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卓越 | “自然指数-研究型医院”增刊

原文作者：Brian Owens

中国在高质量健康研究领域的产出不断增长，但它能否克服出版实践诚信方面的质疑？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随着中国研究型医院研究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以及美国对该领域的控制减弱，医学研究的地理中心可能正在发生变化。

荷兰海牙拉特瑙研究所研究科学与创新的Bilal Demirel表示，1996年至2023年间，中国在科学领域的投入增加了3800%以上，目前已接近美国的水平。中国目前每年的研发预算增长7%，而美国的研发投入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领导下似有所下降，因此中国在未来几年很有可能在科研投入方面领先。

得益于政府日益增长的支持，中国一些研究型医院在自然指数排名中迅速上升。但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研究质量尚存疑问，有些医院的论文撤稿数量在全球排在前位——目前还不清楚遏制这一问题的措施成效如何。

蓬勃发展的医院

北京大学 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所长饶毅表示：“中国医院的研究能力过去相当薄弱，但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

饶毅认为，这一趋势由几方面因素推动：接受过严格研究培训的医生数量增加，政府对选定医院开展研究予以更多鼓励和支持，以及生物医学科学家和临床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增加。

饶毅说：“西方过去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医院的研究对于疗法创新和有效疗法的验证至关重要，中国也正在迅速学习这一点。”

Demirel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医学研究正在快速发展。2003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研究出版物中约有10%涉及医学领域。到2023年，这一比例已增长到近20%。“他们在医学科学方面确实投入了巨大精力。”他说。

如今，中国的医院在自然指数期刊发表的研究中贡献巨大。在全球按份额排名的前 200 家研究型医院中，超过四分之一（共 51 家）位于中国，仅次于美国的 69 家。德国以 20 家位居第三。中国机构总体表现优异的是位于成都的华西医学中心，它是四川大学医学院的所在地。从 2020 年至 2024 年发表的研究来看，华西医学中心在全球前 200 家研究型医院中排名第九，在过去几年中从2019年的排名第24位稳步上升。中国医院的产出也在快速增长。在全球增长前列的 25 家研究型医院中，按 2023 年至 2024 年期间调整后份额的增长情况排名，有 16 家在中国。

优势领域

在中国昆山杜克大学研究全球健康的吴晨凯说，中国政府于2024年启动了四项卫生研究重点，与中国的具体优势和需求紧密联系。这四项重点研究包括：新发疾病，借鉴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癌症和心血管疾病——这两个重点领域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日益突出；以及依托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调查罕见疾病。吴晨凯说，“罕见病当然少，但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实际仍有很多病例。”

他说，这些计划目前正在就具体研究问题征求科学界的意见，其总资金尚未公布，但他预计几年内资金将达到数亿元人民币。

获得空间

根据2020-24年自然指数中的占比衡量，研究型医院的出版物产出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中国的机构。两家领先的研究型医院——位于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和布莱根妇女医院——都隶属于哈佛大学。

吴晨凯表示，中国研究人员在全球人口健康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长期以来通过国际援助项目向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提供医疗服务。

“政府派遣了许多团队到海外提供医疗援助，但直到近期才纳入明确的研究内容。”他说。

2013年，由公共卫生领域10所顶尖大学发起中国全球健康大学联盟，旨在提升该领域的研究能力，如今已发展到29个成员。吴晨凯和同事对10个初始成员2014年至2020年间的出版物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C. Wu et al. Glob. Health Res. Policy. 8, 10; 2023）。他们发现，全球健康领域包含中国以外数据的出版物数量在此期间稳步增长，从2014年的仅10篇增加到2020年的58篇。

迄今为止，得到大量研究的主题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其出版物总数超过了其后三种常见主题的总和。吴晨凯说，这反映了中国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转变”：传染病防控能力得到提升，而慢性病在老龄化人口中变得越来越普遍。

“目前中国超过90%的死亡源于慢性病而非传染病。”吴晨凯说，“因此，慢性病是国家公共卫生的重点。”儿童和孕产妇健康、神经系统疾病和传染病也是常见的主题。

床位空间

2005年至2019年期间，中国对医疗基础设施的投资使可用病床数量大增。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地区则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但他也发现，涉及原始数据收集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16%——大多数研究是对现有数据集的二次分析。在原始研究中，大多数研究对象位于亚洲和非洲。其中一些研究涉及缅甸及其中国邻近地区的疟疾状况，而非洲的研究则倾向于关注儿童和孕产妇健康。

吴晨凯说，中国对构建支持此类研究的新型大型数据集的兴趣日益浓厚，政府在过去五年中大力投入。但中国科学家现在面临着西方同行熟悉的难题——这些数据集的长期维护成本高昂且困难。“资助机构对构建这些数据集非常感兴趣，但维护的热情没那么高。”他说。

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流行病学家John Ioannidis参与撰写的一项分析报告（E. H. Lee et al. J. Clin. Epidemiol. 183, 111791; 2025），中国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数量现已超过美国。中国在2019年获得了领先地位，在此后的几年中一直保持下来。2023年，中国注册的临床试验数量为16612项，而美国为9100项。

癌症、心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是主要的研究领域，但这些试验涵盖了医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国几乎在研究所有疾病，在任何领域都没有落后。” Ioannidis说。

尽管试验申办方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成本上涨，但中国的患者人均成本较低，且不像美国和其他国家那样上涨。伦敦分析公司 GlobalData 的研究员 Revati Tatake 在二月份于旧金山举行的一次临床试验行业会议上表示，这可能为国际申办方提供新的外包和合作机会。

然而，目前中国参与的跨中心国际试验相对较少。大多数试验都是仅在中国进行的单中心研究，70%由中国境内的申办公司运营。

“这不意味着它们不值得信赖，但它们不太可能成为改变国际医疗格局的关键试验。” Ioannidis说。“从顶层看，中国目前还无法挑战美国。”

随着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科学机构的削减开始产生影响，未来几年研究成果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可能会加速。

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许多拨款因政治原因被突然取消。该机构未来也前景黯淡——特朗普政府提议在下一财年将NIH的预算削减近40%，并将其27个研究所合并为8个。

“这是美国的损失，对全世界的患者来说也是一种损失，”饶毅说。“好在，美国削减拨款之际，中国对科学和医学研究的支持在大幅增加。”

饶毅说，如果美国继续削减资金，中国可能赶上来填补空缺。“中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弥补美国削减的全部经费。”他说——或许需要10年或20年——但如果美国持续削减，他“相信中国将超过美国目前对医学研究的支持水平”。

持续存在的问题

尽管中国研究型医院在自然指数等国际排名中有所上升，但有些医疗机构在研究质量和诚信方面的声誉不佳。

《自然》的一项分析发现，2014年至2024年间，中国医院和医学院在高比例科研成果撤回的机构榜单中占主导（见《自然》638, 596–599; 2025）。撤回可能是为了纠正无心之失，但也可能源于欺诈和不当行为。《自然》分析中的前三以及前十中的七席均由中国医院占据，但与前述自然指数榜单上名列前茅的机构没有重叠。

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科学与创新政策的唐莉表示，中国医院研究诚信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学术出版长期关联临床医生的职业发展。

一些医院和医疗机构将发表论文的历史作为职业发展的衡量标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压力会促使个人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包括使用论文代写、伪造数据和伪造图像。”她说。

例如，直到2020年，想要获得临床教职的医生必须至少发表两篇研究论文。鉴于这样的政策，“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网站的联合创始人Ivan Oransky表示，中国研究型医院的撤稿率高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要求从未接受过相关培训的人去做研究。”他说。

饶毅同意这一看法。“迫使医院做研究的副作用就是欺骗造假。”他说。“相当多的医生在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或者没有接受过足够的培训。”

唐莉补充说，科研培训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例如科研诚信和伦理培训不足。“再加上历来重数量轻质量的绩效评估文化，让问题更加严重。”

撤稿通知

根据撤稿观察数据库（Retraction Watch database） 2020 年至 2024 年的数据，按第一作者所属机构统计撤稿论文数量，中国远超其他国家。

Oransky将多年来这种发表压力与中国政府更宏大的科研雄心联系起来。“他们想在自然指数等排名中争先。”他说。但Oransky补充说，至少部分科研诚信问题源于中国受到学术不端猎人的额外审查，以及某些在中国很常见的造假活动（例如使用论文工厂）很容易被发现。

唐莉说，包括负责监管医院和医学研究人员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内，相关部门和资助机构已经出台了多项政策，旨在提高医学和医院附属研究的科研诚信。这些政策包括调查和公布不端行为案例、改革评估标准，以及每年发布应规避的掠夺性期刊名单。

“虽然这些举措代表着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培育健全的科研诚信文化是一项长期工作。”唐莉说。“结构改革需要辅以科研伦理教育、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更好的指导，以及系统性地改变学术和专业素养的评估方式。”

改革需要时间才能见效，无论是在科研文化的改变还是在撤稿数量的下降方面。例如，Oransky 指出，尽管临床人员职业发展的发表要求已正式取消，但随着更早的错误出版物被发现，撤稿数据中仍可见滞后效应。

Demirel表示，有迹象表明中国的科研质量正在提高。2006年至2022年间，中国的引文影响因子（衡量论文被引用次数的指标，一些人视为质量的指标）从0.71上升至1.02，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尽管开展大量国际合作有助于提高引用量，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科学家的国际合作相对较少，这表明得分的上升是由本土水平的提高推动的。

饶毅说，中国科研体制改革的进展比他期望的慢。“在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科研诚信方面，我们的努力远远不够。”他说。“政府充分了解这些问题，也希望做出改变”，但地方行政人员和官僚在执行新政策时并不总是那么严格。

但随着改革落地生根，饶毅乐观地认为，改进的科研文化和增加的资金投入将助力中国生物技术和生物制药行业“飞速发展”。这不仅将惠及中国，也将造福世界。“中国将帮助我们自己的患者，也非常乐意帮助其他国家的患者，包括美国的患者。”

Brian Owens是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圣斯蒂芬的一名自由撰稿人。

原文以“China’s research hospitals push for prominence”为标题发布在2025年10月1日出版的《自然》增刊“自然指数-研究型医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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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 doi:10.1038/d41586-025-030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