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今天自然科学研究课题，极少来自个人体验，而大多数来自文献，文献中发现问题、发现方向、发现兴趣、发现路径、发现缺陷可以弥补...。阅读科学文献的习惯形成很重要，阅读文献的批判性很重要，阅读文献过程中产生自己想法的创造性很重要】

对于努力自立的子女，很难承认父母、特别是父亲的影响。

但是，如果父亲过世了，自己也老降至、甚至成为某些机构“老科学家采集工程”的对象，平心静气地思考，恐怕容易发现其实父母影响很大。

父亲1962年到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研究生，在附属中山医院呼吸内科。1965年之前，中国研究生几十年加起来一万多人。

上医1962年招研究生44人，21位本校应届大学毕业生，20位本校员工，2位上海的医生（一位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位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父亲是唯一的外地学生。

应届毕业入学的有仅20岁的桑国卫，16岁到上医药学院，20岁毕业成为我国药理学权威张昌绍先生当年的4位研究生之一，2010年前后我国新药重大专项的总师。还有后来我的研究生导师的丈夫陈星荣，在华山医院放射科（几十年之后他出任过华山医院院长）。闻玉梅老师的先生宁寿保也是1962年入学的研究生（儿科）。

我父亲并不熟悉自己的所谓同班同学，估计那时研究生公共课比较少。是我前些年为了了解情况而请人找到的当年记录。等我与桑先生聊到，已经是父亲去世之后。更没有想到比我父亲年轻12岁的桑先生过两年也去世。

父亲不仅在当年比较排外的那部分上海人眼中是唯一的“乡下人”，也是年龄最大的（超过三十的）四位研究生之一（只有一位年龄大于他）。而且有具体的缺陷：虽然他是大学成绩第一，估计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非常好才能越过上医子弟兵，但他大学学的是俄文，不懂也不会读大多数是英文的科学文献。第一个学年相当紧张，他放假不敢回江西，留在上海赶紧补习，追上进度。

他形成了阅读文献的习惯。在1970年代的南昌，我开始有认知能力的小学中学阶段，家里不仅有英文专业，而且父亲基本每天晚上读书，还读科学文献。他不仅懂英文，也可以阅读一些日文。高温湿热，只有手摇扇子的情况下，读书时赤膊上阵。

南昌有困难的时候，他有时去外地读。

1982年，他去美国也是自己通过科学文献的了解。他是呼吸科医生，在中国做过研究，去旧金山是研究肺水肿的美国生理学家，导师用动物建立了重要疾病模型。

1991年，父亲去美国哈佛的附属医院，也自己阅读了分子生物学的文献。回国才能建立“分子医学实验室”。与他同学科的、当时的年轻人王辰后来多次告诉我，他很惊讶1990年代的中国他听到来自江西的我父亲讲分子医学。

我自己读文献，完全建立在父亲的基础上。高中时，他经常要我学好英文。也购买留声机，英文教学唱片（“林格风”）。虽然我从来口头不承认，实际我按他要求认真学英文。我的姨夫蔡勖也直接影响了我学英文。

在大二大三后，一般英文对我就比较容易。

而1980春，我18岁左右，父亲第一次带我去江西医学院教师阅览室，可以阅读和借阅英文杂志。我记得的是《美国生理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忘记了哪个分册）。文章是我自己选，好像是钠钾ATP酶，我其实读不懂。但懵懵懂懂开始试了。

才有后来我自己在大四能够初步读懂组胺受体的一些文章，写了两篇文献阅读笔记，1985年发表。

而到了上医之后，发现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图书馆有较多原版学术杂志，就每周去读，才了解到分子生物学的进展及其在神经生物学的应用。才决定去美国哪里学什么，才确定了一生的研究方向。

这时，我23岁。

江西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旧金山加州大学--哈佛大学，我和父亲是同一条路。

他到上医时32岁，他到旧金山51岁，他到哈佛61岁。

我是21岁、23岁、29岁。

这不是我的成就，既有超出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历史，而也因为我实际沿着父亲的路径，有父母长辈的直接教诲，和间接的潜移默化，

没有父辈在困难的环境中长期坚持，就不可能有后辈的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