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写，有没有功利心

“来！予与尔言！”

“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

“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1

各位好，昨天接到一位十分要好的朋友的短信，他很礼貌的向我提出要求：小西，明天能不写关于科克遇刺案的事情了吗？

我这位朋友是为十分友善温柔的人，我知道，当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是不同意我文中的观点。

但我是一个对自己写出来的文章有执念（有时候甚至是偏执）的人，当着他的面，第一时间，我回绝了他：“我觉得我写的至少大方向都是对的，真理越辩越明，您若不想看，可以不看。”

但我又是一个常常自省或者说内耗的人，过了一回我又回答说：“好吧，谢谢你的建议，明天起，这个话题告一段落了。”

为什么？因为我想起在科克的辩论运动兴起以前，美国大学是怎样从真正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沦落为今天的左派，甚至极左大本营的。

起初，左右翼的学者在美国大学里接受的是平等的对待，像写出《文明的冲突》的塞缪尔·亨廷顿这样的学者，在今天的美国高校恐怕很难立足，但当年却风生水起。

后来，民主党所推动的“身份政治”开始流行，在高校里面发表右翼观点和主张，很容易被左派学生投诉、举报。于是慢慢的人文学科教授们都以研究种族平权、性少数、堕胎等等左翼观点为荣了，并逐渐形成了内卷，再然后则是DEI，美国学校由此越来越左。

观察这个过程中美国教授们的心态，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完全未必自己的良心和学术道德在发表言论，他们只是小心的规避了自己研究中那些容易被指责为“政治不正确”的那些雷，并在那些可以说的话题上发生了“内卷”，最终无可避免的观点越来越极端、口号越来越高。终至不可折返。

我想到了我自己。

我的每一篇文章都至少做到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尽量不违反我所能构思出的理性么？我想我做到了。

但这些文章就一定篇篇都适度适时呢？我想未必。

因为相似的困局，其实我也面临着——自从上一次长达一年半的休假以来，重归之后我觉得能写的话题越来越少了，国内时事完全不敢碰，可若只写风花雪月、历史钩沉、艺术科技、三国西游，阅读和打赏都比较少，更关键的是，这样的文章相比于那些结合时事谈观点的文章，投入和付出是不成正比的——可能我要花三倍或者更多的功夫去阅读、构思，最终写成文字。最终得到的回报，却不足前者的三分之一。

这样写长了，我当然不甘心，因为我还年轻，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是我比很多写作前辈有更多的时间要度过。第二，是我可能没有他们中很多人那么丰厚的资产和人脉积累。年轻人还在想努一把力的时候，我终归不甘心认定自己的余生都是垃圾时间，就这么躺平度日。

所以我还必须写点能吸引读者眼球，引发读者共鸣的东西。一方面挣钱，另一方面实现自己的价值，最关键的，我觉得我总能在聊这些简单的时事的同时，给读者带去更深一层的深度思考，这是我自鸣得意，并不愿意放弃的。

可是能聊、又不违背自己良知的国际话题又有多少呢？我总不能天天只搬运摘抄一下外网的俄乌战报，说说双方今天又打下了什么村，前进了几公里，然后再喊两句“乌克兰必胜”“正义必胜”之类的谋生吧？

这倒不违背良心，只是在我看来这太没价值、太low了。

所以我才会写科克遇刺，写背后折射的美国左右翼撕裂的真相，并借此写我眼中左右派的分野是什么——最后一点，是我想带给读者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我像一个给不爱吃胡萝卜和青椒的孩子做早餐的家庭主妇一样，小心的把这些平素写出来没人愿意看的知识裹在新闻的蛋卷里，指望用心的读者能发现其中的价值，让我的写作能变得有意义。

你问，这样做不对吗？对。

但你又问，我这样写，就没有半点求名、求财、求用的功利之心么？

把我必须承认，我有。

带着这种功利心，也许有时我会把一个话题写的过度，看到既安全、读者又爱看，回报还多，就多写。所以我需要时长警醒，反思。

2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活了也有一小把年纪了，我越发认清了自己，我不是一个能够低能耗的、在垃圾时间里隐逸躺平的人，只要我还在呼吸、只要我还在思考，我就想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去挣更多的钱见识世界，去让更多的读者击节赞叹，让文字留与他们的心中。我要把我的生命活的有价值。

但到底该怎样活呢？

前两天，有位朋友推荐了我一本中篇小说，是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所写的《智利之夜》，小说讲述了身为作家的主人公在皮诺切特军政府当政期间（通称“智利之夜”），对社会公义视而不见而一心只写他安全的风花雪月文章的一辈子。

我得说，这不是一本很好读的小说，因为小说通篇是用那种拉美作家特有的、懒散而魔幻的意识流风格写成的，对吝啬于时间的我来说，读起来特别费力。

但小说看到最后，最后一幕却击中了我——主人公躺在临终的病床上，想起了他因趋炎附势而荣华显贵的一生，想起了他这一辈子对社会真正的大问题因胆怯而视而不见。想起了他参加的贵族宴会，和宴会的地板下，受拷问者所发出的阵阵呻吟。作为一个良知尚存的人，他不是没有感知到良心的拷问。但旋即，他又想，或许这就是历史，历史中的个体，是没有办法和那宏大的趋势所抗衡的，你只有先在这潮流当中求存，让自己活下去，实现自我，然后才能尽力去做一些利落能及的事（请原谅我用自己的语言去总结，因为小说本身写的实在是太拉美了）。

我想，作者波拉尼奥，作为一个自己也经历过智利之夜的知识分子，他在对主人公的趋炎附势、犬儒主义极力的鞭笞与嘲弄的同时，恐怕行文至此，也不由得生出一分同情吧——个体的胳膊，拧不过时代的大腿，康德说“即便哲学家也没有义务说出全部的真理”，我们对那些为了生存，为了实现自我，在不违背良知的前提下，有选择性的说真话的人，能宽容就多一份宽容吧。宽容他人，就是在宽容自己。

历史的残酷在于它太宏大、太漫长了，即便有些插曲，只是“历史的一瞬”，它也足以耗尽一个普通人的一生，或者最有价值的青春和大好年华。所以在宏大而漫长的历史中，怎样才能过好自己短暂而渺小的一辈子，真的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

当然，道家讲隐逸，孔子曰“邦有道则仕 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庄子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但还是那个问题，我总疑心，无论“卷而怀之”还是“修德就闲”，都是中了母胎彩票或者有了足够一把年纪与积累的人才能能享有的洒脱和躺平。至于年轻人，他们不得不在这个残酷的世间奋战，去在不违背自己的良知与世俗的边界之间小心的寻找出一条小路，完成他们的事业——所以人不能不有功利心，因为我们自己也要活下去。

3

我听过一个说法，说“糖的成瘾性是可卡因的八倍，毒性是可卡因的六倍，但糖是合法的。”

这话听来很惊悚，但它没说的另一个事实是，糖是人体维持生命所必须的，所以可卡因是毒品，而糖是必需品。

功利心这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灵魂的“糖”，它吃多了肯定有害，甚至吃一点就有害，但它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得活下去。

所以我们无法躺平，我们必须工作，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屈从于现实，作为写作者，我总能只在诸多可言说的道理当中，选择能言说的那一部分给您听。

您可能会不满，就像这几天几篇文章让有些朋友不满一样——“那xxxx更过分，你怎么不把那个道理讲讲，就知道对白左重拳出击？”

我想回答：是的，你说的道理我都懂。但我若写国内时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您愿意对我不离不弃么？我写风花雪月、冷门历史，也没见您支持赞赏啊？

既然您只被这种话题吸引，我也只在这个话题上轻松而放开的写，我觉得这是一场挺好的事情。我没有任何道德负罪感，因为我写的也都是良心话，并不违心。

这就是我的功利心，我这样直白的剖析给您看——我的理想，我的难处，我的不甘、和我对生活的妥协。所有这些，构成了我此刻的人生，我是以完成自己的生活，而不想在躺平中空等命运的黎明与转机。

更或许，自我们之前，千百代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吧。

《论语》中，鲁国的权臣阳货想要征召孔子出来做官，孔子不想见他，因为他觉得阳货名不正言不顺，不符合自己的政治理想。

可是阳货最终还是堵到了孔子。

然后，阳货对孔子说了什么呢？

“来！予与尔言。”

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

“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

“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我读论语，这一段确实读出了心灵震撼，我觉得阳货是真正懂孔子的人——这个世界确实不完美，表达很多时候确实是受限的，我们的行为、言论，也永远达不到无可指摘的程度。

但这些都不是我们不做事、不发声的理由，更不是我们躺平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要活着，更因为，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不要总是等待，要做事，要写作，因为我们的人生太短暂，我们与历史的长河对耗不起。

但我还是决定接受朋友的建议，停一停对科克遇刺的评述——因为该讲的道理已经讲清了。从明天开始，回归历史与深度的写作——虽然那些稿子费力不讨好，那些我文章看的人一多，就骂我“蹭热点”，柿子捡软的捏的人，不会看那些文章，更不会打赏（事实上，他们从来不打赏）。

但是我要尊重珍惜我的朋友，他们中有自由派，也有自由保守派，我希望我们能建立共识、平衡，而不是彼此撕裂。

所以这是一篇谈心文，我像对我的忏悔牧师一样，向您坦白了我的功利心——

求财、求名、求用，是的，这些动机，我写作中一样不缺。

但同样长存的，是我愿意与值得的读者交流、给他们以启发的心，

是想写一点什么，给世界向着常识与文明推一把的心。

愿您宽容、喜欢、并愿意陪着这样的我一路同行。

本文3700字，感谢读完，为文不易，喜欢请关注、转发、赞赏三连。

另外，还是推荐昨天的《“怎么说”永远比“说什么”更重要》一文，虽然还是谈科克遇刺案，但是却是几篇中与新闻拉的最远，最有思辨价值的一篇——可惜，惯常的，也因此看的人最少。（你说非要结合热点真的是我愿意的么？受众如此。我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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