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如何看待分析日本诺奖井喷？

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左）与北川进（右）分别赢得了202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化学奖。

导读：

“为什么不是我们？” 对于韩国社会的这一情绪，韩国最大的报业集团《中央日报》将之称为 “诺贝尔奖病”。

今年十月，当瑞典的电话再次响起，日本迎来了第29位和第30位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坂口志文与北川进。作为隔海相望的邻国，韩国的多家媒体以“日本的第30个诺贝尔奖”为题进行了报道，并再次陷入复杂的情绪：既为邻国的成就所触动，又难掩内心的失落。这个在经济与科技领域实现惊人崛起的发达国家，至今仍在等待那通属于自己的科学诺奖来电。

左：2025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坂口志文，右2025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北川进

“为什么不是我们？” 对于韩国社会的这一情绪，韩国最大的报业集团《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不尊重科学技术何谈诺贝尔奖与国家未来》，并将这一情绪称之为 “诺贝尔奖病“ [1] 。《首尔新闻》则指出：“尽管韩国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越日本，在经济实力上占据优势，却至今未能诞生一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韩国基础科学领域薄弱落后的现状，与日本耀眼的科研成就形成鲜明对比，令人深感遗憾，更发人深省。” [2]

对于这一议题，《韩国时报》2018 年采访时任韩国物理学会会长李范勋（Lee Beom-hoon）时，李范勋表示：“培养杰出科学家，与培养奥运奖牌得主有着本质区别。科学类诺贝尔奖得主的诞生，绝非像我们在体育领域通过集中训练精英运动员就能实现的成果。回望日本，自明治维新起便系统性地吸收西方科学技术，也历经约 80 年才迎来首位诺奖得主。以此为参照，韩国科学家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才开始大规模赴西方深造，科研体系的积累尚在进程中。因此，我们仍需更多时间，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突破。” [3]

李范勋所言的 “时间差”，根植于两国现代科学体系建立的起点差异。日本现代科学的起点公认是 1868 年的明治维新。在此之前，尽管日本已有 “和算”、“本草学” 等知识传统，但尚未形成制度化、体系化的现代科学。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引进西方教育与科研体制：1877 年成立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成为亚洲最早的研究型大学之一  [4]；政府在文部省下设立学术行政体系，并于 1917 年成立理化学研究所（RIKEN）[5]，为国家科研奠定制度基石。这一系列举措，使日本在 20 世纪初便建立起完整的现代科学生态。

相比之下，韩国现代科学的真正起步要晚得多。学界普遍认为，韩国的 “现代科学起点” 始于1960 年代。彼时，朝鲜战争结束不久，在美国援助与国家重建的背景下，韩国才逐步构建起现代科学体系的三大支柱——制度基础、高等教育体系与稳定的研究经费。

1966 年，韩国成立首个国家级综合性研究机构——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这标志着韩国系统性科研的开端 [6]。随后，韩国政府设立科学技术处（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首次以中央行政力量统筹科技发展 [7]；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政府推动理工科大学与工学院扩张，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和浦项工科大学（POSTECH）等研究型大学的成立进一步完善了人才培养到科技创新的完整科研生态 [8-9]。1989 年 12 月，为了使基础科学研究走上法制轨道，韩国制定了科技发展的一部重要法律《基础科学研究振兴法》，确立科研预算、项目管理与人才制度的法律框架，推动科研活动走向规范化与法制化 [10-11]。

综上，日本自 19 世纪末开启科学现代化进程，而韩国则从 20 世纪 60 年代才真正起步，两者在制度积累上存在近一个世纪的差距。若以日本从明治维新到首位诺奖得主汤川秀树（1949年获奖）约 80 年的发展周期为参照，韩国或许仍处于通往诺奖的 “积累期”。

面对韩国公众的期待与焦虑，李范勋表示理解：“我深知社会对首位韩国科学诺奖得主的渴望，作为学术界的一员，我也见证过无数才华横溢、默默耕耘的科学家。但科学的突破需要时间，更需要土壤。我相信，只要持续投入、尊重规律，韩国终将诞生自己的诺贝尔奖得主。” [3]

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韩国科技体系的构建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烙印。在工业化与经济高速增长的迫切需求驱动下，韩国选择了典型的 “任务导向型” 发展模式：以国家战略目标为核心，集中资源攻克关键技术，快速实现技术转化与产业化。正是在这一路径下，韩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汉江奇迹”。然而，也有韩国媒体质疑[12]，这种高效务实的发展模式，是否也在无形中削弱了孕育诺贝尔奖级原创成果的土壤？

美国前国会议员、美国前议员访韩代表团主席金昌准（Jay Kim）在《韩国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指出：“政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研发创新。创新能力的培育，是孕育诺奖级重大成果的核心前提。然而，当前的科研管理体系过度强调短期见效，导致研究人员普遍倾向于选择风险低、周期短的课题。由于评估机制紧密绑定预算周期，若一项研究在三年内未能产出显著成果，便可能面临经费削减甚至项目终止。这种急功近利的导向，无形中挤压了基础研究与原创性探索的生存空间，不利于重大科学突破所需的长期积累。” [12]

《亚洲经济》的时评文章进一步剖析道：“韩国科研人员普遍信奉 ‘快快’（ppalli ppalli）哲学 [13]，强调速度与效率，重视 ‘流动’ 而非 ‘沉淀’。尽管这种文化使他们能迅速适应变化并取得阶段性成功，却难以支撑需要长期深耕的深度专业化研究，从而限制了原创性、创造性和独特性成果的诞生，而这恰恰是诺贝尔遗嘱中所强调的 ‘最重要发现’ 的本质要求。” [14]

文章还指出，韩国科研人员普遍对失败怀有强烈顾虑，担心声誉受损；在短期化、唯结果论的科研生态下，长期、稳定、高风险的基础研究难以持续。此外，由政府主导的科研立项机制，往往使研究课题随政策风向而动，真正具有颠覆性的创造性思想反而难以脱颖而出。

相较于韩国，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长期、稳定且持续投入的政策，大力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与长期创新，并赋予科研人员高度的自主性，例如文部省 WPI 卓越研究中心计划和日本学术振兴会 JSPS 研究员制度等，使他们能够专注于高风险、高创新性的基础研究。[15]

注：本文封面图来自 Daniel Bernard/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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