉以他的个人勇气又复现了一把鲁仲连式的“义不帝秦”。

心狠手辣又小心眼的朱棣让铁铉眼看着自己长子发配充军，次子被贬为官奴，妻女更被发卖为官妓，任人蹂躏。至于他本人，朱棣先割掉铁铉的耳鼻，又强行将其煮熟塞入口中，还冷笑着问他好不好吃。

面对这样一头变态的权力野兽的叫嚣，铁铉慨然答到“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

朱棣恼羞成怒，把铁铉拉出去寸磔而死。

我曾常在济南生活，大明湖畔没有夏雨荷，却有一座雄伟的铁公祠，里面的铁铉铜像至今仍香火不绝。每次去玩的时候，我都默默的想——其实哪怕到今天，我们山东人也未必一定是以听话、顺从、现实、进体制作为完全的人生终极追求的。我们、很多人，心底里仍深深敬重的那些挺身抗暴的志士、那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者。

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

只是若天下板荡、若胳膊拧不过大腿、若一片土地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帝制皇权所血洗，洗上整整两千多年，你不能强行要求所有的人都那样勇敢，有那样一两位孤勇者，作为勇气未灭的证明，就足够了。

而其余的人，他们若能走过那些人的墓前、愿意默默掬一把泪、敬一柱香，便足矣。鲁仲连、田横、铁铉那样的气质，就还在我们心底里存留着。

3

成年后负笈海外去见识世界，我得知同属古文明发源之地，古希腊所在的巴尔干半岛与我的故乡山东一样，也是半岛地形。

但区别就在于，巴尔干半岛的山势要比山东半岛险峻的多，不存在大片的滨海平原带，这就给半岛内部城邦的防守增加更多的屏障。比如与春秋战国同时代，著名的希波战争中，面对薛西斯大帝数十万的波斯大军，希腊各邦联军只需要防守住陆上隘口如温泉关，并依靠雅典海军击败波斯海军取得制海权，就可以挫败波斯帝国的进攻图谋，这背后的原因说到底还是因为地缘——古希腊所生长那个半岛是一个即有关中平原式的险峻，又比山东半岛更有鱼盐之利，海上交通更通达的存在。以古典时代的技术条件，希腊那片地方，像波斯那样的外来征服者很难打的进来，就算勉强打进来了，希腊人扬帆出海，早就润去地中海沿岸各地。畸高的征服成本，和极低的移居难度，造就了古希腊文明更崇尚很珍视自由，而不是逆来顺受的文化气质。

“行人，请向斯巴达人传达我们的消息……”

果然地理决定了文明，而文明决定了命运。故乡山海之形，造就了过去和今日的你我。

而一定要类比的话，欧洲的另一个半岛——孕育古罗马文明的亚平宁，倒是与我的故乡有几分神似——与临近平原将断未断的地理区隔，被中部丘陵、山脉断断续续分割滨海平原。这些造就了亚平宁平原上的文明古典时代的早熟与活跃，可一旦航海、运输、后勤等技术条件愈发成熟，地理屏障消失，半岛的特性就导致了它的容易被征服——从翻山的汉尼拔、回师的凯撒，到法王查理八世、拿破仑，无一例外证明了这一点。

从罗马时代的彪悍善战，到中世纪开始的“意大利面”，说到底怕也是地缘影响使然。

只是有一点稍有不同，那就是亚平宁作为深入海洋中的半岛，从没有放弃过它与生俱来的鱼盐商贸之利，哪怕在“黑暗的中世纪”，威尼斯与热那亚的商人、航海家们也依然是富裕和敢于闯荡的象征。

这一点我的家乡说实在是不如的，临淄城“东方罗马”的辉煌过去后，在近代开埠以前就好像再没出现过享誉世界的商贸城市。

究其原因，是因为古代中国过早、过严的执行了“利出一孔”的政策，盐与铁一样是由朝廷官营垄断的，百姓煮贩私盐犯法，很多朝代还可能掉脑袋。渔业技术发展则需要海路商业的繁荣，但是古代中国从秦以后就执行了最坚决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被视为末流和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被排挤、打压，甚至宁可交给外国人做也不给本地商人，怕出乱子。于是齐地自豪一时的“鱼盐之利”在汉以后就没什么人再提了，中国没有成为一个海洋文明，而只是一个“沿海文明”。

而这一切究其原因，其实也是一个山东人给他的君主出的主意——《管子·国蓄》篇中写到，“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相比于商鞅更阴狠而赤裸裸的宣称“民强则国弱，民弱则国强。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我觉得管仲给齐桓公的主意还是比较含蓄、温和的——他只是提出了国家要垄断利益的输出点，达到“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的状态，以便追求“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但我又不能不说，恰恰管仲这种萌芽中的法家思想。为古代中国之后两千多年的“官山海”“利出一孔”的思维，提供了最早的思想起点。

而管仲似乎也没有想过，通过“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来逼迫达成的“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最终对君主自身是弊大于利的，因为这种思维过早、过频的通过占领“经济制高点”、完全把握臣民的财产权来调动他们对王朝的响应度。一旦王朝的财税体系发生崩溃，整个效忠响应机制也就随之崩溃。鲁仲连、田横那种依靠自身道德和经济的自驱力去抗御外辱、坚持自己主见的人，就越来越少，而乖顺的人、驯服的人则越来越多。于是天下变得越来越一朝王纲解纽，则新征服者可“传檄而定”、肆虐宰割。

另外，黄巢也是我们山东人，还是个前半辈子一心一意考科举的人，乖顺老实的反面，往往是极致的爆烈。

当然这个事情确实无法由管仲来负责，他想不了那么远，那么多。

那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文化和性格的流变呢？

这就是我所能想到的，我们山东人怎样从“浩克”变“好客”的故事。

结尾我想说，我还是觉得任何基于地域的刻板印象都是不真实的，就像我们山东人，世传我们“听话、老实”，但我所最喜欢的现代中文作者王小波先生，他也是我半个老乡，因为他的母家就在山东，就在我们烟台牟平，特殊年代还到这里来下乡插队了很久，度过了他的“黄金年代”，并以为一辈子只能生活在这里。

可你去读读王小波先生的文章，我觉得他是我见过的一个最不听话、不老实、不乖顺的人。

而昨天傍晚，我开着车，沿着王小波或许徜徉过的那片海岸线奔驰，我突然明白了王小波的气质所从何来——也许这就是这片瀚海，看过这片美丽的海岸线的人，你很难想象他从内心深处就那样老实、甚至麻木，而从不为海那边的东西燃起希望。

我记得王小波先生写这家乡的文字，他写的极美，也很应这美好的景色。我想也用它来结束这篇我写给家乡的小传：

在陆地的尽头，

在大海蔚蓝色的波涛中间，

有一条狭长的陆地，

好像大陆朝海洋的胸膛伸出去的一条手臂。

这一块金黄色的土地呀，

多少黄昏，多少夜晚，

我就在那里独步徘徊，

想念着你们。

全文完

我是个恋家的人，难得回来一次，不能不写一篇随笔以记之。

配乐本来一定要用我们大山东的“省歌”《相亲相爱》的，楞好的一首歌。

怎奈我毕业那年，单位为了搞汇报演出让我们这些新入职的天天伴着这歌跳团体操，活活练了一个多月，着实让我对它产生创伤性应激障碍了。

所以文首还是放一首福斯特的《故乡亲朋》吧，把《相亲相爱》放在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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