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岚：我的母亲彭兰先生

学人君2025年10月26日约 9 分钟

1970年底彭兰先生从江西鲤鱼洲干校回北京探亲路过武汉与子女张晓嵋、张晓岚合影

文|张晓岚，作者投稿

离春节还有几天的一个寒冷冬日——1988 年1 月24 日，母亲彭兰先生因患癌症溘然长逝，享年70 岁。30多年来，我多次在梦中与母亲相会，但每每高兴于能再次见到母亲的时候，醒来却是一梦，不禁潸然泪下。

1918年2月16日（正月初六）母亲出生于湖北鄂城彭李下村的一个官宦人家，外祖父彭兆松（字宏大）是清末丁酉科解元，戊戌科武进士119名，钦点三等侍卫，曾任湖北陆奚口水警三区大区长。据彭家族谱记载，彭宏大考武进士时，先考文，成绩靠前，再考武时，他舞青龙偃月刀，失手把刀掉落，顺势用脚勾起，考官问道，这是什么动作，他答曰，海底捞月，考官说，武差一些，文不错，就取了119 名。后来在黎元洪帐下任参事，据说在黎元洪落难时，是外祖父把黎元洪背出总统府。1923 年，外祖父因病去世，外祖母肖氏带着5岁多的母亲回到浠水她的娘家，让母亲的舅舅教母亲读私塾，当她的舅舅说出上联：“围炉共话三杯酒”时，时年9 岁的母亲立刻答出下联：“对局相争一桌棋”，表现出了极高的文学天赋。父亲每次提到母亲的这段佳话，就会对我们说：“你们的母亲是西南联大的才女，如果不是解放后30 年的政治运动，在文学上，学术上，她会有很高的成就，政治运动把你妈耽误了。”外祖父三十几岁去世，去世时，母亲只有5岁多，是外祖母一人把母亲拉扯大。很难想象，近百年前的封建社会，孤儿寡母是如何生活的，母亲又是如何上了西南联大，我不能不佩服外祖母和母亲——两位伟大的女性。

西南联大叙永分校纪念碑上部分学生名单

1938年夏季武汉沦陷前夕，母亲从武昌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毕业后，在武昌参加高考，三个志愿全部填的是北京大学，她说：“非北大不入”，同学们戏称母亲是准北大生。1938年8月，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母亲变卖家产后，准备带着她的母亲远赴昆明上学。从浠水到汉口后，外祖母患痢疾，住在法租界的医院，此时正值日军轰炸武汉，医生、护士都躲进了防空洞，她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得不到医治而去世。接着日本占领武汉，她失去了在武汉沦陷前前往昆明的机会，每谈及此事，母亲对日寇的仇恨都会溢于言表。1938 年秋季—1940 年夏季的两年，她苦闷地徘徊于汉口狭小的法租界内，直到1940年夏季买到一张通行证，才化装成老太太，乘小船离开武汉。一路上，陆续与三位考取西南联大的同学郎昌清、龚道钰、杜继彦会和后，一起历经艰难险阻，辗转到达西南联合大学四川叙永分校。历时两年时间，经历了与外祖母的生离死别，在武汉遭遇日寇轰炸的烽火中，20岁的母亲终于执着地奔赴到西南联大。据说，1940年，日寇频繁轰炸昆明，西南联大准备迁往四川云南交界处的叙永，所以，当年入校的西南联大学生都在叙永入学。1941年夏季，西南联大放弃了迁往叙永的计划，叙永分校遂即关闭，母亲跟随叙永分校回迁昆明本校，成为闻一多先生的学生。1944年6月15日端午节闻一多夫妇收母亲为干女儿，从此母亲也把老师的家当作了自己的家，直到今天，我们和闻家还像亲人一样来往。据父亲回忆，1946 年7 月10日父母离开昆明回武汉前，去闻一多先生家中道别，闻一多先生嘱咐父母二人，回武汉后，要尽快北上，避免国共分江而治而不能进入解放区。当车从昆明出发走到贵阳时，父母得知闻一多先生遇害，悲痛万分，母亲起草了给闻一多夫人的唁电，电文如下：

干妈：

想不到我们就是那样地同干爹永诀了，当我们听到李公朴先生被害的消息，我就担心干爹的安全。十六号我梦见了他，他仍旧像平时一样穿着一件灰长衫，只是表情常沉默。惊醒后，我感到非常恐慌。十七号的清晨，就在报上看到了那不幸的消息。我们的恐慌变成了事实，我的心碎了，肠断了，感到天地陡然变得这样的狭小，我恨不得要到百丈的悬崖上去狂啸。满腔悲愤，何日能伸？！干妈，我们这一群可怜的弱者……何日不在生命的危险中。干爹死了，但是他却永远生存在爱好和平正义者的心灵中，他是为正义而牺牲，为民主而流血，希望您不要过度的悲哀，要很坚决地活下去。小弟小妹要你扶持，使他们能成为一个健全的国民，继以慰在天之灵。我本想乘机返昆，无奈交通阻塞，只有西望昆明，暗挥热泪。大弟不知脱险否？俟其痊愈后希早日扶柩返汉。经济方面，请奉是否能代为筹划？希速函告，勿视儿等为外人，此后弱弟幼妹情若同胞，当力求略尽姊兄之责。

泪与笔俱，言不成章，仅此敬候痊安。大小妹统此。

英、兰儿同上。七，十七。

母亲在西南联合大学昆明校本部读书期间，担任联大湖北同乡会主席。据父亲讲，母亲这时已经显露了诗才，不时在读书报告的末尾附上几句诗，颇得闻一多、罗庸、朱自清、浦江清几位老师的赏识，罗庸老师常常把她的诗抄在黑板上让大家共赏。此时的大部分诗作都是盼望抗战胜利、思念沦陷家乡的内容。

五律日暮感怀

国破家何在，层山涌暮云。

凄风人独立，古木雁中分。

孤塔迎残照，荒烟拥乱坟。

吴钩无觅处，空对夕阳曛。

（1943 年于昆明西南联大，载华夏出版社《若兰诗集》）

虞美人

梦回斜照春寒重，笑把双肩耸，小楼间凭看残红，始觉春将归去恨无穷。

千枝照月玲珑影，惜此良宵永，新词美酒遣愁思，醉卧花荫待晓有谁知。

（1944年暮春于昆明西南联大，载华夏出版社《若兰诗集》）

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中文系、外文系学生名单

真像空谷中的幽兰，显得很寂寞，很凄切，却总想为人世间散发出一点清香。母亲念中文系二年级时就曾在昆明的报纸上以“谷兰”为笔名，发表过许多古诗词。她和同班同学或同乡同学来往，也常以诗相酬和，联大不少同学对她以“联大才女”和“女诗人”相称。1944 年秋季在闻一多教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高适系年考证》（此文发表于《文史》杂志1963年第3 辑）。

1949年5月14日彭兰先生于南开大学留影

父亲张世英先生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即跟随冯文潜先生前往南开大学任教，从1946年8月到1951年夏季在南开大学执教五年。母亲于1947年初到1949年夏季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担任助教两年多后回到武汉，担任武汉第二女子中学教务主任。

父亲1951年夏季回到武汉，担任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一年后，于1952 年从武汉大学回到母校北大。母亲随后于1953 年从武汉回到母校北大，直到1988 年去世，在北大工作35年。从1952 年到1982 年，我家一直住在北大中关园的平房72 号。1966 年“文革”开始后，原来并不宽裕的75 平方米房子又隔出两大间25 平方米给工人住，一家三代六口人挤在50 平方米的房子里边，甚是拥挤，直到1982 年以后，才搬入现在的中关园43 公寓。应该说母亲一生虽然才华横溢，为人谨慎、善良，却没有过上好日子。她一生只想当一个教师、诗人，做学问中人，却总是被卷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而耽误了。特别是“文革”中已经五十多岁的母亲，被下放到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回北京后，就查出了严重的心脏病。记得1970 年，我去鲤鱼洲干校探亲，看到白发苍苍，裤腿高卷，背着锄头下地的母亲，看到每晚劳动后还要开会“清理阶级队伍”，闷闷不乐的母亲，我的心格外难过。正如中文系教授陆俭明在回忆文章中说的：中文系在鲤鱼洲，年龄最大的有三位，包括彭兰先生。今天生活越来越好，就越是常常想念她，就越是对她怀着深深的感激、深深的怀念、深深的愧疚，我常想，如果母亲能活到今天，跟着我们一起开车出去旅游，那该多好啊。

母亲一生与人为善，总是教导我们“做一个靠得住的人”。

父亲家里兄弟姐妹6 人，由于二姑夫有所谓历史问题，家中生活十分困难，父亲每月要寄二姑姑家20元钱，一寄就是十年。1964年，二姑姑的大儿子傅再起大学毕业，生活条件改善，可以不寄钱了，又逢小姑夫去世，每月又要给小姑姑家寄15 元。就这样寄了十几年，母亲一直支持，从没有说过一句话。1970年底，母亲从江西鲤鱼洲回北京探亲路过武汉，我和母亲相聚于武汉姑姑家。母亲每见到姑姑的一个孙辈，就发20 元钱，嘴里念叨着“这又是一代人呀！”随即把钱塞在孩子手里。

在中关园，我家后门对着汪子嵩伯伯家前门，是邻居。大约是1959 年后，汪伯伯因参加中央组织的北大、人大赴河南农村调查组而被打成“右倾”，下放到门头沟斋堂劳动改造，汪妈妈一人带着三个孩子还要去医院上班，异常辛苦。汪伯伯偶尔回家一次，家中也是空无一人，特别是冬天，家里没有生火，就更是凄凉。母亲看到汪家此情此景，就让保姆送一壶开水过去，并嘱咐保姆帮助汪伯伯把火生起来，好让屋子里有点温暖。就是这样一件小事，也受到系领导的批评。母亲回答说：“我党政策是政治上划清界限，生活上关心，给出路。”那位领导一时也无话可说。当时一般的老百姓生活都很困难，汪伯伯每次回家，脸上浮肿得很厉害。这样的日子过了大约两年，学校传达中央关于甄别的文件，母亲听了文件的传达，就在第一时间暗示汪伯伯可以甄别了。汪伯伯很快写了甄别申请，冤案终于获得彻底平反。

小学四年级暑假，妈妈带我一起参加北大的十三陵会议时，程贤策叔叔常带我去爬北大昌平200号分校的小山。他经常是爬到半山腰就停下了，看着我跑上山顶，他气喘吁吁地说道：“我们老了，还是革命接班人厉害呀。”在我的印象中，程贤策叔叔是和蔼可亲的一介书生，“文革”中却命运悲惨。“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到处打砸抢。一天，中文系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去二院（当时中文系在二院办公）揪斗程贤策叔叔，母亲看到后立即让程叔叔躲进二院的女厕所，自己站在门口掩护，直到红卫兵离开，她才让程叔叔出来，程叔叔躲过一劫。但是，在随后的日子里，程叔叔还是不堪揪斗、侮辱而自杀身亡。

1978 年，北大为程叔叔平反，母亲作《一剪梅》词悼念：

十二年华逝水流，忆在心头，恨在心头，黄金台上鸟啾啾，生者堪忧，死者堪愁。

突起狂飙四害休，光照燕幽，彩射全球，沉冤昭雪万民讴，业绩长留，妖雾长收。

（载华夏出版社《若兰诗集》）

母亲的诗以真挚的情感写出了对程叔叔的悼念之情。

从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 年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母亲本着人性的善良，同情弱者，同情受迫害的人，不顾及自己受到牵连，总想对他人的困难施以援手。记得中文系教授乐黛云阿姨在回忆母亲的文章《从不伪饰总想有益于人》一文中写道：彭兰大姐属于那种正直、真诚、善良，有时善良得让人心碎的人。我觉得乐阿姨说得一点不过，母亲确实是这样一位善良得让人心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