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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门研讨会干货:7位专家关于科技、历史与文明的10个洞察,1个根本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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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不在沉默里长成,而在思辨中生出锋芒。大哲学家康德曾说,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

8月底,我们的编辑团队曾与《历史的逻辑》作者黄漫进行了一次长达两天的深度对话,并分为8期陆续发布。但仅仅前面两期发布后,便引发了学界与读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也不乏商榷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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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历史学”研究者、《历史的逻辑》作者黄漫

为了进一步探讨科技视角下的历史大逻辑,以及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前夜,塑造未来世界的核心变量到底有哪些,我们于2025年9月20日在北京策划并举办了《历史的逻辑》新书发布会暨“大历史的价值及其挑战”的深度研讨会,此次活动不仅汇聚了学界的多位重量级学者,也吸引了来自科技、商业、金融和出版等领域的嘉宾与读者朋友共同参与。

与会嘉宾包括“科技历史学”研究者、《历史的逻辑》作者黄漫,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彭小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刘业进教授,独立学者童大焕,欧美同学会留美分会理事汤昕,《历史的逻辑》万字导读作者徐守磊博士,以及来自科技、商业、金融、出版等领域的书友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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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罕见的思想盛宴:书店、学者、企业家与读者齐聚一堂,跨越七小时的激烈辩论与思想交锋,最后沉淀下来的,是足以改变我们看待过去与未来的深层思考。如果你错过了现场,不妨跟随这篇文章,重温那场足以改变我们看待“科技”与“历史”对话。

 一 

 科技主宰历史,历史塑造未来—— 

关于大历史的10个洞见 

在《历史的逻辑》研讨会中,诸位学者虽然研究领域各异,方法路径不尽相同,细节上仍存在争议,但整体上依然凝练出10条基本共识,它们既遵循历史研究的一般规律,又为我们理解科技、历史与文明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启发性的思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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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历史学不是玄学,而是带有社科性质的人文学科

李兴教授强调,历史学是带有社科性质的人文学科。它既需要人文学的洞察与温情,也应追求社会科学的严谨与规律,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补。

02 历史再繁杂,背后自有规律

我们常说“历史充满偶然”。然而,在科学研究中,历史不是事件的拼图,而是规律的显影。特别在庞大的时空中,偶然只是浪花,深流才是方向。

03 历史的微观层面“很偶然”,宏观层面“很必然”

把握尺度与层次,是解释历史的基本功。个体命运或许难以预测,但正如乔晓春教授所言:“在群体上是有必然的”。当研究视角上升到制度、地理、文化、科技等核心变量时,历史的走向往往具有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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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大历史研究在中国是“窄门”,却特别重要

大历史要求挣脱单一断代史或区域史的范式,进行跨时空的整合思考。在知识分工愈加细化,掌握“知识大融通”式的思考方式却更加重要的当下,这种整全性视角在中国尤其稀缺,却对从整体角度理解意义等至关重要。

05 好的大历史研究,必须跨学科、跨时间、跨地域

李兴教授提出的“三跨”不是口号,而是大历史方法论的基本要求:既要整合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证据,也要跨越区域与时代的界限,避免“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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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兴

06 理解大历史,必须重新理解科技的价值

把科技仅仅看作工具会错失其对社会组织、认知方式与制度形塑的长期影响。因而,理解大历史,不能再窄化科技,而应如《历史的逻辑》作者黄漫老师的主张,将其提升至“历史本体”,文明演化的核心驱动力的高度来审视。

07 在智能时代,大历史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发现科技的本质。

站在大历史视野,科技不是一个“人造物”,而更像一种“超人类”的法则显现,其演进遵循着如生物演化般的VSR(变异-选择-保留)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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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观看大历史研究作品,能帮人们更好地告别各种各样的“中心主义”

认识到自己的无知,需要相当程度的智慧。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东方中心论”,人们往往容易局限于自身有限的世界,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然而,真正的大历史却能给人以宏大的胸怀,帮人们成为更开阔、更清醒的现代人。

09 智能时代,让大历史研究成为可能。

正如乔晓春教授所言,AI与大模型带来的并非挑战,而是“机遇”。过去“单兵作战”难以实现的跨学科整合与宏大叙述,如今首次具备了实现的工具基础。当然,黄漫耗时10年研究的历史力作《历史的逻辑》在这方面树立了典范,有望推动中国的大历史研究从高起点迈向更广博的视域。

10 智能时代的大历史研究,将助力人类实现第二次“文艺复兴”

当人工智能能够处理海量史实与复杂数据时,人的角色并不会被取代,而是得到升华。真正的价值在于人能提出决定方向的好问题,能做出无法替代的价值判断,并能始终保持那份不可或缺的敬畏之心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大历史在智能时代,不仅是学术上的突破,更可能成为人类重新理解自身价值与使命的契机,实现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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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博文艺复兴——融合古典艺术与未来科技的艺术装置

思想的价值不在于统一答案,而在于对话与碰撞。虽然会场凝练出了10条基本共识,但每位学者从一开始就保有不同的视角与判断。如果说,上午的发布会如同一场和谐的合奏,呈现了成果与共识;下午的闭门研讨,则更像一场“思想的对决”——这其中,《历史的逻辑》作者黄漫与首都经贸大学刘业进教授的交锋尤为精彩。

 二 

 思想的对决:科技与文化,

 谁才是历史的“第一因”?

两位学者都试图用一整套逻辑框架来解释历史,但在历史是否存在规律?历史的第一推动力究竟是什么等核心问题上,他们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

01 历史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

围绕历史能否可以预测的问题,双方展开了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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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刘业进教授

刘业进教授援引波普尔的理论,强调历史的不可预测性。他指出,从宇宙的诞生到生命的诞生、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恐龙灭绝、智人崛起、等大事件的背后无一不是偶然驱动的,而小到一场暴雨、某些领袖的早逝,也可能通过“非线性效应”改变历史进程。因此,历史并无预设剧本。

黄漫老师则从宏观视角提出反驳:个体虽偶然,宏观却必然。微观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并不意味着宏观历史同样不可预测。他借用物理学的“涌现”理论,指出量子层面的不确定性并不会影响行星的运行。而所谓不可预测,往往是认知的局限,而非历史的混乱。当站在足够大的时间尺度和系统层级上观察,历史必将呈现出确定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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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理论

02 人和意识形态,是否应被排除在历史解释之外?

刘业进教授批评黄漫的框架忽略人的作用,强调信仰、价值观和集体情感是文明可持续的根基。他认为,如同繁衍是依靠性的本能而非理性计算,真正推动重大历史事件,比如宗教改革等,需要的是以生命来捍卫的价值观念和集体情感。若忽略这些精神维度,历史模型将丧失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彭小瑜教授和李兴教授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因素。

黄漫老师则借用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回应:在宏观历史模型中,人的能动性已被最大化嵌入系统。他认为,宏观规律正是由无数“理性人”博弈的结果涌现而来,因此无需额外强调人性。人的心理动机和意识形态,应作为模型的输入参数,而非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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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历史学”研究者、《历史的逻辑》作者黄漫

03 历史的第一推动,是广义文化基因,还是科技?

这次论战的核心问题是,文明演进的根本驱动力是什么?

刘业进教授代表“制度-文化基因群体选择论”,主张历史真正的竞争单位是“文化-制度系统”,它决定了历史走向。他认为,群体间的竞争筛选出适应性更高的文化基因——如制度规范、市场规则——这些超越个体的规则最大化了群体合作效率,是长期竞争力的核心。科技只是这种合作能力的产物,而非根本原因。

黄漫老师则坚持“科技本体论”:在宏观时空尺度下,科技代差才是决定性力量。他指出,制度文化的重要性仅在科技水平相当的文明之间显现;若存在科技代差,技术优势将压倒一切。他进一步提出“去人类中心”的视角:科技拥有内在逻辑和路径依赖,人类更像科技自我实现的载体,而非完全的创造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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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思想交锋的根本分歧,来自于目的和研究方法的差异,或者更深层看,是两种思维范式的不同。黄漫老师的方法更像理科范式:他主张排除干扰,寻找最长程的不变量,以客观事实、数据与方法论为核心,把历史视为一种遵循宇宙法则的自组织系统。于是,他一开始就把偶然性、人性乃至主观意识形态排除在外,力求找到历史背后的确定性逻辑。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科技是历史的“本体”这一看似冰冷,却具有解释力的结论。

而刘业进教授的路径则更接近“由内而外”的文科传统。他首先关注人类文明中的核心要素:文化、制度、信仰与心理动机,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由价值观念、集体情感和合作规则编织而成的意义网络。在他看来,历史的独特性、偶然性与人的主体性同样重要,精神力量在塑造社会结构与决定技术能否应用时发挥着决定作用,在这一前提之下,最终导向了“决定历史进程的首先是制度,制度背后是价值观,而价值的内核是信仰”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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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差异没有对错,双方并不是在同一维度上争论,但这样的争论却有助于拓展人类知识、认知的边界。理性讨论能替代极端话语,这在今天尤其显得珍贵。

此外,围绕“科技是本体”的相关讨论,在 AI、量子计算、元宇宙等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智能时代,关于“科技是本体”的讨论不仅切题,更富现实意义。虽然科技已经成为显学,但许多人仍把它仅仅当作工具。如果不理解科技对历史的主宰性,就看不到那些时代“弄潮儿”的生活与机遇——这些行为本质上都是科技演进规律的自然体现。同时,科技本身也并非“双刃剑”,真正的双刃在于人类如何选择价值。只有将制度、文化与科技的发展相互协调,社会才能走向更具创造力与韧性的未来。

......

在学术语境中,黄漫老师这本《历史的逻辑》具有开创性意义。回顾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近一半成果都源于此。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如此,文化人类学、法律经济学、历史地理学等交叉学科相继涌现,其中布罗代尔代表的年鉴学派更是跨学科研究历史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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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比之下,科技与历史的结合仍属空白,因此,《历史的逻辑》所强调的价值,首先在于弥补了这一环节:它不仅揭示了文明演进的驱动力,也引导我们重新思考制度、观念与文化如何与科技互动,从而形成新的路径依赖。换言之,这样的大历史思考提供了一种“总览全局”的知识方式,使我们既能洞察过去的演进逻辑,也能预判未来的可能走向。

最后借用童大焕老师在上午《历史的逻辑》发布会上分享的的思考,试着“统一”这场观点相左的争辩:在最宏观的、跨越时空的历史层面,我们不得不承认科技是历史的主宰,是历史前行的动力;在中观的国家社会层面,基于法治、市场经济的制度与文化,是唯一可拓展的人类文明的基本秩序,而在微观的个体层面,历史的意义则回归为心智的健全与人格的独立,落实到“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三重维度彼此嵌套、相互牵引,共同构成了文明运行的完整张力。

因此,我们也想在此强调:唯有真正理解科技与历史的关系,才能跳出碎片化的叙事,从整体上看清大势,洞察现实,并对未来有所预见。今天,人类正立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门槛,新的格局、新的秩序正在孕育。在这样一个节点,黄漫老师的新书《历史的逻辑》恰好提供了进入这一宏大课题的思想入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链接收藏,和我们一起追问历史的逻辑,探寻未来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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