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末路：一个特权阶层的消亡

武士曾经是推翻幕府的主力，后来又成为抵抗维新的力量。

最终，这一阶层以惨烈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横山自杀

1870 年 8 月 22 日夜晚，一位武士在东京的集议院门前自杀。

这位武士名叫横山安武，来自萨摩藩。他曾拜西乡隆盛为师，参与了尊王攘夷运动和倒幕战争。之后，他来到东京，进入一所汉学者开设的私塾学习。该私塾学风刚健朴实，萨摩藩有不少武士到这里接受教育。此时明治政府刚刚成立三年，日本国内政事纷扰，还看不到头绪。人们看到的是各种混乱无序，底层民众生活困苦；不必说底层农民，就连武士们的生活质量也在不断下降。政府的维新口号很响亮，却没有什么实效，各官员忙于争名夺利、占美宅、娶美妾，听不到民间的疾苦声。

横山安武从儒学精神来观察现实，认为自己十多年的奋斗没有任何成果可言，心中充满了愤怒。他想向有关部门反映，可是无处受理。作为公议舆论机关，集议院本来是倾听和收集民众意见的地方，却徒有虚名，根本不采纳来自民间的建议。横山安武满怀悲愤，一天夜里，他来到集议院门前，在大门上张贴了两张纸，列举十大时弊，指责政府无所作为。然后，他按照传统武士的做法，剖腹自杀。

横山安武以死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与绝望，更表达了全国武士的怨恨与愤怒。

二、武士之恨

其实，武士们的不满由来已久。

从公元9世纪开始，武士就成为日本社会的特权阶层，不事生产，为幕府将军或各地的大名服务。到了德川幕府晚期，武士们越来越穷困，尤其是下层武士，生活窘迫、穷困潦倒。开国以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整个国家面临转型。作为当时的领导阶层，武士的反应特别敏感，屈服于列强的武力威胁对他们而言显得格外屈辱。这些下层武士认为，他们的机会也到来了，积极参与各种政治运动。从尊王攘夷到戊辰战争，主力军就是这些下层武士。他们认为推倒幕府统治以后，自己就会迎来翻身出头之日。不管是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还是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人，在幕府时代都属于下层武士，都希望通过投身时代大变革，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某种意义上，幕末变革就是一场武士革命。武士们为颠覆幕府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期待着分享革命果实。终于，幕府被推翻了，明治政府建立了，但是参加这场大变革的武士人数众多，而新政府里面是不可能容纳这么多人的。虽然确实有下层武士跻身政府的上层，或者成为中下级官员，但绝大部分下层武士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随后，实行奉还版籍，藩国名义上把土地和人口交给国家，武士们失去了作为藩主家臣或战士的职位与经济来源。

在明治维新之初，武士和其家属总计近200万人，已经占到当时日本总人口的6%。这个数字看起来并不太大，但是要知道，当时日本的财政收入非常匮乏。以1871年为例，明治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只有5733万日元，养活这些武士的财政支出是1507万日元。也就是说，为了养活这些武士，明治政府要把全部财政收入的将近三分之一拿出来。

为了养活众多武士，明治政府财政压力非常大，政府不满意，下层的武士也不满意。因为经过战争后，任何国家都会出现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财政紧张等社会问题。随着物价上涨，政府发给武士的薪俸不断缩水，武士们的生活逐渐下降。武士们等来的不是奖赏，而是世代相传的薪俸被削减的消息。当初武士们鼎力支持尊王攘夷运动，并为之付出巨大牺牲，本来希望得到政府的好处，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不但成为改革的对象，而且成为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从1870年到1871年，各地发生了许多武士动乱，都直接或间接和这一原因有关。

三、佐贺之乱

废藩置县后，公议所和藩国一同被撤销，武士们失去了公开讨论未来的场所，参政的机会被剥夺了。与此同时，明治政府继续解除武士们的特权。1871年9 月，明治政府发布“散发脱刀令”，要求武士今后不带刀。这些改革措施，让武士们陷入恐慌和不满，因为有名有姓、束发、带刀是武士们的传统特权，尤其是带刀，数百年来都是武士身份的象征。

明治政府官员们普遍支持征兵制。1873年1月10日，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 普遍征兵制的推行让武士们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实施《征兵令》后，真正被征到兵营里当兵的，大部分不是武士，而是农民的孩子，因为在主管军事的山县有朋看来，武士既不讲纪律，又不好管教，还不如农民纪律性强。所以，《征兵令》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武士失业了。

《征兵令》实施一年后，就爆发了“佐贺之乱”。佐贺是江户时代九州地区的一个雄藩，又称肥前藩。在推翻幕府的战争中，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与萨摩、长州、土佐并称“萨长土肥”。可是，废藩置县后，那里的武士们没有得到安置，又找不到体面的工作（有些人根本不想找），无所事事，许多人变成了暴徒。

1874年1月，维新政府的前高官江藤新平回到家乡佐贺。作为维新政府决策层的一员，江藤新平主张对朝鲜发动战争，以安抚心怀不满的武士，转移社会矛盾。在围绕“征韩”的争论失败后，江藤新平以养病为由，回到家乡佐贺县。和不得志的武士们交往，使得政治上失意的江藤新平更加激进。回到家乡不到一个月，1874年2月，他便集结了3000多名武士，发动武装叛乱，占领了佐贺县城。在政府军的强大攻势下，力量薄弱的叛军很快就全面溃败，不久投降。41岁的江藤新平被处以枭首之刑。

“佐贺之乱”仅仅持续不到一个月，说明武士们的力量在迅速地衰落下去。

四、武士丧钟

武士们不参加明治政府工作，也不像从前那样有当兵的特殊义务，政府还有理由继续发放薪俸，白白地养活他们吗？何况此时武士年俸花费成为政府支出的最大部分，政府本来就没有钱，还要大搞殖产兴业，处处花钱。是时候减少或停止武士薪俸了！

明治政府鼓励武士献出俸禄。既然藩主们都主动奉还版籍，武士们也应该学习效仿。政府规定，凡是献出俸禄者，就发给其产业资金。从1874年到1876年的3年内，献出俸禄的武士总计大约13.5万人，政府发出去的产业资金合计3500多万日元，远高于武士们献出的金额。这给政府增加了很大的财政负担，政府不得不停止这项改革。最后各方达成妥协，决定实行俸禄公债改革。政府不再负担武士的俸禄，成功地甩掉了一个沉重的财政包袱。对于明治政府来说，这是一次性买断，从此武士和政府没有了关系。这项改革的结果是，武士从此不再享有封建时代的经济特权，庞大的封建武士阶层宣告瓦解。

根据统计，95%的武士只领到人均415日元的公债，利息只有20多日元，连最低生活都无法维持。在公债发放后的五六年后，80%的武士都丧失了公债的所有权，无法维持生活，不得不自谋生路，成为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或城市贫民，想方设法地讨生活，甚至有武士阶层的年轻女子被迫到妓院里谋生。这些人不仅很难认同这项改革，而且充满怨恨与愤怒。

在俸禄公债改革前夕，还发生了一件事情。1876 年 3 月，在陆军卿山县有朋的提议下，明治政府发布带刀禁令，脱刀被强制执行，结果也没有发生太多的抵制。但是，此事给武士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再加上秩禄公债改革，导致大批武士不得不放下尊严，出卖劳动，对他们来说当然是巨大的侮辱和伤害。两件事情叠加在一起，引起整个武士阶层的强烈不满。

武士的丧钟敲响了，可是没有一个社会阶层甘愿主动退出历史舞台。

五、西乡辞职

武士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西乡隆盛身上。

虽然西乡隆盛是维新领袖，却是一个坚守旧道德的人。他认为，革命成功后不应该亏待武士们。可是随着明治维新的推进，武士们的人生道路越来越狭窄。在改革过程中，下级武士们的利益和尊严得不到保证，让他感到非常痛苦。

在横山安武自杀后，西乡亲自为他起草碑文，称赞他的行为，表达对官员们道德腐化的不满。正是在横山安武自杀之后，西乡隆盛基于对武士境遇的同情，开始公开批评政府。作为维新派的领袖，西乡隆盛从来没有想过，武士本身也会被抛进历史的尘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提出了“征韩论”。为了释放被挫伤的武士雄心与精力，消除他们的不平和不满，西乡希望将朝鲜半岛作为战场，让武士们在那里建功立业，将国内矛盾向国外转移。他想用以邻为壑的方式，来解决下级武士的问题，让他们在新的领地和其他国家人民身上取得新的特权和资源。

“征韩论”得到武士们的热烈拥护。然而，“征韩论”失败了，西乡隆盛愤而辞去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心灰意冷地离开东京，回家乡去了。没想到有大批武士跟随着他回到了鹿儿岛，近卫兵的军官也一个接一个地辞职，巡警里也有许多辞职者。为什么这些人愿意跟随他呢？因为西乡隆盛非常有人格魅力，是一个克里斯玛型领袖人物，平时做事也非常光明磊落。武士都奉西乡为英雄，愿意唯他马首是瞻。这让明治政府非常担心，害怕西乡隆盛有一天会叛乱。后来的历史证明，明治政府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不过，在最初的几年里，西乡隆盛的生活很安宁，鹿儿岛并没有任何反叛的迹象。跟着他一起回来的武士如果既不干活，又不搞生产，成为社会闲散人员，将成为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于是，西乡隆盛用自己的钱（当地政府也资助了一部分钱），建立了多所私学校，把武士们安排到里面上课，同时也让他们参加劳动，省得他们在外面惹是生非。其实，这些私学校有点儿类似军事院校，因为有不少军事内容的教学，而且学生最终达到3万多人，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

六、武士之死

1876 年的俸禄改革，让武士们丧失了最后的特权。萨摩藩拒绝执行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定，还有一部分武士抢夺武器库，拥戴着西乡隆盛进行叛乱。这就是著名的日本西南战争。

尽管历史学家们对于战争起因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这场战争其实是无法避免的。东京和鹿儿岛相隔很远，从幕末以来，萨摩藩这个强大的军事力量就不在政府的控制范围内。明治政府正在追求中央集权，不可能容忍一个地方政府无视中央政府的权威，尤其是讨幕时拥有最强战力的旧萨摩藩。何况在西乡隆盛的影响下，鹿儿岛俨然已经成为独立王国。唯一让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感到困惑的是，西乡隆盛为什么会成为叛军的领导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中央政府不正是西乡隆盛的愿望吗？他本人不正是新政府的创始者之一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难道不知道叛军不可能获胜吗？

1877年2月，明治政府创建的第10年，近代以来日本最大规模的一场内战爆发。叛军中除了萨摩军，还有来自九州各地的对政府不满的武士，合计3万多人。西乡隆盛以“质问政府”为名挥师北上，与政府军爆发激战。

西乡隆盛将国家拖进了一场战争，不管他本意如何。吊诡的是，一个为推翻幕府和建立新政府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竟然成为叛军首领，他的身后是一个注定要消亡的没落阶级。一开始，西乡隆盛的军队势如破竹，人们以为他将很快挥师东进，直捣东京。各地的武士也蠢蠢欲动，大有群起响应之势。假如叛军取胜，肯定将改变日本的政治形态。

明治政府组织军队，对叛军进行征讨，政府军合计有近6万名全副西式装备的士兵，还包括一支海军舰队。叛军围困熊本城，久攻不下，退守到田原坂地区，与政府军在那里展开一场激战。政府军和叛军死伤人数差不多，田原坂变成了一座铁与血的炼狱。由于政府军数量占有优势，叛军最后因弹药缺乏而溃败。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西乡隆盛的失败是必然的。

田原坂战役失败后，叛军逃回到鹿儿岛，固守城山。政府军完成了包围圈，多次要求西乡等人投降，都被拒绝。1877年9月，在山县有朋的指挥下，政府军开始发动总攻。在枪林弹雨中，西乡隆盛被流弹击中腹部和大腿，他坐在地上，按照武士的礼仪自杀。这一年的西乡隆盛只有49岁。战争结束后，一位僧人作诗说：“孤军奋斗破围还，一百里程垒壁间。吾剑既折吾马毙，秋风埋骨故乡山。”这首诗写出了西乡及其追随者的绝望心境。

历时七个月的西南战争终于结束了，总计有超过2.6万人死伤。叛军以旧萨摩藩武士为骨干，这些人以精悍著称，根本看不起百姓兵武装起来的政府军，结果却败于他们所蔑视的对手。无可奈何花落去，这场战争是武士的失败，说明武士作为旧时代的产物已经过时了，也说明通过武装叛乱来改变日本政治是行不通的。

从一个低级武士到尊王攘夷的大将，从明治政府的卓越功臣，到领导西南起义的反叛将领，西乡隆盛的一生折射着日本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因为承受了近代化的负担，武士阶层成为抵抗日本近代化的第一拨力量。1877 年，武士们拥戴西乡隆盛挑起的西南战争，成为他们在日本历史舞台上的最后表演。西乡隆盛最终剖腹自杀，成为一个时代终结的隐喻，日本武士就是以如此惨烈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剩下个别的武士成为衣衫褴褛的浪人，像旧时代的阴魂一样在街头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