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君子”与“真小人”之外，真就没别的选择了么？

聊一点不指望人人能懂得烧脑思考。

各位周末好，昨天《从张雪峰到特朗普，整个世界都正在变得“精致利己”》一文，不出意外引来很多读者的反驳与讨论，有读者直接问“自私的时代难道不好么？”“你不是反对宏大叙事么？为什么又要反对一个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还有人质问我，“你说张雪峰、特朗普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精致利国主义者’难道你不是？”

我承认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有一点两头堵的意思，因为如果在当下的语境下，如果你公开承认你不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好像有点自吹自擂自身道德的意思，而自吹道德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有相当于最大的贬损和侮辱，一句“呦呦呦，就你是道德君子啊！”，基本就能让你在某种程度上社死了。

这样的普遍心态，背后有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国人（可能不仅仅是国人，现如今连许多西方人，也被长期主导他们社会“政治正确”的白左）被用道德这个东西PUA太久了——从小我们被要求为某些宏大叙事做无私奉献，乃至必要时彻底献身。可是这种教育在多数时候并没有帮我们造就一个人间天堂，甚至恰恰相反，许多时候反而带来了灾难和更深度的不公平、不正义。久而久之，许多人对“道德”这玩意儿就产生了强烈的PTSD，以至于任何与道德相关的言辞都会触发本能的反感和防御机制，仿佛一旦谈论道德，就意味着要被剥夺个体权利、被强制牺牲。这种创伤后的反弹，使得“精致利己”反而成了一种自我保护式的生存策略，甚至成了清醒、理性、乃至诚实的代名词。

“宁做真小人，不当伪君子”，我依稀记得，这好像是小时候看易中天老师“品三国”时他评价曹操的名言，记得当时这话曾风靡一时，并成为当年曹操热的原因之一。

但其实易老师这话能成立，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的，东汉末年，汉王朝为了维系自身的统治，强行将对君主的忠与儒家倡导的孝进行绑定，并把忠孝的道德推高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产生了许奇葩事，二十四孝里有大量的故事都是那年头开始流传的。但把道德倡导到极致的反面则是道德的刚极而折，所谓“举孝廉，父别居”，人人都标榜忠孝的表象下，其实是每个人对道德普遍厌弃。在这种背景下，突然蹦出曹操这么一个偶尔表示一下自己就是不讲道德，还专门下《求贤令》，询问有没有“批揭怀玉”“盗嫂受金”、道德一沓糊涂但才能可与姜尚、陈平相比的人？正是因为曹操是道德强调过头时代的某种反动，所以他的人格魅力才得以绽放，是“可爱的枭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曹操是三国时代的特朗普，也许也没什么大问题。

甚至，我在想，很多人之所以那么喜欢特朗普，可能就是在喜欢他身上那股“真小人”的气质。

因为对道德叙事PTSD了，而喜欢“真小人”，这大约是一种在欧美刚刚兴起，但在国内已经流行许多年的独特审美。

但是易老师当年的品三国没有细讲的是，三国时代以曹操引领的“去道德”风潮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更没有还天下一个治世太平。

恰恰相反，它导致了乱世的延绵，紧接着的魏晋时代更成为了一个比汉末更彻底的“伪道德”时代，篡魏的司马氏一方面比汉末更卖力的鼓吹“以孝治天下”，另一方面则是背信弃义、打击异己、动不动诛人九族无所不用其极。整个华夏大地堕入了长达数百年的沉沉暗夜。

所以我们其实并不能说，取消掉道德，不当伪君子，就做真小人，人人都精致利己了就能治世。恰恰相反，一个人人为己的黑暗森林，反而是比大众普遍被宏大叙事PUA的时代更恐怖的乱纪元——虽然它同时也是后者必然的结果。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仿佛总在“治世人人道学家，乱世遍地张献忠”之间鬼打墙，好像在伪君子和真小人甚至大魔王之间就没有第三种选择呢？

我觉得说到根子上，我们应该讨论一件事——一个因良善而真实、因真实所以持久的道德，到底是怎样生发出来的？

记得我曾经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有一个讨论，我说我们中国人虽然看似非常推崇集体主义，但很多人的这种推崇其实是假推崇，因为我们对集体主义的理解，就是把它放到个人主义的反面，一谈集体主义，就是“舍小家，为大家”。但事实上，世界上那些真正集体主义搞得比较好的国家，你细究一下他们的集体主义，会发现他们的集体主义本质都是立足于个人主义之上的。比如公认的“集体主义”强国德国和日本，从集体的角度看去你会觉得德国人和日本人确实很抱团，很集体。但如果你细致观察每个个体的德国人和日本人，会发现他们其实非常在乎自己的权益，有时在乎到了抠门的程度。连吃饭都要么AA，要么等价回请。再继续观察你会发现，这些民族之所以推崇集体，原因就在于在他们各自的生存环境下，想要最大化个体利益，有些时候就必须抱团、必须集体行动。

所以良性的集体主义，或者说公共道德，与个人主义非但不矛盾，而且是它的进阶与生长。集体主义只有在被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忽悠和利用的时候，才会变成一种伤害和对立与个人主义的东西——比如二战中的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所以我们可以说法西斯的本质其实就是集体主义和道德的腐化变质。

所以考察人类的道德状态，我们可以发现 它其实是在三个象限中来回循环——原始状态下每个人都只重视和顾及自身利益，尝试精致利己的“黑暗森林”时代；人与人之间在长期的交往博弈中自发的认识到必须建立道德与公序，甚至提出普世价值与理想，以便实现所有人利益最大化的“道德理想”时代；以及这些道德理想被垄断话语权的群体所垄断、为己所用、PUA他人，最终玩坏，社会对道德的信任普遍丧失，人人否定伪君子，而向往真小人的“道德崩坏”时代。

整个人类的“心理史”，可能就是在这三个时代中不断的循环的。这个循环构成了上一篇文章所述的“世界的季节”。

而以这种理论去看，你会发现中国古代的这种循环之所以运行的西方文明快很多，乃至两三百年就要来一次“治乱循环”，原因就在于我们的道德伦理根基是建立在“认同父权”“家国同构”的叙事之上的，一个家中的父亲，和一个国中的君主，天然的就垄断了对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最终解释权。而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最终解释权被君父所垄断，它就会必然而且迅速的扭曲向一个对君父极端有利的极致，于是什么“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东西就迅速的被搞出来了，公德被迅速异化为一种只要求个体尽义务，而不保障其权益的东西，于是导致大众心理迅速向背弃和鄙视道德、人人精致利己演进。

相比之下，西方文明的这个周期之所以演进的较为缓慢，就是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明确区分了公共（Public）与私人（Private）（这两个英文词汇都来自古拉丁语），并正如西塞罗所一再强调的那样，前者是为后者而存在的（公共服务于私人）而不是反过来。这种理念就像是一个牵引绳一样，可以公众的心理与社会的道德秩序较为长久的“牵引”在第二个“道德理想

”时代里。所以你去看西塞罗所盛赞的罗马公民精神的盛期，或者西方发达国家的黄金时代，你会发现生活在那些时代的人们，并既不是精致利己主义者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崇尚的、纯粹利己，也不是像被各种政治正确所洗脑的人一样，以宏大叙事来PUA自己和他人——他们处于一种即为自己，又为他人的叠加态当中，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那是一种道德理想状态下良善之人所遵循的普遍规范。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言，居于这种良善道德当中的人，让自己也让他人幸福。

写到这里，我们大约能理解为什么很多国人的眼中人类的道德似乎只有纯粹利己的真小人与宏大叙事的伪君子，这两种状态了——可能恰恰是因为在古代史上，我们的周期总是太快，在“道德理想”时代中待的时间总是太短，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也不过就二三十年，而且道德的保质期总是由名臣圣君说了算，几乎一刻也没有让公民去自己把握。于是“夏虫不可语于冰，拘于时也”。很多人就默认了除了宏大叙事，人就只能彻底利己，不当伪君子，就只能做真小人。

但这其实时错误的，人类的彼此信任、信任才能产生的协作、以及协作才能带来的繁荣，离不开道德乃至理想，这不过这个道德和理想，不应是上古君父所垄断和玩坏的道德和理想，它应该被公民精神长久的框定和保留在第二时代之中，为人类文明的白昼持久的发光发亮。

文章的结尾，又想起前不久与那位旅居海外多年的朋友闲聊时他的感叹——他说中国人在海外实在是太不抱团了，这一点甚至还不如很多国人隐隐看不起的印度人，人家印度人到了海外，无论在公司还是社区里，还都讲究一个互相提携，互帮互助，最后弄得一个公司的中层、或者小区里全是印度裔。到咱这儿，你若非同乡或者亲戚，仿佛就只剩下了“防火防盗防同胞”，有时还会为观点不同互相打架、仇视、乃至举报。

我跟他一起探讨了一下，这是为什么，说到最后，结论好像也是那个——因为中国人的道德感，不是分散的，而是集约或者确切的讲“大一统”的，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往往会把道德和互信分散于宗教、社群等等组织，我们去同一个教堂、祭拜同一个上帝、在同一个社群里活动，我们就有基本的道德互信。这让这些人即便出了国，互信也可以在同胞间达成。但我们的道德是集约，过去同一个宗族内部往往由族长去约束、或者说管束，而于今，则离不开国家的管束。又因为自古以来“众建诸侯少其力”之类的治术引导，中国人在横向和横向直接是缺乏强力的链接和纽带的。于是一旦离开了这种自上而下的管束，彼此之间内部秩序都顷刻瓦解，就更不要说彼此抱团或讲道德了。

从这个角度讲，成龙大哥的名言“中国人就是欠管”，你说他不对吧，倒也真的未必——因为一旦脱离了自上而下的这个“管”，很多人立刻就会撕下伪君子或者说顺民的伪装，洋洋自得的拾起绝对的精致利己，跳出人的藩篱，大放其“真小人”的动物性的光彩。

因为我们没太见过，以至于不懂得，人的道德其实本应有第三种状态。

只是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永远甘于如此。鲁迅先生问：“从来如此，便对吗？”并立志于改造一盘散沙的国民性，抛弃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原因可能恰在于此，他窥见了在“伪君子”与“真小人”直接，人类本应当有第三种道德状态，以三个字强名之，或约“新公民”吧——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固然应对公权以宏大叙事的名义侵害私权常怀警惕，但也不应当以前者为由弃道德如蔽履。这样的人多些，再多些，方是鲁迅、胡适等诸先生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社会的希望。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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