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礼法、皇权与政治文化如何互动？

编者按：明嘉靖朝“大礼议”事件前后延续了二十四年之久，对嘉靖皇帝的权力地位、明朝政局的结构与风气、终明一朝的宗法制度都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大礼议”是了解明朝政治变迁的极佳窗口，本文系《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一书的导读，对“大礼议”事件的发展脉络与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简明的叙述。

一、研究动机

明代嘉靖朝发生的“大礼议”事件，即兴献王朱祐杬（1476—1519）尊号之争。“大礼议”的背景，缘于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1491—1521）驾崩后，既无子嗣，又无同胞兄弟继承皇位，事先也未安排过继的嗣位人选，代表君统宗统合一的帝系自此断绝。考虑到与帝系伦序最近的兴献王朱祐杬已在正德十四年（1519）薨逝，昭圣皇太后张氏（？—1541，明孝宗之妻，明武宗之母，尊为昭圣慈寿皇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1459—1529）等人商议后，决定由兴献王世子朱厚熜（1507—1567）以明孝宗弘治皇帝的嗣子身份，入继大宗，即皇帝位，是为嘉靖皇帝。朱厚熜即位后，却坚称自己以藩王身份直接继承皇位，拒绝承认自己是孝宗的嗣子，也不愿接受杨廷和等人的劝说，一再提高对亲生父亲朱祐杬的崇敬仪式，与内阁诸臣爆发激烈冲突。议礼双方皆牵引出“天理”是否重于“人情”及“尊尊”是否重于“亲亲”的讨论，其焦点在于嘉靖皇帝身份（identity）的判定。得到张璁（1475—1539）等人提出“人情论”的支持后，朱厚熜大受鼓舞，竟不顾礼部诸臣的反对，直接下诏称兴献王为“皇考”，引发嘉靖三年的左顺门事件，许多抗议者被当场打死，或流放，或贬职，威慑朝堂，群臣缄口。

左顺门事件后的二十年间，嘉靖皇帝一面命人编纂《明伦大典》，借“人情论”建构自身地位的正当性，又强调自己受“天命”得位，使皇权得以钳制言论，防止士人暗地批评“大礼议”，一面以遵《周礼》、复“祖制”为由，大幅改易国家礼制，趁机改变宗法惯例，模糊宗统（孝宗一脉）与家系（献皇帝）的界线，逐步变易宗统，使兴献王与嘉靖皇帝一脉由小宗家系变为大宗帝系。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政治权力与名分礼秩的关系，本是一体两面，名分一旦错置，礼秩将日趋瓦解，使皇帝脱离礼法的规范，皇权渐失其“公义”性质。同时，名分礼秩的瓦解，也破坏了原本的权力分配原则，不再有一合理的标准。为求晋位，官僚不得不依附有力人士，造成朋党林立的现象，党争日趋激烈。当各党爆发冲突、相决不下时，官员们为了排除异己，只好寻求皇帝的支持，遂成为皇帝拿捏的斗争工具，逐渐丧失“为王者师”的政治理想，不再追求“公义”的实现，使嘉靖朝的政治秩序恶化，政治文化也随之改变。

所谓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即注重政治系统赖以生存的文化条件，并以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环境为背景，探索大多数人认同的政治价值观、政治理想、政治信仰及政治心理等问题。然而，历史形态的政治文化主体已经消失，无法使用抽样调查、行为测量、心理分析、量化统计等方法进行研究，所以本书拟以“大礼议”事件为切入点，厘清“大礼议”衍生的政治效应，说明“大礼议”如何从一个政治事件变为一个政治符号，成为嘉靖君臣斗争的道德武器与思想资源。嘉靖皇帝虽强行镇压反对者，将兴献王一步步推崇至明睿宗的地位，却引发嘉靖君臣对“名分”的争辩，讨论皇权究竟是作为帝国政权的公共中心，还是作为保证皇帝个人私利的手段，并分析“大礼议”牵涉的“七争”、颁布《明伦大典》及发起国家礼制变革，观察权力结构及其运作过程，进而探讨政治权力、经典诠释及国家礼制三者的关系，突显嘉靖朝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变化，将如何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权力问题不只是制度上的规定及其运作，也是文化上的合法性认可及其塑造问题，呈现了文化政治化与政治文化化的复杂现象。

本书通过《明伦大典》的编纂，探讨嘉靖君臣如何借经典的再诠释，建构“人情论”的理论体系，说服士人接受“大礼议”，并发起礼制改革，逐步变易国家礼制，证明嘉靖政权的正当性基础，完成帝系重建的目的。最后比较隆庆皇帝（1537—1572）至崇祯皇帝（1611—1644）的态度，观察他们如何看待献皇帝的祧迁问题，反证“大礼议”对明朝政治文化体系的影响。除了对“人情论”的讨论之外，本书也探讨“大礼议”如何影响朝堂内的人际关系、权力结构及政治生态，观察身处于权力核心的嘉靖君臣如何界定自己在团体中的地位、权力范围及政治生态的既有限制，而士人们如何借由儒家经典再诠释的方式，试图让国家礼制回归“合礼”的安排，限制皇权的范围，钳制皇帝的个人性，重新将政治权力和社会秩序导回“公义”的轨迹，本书进一步分析皇权深入官僚体系引发的政治效应。

二、文献综述

本书使用的史料，主要是明朝记载嘉靖朝政事的官方史书《明世宗实录》及与“大礼议”相关的奏疏汇编《明伦大典》。值得注意的是，《明伦大典》可说是张璁等议礼众臣的一家之言，尽量避免片面采纳，以免被文本迷惑。为避免一叶蔽目、偏听偏信，本书兼采私人的书信文集，互相参照，以求客观。明清私人文集和笔记小说众多，多有时论，例如《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续藏书》《万历野获编》，皆是重要的参考资料，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士人对时政的批判。正德朝以降，以人物传记撰著为特色的私家史学发展迅速，有关嘉靖朝的私家史著亦是不少，例如《世庙识余录》《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皇明永陵编年信史》《嘉靖以来注略》《国史唯疑》《国榷》及《明通鉴》等，不仅能比对《明实录》，亦可补《明史》简略之不足。此外，嘉靖君臣往来的奏疏和书信也值得注意，例如《皇明经世文编》《谕对录》，借此得以了解嘉靖君臣的态度。

清人谷应泰（1620—1690）编成《明史纪事本末·大礼议》，详略得中，首尾秩然，论理清楚，不但被《明史》引用，也被视为第一手史料，为近代学者利用，可谓研究“大礼议”的必备史料。然而，通过台湾明史学会师生校读《明史纪事本末》的考证，可知《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源庞杂，不能全然信之，于是笔者考据《明史纪事本末·大礼议》的多种史源，详举其问题于本书附录二《大礼议编年表》。为了提醒读者审慎利用《明史纪事本末·大礼议》，略举几处错误：一是错置月份者，有20多处，实难辨别史事顺序。二是记载过于简略，语焉不详，或叙述错误，无法厘清历史事实。三是人名失误，例如石珤（？—1528）错写“石瑶”，杨应奎误记为“杨应魁”（杨应魁实为永乐时人），李充嗣竟记为“李克嗣”，如此张冠李戴的错误，徒增研究者的困扰。此外，据何淑宜的考证，可知《明史纪事本末·更定祀典》多有漏载史事，或顺序混乱，或仪式错误，也让研究者难以理解嘉靖朝的礼制更定。为求史实之真，本书以《明世宗实录》为根本依据，不全引用《明史纪事本末》，以免有误。再参考奏章文集、官方政书、明清士人私撰史籍及笔记小说，比对《明世宗实录》，分析议礼双方各自对“大礼议”事件的诠释差异，了解儒家经典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参考清人毛奇龄（1623—1713）《辨定嘉靖大礼议》和段玉裁（1735—1815）《明史十二论·世宗论》，从礼学考证的角度，探索国家礼制的经典依据、历史沿革及文化象征，比对议礼双方的礼意论述，进一步检讨“大礼议”的理论根据，以及《明伦大典》建构的经典诠释。

明清两代的学者对“大礼议”评价不一，聚讼纷扰，各抒己见。从评论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明代学者似乎比清代学者委婉许多。这自然是害怕触犯君上忌讳，更重要的是，明代学者引用的史料大多采自官方有意诠释的《明伦大典》，以致对“大礼议”的历史评价偏向官方论点。自毛奇龄《辨定嘉靖大礼议》一出，清代学者开始从礼学角度批评“大礼”实为非礼。尤其是《明史》多采用毛奇龄的论点，直视“大礼”实为嘉靖皇帝最大的政治过失，以致嘉靖一朝“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民国以降的史学界对“大礼议”的看法，大多承袭《明史》的论点，尤以明清史专家孟森（1868—1938）的观点最为著名。孟森指出，“大礼议”是皇权与阁权冲突的政治事件，因而“大礼议”被归为政治史的研究范畴。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受到欧美史学的影响，不再热衷于明初的制度史或明末的党争研究，转而把研究重心放在明中叶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及江南士绅等议题。可惜，嘉靖朝史较少被学界关注，不只是论述嘉靖朝政局的专著不多，多数著作或将嘉靖朝视为万历朝改革的背景；或关心阳明学的发展，探讨明代中期的思想变化；或着眼于江南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情况，赞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为厘清研究脉络的完整性，亦为说明学界前辈的奠基之功，本书针对“大礼议”事件、政治权力与经典诠释的关系，以及嘉靖朝国家礼制变革等三个面向，将海内外学界的相关成果，概述如下。

（一）“大礼议”事件

明清史专家孟森首先注意到“大礼议”之于嘉靖朝政局的重要性，“嘉靖一朝，始终以祀事为害政之枢纽，崇奉所生，已及憎爱之私，启人报复奔竞之渐矣”。然而，若以嘉靖皇帝欲崇敬本生父母的“私心自用”，似难以完全解释嘉靖君臣发起“大礼议”的动力，所以美国学者卡尼·托马斯·费希尔（Carney Thomas Fisher），日本学者中山八郎、小岛毅，以及中国学者张治安、朱鸿、怀效锋、田澍、赵克生、胡吉勋等人，各自分析“大礼议”背后的文化背景、嘉靖朝堂的权力冲突，以及嘉靖皇帝的心理特质，借以探讨嘉靖朝政局之变化。本书按其成果发表时间，概述这些成果的主要观点，并说明本书与这些成果的差异之处。

张治安《明代嘉靖初年的议礼与党争》一文，指出“大礼议”是嘉靖朝党争之先端，却因左顺门事件的刺激，让士人的政治表现趋于激烈，视“拂帝意”为气节之表现，以致后来不断出现违抗君命、好发议论、派系倾轧等现象，让明朝陷入内耗的窘境。

费希尔的博士论文《明代的大礼议》（The Great Ritual Controversy in Ming China）是欧美学界对“大礼议”研究的首要之作。费希尔先针对汉代帝系争议的三件案例（西汉宣帝、哀帝与东汉光武帝）与宋代濮议案，分别讨论礼学理论的差异，再分析明代“大礼议”“七争”及其礼学根据，最后探讨王阳明的心学、道德与情欲的冲突及“大礼议”事件的关系，指出明中叶学术思想变化、社会现实与政治事件三方面实有紧密的互动作用。

朱鸿的硕士论文《“大礼”议与明嘉靖初期的政治》以心理史学为研究方法，着重探讨嘉靖皇帝孝亲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再利用量化统计，分析濮议派与考献派两派人士的地缘、血缘及党派特性。最后指出“大礼议”压制了代表道统的杨廷和等人，代表治统的嘉靖皇帝因而能扩张皇权，使君主专制的势力达到顶峰，文官集团的道统意识却降到最低点，开党争之风气，使明中叶以降的政局日趋混乱。

上述这些成果的资料来源，多取自《明实录》《国榷》及《明史纪事本末》，而其讨论时限于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三年的“大礼议”，焦点集中在事发过程、争议结果及权力变化，不仅建构“大礼议”的历史背景，也厘清议礼双方的人事纠葛，证明了“大礼议”对嘉靖朝政局的影响实不容小觑。尤其是朱鸿量化分析议礼双方背景，让后继者处理嘉靖初年的人事变动时，有极为便利的参考价值。

鉴于这些成果的优劣之处，若干学者也给出新的视角，提出“嘉靖革新”的观点，或利用新资料，使“大礼议”的来龙去脉更为清晰。例如，田澍的《嘉靖革新研究》试图推翻过去学界的定论，重新检讨“大礼议”的功过是非，并采用议礼诸臣张璁、桂萼（？—1531）等人的文集，给予张璁等人正面的评价，否定杨廷和等人的定策之功。同时，田澍更进一步地发展其业师蔡美彪教授的看法，指出张璁等人的政治革新，即代表新兴势力取代守旧势力的历史性转变，遂奠定了张居正（1525—1582）发起万历变法的基础。田澍立论大胆，观点新颖，著作颇丰，故成一家之言。不过，若干学者也指出《嘉靖革新研究》有几点问题，值得商榷。例如，《嘉靖革新研究》将正德朝的弊政全归咎于杨廷和一人，评价过于负面，似未能客观论证。又例，为了连接万历朝张居正改革的历史脉络，《嘉靖革新研究》过分抬高嘉靖新政的价值，也刻意强调张璁、桂萼等人的革新性，忽视当时的人事纠葛和权力分配。再者，该书并未说明张璁等人制定新政策的前因后果，也未解释嘉靖革新究竟对嘉靖朝政治、经济、社会层面造成何种影响，更忽略了议礼双方对“大礼”的礼学根据、诸人的思想脉络，以及“大礼议”隐含的政治文化意义，直视“大礼议”为嘉靖皇帝振兴皇权的斗争工具，让人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叹。除了“嘉靖革新”的主张之外，胡吉勋考究嘉靖朝的人事变动，指出反对大礼者皆被入罪、流放、罢免，迎合者却步步高升，使皇权得以“威柄在御”。他也认可孟森的看法，认为嘉靖朝走向皇权专制的过程，实为明代国运转折的过程，并指出“大礼议”对士人治国理念产生了重大冲击，经世思想难以冲破皇权专制的牢笼。美国学者窦德士（John W.Dardess）用春、夏、秋、冬四季，比喻嘉靖皇帝漫长统治的四个阶段，也对应内阁首辅张璁、夏言（1482—1548）、严嵩（1480—1567）、徐阶（1503—1583）与嘉靖皇帝的互动，借以说明嘉靖皇帝个人心理、政局变化及社会的发展。

相较于专书，有关“大礼议”的专文研究相当丰硕。限于篇幅，兹列举其要者。其一，强调“大礼议”乃是皇权与阁权进行政治斗争的导火线。其二，指出“大礼议”是程朱、陆王理论冲突之体现，反映明中叶社会风气的转变，也反映了当时文化界重视私领域、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转折。其三，质疑阳明学普及化的说法，指出嘉靖朝廷打压阳明学发展的事实，较为强调国家权力介入学术界的专制层面。其四，议礼意念的歧异，引发君臣冲突。例如《剑桥中国明代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7:The Ming Dynasty,1368—1644）负责撰写正德、嘉靖朝的美国学者盖杰民（James Geiss），便指出嘉靖君臣因礼仪观念的不同，皇 帝与首辅之间发生激烈冲突，造成官僚体系分裂，也使专制皇权再度复兴。此外，在议礼过程中，常常使用迂回辩论法，让当时的学者致力于研究语言学和文句分析，开启了清代的考古训诂之风。其五，如同前引田澍的论点，把“大礼议”置于明代社会经济的背景下进行讨论，试图摆脱传统史学对“大礼议”的看法，重新检讨“大礼议”的历史评价。

（二）政治权力与经典诠释的关系

关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美国政治学学界有几种看法。例如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H.Solomon）主张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具有权威性格的政治文化模式，强调中国人有依赖性的社会取向，缺乏自我进取和自主判断的自信心。尤在道德方面，常听从权威者的指示，集体利益因而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又例，墨子刻（Thomas A.Metzger）主张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具有权威批判性的政治文化模式。墨子刻受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共同价值论的影响，因而反对所罗门的行为理论，指出儒家思想中本有“道”“势”不兼容的政治论述，亦不乏行动上的实践，强调道德自主性常面临困境，屡与现实政治发生激烈冲突。相较于前二者的绝对评价，艾森斯塔得（Shmuel N.Eisenstadt）采取折中的多元论述，主张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既有权威主义，亦有 反权威的政治文化模式，并从各种政治群体的动态运作（政治系统）着眼，指出皇帝与儒家士大夫常有目标不同的紧张气氛，尤其在儒家文化的框架下，君臣双方不完全重视政治取向，更多时候强调从文化取向来进行政治改革。

本书着眼于政治结构与文化价值的互动关系，综合上述三者的看法，将“政治文化”定义为“政治思维的方法与政治行动的风格”，试图从名分礼秩的角度，观察“大礼议”如何影响嘉靖君臣的政治行动，说明“大礼”不只为了夺取实权，而是有其更深层的政治文化意义。为避免论述失焦，在这里先比较政治文化与政治思想之异同，以免产生语意或逻辑上的混淆。政治文化史与政治思想史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两者的研究取径，皆从文本去解释文化上的抽象概念。不过，两者却有不同的问题取向。政治思想史关切某时段里各个学者的政治理论及其解析。政治文化史用于探索某时期的政治价值观将如何控制人们的政治行为与思维方式。换言之，政治思想史将抽象概念作为讨论对象，传统政治文化史则重视这些抽象概念如何反映到政治运作，尤其偏重当时人们重构文化概念的过程。因此，两者确有不同的研究目的、对象及角度，不可混视之，否则容易产生与研究动机大相径庭的结论。

本书第二章将探讨《明伦大典》的修纂动议、内容解释及影响，其中不只是统合官方解释，更牵涉了经典诠释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经典诠释是什么？政治权力与经典诠释之间又有何关系？根据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研究，可知儒家经典实为“政治论述”，并没有固定的内涵，使用者根据自身理念与现实需求，以其为思想基础，进而发展出一套“经典诠释”。例如，王健文指出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隐含着一套特殊的天人观与诠释系统。正是这套天人观和诠释系统，使国家社会里的每一成员都愿意相信，世事皆有合理安排，此即国家的正当性（legitimating）。甘怀真同样指出“汉唐间的皇权努力借由儒家经典诠释以独占一些礼仪符号”。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士人们为了现实需要，常利用儒家经典，予以再诠释的空间，“礼”的概念因而不断地被诠释，也不断地产生质变，使经典诠释的话语权变得重要，善用者甚至可以动摇皇权的正当性基础。

黄进兴最早注意到政治权力、祭祀制度及儒家道统互为纠结的问题。在《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谈起》一文中，曾指出嘉靖九年的孔庙改制，不只是祀典改革，实隐含了“大礼议”“尊亲为上”的深意，使皇权得以宣传“治统至上”，成功地压制了士人的道统精神。此外，王汎森则考察丰坊（1492—1569后）与其伪作石经《大学》，探讨石经《大学》何以引起当时学术界重视，指出明中叶的思想界对程朱、陆王学派的争议有着高度的焦虑，实反映了当时存在着一股修正阳明学的思想潮流。

（三）明代国家礼制研究

本书第三章欲讨论嘉靖朝礼制更定的过程、权力交替及政治文化意义，有必要回顾明代礼制的相关研究。目前在明代礼俗文化的研究上，成果丰硕。关于国家礼制的课题，成果尚不足，但已有一些初步讨论，值得介绍。尤其是阎爱民指出“大礼议”乃因议礼双方对宗法伦理、皇帝制度及思想脉络的根本差异，证实明中叶以降的社会对宗法制度的看法，已偏向“重一本”的尊祖观念，因而构成了嘉靖朝更定礼制的思想背景。

关于嘉靖朝礼制改革的专论有四。

一是日本学者小岛毅的《嘉靖の礼制改革について》，采纳中山八郎及费希尔的观点，分别考察天地、宗庙、孔子祀典及皇后先蚕礼四项仪式，指出嘉靖皇帝为证明政权的正当性，便以实践太祖遗志为由，又以朱子学信徒自居，试图借礼制改革，开创政治新局面。清代的国家礼制则继承了嘉靖朝礼制改革的精神，试图将地方社会的宗族制度包容于国家礼制体系之中，完成国家与社会的礼制一体化。

二是小岛毅的《郊祀制度の変遷》，着重历代郊祀制度的变迁，厘清礼学争议及其与宗庙制度的关系，试图展现历代郊祀制度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脉络。

三是王柏中的《明嘉靖年间的庙制变革问题试探》，则介绍嘉靖朝宗庙制度的变化，指出嘉靖年间庙制变革的目的，即在变更君统，否定孝宗、武宗二帝的宗统地位。

四是赵克生的博士论文《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研究》，着重讨论嘉靖朝祭礼改制的过程，尤其就祭礼制度有相当清楚的介绍。此外，赵克生也质疑黄进兴的论点，指出孔庙改制不只是皇权扩张的现象，实与儒学发展脉络的变化有关，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的角度。

上述四文偏重政治制度或思想文化，多视国家礼制为皇权的工具，未顾及嘉靖朝国家礼制变革的礼学根据、权力交替及政治文化意义。此外，在“大礼议”及礼制改革的发展过程中，洪武皇帝朱元璋（1328—1398）主持编撰的《皇明祖训》实有举足轻重的政治效应。萧慧媛的硕士论文《明代的祖制争议》指出，“祖制”本是制衡皇权的重要力量。不愿遵守“祖制”的明朝皇帝，往往重新诠释“祖制”，使《皇明祖训》渐离原意，后来的历任皇帝也任意解释，不再受到“祖制”束缚，政局逐渐大坏。

三、章节安排

“大礼议”发起时间基本上没有争议，皆以正德十六年正德皇帝崩逝为始。但“大礼议”的结束时间有三种说法：一是至嘉靖三年九月，兴献王尊称议定；二是止于嘉靖七年七月，《明伦大典》修成；三是止于嘉靖十七年九月，献皇帝称睿宗、祔太庙。本书拟将“大礼议”的结束时间，延长至嘉靖二十四年七月献皇帝正式升祔太庙为止，并论及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各朝是否祧迁献皇帝的争论，以了解“大礼议”的影响层面。

本书之所以延长研究时限，乃因在嘉靖三年左顺门事件后，“大礼”衍生的争论仍进行着，几乎贯穿嘉靖一朝。例如，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为了讨论改迁显陵与否，嘉靖皇帝下令群臣集议，引发首辅权力的消长。又如，北京九间太庙焚毁，于是再度更改庙制，推翻嘉靖十一年（1532）议定的“都宫别殿”制（每神主各立一庙）。从上述两事件来看，嘉靖十七年之后，嘉靖朝堂仍因改迁陵墓、太庙庙制及庙位昭穆等事，再掀波澜。因此，唯有延长研究时限，并兼顾隆庆朝至崇祯朝君臣对献皇帝祔庙的争论，始能完整地观察“大礼议”、名分礼秩、皇权重塑三者间的关系，也能了解“大礼议”背后的政治文化体系。历时二十四年的“大礼议”，争论的主线有二：一是“继统不继嗣”与“继统先继嗣”之争，二是兴献王朱祐杬能否升祔太庙之争。

第一条主线的时限，从正德十六年嘉靖皇帝即位开始，直到嘉靖三年将兴献王尊称正式更定为“献皇帝”为止。过去学界对“大礼议”的原因、过程及结果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成果，因而第一章不再赘述，仅作背景讨论，着重较少论及的“继统不继嗣”与“继统先继嗣”之争。第一章欲讨论的问题是：议礼双方各持的论点为何？议礼双方频频引用的《皇明祖训》与《武宗遗诏》有何法理地位？议礼双方如何证明嘉靖皇帝继位的正当性？议礼双方如何论证兴献王尊号的合宜性？希望借由上述问题的提出，说明“继统不继嗣”与“继统先继嗣”的礼学根据、现实差异及其理论体系。

第二条主线的时限，从嘉靖四年（1525）何渊提出“立世室”之议开始，直到嘉靖二十四年正式将兴献王神主升祔太庙为止。第二章和第三章则着眼于兴献王身份的转变，分别讨论“人情论”理论体系、《明伦大典》的编纂意义，以及国家礼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换言之，第二章欲讨论的问题是：《明伦大典》如何能合理化“大礼议”及左顺门事件？《明伦大典》如何重新诠释议礼双方的论点？《明伦大典》是否影响明清史家对“大礼议”的评价？第三章欲讨论的问题是：嘉靖皇帝如何借国家礼制的更定，逐步确定皇权至上的诠释体系？内阁和官僚体系又有何抉择？希望借由上述问题的提出，了解经典诠释的运作意义及名分礼秩之于皇权的重要性。第四章则总结前三章的讨论，分别从皇帝、内阁及官僚体系三方面，试图厘清嘉靖朝的权力结构、君臣关系及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从而分析名分礼秩与皇权正当性的内在脉络。

除去绪论与结论，本书按照两条主线的设计，分为四章，并依照时间顺序，以嘉靖朝的政治生态作为论述的主线，分析“大礼议”背后的人事纠纷和权力变化。各种不同的政治符号与思想意识形态，则夹为论述。本书的焦点将集中在“权力、礼制与政治文化”，探讨“礼”与“政”的关系，说明名分与皇权的关系，实为一体两面，以了解名分礼秩之于政治文化体系的重要性。

第一章叙述“大礼议”的演变过程、礼仪争论及政治冲突。着重说明议礼双方对“大礼”的主张，并探讨左顺门事件后的人事分配和权力重组，以了解“大礼议”如何影响嘉靖初年的政治发展。

第二章叙述从《献皇帝实录》到《明伦大典》的颁布过程、内容解释及其文化影响。着重四项主题：《献皇帝实录》与《明伦大典》的政治意义，“人情论”理论体系的建构，官方掌握话语权力的重要性，以及皇权与经典诠释的关系。通过《明伦大典》对名分礼秩的讨论，观察嘉靖君臣如何调整天理与人情的冲突，以强化“大礼议”的正当性。并依据本书附录二《大礼议编年表》的考订，讨论明清史家对“大礼议”评价的变化因素，以证明《明伦大典》的文化影响。

第三章叙述嘉靖朝的礼制更定。着重于嘉靖朝更定国家礼制的过程、礼制更定的象征意义，以及国家礼制与政治权力的关联性。通过嘉靖君臣的讨论内容，厘清各项礼制改革的理论基础，论证“大礼议”破坏了名分礼秩的基础，使皇权流于私化，进而破坏了嘉靖朝堂原有的权力分配原则。

第四章探讨“大礼议”的政治文化意义。一是强调身份原则的重要性，讨论“忠”伦理之真意，以了解皇权的正当性基础，实来自名分礼秩的合理安排。二是观察嘉靖朝政治生态，探讨“人在制度中的身份”，分别从皇帝、内阁与言官三方面，论述嘉靖朝的君臣关系、内阁首辅权力扩张的前因后果及内阁与言官屡有对立的结构性因素。

附录一为明代诸帝世系表。以表格和图片的方式，整理明代诸帝姓名、生卒年、庙号、在位大事及君统与宗统转变的情形。

附录二为“大礼议”纪年史事的考证。以七部史书为据，按时间排列各大事件，并考订时间、人名及史事真伪，以厘清“大礼议”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