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员现在不叫裁员,叫 AI 裁员
过去两年,不仅国内的大团队在收缩,旧金山湾区的互联网大厂们,虽然都是万亿市值的巨无霸,同样从“无上限扩张”开始转向“精打细算”。
假期里用 AI 工具看了一些大公司的财报,发现这些公司有同一个动作:压缩费用、提高效率,把人力从“可有可无”的业务回撤到“确定性现金流”和“新的增长曲线”上。这其中就伴随着裁员。
很多人把这种裁员称作“AI 裁员”,怎么说呢?就是在 AI 的加持下,每个人的价值被重新估算,弱的更弱,强的更强。或者,强弱关系发生逆转。
全世界范围内,银行贷款的高利率抬高了资金成本,广告与电商的单位边际回落,全球化红利消退,目前看,真正的新增预算现在基本只会流向 AI 基础设施、核心算力、搜索重构、生产力工具等等和 AI 相关的领域。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看起来荒诞的现象:同一个公司里,一边是减员,另一边是对大模型、推理引擎、数据平台和安全合规投入更多资金和资源。并不是公司没钱了或不投入,投入的地方在未来,在能够建立更多连接,能产生复利的地方。
硅谷的管理层越来越像基金经理,人员岗位像资产一样:一个业务单元,要么现在产生现金流,要么就得未来产生现金流。
这一波裁员并非平均落下。重复性高的,难以证明边际价值的岗位首当其冲;外包比例高、与主战场距离远的团队,也容易被“平台和系统”替换掉。
相反,公司会加注能够直接推动产品复用与规模化的岗位:模型与推理工程、数据工程与数据治理、隐私与安全、AI 搜索 / Agent 工作流、业务场景落地等等。
在 “AI 裁员”的做法上,中美企业都差不多,但对待人才的策略上却泾渭分明。
美国用市场调节人才,用制度过滤移民
美国公司裁员的典型形态是“短痛”:迅速出清,把公司的经营成本恢复到合理区间,再对核心赛道快速增加投入。对于个人,这意味着两个现实:一是“岗位的不稳定性”,二是“技能可迁移”。很多人感受到的焦虑,不是没有工作机会,而是职位的要求变了,还提高了门槛。
美国的 H‑1B 抽签仍受年度名额限制,绿卡排期针对部分国家持续积压,STEM OPT 政策维持延了长期框架。,但存在审理与合规的不确定性;整体约束并没有显著缓解。
对在美工作的外籍员工而言,被 RIF(精简人员)后通常有最长 60 天的身份宽限期,可在此期间完成身份变更、找到并由新雇主提交 H‑1B 转移、或离境;该宽限并非适用于所有签证类型,且需满足具体合规条件。与此同时,远程与全球用工(含跨境远程与雇主记录 EOR 模式)更为成熟,但并不替代在美国境内就业的签证与身份要求,因而身份约束仍是个核心问题。
中国呢,用政策调控市场,用产业绑定人才
中国的主旋律是“产业政策 + 城市竞赛”。从中央到地方,围绕着“硬科技和新兴生产力”把人才、资本、土地和算力都往重点产业里引。你能看到一条很清晰的链条:顶层给方向——城市做落地——园区配资源——基金做配套——企业拿项目。
对个人最直接的,是落户积分、购房补贴、税收减免、科研启动经费、算力与数据资源优惠、成果转化与激励等等。
我有朋友就通过积分落户拿到了北京户口。还有成规模的创业公司拿到国家补贴。
这套体系的优势,是能把“国家要做的事”尽快成规模,尤其在算力中心、模型平台、工业软件、机器人这些长坡厚雪的赛道;它的挑战,是要在政策红利之外,真正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闭环”和“全球化的工程方法”。
这决定了城市与企业需要给人才的不只是补贴,还有“能做成事的舞台”:跨部门的协同机制、有 ROI 的项目、敢于容错的实践,以及能被国际同行公认的评价体系。
现在有很多声音说 AI 是泡沫,我不这么认为。很明显,无论中美,AI 都把组织推向同一个方向:把人力从“重复劳动”抽离出来,开始构建系统化的复利。从岗位到流程,再到产品架构,AI 都成了关键因素。硅谷用资本和规则去做这件事,中国用产业组织力去做这件事。不同路径,同一目标。
过去十五年,互联网靠“规模”取胜;AI 时代,规模的作用没那么大了,AI 要靠“系统性复利”取胜。无论你在旧金山、在北京,还是在成都、合肥、深圳,真正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把人、数据、模型与业务,重新组装成一台能持续产生现金流与知识的机器,这就是企业要做的。
作为个体该怎么做?我没有确定的答案。
除了充分拥抱和利用 AI 技术,只有单一技能肯定是不行的,很容易被淘汰。大部分人应该把自己变成“可复用的系统”。
无论是在企业工作,还是时髦的一人公司、自由职业者,复合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借助 AI 能力端到端做成一件事,变成一种常态和常识。
这样一类人正变得稀缺——“懂商业模式和产品的工程师”,其实就是复合人才,他们能够独立聚集产研和商务,控制成本与收入,把模型能力打包成清晰的产品与价格,这就是端到端的能力。
在商业世界里,归根结底,个人的价值就是被需要。向左走,向右走,每个人都得选择。
以上是假期里做的一点功课,希望对读者有帮助。长假结束,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