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荣：“民族文化”与内部“铁血政策”的合谋——评俾斯麦《思考与回忆》

对过去的解释和评判必须依托某种确定的标准，而不能依托个人的观点，这一点人们都不会反对。然而，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盛行的是一种明确的天命观念，这成了历史评判的标尺。回望那段岁月，对于拒绝检验并承载历史结论的人，历史是不会传达任何智慧的。失败总是有原因的，覆亡的事物也都是因为自身的缺陷而覆亡的。人类历史当中，最具灾难性的败亡事件，莫过于帝国和教宗联手统治西欧的计划。正是这一计划，令德意志和意大利人民经历了漫长的创伤和羞辱；这一计划的终结，乃是世界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的事件，就如同古罗马和旧法国的终结一样。实际上，无论是保皇派还是共和派，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都同样承载着时代的审判，对此，无论各人的情感倾向何方，事实就是事实。教宗和帝国乃是12世纪德意志人理解宗教和政策的参照系；以吉泽布莱希特为代表的一批德意志史家则顺势而为，充分地运用了这一框架。等级体制确实压垮了罗马的自由，不过他并不因此而仇视等级体制；相反，他们和他们的总导师兰克一样相信，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条顿民族和拉丁民族各自命数的混合，确切地说，条顿种族承担着帝国命运，而拉丁种族则担当着教士的命运。也正是因为此种真切的精神，他们才能以宽和怜悯之心评判人物，并且认定自己的真正职责所在就是叙述事件，辨识种种的观念、制度和原则，因为这正是他这种人的职业关切所在。

1848年的革命可以说唤醒了他们，将他们从幽暗且静谧的史料研究中拉了出来。那个命定的皇帝令他们的帝国梦想归于消散；失败令德意志民族受尽屈辱，意气消沉。他们决心向德意志人民揭示过往的历史。此乃一个好公民的决心，志在复兴陨落的信仰，并让同胞学会缅怀过去的那些时光，在那样的时光里，德意志乃是世上头号大国，德意志君王头顶领袖群伦的尘世冠冕，而且德意志似乎也统治了整个世界。为此，这些帝国派竭力召唤那个介于奥拓王族和腓特烈之间的时代，这就如同一个忠诚的法国人沉醉于韦尔万家族和圣路易之间的那个时代一样。也许，在文学世界，很难再找到相较于这样的时代更为高光的时刻了，也很难再找到较此更完满的感怀了。此一时期，他们连同他们的阶层都选择了在这个时刻走上时代前沿，开始就罗马共和、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制以及普鲁士政策这类时代问题著书立说。其中一些人实际上都跟时代论题并无真正接触；另一些人则身陷时局当中，最终毁灭了客观史撰应当有的那种平静和持重。但是当他们的作品完成一半之时，却陡然间相信帝国已经得到了恢复，因此，他们犹疑起来，既然事态已经改变，帝国的复兴已然令他们的作品归于徒劳，那么是否有必要继续写下去。第二帝国就这么出现了，他们本质上并不清楚其来源、性质和未来，时局迫使他们甚至在扪心自问，自己究竟是一个学者，只不过身逢千载良机，还是一个狡猾的爱国者，在动用古代力量来迎合这难得的时代机缘？

在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端点，1917年，韦伯在战争的硝烟中对德意志民族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如果职业的思想家具有一种直接的责任感的话，那么面对当时盛行的各种理想应当保持冷静的头脑，甚至对与王位有关的理想，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得‘逆时代之潮流’。‘1914年德国思想’是由那些浅薄的外行创立的。‘未来社会主义’是将官僚化和利益集团管理进一步联系在一起对经济生活进行合理化的一种表达。今天，狂热的官方爱国者不仅祈求于德国哲学的精神，也祈求于宗教的精神，以便证明这些纯粹技术手段的合理性，而不是严肃讨论这些手段的可行性，这种可行性其实完全受制于各种财政因素。这种活动只是一种由那些对他们自己过分苛刻的浅薄文人所显示的非常乏味并令人厌恶的形式。但是，就其形成来说，正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们不得不有所知晓的、真实的‘1918年德国思想’能够或可能是什么样子，今天没有一个人能未卜先知。这有待于未来作答。”

这段令人感到不安的话充满预见色彩，也是一项呼吁，要求德意志政治找到那种审慎而明辨的“现实政治”原则；同时，这也涉及到对1870年代结束到1914年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政治所能作出的最令人悲怆的总结。它将我们带回俾斯麦的时代，并把“审视”和“反思”的目光投注其上；自1806年以来，这段时期是德意志问题史上绝无仅有的“现实政治”时期。俾斯麦也正是德意志民族绝无仅有的“现实政治”实干家。

只要一想到俾斯麦，德意志文化精英阶层总是很想看见他被囚禁在他自己以及时局所勉强制造出来的命运里，被囚禁在一幅在他的前后构成了“长期”的远景风景画中，最终凝结成为一座石头的雕像，除了在晨昏的微光中显示出大致的轮廓而外，便没人再愿意把他解救出来，去了解更详细一点的实情以及这样的实情针对德意志民族所提出的问题。然而，毫无疑问，伟大的实干家都是有自知之明的，都能够准确地量度自己的能力的有限和行动范围的狭窄；确切地说，俾斯麦是这样一种人：选择把自己保持在这个狭窄有限的范围之内，甚至利用不可避免的事物的重量，将其加入自身的推动力当中，这便是席勒常常谈到的那种在“必然性的空间中”，实物与实物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撞击。俾斯麦经常说，政治家不能创造历史，政治家必须不断地预见到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在历史自身的变迁以及对这些变迁的分析解释中，这也正是他内心状态的写照。他置身于永无休止的报告的中心和交叉点上，用纵横交错的线在他面前编织世界和第二帝国的网；偶尔他也会用罕有其匹的雄辩和生动的方式在议会面前、国王身边以及各种公共场合发表富有煽动性的演说，但他主要是一个坐在办公桌前快速批阅报告的人；他远离人群，冷漠、深思，并以这样的方式把自己同从世界各个角落向他迅速涌来的活生生的历史连接起来。他本人就是他的帝国的全部弱点和力量的总和和集结点，换句话说，他既是帝国的创建者，更是帝国的总结者。相比之下，他的那些杰出的副手们，先是罗恩，后是毛奇，只能看到帝国冒险事业的一个部分。

与同时代英帝国的那一代政治家们不同。在英国，政党的本质一直存在两套观点和倾向，将民族划分为两个派别，说白了，就是运动党和静止党、自由党和秩序党，尽管这些一般性的术语并不怎么可靠，其适用性也比1874年之前更差。每个派别都信奉自身的观点，并接受其特有倾向、回忆以及精神团体的影响，以此而通过自身特有的方式来处理每一个可能出现的新问题。特定的教义会发生改变：一度为辉格党独有的教义而今很可能会得到托利党的分享；辉格党七十年前曾拒绝的教义如今则可能成为自由党正统纲领的一部分。但是在1870年代天主教解放法案的斗争尘埃落定之前的两个多世纪，两种倾向一直都保持恒定并且也总是要对不同的新问题发挥效用，每个政党都不仅在其著名领袖和狂热成员身上寄托着具体而辉煌的生活，也在其原则当中寄托着理智和道德生活。

因此，即便政党的领导人物才能不佳，政党的目标也晦暗不明，一个英格兰政党也总是能够感觉到自我的尊严和意气，仿佛他们有着伟大的目标需要去战斗，历史和传统赋予了政党以责任感，驱使他们为自身的原则而斗争。正是由于从不缺乏问题，从而将政党的特有原则带入运动当中，驱使其中一个政党保持秩序和现存制度的事业，而另一个政党则捍卫自由和我们所谓的进步，由此，英格兰两大政党一直没有发展为纯粹的派系。他们对职位的竞争也得以从自私自利中获得拯救，因为人们感到职位本身乃是一种手段，可以赋予他们的教义以实际效果。

设若在英国，所有那些将托利党和自由党区分开来的问题突然之间都获得了解决，并被终结了，英国则很可能陷入困境当中。英格兰自由政府之运动长久以来都寄托于大臣们的行动和反动以及他们之间的对立，而人们也觉得两大政党将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就这两个名称的古老意义而言，两大政党则并非真正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了；他们很可能会是单纯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双方的斗争也许会继续下去，但很可能不再是以原则的名义，而只是为了争夺权位。这个国家的政府，连同它的荣誉、权力以及附着其上的薪水依然会作为战利品存在下去。追随者们依然会集结在领导人物周围；友谊依然会将成员们团结成为有组织的实体，而厌恶和怀疑也仍然会召唤人们对抗以前的敌对者。由此，不仅是确实有所获益的政党领导人物，甚至也包括那些仅仅获得情感满足的周边人士，将会继续组织政治俱乐部、等级选票、发布政党演说、参加竞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不同之处在于，各个派系不再拥有宽广的原则，我在此不会使用激发原则这样的话，因为毫无疑问，原则总是会像以往那样得到各种各样的激发，人们只是尽可能明显地摆出姿态，仿佛是在坚持将原则运用到国家的实际需要之上。由此，那些秉性沉静或者赋有挑剔性格的人将不会参与政党斗争；那些确实参与其中的人，也不再会从如下感觉当中获得激发：他们是在为理想之物而斗争。对于政党致力于使其成为首相的政党领袖的忠诚将成为信仰之忠诚的替代性次品。

俾斯麦并无如此成熟且稳定的议会政党体系为依托，——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拜他自己所赐，并也因此注定了他毕生大业的最终失败，同时他也并不是一个以远见卓识见长的人；他更多地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连续不断、没完没了的琐事，他为此没少抱怨，并数次萌生回归他的波美拉尼亚庄园的想法，这些都是真诚的。他对文件和报告的批阅没有一件不是针对具体的事件作出的。在他的笔下从来没有过作为那一时代德意志民族思想特征的总体思想和宏图大略。最近更为公正的历史研究已经指出，“小德意志”思想以及单一民族国家的想法并不是他在青年时代的成熟思考，这一想法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考验和反思之后，才逐渐成熟起来，这一点也构成了他自身的政治教育的一部分。

他初入政坛时所接手的普鲁士国家以及整个北部德国在经历了半途而废的1848年革命之后，实在称得上是一个烂摊子；开明但孱弱的君主制的积极改革、仅仅具有表面尊严的暴政的野蛮架势、恐惧革命、人群的激情、有机进化论、盲目的民族情绪、对现状的令人愤怒的维护、大德意志情绪和地方分离主义的并根而生，这一切都是他必须去面对的社会情状，他必须在这样混乱的平台上寻找救治之道。此时的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旧制度的社会和经济模式仍完好无损，尤其是在天主教各邦国，更是毫无活力可言。家族和经济的基础仍然是以“户”为单位，它不仅统治着一代又一代的家族，还控制着学徒、雇工以及其他没有自由身份的庞大社会成员。社会等级依附关系的严密网络仍在正常的运行中，个人的日常命运取决于这种等级关系，而不是更为宏观的社会阶层，不管你是农民阶层、市民阶层还是贵族阶层。社会阶层的形成和转换基本上不大可能。尽管在解放战争和随后的改革时期就存在种种尝试，削弱这一态势，如土地文化运动、取消或削弱农奴制运动、王室土地上的农民减税运动、允许在行会约束之外从事工商业等等，但德国社会在总体上仍然受等级的支配，不存在政治上的成熟。而且，此一时期的“小德意志”，可以和英国、法国进行较量的、意义重大的资本积累和国际贸易也微不足道。“市民”的意识在英国和法国表现为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德国则主要通过教育和用法律来确保社会地位的方式来使自身正当化，而极少以财产、更不是以一种政治阶级的归属感和成就感的方式来促成。

发生在1848年的革命浪潮尽管在政治上遭到挫败，但所有同时代人都感觉到一个时代的转折，它将导致梅特涅的欧洲成为明日黄花。那场革命触及到正当性的基础，并在突然间打开新的视角。然而在德国，领地上的权力处于涣散和破碎的状态，这也意味着革命力量的支离破碎，柏林和法兰克福都没能承担起责任，以便作为能够聚集大众行动的首都和能讨论公共事务的中心舞台；最终旧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以相对和平的社会帷幕掩埋了四散的革命炸药，此一时期的政治意思就是市民的和平与秩序意识、以及人们适应“各自等级”的意愿，那种在帝国时期被文化论者大肆张扬的“民族特性”和“民族政治”并不存在。、

总之，关键性的大众力量在1848年并未形成，缺乏在政治上活跃的第三等级、乃至第四等级，在19世纪不讲情面的民族国家的惨烈生存竞争中，这样的状态并不适合生存之道。因此，只有跨越在开明君主制传统中各个邦国所坚持的主权政治才能获取现代化的推动力。在各个邦国，这种离散状态的主权政治的承担者就是接受过“死亡的大学教育”的高级官吏，尽管这些人也明白，等待社会等级自身的渐进发展已经不再有指望，各个邦国自身再也没有进行改革的能力了。费希特1806年所设计的那种“封闭的商业国家”中，模式的核心是严格的等级划分和绝对的经济控制，达到经济上自足，阻止对外商业活动；这种将道德与民族主义联结在一起的模式令人绝望地排除了政治生活自身的力量，并不适应19世纪中期的世界性生存竞争了。

此时，德意志政治的一线生机便寄托在从梅特涅体制中解脱出来，首当其冲地便是结束普鲁士-奥地利二元格局。1740年以降，以神圣罗马帝国为名的中欧体制的中枢便是此一二元体制，它是17世纪宗教战争的遗产，也是导致德意志政治在数个世纪的长河中无法生长和成熟的关键因素所在。那些中、小邦国朝向两个中心引力区中的一个有限度地靠近，如让.保罗所说的那样，“象处在两块盾牌之间的乌龟一样，夹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中间”，它们所遵循的是根据眼前的事件而制定的地方利益原则，这是其动机所在；其目的则无非是所寻求的纯粹法律上的保护。大小领地上的臣民感兴趣的是贴近他们的东西、领地上行政管理的成绩与不足、地方性的农业改革和工商业政策、学校教育状况以及当地的司法和公共管理。只有当战争与和平、苛捐杂税或者外敌的占领逼近自家门口时，他们才会摆脱如此的原始状态，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关注一下“德意志政治”。在新教的普鲁士和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之间存在着“世界观”上的根本性歧异，梅特涅的维也纳体制迫使普鲁士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满足于一个谦卑的屈从者的角色，这实在是出于普鲁士对自身力量的困惑，而非象其他中欧邦国那样出于完全的自暴自弃。19世纪中期的哈布斯堡由于过于深重的宗教和文化负担早已经步履艰难，国民性格中充溢着一种冷漠的迟滞，对任何创新都采取阴郁的抵制，维也纳统治阶层并不接受道德体系中的创新，并且认为无论在政府的重大原则方面还是在自由的观念上，也不会有太多创新可以接受，这就是维也纳与生俱来的理解，无语的墓碑将沉默变成为法律。

19世纪中期的维也纳剧场和伊丽莎白时代伦敦的剧场非常象，演出的内容庞大而驳杂，有魔法师、会说话的野兽、精灵，也有皇帝、英雄、传教士、殉道者和圣徒等神圣人物，在大众文化和高层文化之间仍然保持着反宗教改革时期传递下来的那种相互交流和影响的传统，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也流入此一时代的社会讽刺剧当中，但只是这一高耸的哥特式建筑上的杂耍和边缘性装饰而已。在经济生活和法律制度方面，奥地利和南部德国还继承着一千年来的传统。神圣与俗世体的观念杂然相混，成为连接贵族与农民、波希米亚人与马扎尔人、共同组成充满历史想象的神圣帝国的纽带。一直到19世纪末，奥地利的巴洛克文化和德国南部天主教共同构成了“另一个德国”，它以一种不信任、困惑和怪异的眼光望着宗教改革以来、尤其是腓特烈大王以来北部新教德国的分裂、瓦解、痛苦和卓绝的奋斗进程。普鲁士在1806年的败落、随后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运动、以及随后的包括历次革命运动在内的所有事件在奥地利都无法激发起已经盛行于欧洲大国中的爱国主义震惊，更没有引起社会性的震撼。把哈布斯堡的帝国比喻成“哥特式废墟”已经不能激发人们的历史想象了，这座废墟已经越来越不能居住了。大德意志的帝国想象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人们也许会怀着悲痛的心情思念帝国的某些人，不顾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而想念过往帝国的那种法律的、和平和自由的特征，但也更痛心于帝国臭名昭著的软弱的政治行为能力。说德国人普遍蔑视奥地利，认为它之被排除在“单一民族国家”方案之外是众人所期许的，这难免言过其辞。但希特勒直到20世纪的三十年代仍然把纸醉金迷的奥地利斥责为“妓女”，问题之深重由此可见一斑。简言之，奥地利不具备铸造现代民族国家的一切力量要素，它的文化、宗教以及宪法构造、政治想象都使它无力参与以国家利益原则为基础的民族国家的塑造和竞争。黑格尔在1800年为神圣罗马帝国开具了死亡证书：“德意志国家不再是国家了……不再为人理解，再也不能了……大厦已倾，国将不国了”；在19世纪中期，已经到了执行这张死亡证书之时。普-奥二元体制这个界于联邦和邦联之间的阴阳人没有整合能力，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从1819年起，人们就开始批评它、憎恨它。在今天，“1815年欧洲精神”的继承者们或许会因为它起到了安全保障的作用，而把它积极评价为梅特涅“复辟联邦体制”的手段，并借助这一手段差不多成功地镇压了大众的政治力量和民族主义。但这是一种后视之见，它把社会安宁和秩序放在首要位置。那一时代的大多数人并不这么看问题。

普-奥二元体制的建立结束了一个动乱时代，但并没有开辟希望，它既没有在大多数市民所希望的方向上有明显突破，也没有完全退回到革命前的状态。形势悬而未决。大多数人的政治愿望和这个软弱形成物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得到解决。这个形成物既非帝国，也非现代国家。作为北德意志力量中心的普鲁士必须在此刻作出决断。自1806年之后，征服者造成的失败和压迫、以及历次欧洲革命潮流的激荡，把普鲁士坚硬的习俗土地再深刻不过了全数翻耕了一遍。费希特、施泰因、沙恩霍斯特、克劳塞维茨播下的军事种子开始萌芽成长。这也正是俾斯麦走向政治成熟的时期；普鲁士之鹰在短短几年后就又要从它的失败中展开翅膀了，俾斯麦正是它锐利的眼睛。

人们即使在今天也很难理解，在光辉照人的德意志文化的璀璨星河中，为什么竟然会浮现出险恶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会在战争的熔炉中锻造出一个帝国。梅内克在《人道理想与民族国家》一文中指出，自腓特烈大王以来到1870年代，德意志，尤其是普鲁士的历史就是一部政治现实主义不断增长的历史，一部越来越能了解国家的真实本质的历史，在解放和改革年代，德意志的思想领导者无不陷入了种种过分理想化和半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这些幻想导致了德意志民族很少有机会得到国家利益原则的锤炼，这一切对一个严峻的世界是毫无用处的；正是由此，梅尼克将俾斯麦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同时也看作德意志政治思考的“解放者”。他说：“如果德意志机体要重新自然地运行，它就必须排除人文主义理想的毒素”，而俾斯麦正是进行这一净化工作的“医生”。也许梅内克并不准备公正对待1870年代之前的一百二十年的德意志思想，但俾斯麦确如梅内克所评论的那样，更愿意与直接的现实以及活生生的历史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系，至于古典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伟大的德意志文化对他年轻时代所接受的教育来说，是一段颇值得重新评价和反省的往事。

文化的灿烂辉煌往往出现得不是时候，在文化和政治之间，要使相互矛盾的年表协调起来则困难重重，无法克服。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最灿烂花朵是在城市国家的冬天才开放起来；强大的帝国文明也是在各个庞大帝国的末日才展现出来。对俾斯麦来说，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德意志文化的巨大光影在巨大的政治躯体诞生之前的五十年里就一直在令人困惑地浮动着。施莱尔马赫在其1800年的《独白》一书中提出，从本质上来说，真实的就是想象的，想象的也即真实的；甚至最爱的人离我们而去，我们仍可在想象中拥有她：“现实中的无能为力并不阻碍内心的实现过程……只要我们属于另一个人，她和我，想象就可将我们送进爱的天堂，尽管实际上我们并未相遇……噢，那些人知道怎样运用神圣的想象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放飞我们的灵魂，将它置于远离任何压迫和约束的地方！现实驻足的地方就是想象起步之处。”这是一种强烈的倾向，沉溺于想象而不是面对事实，专注于内心的感觉而非外面世界对应的现实物体，无论是德意志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并不认为描述和改造这个世界是自身的任务，而是尽情享受由他的洞察力唤起的那种感觉。诸如红胡子大帝、尼伯龙根之歌、瓦尔哈拉殿堂和它的勇士、千年帝国之类的神话，它们讲述了那些困惑和痛苦的人们，他们脑海里始终萦绕着死亡的影子，整天作白日梦而不是面对现实，认为自己是历史中邪恶力量的悲壮牺牲品，这一切都在德国人内心强化了他们是被精神和社会的分歧所深深伤害的观念。

这正是造成德国思想精英都对俾斯麦的成功耿耿于怀的原因，尼采不厌其烦地告诫德国民众，没有精神深度的强权政治会使人们变得麻木而残酷。这反过来反映了德国知识界的精英、文化和教育的护卫者在新帝国制度中的异常、紧张状态和失位感，俾斯麦的“现实政治”原则及其所取得的辉煌战果向知识界抛洒着明显带有嘲讽性质的挑战。“铁血政策”尽管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得到执行，并取得千年帝国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功，但俾斯麦对这一成功所唤起的狂热的爱国情绪却深表冷漠；毫无疑问，“铁血政策”同德意志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帝国创立之时并没有得到解决，德意志心灵依然处在备受折磨的分裂和痛苦状态。“铁血政策”所取得的民族统一以及随之而来的“法治国”是19世纪下半叶的伟大成就；但是社会对政治的参与只实现了很可怜的一小部分，实际上这种参与的愿望也不象1848年之前那样强烈了。资产阶级大多数人在思想上是民族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他们或多或少有意和统治精英频送秋波，并达成一种社会性的协议，一方面，保证市民阶层在经济上繁荣并受法律保护；而资产阶级则承诺尊重权力的传统范围，比如法院、行政、军队和外交；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人们达成一致，共同采取措施防止因社会问题而带来的危险和不稳定因素。

帝国就这样走向统一，并迅速地从表面上解决了正当性问题。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似乎有了长期保障。在挺过了1873到1875年的经济大危机之后，工业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工资收入稳定增加，社会保险也开始发挥作用，排除了社会问题所带来的威胁。耶林内克在1906年写道：“我们今天是一个丰衣足食的民族，埋头想一想那曾造成我们痛苦不堪的国家生活的重大问题，我们因此就会满足于以日常方式处理日常政治工作。”这就是“铁血政策”背后的帝国实情。1895年，法国人勒庞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冲击力极强的名著《乌合之众》，作者在书中以异常冷却的态度概括道：“人民大众首次进入政治生活的入场券使他们翻身成了领导阶级，这是我们这个转折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如果说19世纪的“君主制原则”只是传统的统治神圣性的廉价替代品，那么在威廉王朝形式的神恩中，这一代用品几乎就成了一种讽刺；民族主义尽管在1914年再次庆祝了它的胜利进军，但作为统一工具，时间一长，它就绝不足以充用了。19世纪德国社会的一切社会黏结剂在俾斯麦去职后便立刻消散了。

追究德意志强权政治与“民族文化”合谋的根源，在于个人主义的陨落；个人主义在19世纪中期之前的数个世纪，一直是欧洲力量得以孕育的源泉所在，这有赖于个人主义传统中对于个体及其权利体系的毫不妥协的明确意识。在俾斯麦时代，这一意识迅速消散为碎片，融化在种种超个人的文化和宗教观念当中。李凯尔特写道：“在人们经常提到的‘人道理想’的基础上，必然把已经培育出来的民族性格看成对人性的道德价值的限制，把首先成为民族的成员，然后才能成为‘人’的那种努力看成是完全不道德的，为了道德的利益，就要摆脱这种限制。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些伦理派别，在这些派别中队普遍人性的狂热崇拜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于在它们那里与现实的道德生活和人的作用的任何联系都消失了，它们因此可能使伦理这个词失去信誉。”传统的自然法观念也丧失了传统中强有力的伦理诉求，并因此走向终结，由形式化得实证法权体系予以取代，李凯尔特就此评论道：“就伦理学而言，我们必须首先强调指出，为什么自然概念不适合于从内容方面去界定伦理规范；对于法哲学而言，也有必要指出为什么为了把规范权利标志位价值概念而保留下来的‘自然权利’这个不幸的词语，不能掩盖那些隐藏在关于形式的、规范的权利概念的想法之中的问题。不过，除此之外，就这两门科学而言，情况是相同的；正如没有‘自然的’德性一样，也没有‘自然的’权利。只有当人们考虑到道德和权利的历史形态，从而只有当人们不再试图达到一种普遍的、按照自然科学方法或者普遍化方法形成的关于权利的类概念时，才能获得一些普遍有效的、内容充实的伦理规范或者权利规范。”——将“自然权利”视为“价值”现象，而非法律现象，这意味着严厉的实证主义法律观念；法律是权力的法条，与人性及其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尊严不可能建立关联；同时，合法性也脱离真实性，呈现为纯粹主观世界中的概念建构，这一建构使得合法性成为法律宇宙中最高级的命令乃至神谕，具有不可上诉的根本特征。

但事实上，不可上诉的“基础规范”却是对特殊的利益及其党派司法统治这样一种纯粹偶然和短暂之物的表达和象征；其背后所透露的政治主旨在于卢梭和杰斐逊曾预感到并视为极度威胁人类命运的观念：集体主体是不可能得到授权进行立法的。由此，法律的有效性便同真实性断绝了联系，民主进程将无法按照现实的进度进行打造，在法律实证主义的观念中预设了人类的这种宿命。当人民主权的政治观念被设想为法律概念而非现实当中的集体自决时，便无法在任何的政治身体边缘获得登陆的机会，在这些主观法律概念的保护下，人民主权的实体内容也因此必然在公共领域中的党派竞争以及市民社会内部的排他性斗争中遭到撕裂，最终消耗殆尽。这便导致了哈贝马斯失败主义的和宿命论的承认：“理想与现实之间是没有‘对立’的，因为我起初为了重建目的而设定的规范性内容，部分被嵌入了可观察到的政治进程的社会真实性之中。重建的民主社会学因此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选择自己的基本概念：它能够鉴别出已经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现状理性’中的微粒和碎片，而不管他们如何扭曲变形。”由此，民主便只能作为势必常常被人提起、但也势必遭人嘲笑的“理想化”而存在下去，“宪政民主的反事实的自我理解，在一些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也可能会有效的、由相关的实践所设定的理想化中找到了自我表达的渠道。”

德国人不得不在战争失败的屈辱和痛苦中，补上大众民主政治和议会政治这一重大课程。俾斯麦会因这一切而遭受谴责吗？很显然，这一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太容易。在韦伯对此一问题进行严肃反思之后不久，梅内克也因自己的普鲁士血统和渊源而感到极度的痛苦。他在老年时悲伤地承认，在普鲁士的特性中总是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向文明发展的倾向，另一种则相反。歌德和托马斯.曼笔下的浮士德仍然是德意志心灵的原型和痛苦、分裂的根源。“铁血政策”改变不了这一点，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俾斯麦的能力所及。从根本上说，他只是一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在战争中完成了德意志统一的地主而已，正象他自己常常说起的那样，“不会种地的人没有资格从政”。

德意志历史中，关键性的大众力量的缺失延续到了俾斯麦的时代，尽管俾斯麦曾多次带有威胁性地说过“让阿克戎流动起来”的话，并与那一时代德意志民族最具政治天赋的拉萨尔有过实质性的接触，但他明白，此一政策的执行在德意志国内缺乏大众力量的现实基础；因此，“铁血政策”便是唯一的选择。俾斯麦只是凭借其强有力的性格才成为“全人类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德国人的典型。

如果政治的含义仅仅局限于权力的维度，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它会在那些决定社会命运的、巨大的非个人力量面前显得相形见绌、往往无能为力。这也就是为什么铁血宰相俾斯麦在去职之前就迅速转变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原因。而这一切都是拜德意志“民族文化”与强权政策的“合谋”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