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

作 者：

朱刚，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苏轼研究会副会长、《新宋学》主编。著有《宋代禅僧诗辑考》《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中国文学传统》《唐宋诗歌与佛教文艺论集》《苏轼十讲》等。

韩柳欧苏一脉相承的“道”是什么？他们又如何影响了理性精神与抒情传统的分野？

本书以道学为核心，梳理了从柳宗元、韩愈、欧阳修至苏轼的道学传承和文学创作，刻画了他们作为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的立体面相，由此解读唐宋两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作者围绕“文以载道”这一命题，辨析时代变革中的古文、骈文、诗、词各文体的发展，折射出唐宋道学的发展线索。全书以史实为依托，借助哲学、政治史、思想史的视角，见证儒家道学如何复兴，又如何重塑士大夫精神。

1.“文津图书奖”获奖者朱刚教授经典再版。

通过柳宗元、韩愈、欧阳修、苏轼的道学传承，折射中晚唐的古文运动和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重现士大夫精神内核。

2.文学与哲学对读，以史实为依托，深入士大夫与古文之本体论问题。

以真、善、美三个范畴概括四大家的“道”，围绕“文以载道”这一历史命题，折射唐宋道学的发展线索。从哲学、政治史、思想史角度重新理解唐宋两代的文学复古运动。对文史哲深层次的融合做出有益探索。

3.由文学家个案折射整体文化景观的有益尝试。

围绕柳宗元、韩愈、欧阳修和苏轼的文学创作活动，以其道学为核心，刻画了他们作为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的立体面相。辨析时代变革中的古文、骈文、诗、词等文体发展，见证儒家道学如何复兴，又如何重塑士大夫精神。

4.文献充实，考辨功力深厚。

依据各家文集汇编，通过《全唐文》《四库全书》和各家辑佚等佐证。补正前人研究成果之阙误，于散见零碎材料中发前人之所未发，展现深厚学术功力。

5.结构精巧，逻辑严密。

论述磅礴优雅，论证坚实缜密，不乏随手拈来的灵感，读起来酣畅淋漓。

精彩书摘

苏轼的月亮与政治抉择

有一个最好的比喻能说明这个道理，即《赤壁赋》中对“月”的思考，谓“盈虚者如代，而卒莫消长也”。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人们看到的月亮有盈虚的变化，而月球本身不曾变。”这里“卒莫消长”的不是指月球，而是指“月”这个抽象的总名。

月亮总是处在盈虚变化之中，它的变化是有规律的，这叫“易”；但人们将这个依规律变化着的月亮，概括为一个名称叫“月”，此“月”概念是不存在什么变化的；然而并不是说，在月亮进入盈虚变化之前，先有一个不曾变化的“月”存在。如果盈虚变化真的有个开始的时刻，那么开始以前的状态，正可与不存在变化的“月”的抽象总名相合，那便可称之为“道”了。

但这是一种假设，目的是说明“月”的抽象总名，不涉具体变化。所以，“道”的概念正像这“月”的概念一般，是自然全体的总名。就这个概念本身来说，它不涉具体的变化，不曾显现为“易”（变化规律），但它也必然要显现为“易”，实际内涵是一样的。

任何一个抽象概念，都不会是孤立的存在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这样的概念作为探讨的对象。所谓“道与物接”，不过是说“道”体现于“物”而已，因此，朱熹对苏轼的指责是不成立的。

把自然的全体概括为一个总名，叫做“道”，它包含了各种形态、变化，但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它是确定的、静止不变的，就像我们把盈虚变化着的月亮概括为“月”（注意，不是对月球的指称）一样。世间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月”孤独地存在，但若拢括时间的全体而言，则永恒长存的只能是这样不变的“月”，因为其具体的变化形态只能存在一瞬。苏轼的“道”正是自然全体的总名。

这样的“道”当然受老庄的启发，但也与王弼的“无”不同。“道”虽不涉具体万物，却是具体万物的总概括，所以不是纯粹的“无”，当然也不是真实具体的“有”。在“道”的“有无”之论上，苏学接受了佛教大乘无著学的影响，以“非有非无”的中观说来论“道”。苏辙《老子解》卷上第二十一章：“道非有无。”苏轼上引文：“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谓之无有。”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这差不多是空谈，“道”作为自然全体的总名，它的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这抽象概念本身，而是借助这抽象概念达成的人们对于自然的全面把握，和这全面把握在人们的具体的认识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这才是人们为什么需要抽象概念的原因。所以，苏轼的“道”的真正意义，在于继欧阳修的“至理”学说之后，对自然之“真”的认识的发展。

“道”既是未显现出来的“易”，则它实际包含着一切自然规律（而不是具体落实为某一条），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道”是自然规律的总称。古代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造化之秘”的探索兴趣，在欧阳修的“至理”学说中，表述为对自然之“常理”的总结。三苏跟欧阳修一样，认为世间事物总有道理可追究，苏洵《辨奸论》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就像“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是自然的规律；苏轼《书义·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说，“理固有是，而物未必然”，但“君子以理推之，故知其有必然者矣”，自然规律是客观的。

推阐自然的理势，本是三苏之学的优长之处，他们认为，靠“道统论”所依仗的列圣相传的权威性，是不能服人的，讲圣人之道必须落实到客观的理势上。苏轼《策略一》：“天下治乱，皆有常势。”苏洵的《几策》《权书》《衡论》就是研究治乱之常势的。苏辙在《老聃论上》中有一个比方，说一个人与别人发生了争论，却以“吾父以为不然”来作理由，这是不能说服别人的。这个比方，指的就是以“道统论”来辟佛老的论说方式，并无说服力。他说：“夫圣人之所为尊于天下，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归根到底是要以自然之理为准则。

因此，苏轼《上曾丞相书》自述其治学方法时说：“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他在《日喻》一文中，讲到南方人的水性好，是因为天天跟水打交道，懂得了“水之道”的缘故。这“水之道”就指水的自然之理。

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认为，“道”还不是某一些自然规律，而是自然之理的全部，《上曾丞相书》所谓“通万物之理”，才是“道”。苏辙的表述更为明确，《观会通以行典礼论》云：“事物之变，纷纭杂出，若不可知，然而有至理存焉。”那么，这个“至理”在哪儿呢？他根据《易·系辞》“观其会通”的说法，认为万物的“会通”，是“理之所出也”。这“会通”，正是自然全体之意。研究自然的全体，才能得到“至理”。这是对欧阳修“至理”概念的发展，它是全部自然规律的总称。这“至理”就是“道”，在《策略四》里，苏轼又说，“尽万物之理而不过”，就是“中庸”“皇极”的含义，这些词在宋人笔下大致都可与“道”相替代。

……

因为要顾全自然的全体，所以必须以整个天下为己任，而不将它割裂，偏行小善，那是“小器”的；真正有器识的人，“所挟持者甚大”（天下），“其志甚远”，故能立天下之大节。《伊尹论》：

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

因为不割裂自然的全体而偏行小善，因为胸中所挟者甚大，故能做到“才全”。此文中还说，这样可以“自广其心，使穷达利害，不能为之芥蒂”，不会“得失乱其中而荣辱夺其外”，故其器识足以任重致远。

由此可见，从作为自然全体之总名的“道”到“天下之大节”，是有逻辑联系的，即从“全”上推出“大”来，因为“全”才是真正的“善”，行这样的“善”，便必须有大器才行。对于那些以某种“异众之行”“过物之操”自恃的诡激者，如石介、王安石等，苏轼是反对的，《上富丞相书》中为此还不惜诋及他所尊敬的范仲淹，而后来的程颐，更被他视为“奸”人，因为那都是坚持一家的偏善，做得过头，伤害了“道”的全体。要坚决摒弃这种偏善，才能“全其大”，顺应自然之理的整体。

因此，一个懂得“道”的有器识的人，平时应该顺于物理，而不作特异之行以骇人听闻，但因为所挟甚大，故能不为好恶利害所夺，立起“大节”来。黄庭坚的《东坡先生真赞》里，对此有准确的理解：

计东坡之在天下，如太仓之一稊米；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

按太仓稊米，出《庄子·秋水篇》，又见东坡诗：“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谓一身至微，且平居无所异于常人也。“临大节而不可夺”，则出《论语·泰伯》，又见东坡《伊尹论》上引文论“天下之大节”，谓于大是大非之间，能卓然有所立也。苏轼是以“大节”著称的。

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述刘安世语：“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若大节一亏，则虽有细行，不足赎也。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指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

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亦自述，熙宁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但他没有这样做，元祐时，又为了“独立不倚，知无不言”而“与司马光异论”。除此之外，他还以此教导学生，李廌《师友谈纪》记载：

廌少时有好名急进之弊，献书公车者三，多触闻罢，然其志不已，复多游巨公之门。自丙寅年，东坡尝诲之曰：“如子之才，自当不没，要当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门，何必时曳裾也！”尔后常以为戒，自昔二三名卿已相知外，八年中未尝一谒贵人。中间有贵人使人谕殷勤，欲相见，又其人之贤可亲，然廌所守匹夫之志，亦未敢自变也。

东坡门下虽多性格放浪的文人，但在立身大节方面，则皆谨守师训，如李之仪晚年授提举道宫闲官（等于是罢官），其《再领玉局》诗便自许“白玉无瑕晚更真”，并说亡师“泉下有灵应首肯，不随凡劣易淄磷”，所言与李廌相类。

在北宋后期连续不断的政治迫害中，苏轼门下之士没有一个丧失节操背叛师门的，虽然他们不像程颐及其学生那样“主敬”，那样持笏端立，煞有介事，但他们在人生的“大节”上却体现了很高贵的品格，所谓“时穷节乃见”（文天祥《正气歌》），能为师门增色。

目录

引　言

第一章道学的兴起

第一节“中兴”思潮：道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超越“礼”的“道”：“道”概念的来源

第二章从啖助到柳宗元的“尧舜之道”

第一节　啖助的《春秋》学

第二节　“尧舜之道”的社会历史意义

第三节　柳宗元的道论

第三章 韩愈《原道》的研究

第一节　道统论

第二节　“定名—虚位”论

第四章 欧阳修的文化功绩及其“至理”学说

第一节　“斯文有承，学者有师”

第二节　“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

第五章 苏学：自由与审美的道

第一节　“苏学”的历史地位

第二节　“苏氏之道”的三个层面

第三节　“苏氏之道”的审美内涵

第六章 “道”与各体文学

第一节　“文以载道”

第二节　“以文为诗”

第三节　“以诗为词”

附录 傅璇琮先生“日晷文库”原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