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 | 汉亡哲思录：儒家思想与东汉三国关系新解

【内容简介】

与秦、隋、唐、宋、明的灭亡相比，汉帝国灭亡的直接起因并非是农民起义与外族入侵，而是儒家士大夫集团的内部分裂。主张“温良恭俭让”的儒家思想怎么会导致全面内战？是因为孔孟的思想本就有问题，还是汉儒把来自先秦的儒经给念歪了？或是汉帝国内藏的秦政基因披着“儒家”的伪装在发挥负面作用？为何“大复仇”如此受汉儒吹捧，导致民间暴力横行？为何儒家主张“亲亲”，袁绍与袁术集团却如同陌路？为何汉末乱政的帽子经常被扣在宦官集团头上，但在该集团被“团灭”后，内战却全面升级了？为何天下变乱后，恰恰是缺乏儒学素养的孙坚对匡汉大业表现出了远甚关东诸侯的热情？为何《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将三位儒学色彩淡漠的哲学家——王充、王符与仲长统——并列一传？难道这三位均无“孝廉”名头的哲学家竟有可诊治汉帝国顽症的妙方？另外，为何以“尊王攘夷”的儒式口号为指针的倒幕战争竟然帮助日本初步实现了近代化，而造成的伤亡却相对可控？到底什么是儒家的真名目？今日的中国人当如何看待儒家？本书试图引领读者进行一番横跨政治地理学视角、文化心理视角、甚至是信息技术视角的理智探索。最后声明一句：这依然是一本旨在为儒家思想进行辩护的小书，尽管这本书所为之辩护的儒家，未必是大众所认知的那个模样。

【作者简介】

徐英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首届“博古睿”全球论文奖获得者，曾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张世英原创奖、思勉原创奖等重要学术奖项。专长为英美分析哲学、人工智能哲学、东西方比较哲学与日本哲学，业余时间对汉末三国的历史有浓厚兴趣。著有以汉末枭雄孙坚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坚——三国前传之孙坚匡汉》。

书摘

在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看来，进化论乃是腐蚀宇宙任何角度的超级强酸——说得更通俗一点：对于解释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以进化论为代表的生物学思维构成了某种“底层逻辑”,能够由此赋予很多传统的理论叙事以新的视角。对这个问题的详细阐述见［美］丹尼尔·丹尼特：《达尔文的危险思想——演化与生命的意义》，张鹏瀚、赵庆源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72—73页。比如，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着家庭，便是下述生物学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第一，人类是两性生殖的生物；第二，人类婴幼儿的“脆弱期”相对比较长，这就倒逼婴幼儿的父母不得不长期共同生活以便为其提供足够的保护——否则，婴儿的早夭将使得父母自身的基因无法得到传播。从这个角度上看，具有特定结构的家庭的存在，乃是由“基因传播”这一底层生物学逻辑所倒逼而成的人类最基础的社会组织形态。

然而，足以使父母的基因得以顺利传播的家庭的规模有多大呢？这个不能一概而论。社会学家一般将家庭按照规模分为三类：核心家庭(即通常所谓的“小家庭”，一般是夫妻加子女的结构)、主干家庭(即直系亲属纵向拓展的家庭，如祖父母加夫妻加子女)以及最为复杂的联合家庭(即在主干家庭基础上再做横向拓展——比如，将原本核心家庭成员的兄弟姐妹的家庭也一并纳入)。抛开史前时代不谈，至少在秦汉史的范畴内，我们就发现了两种家庭模式的交替出现：一种是秦制下的小家庭，一种是在汉代渐渐变得多见的主干家庭与联合家庭。大致而言，自商鞅变法后，随着“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这一强制命令的出台，秦治下的子民都采用了小家庭的居住模式以避免重税。西汉的家庭规模很可能在长时间内维持了这一从秦时带来的惯性。根据李根蟠对《居延汉简》以及《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郑里廪簿》的研究，西汉每户人口肯定低于5口，顶多在4.5口上下。李根蟠：《战国秦汉小农家庭规模及其变化机制——围绕“五口之家”的讨论》，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5页。这当然是最典型的小家庭规模。然而，随着“盐铁会议”后西汉管制经济特色(即“秦政特色”)的削弱，在西汉后期，这个情况似乎已经有所改变了。吴孟灏仔细考辨了《后汉纪》中关于东汉开国功臣耿纯的家庭规模的记载(原文是：“耿纯率宗族二百余人，老者载棺而随之，及宾客二千人，并衣襦迎公(刘秀)于贯。”)，最后认定：耿家将“五服”之内的亲属聚拢成一个200人的大家庭是完全可能的(不过，根据他的计算，将5口人作为小家庭的平均人数，五服之内的一个汉代宗族的人口应当是120人。200人则肯定是在此基础上再做横向扩张后的产物了)吴孟灏：《东汉豪族的存在实态——以家庭结构、居住形态与宗族规模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十七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238页。。这个正在膨胀的家族成员数字，在东汉末年又被大大增加了。按照《三国志·田畴传》的记录，“田畴尽将其家属及宗人三百余家居邺”(注意，这里的“家”指从属于联合家庭的小家庭)——换言之，按照每小家5口人计算，受到曹操器重的豪族领袖田畴带到曹氏统治中心邺城的家族人口应当有1500人——该数字约是当年耿纯所带的家族人口的7倍。同上书，第240页。那么，上述史料是不是说明在东汉末年，小家庭已经被完全湮灭在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之中了呢？依笔者浅见，对该问题不能给予一种“非此即彼”的回答，因为小家庭的存在首先是“编户齐民”杜正胜先生对“编户齐民”这四个字的来源做出了权威性的考察，现摘抄如下(原文见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1页)：

“编户齐民”一词习见于汉人的著作，如《淮南子·齐俗训》、《汉书·货殖传》；有时简称作“编户”，如《史记·货殖列传》的“编户之民”和《汉书·高帝纪下》的“编户民”；或称作“齐民”，见于《汉书·食货志下》。《汉书·高帝纪》师古注曰:“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故政府按户登录人口，谓之“编户”。理论上，凡编户之民皆脱离封建时代各级贵族特权的束缚或压迫，是国君统治下的平等人民，故曰“齐民”；如淳所谓“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这里提到的“如淳”是三国曹魏时期人，曾任曹魏陈郡丞——引注)

——很明显，在典型的编户齐民制度下，百姓的生存方式是高度散沙化的，没有任何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能够将其聚拢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彼此之间存有巨大的防范心，而很难用相对统一的步调输出任何有意义的社会行为。这显然是一种对帝王或国君高度有利的博弈场景，因为当百姓的“多”的优势被其彼此的互相防范意识抵消后，帝王或国君所掌握的构成人数并不多的暴力机器就能对百姓实行全面的管控。制度下的官方人口记录的产物，而这一点在逻辑上其实可能对应至少两种实际情况：(甲)与政府户籍资料对应的小家庭在实际生活场域中也是彼此分离的；(乙)户籍上的小家庭在实际生活中联合成了巨型家庭，而户籍记录本身仅仅是为了顺应某种行政惯性。考虑到上述关于田畴的这则史料既提到了田畴所能控制的户数(这就说明这些户是作为独立单位而在纸面上被官方编户的)，又提到了这些户主均从属于田氏这一事实，我认为汉末出现的大家庭演变情况大约对应上文所提到的可能性(乙)。甚或言之，东汉中后期小家庭与大家庭互相嵌套的情况，其实也是“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宏观政治安排的一种微观体现(这里的“封建”指大家庭家长类似于诸侯的地位，“郡县”指的是秦政惯性下的小家庭编户传统)。

不过，自东汉建立以来，联合家庭的家庭成员数目虽然在增长，但其增长依然是有限的。吴孟灏比较了“长沙走马楼吴简”所收录的“嘉禾六年(237)都乡吏民簿”所记载的三国时期孙吴一乡下属的登记户主的姓氏地理分布，发现在600户户主的姓氏中，具有“统计学显著性”(statistical salience)的姓氏大约有七八种之多。由此，简单的计算就能告诉我们：一个大姓的下属同宗户主在一乡内密集居住的概率不高。按照此推论反观上文中关于田畴属下有300户人口的记录，我们大致可以断定：要将这300户同宗人口集中在一乡范围内似乎也有点困难，遑论一里范围之内(顺便说一句，汉代县下设“乡—亭—里”三级行政单位，十里一亭，十亭成乡。一“里”之内居民同宗概率相对较高。若以“里”为计算单位，每里的分布户数大约50户，按照每户平均5口计算，约在250人左右)。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240—241页。换言之，田畴带到邺城的人口，未必在原住地与他本人居住在非常毗邻的地理空间(如“里”)之中——而他们之所以跟着田畴走，可能主要就是基于他的政治影响力。这也就是说，耿纯在两汉交替时期所能直接控制的宗族成员数量，大约与“一里”范围内能够容纳的宗族成员数量相匹配。考虑到跨里的社会组织工作很可能会遇到亭长这一级别的官吏的迟滞(亭长虽然可能也是某里宗族的同宗，但在逻辑上不可能同时是居住于十个不同的里之内的不同宗族的同宗)，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非战乱时代，汉代宗族家长能够立即动员的宗族成员人数大约在120—250这个幅度内变化。由此看来，汉末的荀彧无法动员上千人随他一起迁徙，似乎也不那么令人奇怪了(更不需提被动员者并非荀氏宗族这一点了)。

读者可能会对笔者为何不厌其烦地讨论汉代宗族的人口规模感到奇怪。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来自社会学视角的讨论结果其实恰恰吻合人类学研究中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邓巴数”(Dunbars number)——所提出的一般理论预测,而这种彼此吻合同时将为儒家所心心念念的周政制度安排提供进化心理学的依据。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地讨论一下“邓巴数”这个概念。

汉代同宗成员居住在同里之内的生活方式，显然是采集—狩猎时代的聚落生活方式在农耕时代的惯性遗存——而所谓基于“邓巴数”的现代人类学研究，关心的恰恰是原始社会中的聚落群体的规模大小问题。按照英国人类学家邓巴(Robin Dunbar)的观点，人类大脑所能相对轻松地处理的熟人关系存在着一个上限，即相对熟悉的社会成员不能超过100—250个(在文献中一般取其中间值，即150个，这也被称为“邓巴数”)——而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该数值本身其实体现了史前有着较为密切的血缘关系的聚集人群的平均值邓巴对这个问题的全面阐述，见［英］罗宾·邓巴：《梳毛、八卦及语言的进化》，区沛仪、张杰译，现代出版社，2017年。。由于原始人的心理结构与现代人的心理结构上的连续性，“邓巴数”既能体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居民数量，也能体现现代中小型公司(以及大公司的下属部门)的一般员工规模，甚至还能体现从古罗马军团的“百人队”到现代军队的连队的组织规模。这也就以如下方式奠定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家”的概念的进化心理学基础，即将原本意义上的适用于仅仅数人规模的“家”的概念投射到一个具有“邓巴数”规模的社会组织上去。于是，我们的语言中就有了这样的习以为常的隐喻化表达：“村子就是我家”；“公司就是我家”；“连队就是我家”，等等。请注意邓巴所发现的这个数字是大致吻合我们在前文中得到的结论的：在非战乱时代，汉代宗族家长能够立即动员的宗族成员人数大约在120—250这个幅度内变化。这意味着汉代大家庭中与族长关系较为密切的人群的数量，大致反映了漫长的心理—社会进化所构成的心智禀赋，因此具有深厚的生物学背景。这也就意味着儒家基于大家庭的政治哲学构建亦是具有一个未被意识到的生物学背景的。同时，由于基于邓巴数的进化心理学分析显然是对所有智人(Homo sapiens)有效的，所以，上述推论也意味着儒家的相关制度构建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某种“地方性知识”。

不过，虽然儒家的家庭观念可能反映了史前遗留的人类普遍心理习惯，但儒家家庭观念所凸显的乡土环境之所指依然是特殊的：滋养刘备的冀州涿郡的乡土，显然不同于滋养孙坚的扬州富春的乡土。这些差异性显然使得不同大家族会因此形成彼此不同的生活习惯与社会动员方式，并经由此类差异反向强化内部的社会组织力。因此，即使秦政的户口统计所定义的小家庭在东汉依然存在，只要这些同宗小家庭能够构成巨型的联合家庭，它们对于共同地理单元与生活习惯的分享依然能大大减少大家庭内部的信息交流成本，由此增强彼此的伦理互信。对于这一机制的理解，非但能帮助我们理解东汉到三国基于巨型宗族的地方军事力量的动员方式，甚至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更早出现的西周井田制的组织奥秘。

那么，为何我们要在讨论秦汉政治的时候，又突然回溯到西周呢？这是因为汉儒本来就很喜欢追溯周朝，并由此主动完成周与汉之间的“精神穿越”。有鉴于这种“穿越”在王莽时代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对于西周制度的简要回顾依然能对我们梳理儒家家庭观念对于秦汉政治的影响提供新的视角。

【目录】

导论 在秦政下假装周政尚在的汉儒们001
第一节 作为“精神汉朝人”的三国群雄002
第二节 作为“太学生内战”的汉末内战006
第三节 掉入“熟人陷阱”的儒家010
第四节 帝国何以成形？——治水抑或暴力？016
第五节 从先秦儒到汉儒的演化：从反战斗士到
帝王师020
第六节 汉儒继续演化：从民营经济的捍卫者到
内战帮凶025
第七节在细节里找魔鬼031
第八节对于可能的疑问的答覆037

第一章 周政何以败于秦政？从孙武的军事革命说起045
第一节导言：孙武的冷酷转型何以可能？046
第二节抑制暴力的一般模型047
第三节周礼式车战，其实不那么暴力054
第四节《孙子兵法》与步兵崛起058
第五节崇尚周礼的东汉为何未能阻止暴力升级？068
第六节小结：再谈儒学研究的现代理论意识076

第二章儒式家庭观与秦政式帝国之间的张力081
第一节导言：从荀彧的选择说起082
第二节“邓巴数”制约下的秦汉家庭规模085
第三节“周政”下的井田制090
第四节“秦政”下的强制性国家货币099
第五节王莽对于井田制的灾难性误解102
第六节“寓封建于郡国之中”的东汉109
第七节东汉的帝国型超级家庭：梁氏114
第八节东汉的帝国型超级家庭：袁氏117
第九节略论东晋的帝国型超级家庭122
第十节小结：修身齐家就能治国平天下？123

第三章秦政式帝国中的帝王婚姻125
第一节导言：帝王婚姻之重大宪法意义126
第二节儒家对于“自由婚姻”与“家长涉婚”的
矛盾态度127
第三节两汉外戚力量扩张的基本政治逻辑131
第四节西汉武帝打压身后外戚势力的失败企图136
第五节西汉成帝的任性与西汉的覆亡137
第六节东汉桓、灵二帝的婚姻选择与东汉的覆亡143
第七节刘备婚姻选择背后的政治考量151
第八节魏、吴皇室婚姻选择逻辑中残存的汉代因素153
第九节小结：冲动是魔鬼，太后话要听157
第十节附录：略论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外戚政治与
皇族内斗159

第四章帝王家事溢发的帝国权斗175
第一节导言：中平六年洛京的权斗迷思176
第二节权力来自于对资源的掌控吗？182
第三节别忘了信息控制权！189
第四节理论联系史料：重读东汉三大政变194
第五节小结：别小看“软力量”206

第五章儒家名分论与其所孳之“谣”209
第一节导言：从汉末三国的“檄文文化”说起210
第二节名分、名器与认知战212
第三节荀子与汉儒对于正名论的修正：人为法对于
习惯法的置换218
第四节王莽对于名分论的利用223
第五节从正名论到冻结“证伪思维”的谣言226
第六节小结：“牵狗绳隐喻”与正名论231

第六章徘徊在“周政”与“秦政”之间的汉末赌徒孙坚235
第一节导言：为何要关注孙吴集团？236
第二节孙坚的思想导师臧旻的精神世界240
第三节孙策、孙权的重要辅臣张昭的精神世界249
第四节孙坚人生履历中的封建性面相253
第五节从封建性转向帝国性的早期孙氏集团256
第六节孙坚在反董战争中的政治选择261
第七节孙坚的东瀛镜像：黑田官兵卫267
第八节小结：已坐上历史火车的你，是否已经
错过了换乘的机会呢？281

第七章汉儒意识形态大树上的啄木鸟——王充、王符与
仲长统285
第一节导言：汉代人精神世界的二元性286
第二节王符与仲长统思想中的理性权衡要素289
第三节王充挑战汉儒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归谬法299
第四节基于“气”论的世界“祛魅化”方案303
第五节王充哲学的政治意蕴307
第六节小结：怎样的组织资源才能让“啄木鸟”
们高飞？315

第八章他山之石：儒家思想如何助力日本明治维新？323
第一节导言：明治维新何以轻易成功？324
第二节日版的“大义名分”与“尊王攘夷”326
第三节中国之“士”vs．江户之“士”330
第四节化“理学”为“礼学”的荻生徂徕335第五节家与工商业社会的中介：家纹345
第六节儒学背景下的江户民众的启蒙意识
——从科技到文艺357
第七节小结：略谈昭和时代的短暂秦政369

第九章放眼当下：从儒式低税主义到美式大数据技术373
第一节导言：从儒家的低税政策说起374
第二节儒家的小数据主义：以盐铁辩论为视角378
第三节再论儒家的小数据主义：以王安石变法与
明末大乱局为视角388
第四节美国政治哲学思想市场中的群雄逐鹿396
第五节欧尼尔对于美式大数据技术的批评403
第六节在短视频时代被网暴的英语教授与前短视频
时代的泰迪熊409
第七节如何打造“数据化儒家”的技术路线？415
第八节小结：秦政可不止一种模式420

第十章 (代结语)远眺宇宙：星球大战与周政回归423
第一节银河共和国的覆灭：周政之殇424
第二节秦政与“死星”429
第三节在银河帝国的核心释放周政的柔情432
第四节星战中的周政式经济—科技对当下的启示434

后记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