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遇上疫情，毕业遇上削减——我们这届博士活下来了 | 自然职场

这些在2020年开启博士旅程的科研人员，是在全球疫情中艰难起步的，而如今，他们即将毕业，迎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混乱的未来。 

原文作者：Amanda Heidt  

原文以Class of 2025: five PhD students reveal realigned priorities in wake of COVID and cuts标题发表在2025年7月18日《自然》的职业特写栏目

全球2025届博士毕业生正踏入职场，而此时的世界正处于一片动荡之中。在许多方面，世界仍在努力摆脱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与此同时，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学生也正承受着特朗普政府对科学及国际合作的严重削减。有些人甚至开始怀疑：是否仍值得坚持科研事业？尤其在一些面临经济危机或饱受战乱的地区，例如苏丹、乌克兰和加沙。 

尽管过去30年间，全球对科研与开发的投资翻了三倍，美国政府用于科学研究的资助却正逼近25年来的最低点。而对科技的投资并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意味着，如今试图开启科研职业生涯的年轻科学家，仍要面对学术教职岗位严重短缺与工业市场不断萎缩的双重压力。 

Carys Herbert在英国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灯塔天文台检查公民科学项目中使用的望远镜，她这个时候也在寻找博士毕业后的永久职位。图片来源：肯特大学 

自然职场团队采访了五位从疫情初期开始攻读博士、如今即将毕业的科研人员。其中一人因担忧发声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选择匿名接受采访。有些人对未来仍抱有希望，另一些人则坦言，过去几年的挑战彻底打乱了原有的计划，甚至重新定义了他们的优先级。 

CARYS HERBERT：

对学术界感到幻灭，就业市场惨淡 

2024年12月，在英国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学完成天体物理博士论文答辩

我在2020年9月开始攻读博士。尽管新冠疫情期间的科研环境十分艰难，但我其实非常幸运。在肯特大学完成硕士学位后，我原本申请了其他学校的博士项目，但最终还是留在了原来导师的组里。这个决定是在疫情封锁之前做出的，而事实证明，能留在一个熟悉的地方简直是一大幸事。 

我的博士研究聚焦于通过“爆发型年轻恒星巡猎项目”（Hunting Outbursting Young Stars project）中的公民科学数据，来刻画年轻恒星表面的黑斑特征。要真正研究恒星的形成过程，需要观察这些表面斑点的日常变化——而这既耗时又昂贵，任何一个专业天文观测台都无法做到。相较之下，我使用的是公民科学家的数据，他们用私人望远镜和相机拍摄后上传到一个数据库中。回顾整个博士过程，我认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和资金短缺的时代，公民科学重要且高效，很有潜力。 

我已经离开学术圈大约八个月了。现在的我有点幻灭，因为做了所有对的事情，却依然得不到一个永久职位。也正因如此，我一开始并不打算做博士后。但眼下的就业市场实在太惨淡，我也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选项。 

我喜欢美国的很多方面，但我绝不会去那里的博士后职位。我是一个酷儿女性，正值育龄，未来也希望有孩子。在我看来，在当前美国的环境下，这会让我处境不利。我还有一些慢性病，也不希望在美国的医疗体系里挣扎求生。不幸的是，英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因为看起来科研项目的资助也越来越稀缺了。 

每当我回想起科研生涯中仍能带给我快乐的部分，我想到的是我所在的学术社群。我真的很喜欢做公众科普，也喜欢身处大学环境。我珍视那种对学习和研究的专注。自从新冠疫情以来，我一直注意与同事们保持联系。也许我们不是每天都能见面，因为学术圈是一个国际性的社群，但我确实努力维护这些关系并保持联系。我想，这种联系对我们每个人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冻结招聘，Rachel Gatlin的博士后职位悬而未决。图片来源：犹他大学 

RACHEL GATLIN：

原本清晰的未来，如今被冻结 

今年2月获得美国犹他大学神经科学博士学位 

我是在2019年开始读博的，实验室是新建的，刚进去的时候简直就像“蛮荒西部”。刚开始连移液器都没有，而且没多久，我的导师就去休产假了。过去六年，我的生活几乎都围绕着一项基于小鼠的研究课题展开：在身体与社会隔离状态下，大脑中会发生什么。这个课题在新冠疫情期间意外变得非常切题。 

尽管如此，我有时还是会觉得自己总是在“赶进度”。疫情促使我更有创造性地工作，也让我不得不提前独立，但它也确实带来了挑战。去年底我开始找工作，发现自己的处境有点尴尬。我是实验室的第一批毕业生，再加上疫情的持续影响，这让我博士期间可参与的项目数量大大减少，求职过程更加艰难。 

我在去年11月接受了一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后职位，在退伍军人事务医院（VA）下属机构开展研究。但今年2月，当我和将要共事的两位PI开视频会时，他们告诉我，联邦政府发布了招聘冻结令（目前已经延长至10月）。现在，我的博士后职位正处于“半冻结”状态。我很难不去想——如果我当时早两周答辩，也许就能躲过这场冻结。政策规定是：如果你在冻结令生效前就开始走招聘流程，那是可以继续推进的。 

这种混乱下真的很难做决定。我现在还在挣扎：到底是搬去生活成本更高但有家人的华盛顿，还是继续留在犹他等局势明朗？我申请了一项美国国家研究服务奖（NRSA），是专门资助博士后研究的。如果我能拿到，规定是必须立即开始使用经费，这可能会推动博士后工作的启动。 

我面临的另一个复杂因素是我正在转换研究领域。之前我研究的是小鼠的社会与情绪行为，现在则要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神经回路，使用的是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这一模式生物，这是我并不熟悉的领域。我在连续四天的“马拉松式冲刺”中提交了博士后资助的申请，之后几乎累瘫。幸好有我的猫Yoshi——它几乎成了我的心理健康依托。 

如果这份资助没有批下来，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一直听人说，学术界是一条更稳定的职业道路。我当初找博士后职位，也是抱着“先撑过这段不确定时期”的想法，但现在看来，现实并非如此。不管我最终走哪条路，似乎都无法完全避免不确定性。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如果这个职位最终能落实下来，那么接下来的五年，或许能让我逐步理清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David Rivera-Kohr面临美国可持续发展研究岗位日益减少的问题。图片来源：David Rivera-Kohr 

DAVID RIVERA-KOHR：

寻求可持续生物技术领域的机遇 

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完成生物化学博士论文答辩。 

我是在2020年8月开始博士项目的，因此从一开始，疫情的防控措施就让这段经历变得特别。我们那一届博士新生都很想建立联系，但由于疫情隔离，这变得很困难，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才在这座新城市适应下来（我从伊利诺伊州搬来威斯康星州的）。幸运的是，在博士第一年，我还是有机会亲自在实验室完成了三轮轮岗中的两轮，到2021年选定实验室时，我们已经恢复了线下全职科研工作。 

更大的困扰是围绕美国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我知道特朗普会在第二任期带着更多“计划”上台，但我没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一切。现在的局面一团糟，感觉很多没必要的政策变动都在阻碍科研。这不仅在心理上是一种消耗，也让我的导师和课题组在经费使用上变得更为保守。我们不知道这笔钱还能撑多久，也不知道是否还有新资金进来，所以只能努力削减开支。我现在买任何一件小东西之前，都得先和导师确认。 

我的论文研究是开发一套方法，用于从城市垃圾流中分拣和分解塑料。我希望未来继续从事可持续生物技术方向的工作，而这条路有三种选择：学术界、政府机构和产业界。学术界通常被认为是“安全”的选择，但上升空间有限，而且我对做学术博士后也不太感兴趣。政府原本是个有力的选项，但从我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美国政府不仅在削减科研经费，而且似乎在公开反对可持续发展。即便这些政策后来被撤回，很多政府科研人员也已经被裁掉或辞职，公众对他们的信任也已流失。最后说到产业界。过去几年，很多人都在说“生物技术正处于低谷期，但等你毕业时应该会好一些”。可我现在就要毕业了，却发现情况比我入学时还要糟。 

所以综合来看，美国的就业前景不乐观，而我也不想为了找工作而放弃我想做的研究方向。我大概会开始寻找国外的机会。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内心的拉扯。我是不是应该为了我的社群和国家留下来，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奋斗？又或者说，如果离开意味着可以“留得青山在”，那这样的离开是否也是正当的？我不想听起来像是在夸张，但很多时候我确实觉得，人们的生计正面临真正的威胁。这让未来的规划变得异常困难。 

匿名：寻求前往美国的道路 

2020年疫情封锁期间，我在一个狭小封闭的阳台上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我在同一实验室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那时的不确定性让我毫无科研动力，也很难规划未来几年的研究。我做的研究与人类数据相关，而数据收集在我读博的第一年（从2020年底持续到2021年）几乎处于停滞或断断续续的状态。 

当时，以色列也正经历另一轮激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原因是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面临刑事指控。我和伴侣也参加过几场抗议，但一切都令人感到害怕——警方的反应、新冠病毒、还有很重要的：我不知道这里的政治氛围是否能让我坚持完成博士学业。 

去美国做博士后一直在我的考虑之内，因为我的家人在那里。随着以色列政治局势的发展——包括一个我认为正在伤害我们民主制度的政府再次当选——再加上加沙战争和地区冲突的加剧，我离开的动机变得更强烈了。自从2024年我的儿子出生后，我就一直在努力尽快完成博士论文。 

而现在，我又回到了不确定之中。没有人愿意在我还没有经费的时候承诺博士后职位，从美国传来的各种消息也让我担忧。我是美国公民，但我的伴侣和儿子不是。我不确定他们的移民身份是否能顺利处理；我也不知道我的伴侣是否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说实话，我现在真的很害怕，但这也不难理解。我相信这种不稳定的状态终将过去，但我不知道在那之前将会造成多少损害。现在，我得做出一些决定，这些决定将影响我们整个家庭的未来。搬去美国曾是我们的“安全选项”，但如今却成了一个令人害怕的选择：或许比我们的现状稍好一些，但依然无法为我们的未来提供稳定的信心。我左右为难：到底是该做对家庭来说“正确的事”（搬去亲人身边），还是做对职业发展更有利的事（搬去一个没有在积极攻击学术界的国家）。 

我从未想象过自己会离开学术圈。我在一个充满科学氛围的家庭中长大，我一直在做科学科普，也热爱我的工作。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正因如此，当科学本身——尤其是学术界——不断遭遇攻击时（不仅在美国，也在这里），我开始怀疑：我留在学术圈究竟是不是正确的？会不会有一天，我的儿子将为这个选择付出代价？ 

Khashiff Miranda在加拿大努纳武特地区剑桥湾附近海域采集海藻样本。图片来源：Pierre Poirier——加拿大自然博物馆 

KHASHIFF MIRANDA：

寻找价值观契合的博士后职位 

加拿大魁北克市拉瓦尔大学四年级博士生 

我的研究聚焦于与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社区合作，地点位于魁北克北部的昂加瓦湾（Ungava Bay）。每逢满月和新月，当地人会采集海藻、贻贝等传统的潮间带食物资源。然而，随着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粮食安全已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这些社区希望能够维持这些健康的传统食物来源，而我们则在需要时为他们提供科学专业支持。我们是一个跨学科团队，我个人特别关注的是这些食物资源在未来气候变化情境下的适应性。 

我研究有害藻华，将博士研究与人类健康联系起来。像贻贝这样的滤食性贝类会过滤并富集某些能产生神经毒素的浮游植物，而人类在食用这些贝类后可能因此中毒。我博士毕业后，会去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弗雷德里克顿的新不伦瑞克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我希望开发一套监测有害藻华的方案，并培训社区居民执行这套监测系统。 

我本科和硕士是在美国完成的，之所以来到加拿大，是因为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在与因纽特人和第一民族社区合作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他们已经充分接受了一个清晰的事实：原住民知识对于构建科学理解至关重要。话虽如此，有害藻华相关的专业知识目前仍多集中在美国的研究机构。这让情况变得复杂，因为加拿大的大学也开始对与美国高校的合作进行一定限制，以确保美国国内的政治变化不会对加拿大的机构产生不利影响。 

我还不确定这会对我们的合作造成什么影响，但我认为加拿大目前产出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如果说有什么不确定，那就是我觉得现在正是一个转折点，加拿大会更积极地团结国际研究人员进行合作。我们在北极是领先的利益相关方，也更应该加强对这个区域科研任务的主导。 

© nature

doi:10.1038/d41586-025-0202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