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妈老婆掉水里先救谁——解答中国版“电车难题”

一

“老妈和老婆掉水里，先救谁？”

大概很少有人严肃对待过这个问题，只是把它当做男女床笫之间，鱼水之余的私语嬉言，从而忽略了这道题目，其实有着类似“电车难题”一般的丰厚解读价值。

首先，我将这个问题，问教于当下火爆的“ChatGPT”，它的回答：

“首先，你要根据当前的状况判断哪个人需要救助的比较急。如果老妈可以游泳并自己爬上岸边，而老婆却无法游泳，那么应该先救老婆。如果两个人都无法游泳，那么就要看谁最近处于危险之中，或者谁在水里更容易被及时救出。”

显然，“ChatGPT”并不了熟谙中文语境，以为人真的落水了。于是我又设置了限定论述，“请从伦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它回答：

“从伦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应该优先救老妈，这是一种道德行为。因为老妈既有物质上的依赖，也有心理上的依赖，她可能更需要我们帮助。同时，作为家庭中的支柱，老妈的生命也更为重要。所以，应该优先救老妈。”

应该说这个回答并不算好，除了“是一种道德行为”这个理由，的确具有优先性之外，其他两点理由都未必能成立。不过，以普通人的角度来说，大致答案的思考程度，可能也就止步于这个层次。但这个问题的蕴含的答案张力其实远不止于此。所以，本文试图以人类思维的古今之变作为纵轴，以多学科视角作为横轴，站在社会科学的立场，重新省思这道经典难题。

二

先将这个问题，抛给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可能会引用《左传·桓公十五年》中的典故：“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

郑国的宰臣祭仲专权，为郑伯忌惮，便指使祭仲的女婿雍纠刺杀岳父。这事被雍纠的妻子得知，便去询问母亲的意见。母亲回答，父亲独一无二，丈夫人尽皆可，二者没有可比性。于是妻子就将丈夫将要谋害父亲的事告发，雍纠就被处死了。后世成语“人尽可夫”一词，即源于此。

不过，引用这则典故是有问题的，因为当事人身份过于特殊，失去了一般性意义，毕竟祭仲在郑国权倾一时，雍姬很容易能够评估自己所需要承受的风险代价：出卖丈夫，她的地位不仅不变，而且更容易获得父亲的补偿；而选择包庇丈夫，事成之后，她就是罪臣之女，失去了娘家的地位加持，她的地位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如果将翁婿的地位对调，雍姬还会不会出卖丈夫？恐怕细思极恐。

事实上，参照“电车难题”的设置，必须要避免对象中设置特殊人物，如果拜登、马斯克、林志玲这样具有特殊性的人物置身于问题中，就会改变问题的性质。桑德尔在中国大学演讲时，就曾被问及在火灾中，应该救美国总统还是普通人，桑德尔的回答是救美国总统。换句话说，“先救谁”这个问题，必须抽离置身者身份的特殊性，才能够成立。

接着，将这个问题抛给经学家来回答。经学家会毫不犹豫选择先救母亲。因为这在儒家经典中，老妈和老婆是存在明确序列排序的。《礼记·内则》：“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这部秦制时期形成的儒家文献，顺应了秦朝以来的诸夏一元制政治格局，国家和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结盟态势，提出了女性安身立命的“三从”原则：“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丧服·子夏传》）。虽然，经义剥夺了女性的自主性和完整人格，生存权被压制，但是“国—家”体系需要“忠—孝”意识形态来维护，由此，国家又赋能母亲对子女绝对的生杀惩戒权利（唐之前，子女忤逆父母，父母有自行处置的权利，唐以后，朝廷收回了父母处置权，但是给予了“南山必胜客”的待遇，告之必死。清代《刑案汇览》中，有这样一个案例，父母追打子女，子女见“大杖则走”，父母追逐中跌倒而死，子女亦受死刑。孝作为政治—社会纲纪基石，朝廷的维护已经严苛到变态的地步），母亲的地位被畸形的无限拔高（虽然母亲依然是不具有完整社会行为能力的人格）。在这样的权力驯化过程中，“二十四孝”中，孝母的事迹要独占十四例。故而，纵使陆游与唐婉恩爱异常，最终亦难违母命，不得不休妻。而在宋以后，全面形成的宗族社会中，哪怕撇开死刑的刑法制裁不谈，丈夫选择救妻子，也会在生存体系中社会性死亡。所以，“先救谁”这个问题，在秦制社会中，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无论是应然或是实然层面，国家—社会都没有为男性留出选择的可能性。

“孝”，除了政治层面的规范之外，民间层面的迎合，也有其社会逻辑。父（母）子是人最为基础性的人际关系。行“孝”，代表人遵从了国家的权力意志规范，同时，也意味着人在社会层面代表了某种可靠性，累积为个人标识的社会资本。
从国家纵轴看来，如果说“孝”—“忠”是同构的话，那么社会横轴看来，“孝”—“义”是同质关系。一个人只有在基础的社会博弈中“孝”了，才会获得社会信任，被人预期是“义”的，从而具备了协作的信任前提。所以，宋江上梁山时，半道听说父亲亡故，就只能放弃兄弟回家奔丧，因为他是“孝义宋三郎”，没有“孝”的名声资本，“义”就成为了无本之木。因此，无论在纵轴和横轴看来，人们都会热衷争取“孝”的名声。

三

中国人的婚姻性质，存在一个古今之变。在传统社会中，婚姻是父母之命，子女是没有选择权的。婚姻对象就像开盲盒，很可能不是自己心仪的对象。那么对于男性而言，老妈和老婆之间，仅就情感交流而言，轻重也是分明的。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恋爱基本实现了自由，既然婚恋对象从“妻子”变成了“爱人”，那对妻子的情感分量就已经可以和母亲比较而论了。虽然关于“先救谁”的问题，原始出处不可考，但它肯定属于是现代性的问题。

现代社会流动性强，生存资源的交换发达，使得人的生存协作摆脱了血缘、社群的网络限制。原本那些先验的经义规范，失去了固定反复博弈的社会基础，自然也就成为了昨日教条。有条件摆脱拘囿的狭窄圈子，人的生存策略，就开始运用理性，从而形成了理性主义的工具论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

在当代，法学家特别热衷卖弄“先救谁”这个难题。他们经常讨巧的抛出一个变种题：老妈和女友掉水里先救谁？答案是先救老妈，因为从法律义务上来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而对女友只有道德义务。所以如果不救老妈，就是不作为犯罪，是要受到刑事处罚的。

当然了，这显然是难度降格，因为一旦女友成为老婆，丈夫同样对妻子负有扶养义务，而义务冲突，是可以免责的。不过从更深的法理角度来说，有观点认为夫妻关系具有民事地位的优先性，所以应该先救老婆。此外也有观点，认为男性背负赡养之债在前，扶养之债在后，根据债务清偿顺位规则，应该先救老妈。

法学家的答案，有趣之处，并不是因为涉及法理两难，而是法学家的回答，已经从价值判断题，变成了一道工具理性的技术性回答。

如果再将这个问题交给社会科学家来回答，那就更有趣了。社会科学家和法学家一样，都会回避价值判断，而且还不会给出肯定的回答，因为社会科学家会从老妈和老婆之间的寿命预期、情感欠负、协作预期等要素，列出一个函数坐标系，从而观察男性的选择偏差。毕竟，在这个社会上父母、夫妻关系之间的凉薄，也并非罕见，社会科学家的人设是保持“价值中立”，任务是解释这些现象，而不是粗暴的给出价值判断。

现在轮到“无君无父”的人类学家回答这个问题。人类学家两眼一白：当然是救老婆，保老舍小，这账是怎么算的？在日本电影《楢山节考》中，因为生存环境的逼仄，山村中有一个习俗，即老人在七十岁岁的时候要被子女放逐，任其自生自灭。而现实中，在北极圈生存的爱斯基摩人，如果遇到环境恶劣带来的生存危机，年老者也会选择自我牺牲成全后代的生活率。你看， 如果没有国家“在场”调节。人类的生存根本就是一个生物的生存选择压力问题。

此时，心理学家看到经学家对着人类学家怒目而视，出来打圆场。如果诸位有一点现实感，或许会观察到一个现象，“先救谁”这个问题的提出者往往是老婆，而不是老妈。为什么呢？因为在人类的长期演化过程中，女性承受着怀孕、分娩、哺乳的生理负担。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生存能力会急遽下降，因此，当男女交媾之后，女性面临受精风险，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此时特别需要男性给出某种特殊性的保障承诺。这就是问题的产生的心理根源。与之相对，因为男性无须承受生理负担，不必面对生存能力中止的困境，所以反过来，男性不会追着老婆问，老爸和老公落水先救谁的问题。

哲学家听了心理学家的揭示，不住颔首。母子天然的血缘关系，从社会关系上，构成了母子之间的特殊性关系，而妻子和丈夫之间，因为存在“人尽可妻”的普适性危机，女性就此也强烈需要男性做出特殊性的承诺。但在一夫一妻制时代，如果妻子和丈夫有了后代，那么二者就有了人际关系中的特殊性基础，即妻子度过了身份特殊性保障缺失时期。

心理学家哑然失笑。没错，“先救谁”的问题，集中产生的阶段，应该在男女滚床单到女性受孕期间。

四

最后，关于“先救谁”，由我给出一个答案。作为假问题，回答难度在于男性需要面临自己内心中的道德挣扎，无论选择就谁，都存在情感欠负愧疚，尤其是对于老妈。而在另一方面，这个问题虽然往往是由老婆提出，为了讨好老婆，丈夫可以回答先救老婆，但这个回答显得虚假轻浮，老婆虽然希望老公做出倾向她的选择，但并不意味着她能够接受一个无脑的回答——一个可以舍弃母亲情感欠负的丈夫，他的的特殊性保证又有什么价值可言？一个两面俱到的回答，关键在于答案的非零和性，男性的回答，既要凸显情义，又要有所牺牲，既然两边都不能牺牲，那么就牺牲自己，所以答案就是：先救老妈，然后救老婆，能救则救，若不成，夫妻二人做对亡命鸳鸯。在如此回答的理由是，中国人几千年的生存实践中，行孝的正当性，无可匹敌。虽然中国帝制中晚期，各种爱情故事，已经构成了比较厚实的夫妻伦理想象。但是在正当性上，依然无法抗衡母子之间的伦理优先性。即使在当代，任何一个人先救老妈而舍弃老婆，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表彰，而不会受到指谪。反之，必然背负不孝的骂名。但是，为了不负妻子的托身之付，赴死殉情又足以满足妻子所需要的特殊性承诺，毕竟生命只有一次，愿意为之付出的对象，毫无疑问享有了特殊性的地位。从工具理性的层面上来说，这个回答各安所需，应该是置身当代中国社会的最优解。

五

在一个祛魅的世界里，原本的观念不再具有绝对性，社会流通性，产生个人主义作为方法，带出理性主义的工具，从而使得人对万物的理解变成了普遍的物化和相对主义。这虽然会遭到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家的批评，但从人类大历史的角度来说，技术工具—理性主义思维只是人类适应社会生态的一种能力，正如古猿开始直立行走一样。在演化的角度来说，价值判断是无从说起的。

在此，之所以讨论“先救谁”这个难题，完全是突发奇想，觉得可能存在最优的答案。但是写着写着，发现以多个学科视角切入去做讨论，抽离男性选择的在场性，从而将“人”作为对象，通过各种引申，可以观察“人”的生存，究竟有哪些可能。

注：

本文假借各学科的主张，存在挂一漏万的简化，事实上，相关学科内部的立场必然更为复杂。

文中涉及男女依附性关系的描述，是针对中国社会形态所呈现的群体偏向性，不代表我认为女性应当依附于男性，也不代表我认为人类未来的社会形态中，女性群体依然会呈现依附于男性的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