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在众声喧嚣的时代，越要警惕知识分子——粉碎知识分子的四个神话

福柯和萨特在雷诺工厂门口参与集会

有人曾说，得罪谁，都不要得罪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手上握有评价世间万物的权力，即便权势如帝王、元首、神圣如教宗、牧首，也终有一天要在他们的笔下“屈服”： 

 ▲他们让帝王、元首在历史面前“屈服”：专制时代，帝王手握天下众生的生杀大权，宰制真理，普天下无人能与之争，亦无人敢与之争。然而在史官的忠实记录下，生前“垄断真理”的帝王们，逃不过死后历朝历代的重新评价——他们的功绩将被表彰，他们的罪过也将被一一审判，再蛮横的权力，面对敢于秉笔直书的知识分子，最终也不得不在历史面前屈服。这正是知识分子那支笔的巨大威力。 

 ▲他们“杀死”了上帝：对宗教的信仰，曾是维系整个西方文明最强大、最坚韧的力量，虽历经多次毁灭性打击，逾千年而不衰。然而，当启蒙时代的某些知识分子，怀揣着“再造新世界”的理性，用科学、唯物、进化重新定义了人类文明的方向时，其他“阻碍历史进程”的人，便遭到了无情的批判与嘲弄。最后，知识分子们成功“杀死”了上帝，成为了新世界的权威。   

由此可见，知识分子是通过评价、定义来批判、改造世界，今天的大众很大程度上就生活在他们所塑造的环境中。

长久以来，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背负着审视帝王，教化万民的使命。然而，却很少有知识分子来研究、评价他们自己。大众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对他们思想威力、危害的认知，更是长期缺席。

于是有关知识分子的神话，更是愈演愈烈。

可以说，在现代的知识背景下，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难以真正担得起“博学”二字。

对此，法国思想家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毫不留情地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及格标准”：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博学，但是必须关心自由、批判权力、守护文明，否则就是尸位素餐、欺世盗名、背叛人类。

▲萨义德

于是，表演深刻的“知道分子”越来越多，追求深刻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当追逐名利、鄙视真理的人垄断了“知识分子”的头衔，使知识职业沦为一种庸俗的“营生”，大众就不再尊重知识分子，对真理和文明也失去敬畏。

▲民国知识分子

比如，他们常常枉顾人性的复杂，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试图在头脑中构建一个改造社会的完美蓝图，以求一劳永逸。并且在自己的思想、理念被实践证明完全为错误之时，还善于文过饰非，掩盖错误，为自己的错误寻找合理化的借口。 

因此美国思想家索维尔在《社会正义谬误》中提醒人们要警惕那些对理据置若罔闻、对证据视而不见、只顾着自吹自擂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高举“正义”旗号，却常常为社会带来灾难。

而在极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这些弱点都会被急剧放大。如果我们始终对知识分子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认为他们总是能“勇敢、独立地表达真理”，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大。

▲左翼知识分子

法国思想家、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是当之无愧的意识形态先锋、左翼思想领袖。他的哲学与其说是无神论，不如说是“反有神论”。

他认为：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彻底否定上帝、否定“先于存在”的人性，直至否定当下的自己（虚无）、“自己创造自己”，否则就会落入“宿命论”和“任人摆布”的境地；每个人都要争取自由，于是每个人都只能看见自己，在孤独、挣扎中成就自己的自由…… 

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和人性假设，萨特非常推崇“斗争哲学”，积极鼓动、亲身参与国内外的阶级斗争。  

1968年5月，因美国介入越战，法国爆发骚乱——史称“五月风暴”。萨特等人前往大学发表演讲，支持学生暴乱。

 面对此等荒唐和激进，雷蒙·阿隆批评学生“以自杀行为追求绝对自由”，严厉谴责萨特误导青年，“以意识形态的演说，替代切实可行的政治计划。” 

这就是索维尔在《社会正义谬误》一书中提到的“棋子谬误”，即社会正义的倡导者把社会当棋盘，把人当可随意安置的棋子，假设顶层能掌握足够信息并实现预设布局。但雷蒙·阿隆掀翻了这一“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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