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在女性腹中发生的死亡

死亡

杨怡在B超室的床上得知了孩子的死讯，医生告诉她：“胎心和胎芽（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全都没了。” B超影像里，孩子是一个像圆形泡泡的被称为孕囊的组织，还看不出人的形状。这是她怀孕的第九周，胎心和胎芽是判断胎儿发育的重要标准，如果孩子还活着，几周后，胎心会发育成心脏，而胎芽会分化成大脑、肾脏等全身器官。

杨怡深吸了一口气，拿着单子，推开门，对着站在墙边的丈夫小声地说：“娃没了。”

这是第四回了。在医疗记录里，她的状态被描述为，“孕4产0”。

这一次的原因是胎停，指胚胎或胎儿在子宫内已死亡，但未自然排出。医生建议杨怡先做药物流产，再做清宫手术，这是对她子宫内膜损伤最小的方案。她需要吃两种药物：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前者通过阻断孕酮而终止妊娠，使胚胎脱离子宫壁；后者促进子宫收缩，让胚胎组织排出体外。

胎儿停止发育了，但她的血检报告上的hCG值（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没来得及回落到未孕状态。这时做药物流产，对杨怡来说，意味着她要亲自结束胎儿的生命。

“我（不得不）要吃这个药，把TA杀死了，不像一个手术，给了我一个痛快。” 另一位经历胎停的产妇说自己服药时手发抖，觉得这是“把孩子毒死弄出来”的过程。

杨怡在两天内先后服用了三片药，第三天，她被送往手术室。快进去的时候，她看到另一家人等在门口，正在打电话报喜，“要生了”。她又看到自己的老公独自坐在最靠外的椅子上，感到很难过。

除了清宫，妇产科的手术室里还会做另外两种手术：人工流产和引产。前者是在麻醉下用负压装置将胚胎组织物从子宫内吸出，要在孕早期完成。而当胎儿发育到12周或更大，骨骼硬化，无法被负压装置吸出，产妇就必须将孩子“生出来”，也就是引产。

姗姗在怀孕四个月时做了引产。她的孩子被查出患有18-三体综合征，疾病由18号染色体中出现第三个染色体引起，会导致严重的智力障碍和生理畸形。

她想保住孩子。医生说孩子的一只手和心脏可能会有问题，她想的是：也许生下来以后可以修复呢？又得知智力可能受到影响，她想：笨一点不代表不能活。直到确认大多数胎儿会在出生前或出生后一年内死亡，她才彻底死心。

引产之前，医生会用药物“杀死”胎儿，常用的方式是向羊膜腔内注射利凡诺。药物会切断母体和胎儿之间的氧气交换，注射后，胎儿的心脏会在24小时之内停止跳动。如果产妇无法自行生产，医生也可能采用剖腹产取出胎儿。

引产开始后，每隔三个小时，医生在姗姗的阴道后穹窿放置药物米索前列醇，令子宫收缩，减少胎盘血流，使胎盘缺血性坏死，最终让胎盘与子宫壁分离。

药物很快起效，姗姗感受到一种和痛经相似的痛感。渐渐地，宫缩不断加重。腹痛和腰痛前后夹击，肛门有坠胀的不适感，她蜷缩在病床上，手死死地抓着床的栏杆，再没力气喊痛。

医生准备塞第二颗药时，姗姗提出想休息一下，但被拒绝。“我们在强行软化宫颈，休息半个小时，你的宫颈就硬回去了，前三个小时的罪就白遭了。”医生说。医生给姗姗打了止痛针，但也没能缓解疼痛。

十个小时过去，羊水终于破了，她感受到胎儿从体内滑落，她看了一眼，“它和一个iPhone Plus差不多大”。又过了半个小时，胎盘也出来了。“宫缩的疼痛立刻就停止了，风平浪静，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一位助产士回忆，有的孩子生命力很强，没有在药物的作用下死去，引产出来后会发出微弱的哭声。产妇会因此更加痛苦，也有人会生气，对医护人员说，不想听到孩子的哭声。

在中国，胎儿不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人”，也因此，胎儿死亡后，告别、哀伤、悼念等人类合理的情感需求，容易在流产、引产的过程中被忽略。医院里，死胎曾被作为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理。直至2010年，我国才规定严禁按医疗废物处置死胎，将胎儿遗体纳入遗体管理中。但是，“在16周胎龄以下或重量不足500克的胚胎组织等”依然给归类为“病理性废物”，一些医院的流产、引产收费单据中，仍能见到“死婴处理”、“医疗垃圾处理”字样。

病上加病

“为什么别人行，我不行？”

谁的责任

女性通常被认定为怀孕和流产的唯一责任人。今年，香港一次关于失胎认知的调查显示，超过九成受访者认为，是子宫或子宫颈问题导致流产。女性的生活方式如剧烈运动、吃了某些食物等，也被认为是直接因素。

从科学的角度看，自然流产（妊娠不足28周流产、胎儿体重不足1000g而妊娠终止）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往往是由胚胎染色体异常引起，与孕妇日常活动无关。男性精子质量差会导致胚胎发育不良，也已被广泛证实。另外，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当父方年龄在 35岁或以上时, 早期自然流产的概率会增加。此外，环境因素如空气污染等，也可能影响生殖健康。

但在家族、婚姻、社会观念的多重压力下，女性面临着更复杂的现实困境。

备孕不成功的那段时间，杨怡最怕参加家庭聚会。她丈夫的哥哥、嫂子连着生了三个孩子，会把孩子抱到她跟前，给她“蹭蹭喜气”，让她也赶快怀孕。

一次，杨怡的公公在饭桌对客人说：“你看我都60岁了，还当不了爷爷，现在人不知道怎么想的，不生孩子。”杨怡气得手在发抖，这时距离她做完清宫手术还不到一个月。

吴郁选择逃离，却仍未逃出家庭的粗暴干预。在第三次经历胎停后，她连续两年都没有回老家过年，因为“无颜见爹娘”。为了祈求她能顺利生下孩子，她妈妈常去拜菩萨，还去算命预测生育时间，得到的答案是“现在没有子女运”。

后来，吴郁的妈妈又听信偏方，两次给女儿寄去动物胎盘，其中一次，直接把胎盘炖好，装在砂锅里，托人带过去。吴郁看见胎盘连着胎儿，胎儿长着毛发，觉得恶心，就丢掉了，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敢走进厨房。

而她的婆婆，则四处打听，想给吴郁抱养一个小孩，婆婆给出的理由是“抱养个小孩之后，下次你自己就能随便怀”。

广州某医院的一位护士回忆，有女性请求她一定要帮忙安好胎，因为丈夫威胁生不出孩子就离婚。还有一些复发性流产患者，遭遇了丈夫一家人的冷眼和孤立，她们能想到的唯一出路，就是生孩子。还有一次，在B超室，医生认定胎儿已经不行了，孕妇的妈妈跪在婆婆面前，说女儿对不起男方的家族。

吴郁也曾担心丈夫会因为自己生不出孩子而提出离婚，她见过这样的案例。有一次，她在医院就诊时，碰到一个43岁的大学老师在医生面前哭诉老公出轨，老公冷漠地站在一旁，没有辩解。这位老师选择继续做试管，因为一旦离婚，握有胚胎处置权的老公，可能会拒绝她使用仅剩的最后一枚胚胎。

失去的机会

15到49岁是人口学定义的女性育龄期，同时这也是女性学业和事业的黄金期。2018年，为了备孕，28岁的姗姗放弃了在北京深耕多年的编剧资源，还有国内知名影视平台的A级项目，随工作调动的丈夫一块去了香港。离开北京时，姗姗把两只猫放在了好朋友家，打算怀孕以后就回来。

七年过去，猫还在朋友家。期间，她经历一次引产、四年备孕，这让她与行业的核心圈越来越远，一些北京项目找上门来，工作要求是要密集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会议，她选择婉拒。

在教育机构做老师的叶真，在30岁那年面对过两难选择：接受晋升两个职级的机会，外调到上海新校区工作一年，或者留在广州备孕。

她选择了后者。第四次怀孕时，叶真因为保胎而选择辞职。前三个月，她每天两次独自前往佛山的医院打针。到了孕晚期，她又住进医院保胎，丈夫偶尔来看她，多数时候，她自己照顾自己。

吴郁主动放弃了电商公司管理层的工作机会。为了找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她向一个自媒体岗位投了简历，但这家电商公司所有岗位对女性的要求都是“已婚已育”（这种要求违反《劳动法》），吴郁谎称自己已经有孩子，才成功入职。

由于计划做试管治疗，吴郁不得不以患有妇科病为由请假，她会提前一天工作到深夜，提前把第二天的工作量完成。但她无法适应试管治疗的副作用。促排卵药物让她长期失眠盗汗，月经周期扰乱，情绪也变得暴躁易怒，无法集中精力看电脑屏幕。

做完取卵手术几天后，公司组织员工去泰国旅游。在海边，同事们把吴郁抬着扔到了海里，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吴郁全程配合，当时她的阴道还在流血。从海边回来，吴郁害怕伤口感染，买了抗生素。

不忍看到吴郁受苦，丈夫考虑过代孕，他问好了价格，是60万。他卖了房子，想去试试，吴郁没有同意。“挣钱本身就不容易，对不对？拿别人的肚子试的话，还不一定能一次性成功。”她说。

2018年，通过试管治疗，吴郁第四次怀孕，并出现了严重的孕期反应，连喝水都会吐。她计划独自去山东潍坊的医院保胎，因为至少要住院住到孕十二周，考虑来考虑去，她还是辞了职。

失而复失的恐惧

在自传《 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中，作家蕾切尔·卡斯克捕捉到了生命最初的悸动：“医生问我要不要超声波照片，我得到了一张亮晶晶的纸，上面印有屏幕上出现的雪花般的图像。回家的路上，我看着那张纸，可以模糊看见那个小生命的侧影。”

这种对新生命的期盼，吴郁也曾真切体会过。第一次怀孕时，吴郁在B超室听医生说，宝宝会在孕囊里长大。那一刻，她开始期盼明年春天的到来——有一个孩子即将出生，还会叫她妈妈。她每天轻抚肚子，叮嘱孩子“要稳稳地待在里面”，还提前买好了婴儿衣、帽子和摇铃。

失去第一个孩子后，吴郁把那些从未用上的婴儿用品锁进柜子，以作纪念。再怀孕时，压抑喜悦变成一种下意识的本能，取而代之的，是小心翼翼。

她不再跟人分享怀孕的消息。一次，在地铁上，一个大伯给怀孕六个月的她让座。她才突然意识到，在备孕的六年时间里，这是她第一次被当作一个孕妇。她也不再提前购买婴儿用品。

杨怡记得第一次怀孕时，丈夫看到验孕棒，开心得蹦了起来。可在经历多次自然流产后，丈夫跟她说，他已经对这件事降低了期待，也不敢因怀孕而高兴。

对于失胎家庭来说，任何一次怀孕都同时蕴含着希望与风险，流产的次数越多，他们越不敢抱有希望，也越害怕风险。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马良坤介绍，孕妇可能会因焦虑出现频繁做产检的情况，越接近上一次流产时间，越焦虑。也有患者出现了躯体化反应，背部疼痛到无法正常生活，同时患上了重度焦虑症。

姗姗加入了有相似流产经历的同命人微信群，一个群友每隔一两个小时验孕一次，还把每天的试纸贴在本子上，对比两条红杠的颜色深浅变化，一旦颜色没有更深，她就担心胚胎是不是又要保不住了。

实际上，试纸颜色变化并不能准确反应胚胎发育情况。但大家都能理解这个孕妇，没有人劝阻她，而是把更便宜的早孕试纸推荐给她。

2024年，姗姗第二次怀孕，终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但恐惧并未结束。看到关于儿童发生意外的新闻时，她会想：这个事情发生在了我身上怎么办？有时，因照顾女儿而筋疲力尽，她想去无人打扰的地方待一天，哪怕只是酒店，但另一个念头会从她的脑海中闪过：你怎么敢有这样的愿望，不怕老天把你的孩子收走吗？

2019年2月26日，34岁的吴郁也通过剖腹产生下女儿。在女儿一岁多时，她再次怀孕。她患有严重贫血，多次的宫腔镜手术增加了生产的风险。这次分娩中，她冒着可能会被切除子宫的风险，最后还因大出血而被送进了ICU。

“没有经历过生育困难的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生一胎这么难，你还要去生二胎。”吴郁提出了这个问题，又继续说下去：“因为人生无常，我害怕失去，为什么害怕失去？我死了三个孩子，我就很害怕，万一我的女儿哪天发生了意外......”她害怕成为失独母亲。

告别

前文提到姗姗曾经历宫缩疼痛程度超过顺产的引产，那是2021年12月2日，姗姗引产生下一个男孩。此后，她在医院参加了儿子的告别仪式。

仪式在病房里举行，宝宝身上包着红蓝相间的碎花襁褓，躺在一个铺着蕾丝的小竹篮里。姗姗捧着小篮子，摸了一下宝宝，又仔细检查了发育畸形的双手。她给宝宝念了佛经，告诉他爸爸妈妈很爱他。大约20分钟后，她和丈夫给宝宝拍了一张照片，结束了这场告别。

医院送给她的纪念卡上写着：人生中总有一些悲伤的经历，这些回忆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这张纪念卡，她保留到了现在。

失去胎儿的母亲始终以自己的方式纪念那个来过的生命。叶真会独自庆祝母亲节，还把宝宝离开的“2020年10月31号”设置成了密码，使用至今。吴郁仍保留着12年前孕期准备的婴儿连体衣，她还会跟6岁的女儿谈起并未出世的哥哥或姐姐。 

心理咨询师谢菲在引产之后，在女儿离开的纪念日悼念她，还给她取了名字，买了衣服。但很长一段时间，她仍无法谈论起死去的女儿。她离了婚，陷入产后抑郁。有想了解生育信息的孕妇问她，你有孩子吗？她条件反射般回答，你们的孩子不就是我的孩子吗？

一天晚上，谢菲梦见孩子又回到她的肚子里，她还明显感受到了胎动。她决定用正式的方式去悼念这个孩子，为她举行了多次宗教仪式。

失去亲人在学术上被称为“丧亲”，丧亲的痛苦感受也有专门的名字：哀伤。失去胎儿是一种丧亲，有研究显示，在香港，有54%的人会在失胎一年后仍然深陷哀伤中，这些人的经历被定义为“延长哀伤障碍”。

与失去父母、亲人一样，失去胎儿的母亲也需要哀伤辅导。在香港，辅导从产妇获悉胎儿死亡开始，持续到流产、引产的不同阶段，其中包括举行告别仪式。比如姗姗就诊的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2019年4月，香港政府宣布成立首个公立墓园“永爱园”，专门安葬未满24周的离世胎儿。

在内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也开始为失胎父母提供举行告别仪式的选择。在2020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妇产科护士长胡凤欣去香港大学玛丽医院进修，随后把相关理论和实践带回所在医院：为产妇及家属提供独立告别空间，如果父母愿意，可以为胎儿穿衣、拍照、留手印和脚印做纪念，写爱心卡片或信件。除此以外，医护人员会就产后康复给出建议，提供心理咨询的转介途径，并定期回访。

形式也发展得越来越多元化。北京协和医院每周举办工作坊，通过音乐、舞蹈等媒介引导产妇表达情绪，并为产妇提供3-4次一对一哀伤辅导。

去年，叶真在佛山市顺德区第五人民医院参加了一次类似的哀伤辅导。护士组织妈妈们围坐在一起，每人选择一张喜欢的图形，再用画笔填色。

叶真想：如果是我的孩子在画画儿，会怎么画？她选择了一朵花，是最简单的一张画。画画时，她感觉宝宝的形象变得具体，“前几年一直是空的状态，（那一次）像和孩子对话。”

助产士林桂芹记得，一位怀着双胞胎的产妇在怀孕二十周左右失去了胎儿，在装饰举行告别仪式的产房时，产妇在箱子里装满了为孩子准备的玩具、衣服，丈夫也买了两朵花。医院准备的悼词里写着：希望你们能重生。

妈妈，爸爸，孩子

引产后，叶真的丈夫曾看了一眼孩子，看完后在走廊里流泪，这是叶真听护士说的，丈夫并没有告诉她。他们都默契地回避提起那个孩子。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遭了那么多罪，丈夫却看起来并不痛苦。

吴郁也记得，第一次胎停以后，丈夫的同学邀请他们参加宝宝的满月宴，她不想去，丈夫不理解她的抗拒，两人大吵一架。第三次胎停后，她独自做完手术后回家，眼泪止不住地流。她渴望一个拥抱或者一句安慰，但是丈夫只是看着她哭，然后背对着她睡去。

墨尔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凯欣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失胎哀伤。她在调查中发现，超过⼀半的夫妇同时患有延长哀伤障碍。但双方的应对方式往往不同，“男性更倾向于沉默，通过工作转移注意力，而女性则需要倾诉和情感支持。” 但更重要的是，哀伤的主体是一个家庭，父亲和母亲应该一起寻找疗愈的方式。

她认为，失去孩子的哀伤会一直存在，因为哀伤意味着爱，“如果它并未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你只是感到哀伤，有时仍会思念那个未能出世的孩子，这很正常，因为这是人之常情。” 

香港生死协会会长梁梓敦从事多年生命教育和失胎哀伤辅导，他创作了一本绘本《我永远是你们的孩子》。针对失去胎儿的父母会遇到的现实问题，他在书中和访谈中给出了一些实用性建议：

 1 在保护胎儿方面，你花费的时间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要多，试问孩子的离开，又怎会是你的错呢? 或许你会认为是自己的过失，导致失去孩子。可是，希望你能明白，面对生命，人实在过于渺小，无法掌管生命。请你不要责备自己，不如尝试跟自己和你的伴侣说:“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2 面对误解，你可能会沉默，但为了自己，起码要向你的伴侣或好朋友诉说你的感受。

 3 在伴侣哭泣时，给予温柔的拥抱和耐心的聆听。作为男性，你也可以在伴侣面前表现你的情感，这会让对方发现原来自己在经历哀伤时并非孤单一人。

 4 关于生育，永远不要给女性压力。相反，给彼此足够时间作好心理准备。即使她拒绝，也请尊重她的选择。在家人朋友面前，保护她的情绪，最好预先提醒亲友不要再说“为什么孩子会没有了?”或“你还年轻，下一次再孕便可以了”等。

 5 如何让面对长辈的生育期待？长辈未必懂得说一些安慰的话，甚至会说一些令人难过的话，但他们其实很关心你们，可以尝试将哀伤和想法清晰地与他们分享。

 6 如何面对刚有孩子出生的亲朋好友?如果你认为自己见到亲友的孩子只会更难过，不如就向对方表示，你仍然未准备好面对他们，所以暂时不会出席聚会，或避免在你面前谈及孩子的事，然后希望他们体谅你现在的心情。当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哀伤减轻，再主动联络他们。

 7 如何向家中其他孩子讲述失胎的事？父母可以如实将事实告知他们。请肯定他们作为哥哥姐姐的身份，一同制作一件纪念品，或透过一些仪式纪念这个家庭成员的存在。你也可以在孩子面前表现自己的哀伤，因为亲人的去世而流泪绝非羞耻的事，同时你的孩子更能学会，负面情绪该适当地抒发出来。

 8 可以做一些令你感觉好一点的事情。面对哀伤，我们不是去降低哀伤的程度，而是增加生命的容量。拿分数来举例，分母是生命，分子是哀伤，如果分子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可以改变分母。

杨怡、姗姗、吴郁、叶真为化名

作者———黄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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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蒙   顾问——王天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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