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把我推入低谷,也成了我科研的新起点 | 自然职场
精神疾病曾让Imtiaz Zafar失去了近十年的学术人生,如今,它是他探索有效治疗方法的动力。
原文作者:Kanika Sharma
原文以How a bipolar diagnosis benefits my research 标题发表在2025年7月16日《自然》的职业Q&A版块上
对神经科学家Imtiaz Zafar而言,研究双相障碍既是一份职业,也是贯穿他人生的自我探索学习之旅。Zafar在攻读博士期间经历了精神错乱、偏执妄想和抑郁,感到自己的思维逐渐瓦解。如今,他是印度班加罗尔国家心理健康与神经科学研究所(NIMHANS)的一名研究员——而近十年前,他曾是那里的病人。
Zafar和他的同事目前正研究情绪稳定剂和抗精神病药物在分子层面对大脑细胞的作用机制——这些大脑细胞(皮层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来源于接受治疗者自身的干细胞。
他致力于深入理解双相障碍,并开发更有效的治疗药物——这既是他的科研目标,也是他的个人使命。
对Imtiaz Zafar来说,深入理解双相障碍、并推动更有效药物的开发,既是他的职业目标,也是一份私人使命。图片来源:Pradip Paul
Q
您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被诊断为双相障碍的?
我14岁那年父亲去世。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抚养五个孩子的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不久后,她被诊断患有抑郁症。我热爱科学,曾梦想学医,但为了能离家更近,我选择在巴特那大学读生物技术本科。
我那时焦虑不已,觉得自己必须在各种竞争性考试中脱颖而出,这种压力最终被识别为抑郁的表现。后来我进入位于班加罗尔的塔塔基础研究所国家生物科学中心(NCBS–TIFR)攻读博士学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Q
您在读博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如何?
因为社交能力不好,我大多数时候都独来独往,渐渐地我开始觉得实验室的同事在破坏我的研究并针对我。
我的妄想不断加剧,我不得不暂停实验工作。2009年的某一个晚上,我接到哥哥的电话,他告诉我母亲去世了。我在电话里没有任何反应,只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朋友帮我订了回家的机票,但我威胁说,如果强迫我离开,我就会自杀。
我的妄想进一步恶化。虽然我回到了家,却整天活在幻觉中。有时我会四处寻找母亲,觉得她其实还活着;而后我脑子里会突然涌现出“是家人和同事杀了她”的想法,一发不可收拾。
我逃到德里的一位朋友那里,但仍时刻觉得自己有生命危险。最终,我被送进了一家封闭式精神科病房。由于我的幻觉以及偏执妄想,工作人员认为我患有精神分裂症。我坚持认为自己得的是由抑郁引起的精神病性障碍(psychosis)。所开的抗精神病药让我出现了锥体外系反应——我根本无法保持静止。我出院时,医生嘱咐我终身服药,并定期去看精神科医生。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一直卧床不起,深陷抑郁。
直到有一天,我受够了这一切。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读到了博士,我不能就这样把自己的努力浪费掉。我说服了精神科医生开了抗抑郁药,这次,它终于起效了。
Q
您是如何重返科研、重新开始博士学业的?
我在2013年重返工作岗位,担任巴特那大学哺乳动物细胞培养课程的客座教师,同时辅导有志于参加国家医学入学考试的学生。三年后,我重新回到NCBS继续博士项目。这一次,我将研究方向转向了血清素及其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这与我最初的课题完全不同。
答辩完成后,我于2021年10月前往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西达赛奈医学中心的再生医学研究所,开始博士后研究。那里的医生诊断我的病情为双相情感障碍,而不是我之前被告知的精神分裂症。
Q
是什么促使您研究双相情感障碍?您又是如何应对这种疾病的?
母亲的诊断曾让我对心理健康产生了好奇,但那时我并没有多少的生物学背景。当我自己被诊断为双相障碍时,我已经掌握了遗传学和神经系统的基本知识。
这些知识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和调节自己的情绪起伏。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我可能不会知道这么多。这段经历也激励我去跨领域研究多个方向。在我的情况中,诊断结果一直在变——先是抑郁症,然后是精神分裂症,最后才是双相障碍。正因为这种“误解”如此常见,我才去研究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
我目前正在主持一项为期五年的联合项目,由NIMHANS和NCBS共同开展,项目经费高达10亿卢比(约合1200万美元)。我带领三个实验室成员,协助他们从患者身上提取并生成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再将这些细胞分化为神经干细胞、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研究药物对基因表达、代谢、细胞凋亡及其他功能的影响。
双相障碍等精神疾病极其复杂。我们的基因、蛋白质以及所处环境的压力都会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仍不足以支持有效治疗的开发,而且药物反应在个体之间差异巨大。印度是全球人口第二多的国家,遗传背景高度多样化,数以百万计的人正与双相障碍共处。
Q
您认为研究一种直接影响您的疾病有哪些优缺点?
对我来说,最大的优势就是我拥有强烈的动力和投入感,想要做出真正有意义的研究,帮助开发有效的双相障碍治疗方案。我也会参与NIMHANS组织的研讨会,向照护者和患者讲述我的人生故事。正因为我的研究让我深入理解这种疾病,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去帮助那些也正在经历它的人。
说实话,我认为没有什么劣势。我很坦然地面对自己与双相障碍共处的状态。不过,我现在实验室里的成员都知道我有双相障碍。有时候我也会担心自己会被他人评判或排斥,因为精神疾病常常被贴上污名。
Q
您对其他患有精神疾病的研究人员有什么建议?
不要放弃你的梦想。很多人即便有身体或心理障碍,依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深入了解自己的疾病并努力治疗,这是第一步。就像糖尿病或高血压一样,精神疾病也只是疾病的一种。要学会应对,关键在于保持积极心态,并愿意坦诚面对自己的状况,这样你才能建立起一个可靠的支持网络。
如果我能更早了解这种疾病,我就可以更容易地识别出自己的症状,并及时服用合适的药物。那样的话,我的病情就不会恶化,也不会失去学术生涯近10年。我经历双相障碍的症状近二十年,很晚才被确诊。即使确诊之后,我起初也不愿承认。直到我从美国回到印度,开始深入研究双相障碍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原来自己一直都活在它的影响之中。现在,每当我察觉自己出现不切实际的目标感、夸大自我感或异常亢奋的状态,我就会主动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因为我已经知道——那正是双相障碍的特征。
© nature
doi:10.1038/d41586-025-01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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