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曾真的尊重过知识？

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先养活好自己。

各位好，昨天纪念刘道玉先生的文章《一位好校长，是时代的一缕光》因为一些原因，在西塞罗这边闪现了一下之后，就发在《山巅上的加图》上了，可能很多朋友没看到，特此提醒，请点击下方图片移步去看：

为文艰难，诸多难事，诉之似有卖惨之嫌，就不多言了，再次恳请大家将这几个公众号都关注上，并加精，因为我的确不知下一篇会在哪里更新——

这里再多说两句，昨天那篇文章中，我说刘道玉先生和他那一代学人推动的教育改革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比之前的幸福了许多。有读者不同意，坚持怀念八十年代的学风。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我自己虽然没有经历过80年代，但我父母都是那个年代出身的大学生，根据他们对那个年月的反思，我觉得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最大的困境，还在于没有解决自己的饭碗问题——如昨天文章所述，考上大学，毕业后成为“国家干部”，其实就是八十年代绝大多数大学生的人生既定目标，当然有许多人后来随着改革大潮下海经商也好、出国留学也罢，成为了真正财务独立的社会精英。但你不得不承认那终究只是一小部分人，在学术和思想自由的短暂表象下，大部分那个年代大学生人生真实底色，依然是终究要回到和进入体制，吃皇粮，受规训的。

亦或者，借用我父亲的话，说的再狠辣一点，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些知识分子，至始至终其实都没有解决过自己的“饭碗问题”，甭管你喊的是“为天地立心”也好，“民主自由”也罢，到头来吃笔杆子饭养不活自己，你不还得找个“正经班”去上？

而谁给你发工资，你就要受谁的规训。所以真的要怪，恐怕也只能怪管仲太聪明，给齐桓公和后来万世帝王想了个“利出一孔”的奇策，之后的两千年帝制又把不依附于皇权的所有贵族体系拆了个七七八八。让独立知识分子成为了在中国最稀缺的存在。

而一旦把控住了“经济制高点”和饭碗问题。一旦一个职称、一次分房、一次调岗就可以轻松拿捏你，读书人想什么思想自由？想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真的很难。

从且仅从这一点上，我真心觉得我所受的大学教育是比当年更幸福的——虽然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也流行考公靠编，热门到能把考公系统都给挤崩溃了，但毕竟我们在大学期间可以自由选课，只要你真有爱智求真之心，就可以广泛接触人类既有知识的方方面面。我这样一个中学时代考数理化奥赛，几乎从没想过会学文的人，就是在这样自由选课的氛围里最终下决心转文的。

我的大学时代，给了我广泛的阅读学习，而之后的时代，也真的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决然告别体制，靠自己的写作赚取自己的衣食。

也就是说，我是个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这已经是我爸妈那一代人在上大学时不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了。

我知道我要为此感谢太多的人，除了昨天文章中提到的刘道玉先生和他那一代学人，再就是那些理解我的工作，每天无论我写什么都给我支持和打赏的读者了。

“小西，你就尽管写你的，凭本事挣钱不丢人，靠思想挣钱最光荣。”这是一位读者给我的留言。虽有过誉，但个中意思，我深以为然。

做一个自己能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你才可以谈自由。我为能把这条路走通而感恩、而自豪。

而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也应该不仅仅是再某位大先生去世的时候喊上几句“先生千古”，而是尊重那些能让知识分子独立谋生的业态，给他们一个宽容、自由的氛围与环境。

在此也跟大家通报一件事，我最近正在筹划将自己的收入方式逐渐多样化——不要放在微信公众号这一个太过朝不保夕、让人提心吊胆的篮子里——长时间这样不稳定的写下去，让我心理会产生许多问题。必须分散风险。

但这个营生为何，我还不甚确定。或许定制化的带队搞搞游学，或许和朋友合作做一些文化产品，总之一定要把收入多样化。你靠什么吃饭，决定了你最终怎么想。

当然这在前期有很大的代价，我不能像之前几年一样一心铺在写作上，要花出大量的经历来筹划这些工作，今天其实就是这样，我需要出门会友，为这些营生做规划。

所以还是贴一篇之前的文章，解析鲁迅先生写《孔乙己》的。

如这篇文章所述，我觉得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误读了《孔乙己》，鲁迅先生不是在借这篇小说嘲笑他，相反，他是在用白描的手法，写一首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哀歌——那是一群因为无法决定自己的生计，必须仰权力的鼻息，从肉体到思想都被驯化被扭曲的人。

这样的悲剧，愿我们不要再重演。

做自由的知识分子，首先解决好自己的生计。这是我的夙愿，也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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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

——鲁迅《孔乙己》附记

各位好，前几天写了《对祥林嫂，其实我们都误解了鲁迅的本意》一文，解读了我眼中的祥林嫂，我提到当今我们用语习惯中对祥林嫂这个形象的贬义化和污名化，怕非但不是鲁迅先生所乐见的，反倒是先生本来最着力批判的——对于一个被生活和当时制度逼迫的苦命人来说，像祥林嫂一样诉苦、抱怨，是她身而为人的权利，鲁镇的旁人为了逃避自己无能为力的无力感和因无力感而派生的麻木感，代偿性的厌恶祥林嫂，这是他们的人生悲剧与劣根性。但身为读者若却也有相似的形态，则怕是要被鲁迅一并批判。

其实类似的例子，我还能想到一例，那就是鲁迅另一篇小说中的“孔乙己”形象。

大约是去年吧，孔乙己这个词儿，搭配着“脱不下的长衫”，又在中文媒体圈里火了一阵子，可是无论拿孔乙己来自嘲的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还是指责大学生“脱不下长衫”的官媒，好像都把孔乙己当成了一个可笑的角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好像成了很多人天然认为的鲁迅对孔乙己的刻板印象。

可是真的如此么？

我总觉得这个思路是有很大的误读的。

先说一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句话其实出自鲁迅的《摩罗诗力说》。 原文说：“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 你看对于“哀”和“怒”的对象，鲁迅说的很明确，是“奴隶”，是那些一生只求坐稳了奴隶，或求作奴隶而不可得的人。但我们要问的是，孔乙己是奴隶么？或者说，他相比于那篇小说里，其他的酒店看客们，他体现了更强的奴隶性么？我觉得不是的。

实际上，鲁迅在写完孔乙己之后，另写了一段“多余的话”，他是这么说的：

“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

也就是说，鲁迅在这段话里打了明牌，明确告诉你，他写小说不是为了糟蹋或讽刺孔乙己这个形象，而是为了写出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种生活，或者说的更确切一些，一种生活的悲剧。

那么到底是怎样一出悲剧呢？这本小说里又藏着什么样的暗扣，我们不妨重新进入小说去看看。

其实从小说的一开篇，孔乙己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他“穿着长衫”却“站着喝酒”，是一个既不属于上等的长衫人也不属于下等的“短衣帮”的模糊的存在。同时他的品性似乎也成了一个迷——买酒的酒客们盛传他虽然读过书、但却不会营生、好吃懒做、更兼做人还不甚靠谱，还做些偷鸡摸狗的营生。但小说紧接着就笔锋一转，说孔乙己“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

也就是说，读书教化让孔乙己这个人在骨子里还是透出了很多真正“短衣帮”所没有的敦厚和善良的。你需知道这小说的开篇，对“外面的短衣主顾”是怎样描写的：

“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羼水也很为难。”

也就是说，短衣主顾们是一群习惯了鲁镇底层生活的尔虞我诈，对他人时刻保持着警惕与狡猾的人们。而这种提防心，孔乙己却是没有的。他会做些给孩子分茴香豆的举动，还教小伙计写字——用的是自己不肯一口喝完的四文钱的酒。

也就是说，在鲁迅笔下，孔乙己至少不是个坏人。但就是对这样一个不是坏人，还确实读过书的人，鲁镇的整个社会对他抱有了最凶狠的嘲笑：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这里画一下文眼其实是“店内外”，因为小说的前面刚刚写了，能进店内喝酒的“长衫客”和点不起荤菜，只能站着在店外吃的“短衣帮”本来是泾渭分明的两拨人。但他们却在一件事上取得了难得的共鸣——这件事就是一起嘲笑孔乙己。

其实很少有人想过，孔乙己本来是并不该受如此无端的嘲笑的，他“捞不到半个秀才”，或者行窃被打，本来都是他自己的事情，与他人无关，但是为什么好事者愿意把这件事扒出来供大家娱乐（用今天的话说，吃瓜）呢？

大约就是为了“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短衣帮可以在这种“吃瓜”中短暂的忘记自己生活的苦境，赢得与长衫客共情的幻觉。而这种“共情”是需要一个谈资的，在一般的社会当中，这种共情的谈资可以是社会的公共事务，但在鲁镇所存在的清末，公共事务这种事大约是不允许被讨论的。鲁迅的咸亨酒馆不是老舍的茶馆，没有“莫谈国事”的牌匾，但这四字戒律却刻在长衫客与短衣帮的心头，所以他们不会聚在这里谈公共事务。那就只能在酒馆里八卦、吃瓜别人的私事寻开心了。

我前两天看到维舟老师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的舆论场正在变得越来越无聊，以吃瓜、八卦他人的琐事为唯一乐趣。这话顿时让我有一种咸亨酒馆的感觉——你看咸亨酒馆的酒客个个也是“列文虎克”，连孔乙己脸上有几道伤疤都记得分外清楚。其实一个落魄文人，脸上有几道新伤和那些酒客有什么相干呢？但是在鲁镇的氛围里，强者与弱者的共情就是通过一起调笑更弱者达成的，这种社会就一定最需要并一定能产生细细去数孔乙己脸上几道伤疤的“列文虎克”。

而此种发泄一旦成为制度化，，最简便的方式是从整个社会中直接划出一个人人可以上去踩一脚的贱民阶层，孔乙己、达利特、臭老九、公知或者汉奸，什么都可以，只要让其他人能和和融融，就可以了。

为了像明示孔乙己的这层作用，鲁迅开篇就将叙述人定为了一个“小伙计”的形象，说他不够机灵，即伺候不了长衫主顾，又应付不了短衣主顾，被发配去温酒。在伺候人的店员里也是最下等人的存在。“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日子过的无聊的不行，唯独孔乙己来了，“我”才能获得一点放松——因为这时候笑掌柜的也是不管的，鲁镇的整个社会都觉得孔乙己这种人不配得到尊重。大家就在一起欺压他中得到了共情和放松。

也就是说，“我”这个店员伙计，自从十二岁进了酒店以后，也从小受了这种“抽刃向更弱者”的冷酷训练。

鲁镇人的这种心态，说的确切些，其实跟那些生活失败的孱头们在幼儿园门前堵门残杀幼儿没有半点不同——更毋宁说，也许正是因为平素有了“笑孔乙己”这种思维习惯，日后才会做出“抽刃向更弱者”的事情。二者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区别只在压力到底有多大。

但好歹读过几本书的孔乙己，为什么会成为这个鲁镇中的“贱民阶层”，这却是一件殊堪玩味的事情。

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认为古代中国社会是尊重知识的。毕竟我们是发明科举制的国家，读书人，尤其是在鲁迅所生活的江浙地区，据说非常受尊重。然而鲁迅在小说中描写的孔乙己却是一个人人见了都能踩一脚、不需要“为什么”的社会“解压阀”般的存在。

而所以如此的问题关键，其实酒客们从一开始就点出了：“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

是了，孔乙己的一切原罪，其实只在于他考不取秀才。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与其说是一套鼓励读书的教育制度，倒不如说，是一个披着教育制度外衣的政治分润制度——一个人，只要考上了秀才，见了县太爷就可以不跪、不自称草民、而是自道一声“学生”，相当于一片“草民”之中，好歹成了有点话语权的“大民”；如果考中了举人，则不仅有机会补缺低等官职、进入官僚体系（比如海瑞），到了明代还可以享受“士绅优待”免除徭役和赋税，所以《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之后，才会又富户们排着队给他送钱送田产——这在当时被称为“投效”，让一个举人老爷代持自己的田产，就可以免去官府严苛的赋税和小吏无休无止的纠缠；进士则更不用说，一步就能进入高级官员的序列。

所以你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一位内科举制度的存在而“重视读书人”真的是尊重知识么？不然，人们尊重或者说不得不惧怕的，是读书所换取的那个官职、那种权力。

相反，如果所读之书不够换取权力，或者干脆不能换取权力；我们就不仅轻视之，甚至要嘲笑之。就像孔乙己在酒店柜台上教小伙计回字的四种写法，出于酒店最底层的小伙计只是“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了。”

这里要多说一句，孔乙己要教小伙计识字的理由，原本其实是很充分的：“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帐要用。”孔乙己想跟小伙计说，知识其实是有用的。

但小伙计是怎么想的呢？“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我这辈子都未必能当掌柜，学你那个干嘛？

用今天的话说，孔乙己的思路其实反而有点像还想奋斗一把的“小镇做题家”“卷王”，小伙计却早已“躺平”了。

我觉得这里鲁迅其实有意无意写出了一个当时社会很深的死结——科举将读书与获得权力相绑定，以“敬畏权力”代换了社会尊重知识、好奇知识的氛围，最终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

晚清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代的，但与日本留学欧洲的学生如涩泽荣一、伊藤博文等人归国后都一展抱负不同，中国的留洋学生如果学的不是操舰、枪炮等“实学”、如严复那个样子，回国之后不仅是不受尊重，甚至是很容易落魄为半个孔乙己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人骨子里敬畏的是皇权，而并非知识。你学的那个玩意儿又不能考学、进入科举官僚体系的“正途”，学它到底有啥用啊？

当然从理论上来讲，学习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也可以进入民间的私营商业，靠兴办实业赚钱。但晚清的中国很不幸，又恰好推崇的是“官办工厂”或“官督商办”，这种企业里除了洋技师和关系户，根本就没有留学归国的本国技师能挤进去的地方。所以鲁迅的家庭只有“落魄”了之后才不得不送孩子去新式学堂，这并非一个奇幻的冷笑话。

因为不参加权力分润，就不被尊重，读多了书，却只被视为“迂腐、可笑”，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整体风气。

甚至更有甚者，你会发现这种民间普遍存在的“读书就是为了做官”的定向思维，直到鲁迅死后很多年还存在。比如至少到我父母那一辈为止，很多农村学生考大学，家乡人的第一反应可能依然是“不错，出来就是干部身份了，能当大官了”。而如果这个大学生毕业后混得不好，居然连干部身份和铁饭碗都丢了，家乡人的第一反应却又会一变，说这人“读书读傻了”。

你看，到底是“读傻了”，还是“发达了”。我们依照的评判标准从来不是你研究了什么学问，做的好不好，而是你是否依附和分润了权力。

鲁迅在另一篇小说《故乡》里，塑造的“我”是一个学新学的学生，他被故乡邻里杨二嫂数落时，人家说的也是““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你看杨二嫂在这短短一句话中的体现出的逻辑——读了书，就一定会当官“放道台”，而获得了权力，就一定会“阔”，会有三房姨太太，会出门便是八抬大轿。在这条鲁迅的乡亲们认同的社会阶梯里，读书其实只是故事的第一幕，是一块“敲门砖”，而接下来的一切只关乎于权力。

而孔乙己或者说孔乙己们的悲剧，就是他们错误的以为，这块敲门砖本身能获得尊重——所以孔乙己要教小伙计回字的四种写法，所以孔乙己要争辩“读书人的事，能叫偷么？”

读书人的事，怎么就不能叫偷呢？只有你通过读书，最终成了官。那个时候草民们主动献给你的东西，就自然不是偷了，是贡、是赋、是税、甚至哪怕是贿，也自然会有人给你为尊者讳，不仅不会指责你，反而说这理所应当。

而无论长衫客还是短衣帮们对考上“功名”的官们越敬畏，对读了半天书却最终“连个秀才都捞不到”的孔乙己就越鄙视。因为科举已经把鲁镇人们对知识的思维绑定在做官这个一件事上了，所谓“利出一孔”，一个人读书却考不上功名、甚或读书不为了求功名。这就像母鸡不下蛋一样，要招人责怪、嘲笑甚至愤恨。因为大家对这件事的思维，已经彻底工具化了。

所以很多解读嘲笑孔乙己，说他学的是无用之学——但我们要反问一句，学无用之学的人难道就该被嘲笑么？尊严就不应该获得保护么？这种解读从层次到观点，与小说中的那些浅薄酒客，其实并无不同。

我记得，王福重先生写过一篇谈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生近代科学革命的文章，他说，咱们中国人碰到一门新学问或者新技术，往往从工具理性的态度和角度出发，首先要问的便是，它有什么用？而且，这个“有用”的意思，还是当下就有用，马上就可以见到实际的价值，而不是将来有用或者永远有用。这就造成了我们思维深度的严重不够。

我觉得这话，用在剖析鲁镇人为什么嘲笑孔乙己时是很淋漓尽致的——鲁镇的整个社会氛围，其实就沉浸在这种似乎无处不在的“立刻有用”的紧迫感当中，如果一个人如孔乙己般，即读了书，却不能做官，还不会营生，他就会被判别为无用，而社会将为他提供的“无用之用”就是供其他人充当被嘲笑的贱民来消遣。到头来，孔乙己的存在，反而吓退了很多读书不为考学，或者考不上学的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搞了一千年的科举，即没有搞出近代科学革命，识字率在晚清相较于同期其他国家居然都很低——因为读书之用，早已被太高度的绑定了。

罗素说过，他赞成不计成败利钝的追求真理。科学史表明，科学创新的主要动力，是个人出于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兴之所至，醉心于彼的结果。什么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必定是那些生活无忧，可以排除世俗纷扰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一旦“无用”就被歧视、被嘲笑、被人人都踩一脚的社会里。

但对古代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历史上生活无忧的时代真的太少了，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些短衣帮一样，每日付出艰辛，连勉强糊口都难，承受的心理压力还只能找孔乙己们发泄，哪里会有心思和精力去想科学这劳什子呢？如果像大昆虫学家法布尔那样，整天去观察虫子的习性，恐怕也会像孔乙己一样被当成傻瓜，笑话死。于是近代科学就不会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诞生。

所以我想就像鲁迅自己说的，他写《孔乙己》并不是想讽刺谁，他就是想描绘一个故事——“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对于成不了官，甚或者不愿“学而优则仕”的“臭老九”们。我们真的有我们所自认为的那么尊重他们，尊重知识么？这个答案，恐怕如孔乙己被隐去的那个下场一样残酷。

于是孔乙己的悲剧，最终也成了鲁镇的悲剧。

全文完

本文8000字，感谢读完，周末谈心+鲁迅小说的系列解析一篇，愿您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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