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跟随了热爱的指引：怀念珍·古道尔博士

导读：

 她热爱自然、热爱动物，是自幼就开始并持之以恒、终生不渝的。没有世俗的功利动机，是真心喜欢，才能做到这样毕生勤奋耕耘、无怨无悔。

2025年10月1日美国中部时间正午时分，我像往常一样听NPR的午间新闻，获悉珍·古道尔博士在美国巡讲期间于南加州安详逝世、享年91岁。尽管这是高龄老人的“无疾而终”，然而听到这则新闻时，我依然感到十分意外及莫名的悲痛。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她此前一直以每年300天左右的时间“在路上”，长期不知疲倦地进行全球性巡回演讲以及各种形式的环保公益活动，去年底还去中国参加“根与芽”的草根活动，从影像资料上看，一点也看不出她是九旬高龄的人。她自己曾在一次讲座上被问及“何以能做出如此多贡献”时答道：“我有两个长处：一是基因好、身体好、精力充沛；二是交流能力强，能写、会说。但这都不是我努力的结果，而是与生俱来的。”因而，这种传奇式的戛然落幕，还是让我觉得猝不及防的。令人感到悲痛的是，我们失去了一位令人敬仰的同行、“母亲地球”（the Mother Earth）则失去了一名忠心耿耿的卫士。

由于偶然的因素，在中国人里我可以算是较早“认识”珍的人之一。这可回溯到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虽然那时候珍早已在世界上“暴得大名”，因为历史的原因，彼时她在中国境内还鲜为人知。我有幸知道她，是因为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有一次跟周明镇先生闲聊，谈起自六十年代一直到“文革”后期，中国学术界曾发生过两次“人猿分野之争”的大辩论，其后一次发生在文革后期，“火药味”还相当浓烈。我对那次大辩论，在进所之前就已关注过。由于古脊椎所的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先生是不同意用能否使用和制造工具作为人类与类人猿类的分野，当时受到了不少批评甚至于“笔伐”。周先生跟我说，实际上这个问题十几年前国外学术界早已有定论啦！然后，他让我去看Jane Goodall的“In the shadow of man”一书，并告知我如果在所图书室里找不到原版的话，可以去向刘大哥要一本他们翻译的中文版。刘大哥是刘后一先生，时任《古脊椎动物学报》编辑，他是周先生最早的研究生之一，除了编辑身份之外，刘大哥当时已经是国内颇有名气的科普作家啦。他联手当时所里的《化石》杂志编辑张锋以及所图书室管理员史庆礼先生共同翻译了这本书，当时的中译名为《人类的近亲》。由于那时中国尚未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因此“改革开放”后该书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引进出版发行；科学出版社的这个名为《黑猩猩在召唤》的新译本，后来也更加广为人知。

在这本书里，珍详细记述了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丛林中研究人类的近亲黑猩猩的情景及重要科学发现。该书当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八十年代初在我赴加州大学伯克利留学之前，吴汝康先生与周明镇先生均嘱咐我，向他们的共同朋友、伯克利的几位古人类学家们代问好。我也借机有幸认识了唐纳德·约翰逊（Donald Johnson）、克拉克·豪威尔（Clark Howell）和提姆·怀特（Tim White）等人，他们也都长期在非洲的奥杜威峡谷地区寻找史前人类化石（约翰逊与怀特还是“露西”的共同发现者与研究者），并且是利基一家（the Leakeys）的同行和朋友。从他们的谈话中，进一步了解到了珍所研究的黑猩猩成果的重大科学意义。

1982年秋季学期，我修了怀特的“灵长动物的演化”（The Primate Evolution ）这门课，在课堂里怀特生动地讲述了“利基王朝”（The Leaky Empire）以及珍在非洲的工作及其贡献，还有他们每个人的魅力和趣闻轶事。尽管我跟珍从未有过直接接触，但总觉得对她的了解并不算少。

比如，约翰逊曾谈及路易斯·利基是位有远见卓识并颇有“企业家”气质的科学家，他曾鼓励不少对博物学感兴趣的英国年轻人到非洲去看看。珍则是自己找上门来的、最出色的年轻人。当路易斯了解到，珍从小就痴迷动物、向往非洲，是靠自己在餐馆打工攒够了去非洲的船票钱、来到了肯尼亚的纳罗比访友，便在他的自然博物馆里给她安排了一个助理的位置、把她留了下来。他当时正想物色一个人能去坦桑尼亚贡贝一带的丛林中观察并研究黑猩猩的生活习性，因为他确信黑猩猩是我们人类最近的近亲。可是仅凭当时他手头的古人类化石材料，还不足以说服众人；他想从现生黑猩猩的身上，找到一些支持其人类起源假说的证据。

至于为什么选中珍这位既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也从未有过任何生态学与动物行为学训练的年轻女性去做如此重要的工作，则是路易斯与众不同的“识见”所决定的。首先，从珍下决心来非洲这件事以及与其交谈中，他窥见了珍的非凡的决心和毅力；从她自小就热爱动物和户外活动的经历，让他看到了珍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博物学家的特质。其次，在学术背景上，珍是一张白纸，她没有受过学院式的正规教育。在路易斯看来，这恰恰是个长处：不会有任何先入之见，方能发现前人所忽略的东西。毕竟在科学研究上，研究者更容易看到他们所要寻找的现象。再次，有时候通过“传统、正规方式”得不到的东西，往往从“野路子”上可以获得。

正是路易斯这一“企业家式”的思维方式，促成了珍自小的梦想成真：她得以留在非洲工作的机会、能整天与野生动物为伍、并记录和写作关于野生动物的书。她当时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带来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发现，并从根本上颠覆了前人的认知。

怀特则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述珍在丛林中与黑猩猩们如何相处并取得了它们的信任，而得以近距离观察它们生活习性的故事，他说这是那时候传统的博士生或年轻科学家们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个中的艰辛甚至于危险，也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这些后来通过她的文章、书籍和图像资料，现已广为人知了。

虽然珍被冠以“灵长类学家”、“动物行为学家”等学术桂冠，但在我眼里，她是跟达尔文一样的优秀博物学家。他们之间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珍成了我达尔文之外的另一个偶像！珍更不容易的是，她远没有达尔文家里那样的财力支持，全靠自己工作养活着自己。但他们都得到了父母全力的支持，尤其是珍的母亲一开始亲自陪同珍去贡贝丛林里工作，这是颇为令人动容的。

达尔文颠覆了“创世论”并向世人展示了“万物共祖”、“人猿同根”，珍则推翻了“使用和制造工具”为人猿分野的理论，揭示了黑猩猩并非是素食者而是荤素皆吃的“杂食者”，并从黑猩猩的社会结构、性格、心理、行为诸方面折射出人类行为的“影像”来。这些都是改变了科学范式（scientific paradigm）的颠覆性成果，后来她也成了剑桥大学历史上第八位没有学士学位却获得了博士学位的人！她跟达尔文一样，其科学研究采用的是整体方法（holistic approach）而不是学术界通行的还原论方法（reductionist approach）。

同样，他们都是最优秀的科学作家，拥有大量的科学圈以外的公众读者。珍的母亲是英国小有名气的作家，她自然也遗传下来写作方面的天赋才华。她当年的野外研究工作主要是由“国家地理学会”支持的，因为她给“国家地理”杂志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后来国家地理也拍摄了她野外工作的许多精彩的影视节目。珍与达尔文都不愧是科普大师，他们所树立的榜样，也足以显示科普工作的重要性。

珍与达尔文都是“爱好驱动型”的伟大博物学家。他们热爱自然、热爱动物，是自幼就开始并持之以恒、终生不渝的。他们没有世俗的功利动机，是真心喜欢，才能做到这样毕生勤奋耕耘、无怨无悔。正如孔老夫子所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窃以为，爱好才是成功之母呀！

珍在贡贝国家公园的森林中待了近30年，后来将其工作重心由一线科研活动转为科学普及、环境保护等公益事业，她勤奋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珍一生获得了众多的荣誉，对于世界上的青少年们来说，她就是可爱的“珍奶奶”。

这几天每当我想起珍和达尔文，我的眼前就浮现出美国诗人朗费罗《人生颂》里的诗句：

“伟人的生平启示我们：我们能够生活得高尚，而当告别人世的时候，留下脚印在时间之沙上……”

回到本文的开头，10月1日下午我的脑子里一直在回放着上面所写的这些往事，感慨不已。直到本地时间的晚上（北京时间次日凌晨），我习惯地打开手机的微信朋友圈，原本想发一条珍逝世的朋友圈，谁知道早已经刷屏了！我找到了一个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的小视频转发了，上面写道：“献给the late Dr. Jane Goodall,真正的英雄。”

在这几天网上许多有关珍的视频中，我看到珍在许知远“十三邀”节目中的一个“金句”：

“死亡是下一场伟大的冒险。”

某种意义上，珍并没有真正地离开我们，她在赶往下一场伟大的冒险。我深信：她将永远是胜者、并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上。

作者简介：

苗德岁，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理学硕士，美国怀俄明大学地质学、动物学博士，芝加哥大学博士后。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6年获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罗美尔奖，是亚洲首位获得该项殊荣的古生物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