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成：研究历史必须凭借于史料

另一类史料是记述太平天国某些活动的私人笔记、日记。这主要是曾在太平天国地区或军中生活过或同太平军有过接触的一些文人所写。这类材料往往在不同程度上记录了太平天国将士、官员或乡官的活动，以及太平天国的设施、制度，甚至还抄录了太平天国的文书、告示，虽偏见、诬蔑之词在所不免，但很有史料价值。

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辑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以及本书中多次提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编的《太平天国史料》，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太平天国》八册等书，都应是研究者案头常备之书，其中有相当丰富的这类史料。

清朝政府和官员在对抗太平天国过程中形成的文书，也是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史料。它们包括清军机处保存的档案，经过清朝官方据档案编辑的《剿平粤匪方略》，和曾、胡、李、左等清方统帅、将领等人文集中的奏稿、禀报等。它们主要反映了清朝方面对付太平天国的对策，有时也包括一些太平天国内部情况的情报。

在这类史料中，曾、胡等的文集流传较多，研究者不难利用。《剿平粤匪方略》卷帙浩繁，流传不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已开始编辑出版《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这一部大型资料书一定大有助于太平天国研究。

太平天国兴起时，正值鸦片战争后中外接触日益增多的时期。外国侵略者，特别是英国，非常注意中国的情况。他们的领事、公使、传教士等就见闻所知和同太平天国的亲身接触，写了很多情况报告和通讯。这些材料，或存于官方或教会的档案，或曾在当时的报刊发表，其中不仅反映了侵略者官方或个人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也有不少记载了他们与太平天国当局交往的情况、太平天国的政策、设施和太平天国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说，西文资料是太平天国史料的一大宝库。

国外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十分重视利用西文资料。美国邓嗣禹、澳大利亚葛利戈里主要利用英国等的官方档案写了《太平天国起义和西方政权》《英国和太平天国》这些重要著作。英国柯文南利用西文史料详注《李秀成自述》，被邓嗣禹称为传世之作。

但中国学者利用西文史料的情况却很不理想。简又文是研究太平天国的前辈，在海外尤负盛名，我以为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介绍（翻译）和在研究中开始利用西文史料。我国学者长时期未能重视利用西文史料，甚至连当时人根据直接见闻和文献写成的著名著作如密迪乐、费熙邦、白伦等的书也很少利用，这不能不限制我国研究太平天国的水平。

反之，如果我们今后能重视利用西文资料，仅此一项，就必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太平天国。西文史料数量很多，利用是有困难的。搜集整理保存在外国的西文档案以至早年出版的西文报刊，非个人所能为力，只有依靠专业部门去做。

一般研究者利用经过编辑出版的史料以及某些根据原始的史料写成的书，是能够做到的。国外经整理、汇编出版的《英国议会文件》（中国）和《美国外交文件》（美国和中国），其中有关太平天国时期的部分，都值得认真利用。

美国已故的学者克拉克生前搜集了大量西文公私资料，他去世后由葛利戈里选编一部分，于1982年出版了《西方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对中国学者是极为方便、有用的。克拉克所遗的目录，由柯文南、狄德曼继续搜集，扩充了五倍，编成了《关于太平天国的西文资料目录》，且不少条目有提要说明，对于有条件进一步利用西文资料者，是最好的引导。

任何科学研究，包括太平天国研究，其成就之大小，不仅依赖于史料之利用，更依赖于理论思维的能力。历史研究课题，特别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都需要给予一种解释，这是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例如太平天国起义的条件、内部矛盾的性质、革命失败的原因等等，都应结合具体的史实，提出研究者的看法。这不是单纯的史料排比所能解决的，有赖于理论思维的能力。

历史是过去的事。我们如何得知过去的事？当然要依靠史料——对过去事情的记载。但史料只记载过去，只是过去情况的局部；无论史料如何丰富，也不能记载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更不用说有些重要问题的史料很贫乏了。

以局部性的史料研究历史，需要充分发挥理论思维的能力，给予历史以尽可能正确的解释。反过来说，也正因为记载过去的史料是不完整的，历史学家才有充分发挥自己的研究才能、驰骋于历史领域的宽阔余地。

史料之记载过去不仅是局部的，而且其准确性也有种种差异：有的是亲身经历，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根据别种记述加以敷衍陈说。即使是亲身经历者的记述，有的是当时的记录，有的是事后的回忆，有的是对事件有利害关系或看法，因而有自己的选择性。关于同一事件的史料可能有多种多篇，研究者怎样加以鉴别利用是大有区别的。

一个研究课题的成就大小，并不取决于所引史料的多少，三条还是五条——来源相同而内备相似，即使十条也只等于一条，如果对准确性的鉴别缺少说服力，十条也不能说明一件事。鉴别利用，要依靠考证和思考。

例如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林凤祥的籍贯和早年事迹，有不少不同的说法。前些年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林凤祥被俘后的供词，其中说他是太平天国起义后占领永安州时期去永安做买卖而参加太平军的。但向达自英国抄回的天王、幼主诏旨——早在1950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中就已刊出，其中加封“平在山勋旧”的名单里就有林凤祥之名。“平在山勋旧”意味着参加金田起义的老兄弟。

研究者究竟应该相信哪一种记载？这需要研究者进行分析、判断。诏旨中的说法没有作假的动机，而供词既非亲笔，也有掩饰自己事迹的可能。经过分析，足可判断不能以供词推翻诏旨。后来发现的《天兄圣旨》记录林凤祥在起义期间的活动事迹，更从文献上证明了供词的不可信。

又如，有论者认为，石达开曾伪造天王密诏，蒙骗将士追随他闹分裂，其根据就是石达开部下朱衣点、童容海、吉庆元等后来脱归天京及上天王的奏。这份文件是太平天国方面本身的，不同于清方记载中的推测之词，既然朱衣点等说他们相信了“翼王亲奉密诏”而跟他出走，论者以为石达开伪造密诏欺骗将士是无可置疑了。

的确没有别的史料可以直接否认这种论断，但我们可以分析。石达开脱离天京时曾公开张贴布告；出走时他的部下与其他太平军官员还有一次谈话。这些文献记载都保存了下来并早经出版。石达开在布告中和他的部下在私下谈话中都宣布了洪秀全对他的疑忌和他要出师远征的决心，哪里还有可能去欺骗将士说他是奉洪秀全的“密诏”出京的呢？朱衣点等脱离天京几年后又回到天京，向洪秀全上书有所陈请，对过去的行动作一番解释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他们的解释是否都是事实，需要研究鉴别。如果见一件新史料就信之不疑，不顾与其他事实是否矛盾，那就没有什么研究工作可谈了。

有一些青年朋友读了不少书，积累了不少史料，但提不出需要加以研究、解决的问题。这使他们事倍而功不能及半。这是因为他们不善于思考和分析，也就是在理论思维方面有缺陷。思考和分析应该贯穿于整个研究的过程。

阅读史料，同时进行思考、形成问题，进一步积累史料，或许原问题的范围扩大了，或许原问题得到了解决，出现了新问题。这样，经过一定时间的阅读、研究，可能既发现了问题，同时又有了解决问题的答案，也可能是，问题已经发现，已经成立，但解决问题的根据还不足，那就进一步去寻找根据。

这样的过程，其成效的大小取决于研究者的思考分析功夫。所以，可以说，在研究工作中提出真正的问题，不是研究的开始，而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阶段的结果。这绝不是积累史料所能自行实现的，需要既积累史料又充分发挥理论思维的作用。

把积累史料和思考分析结合起来，并不神秘，是受过研究训练的人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做到的。以一件事为例。曾有不少论著都说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时就确立了直取南京为都的战略。1962—1963年我在研究太平天国壬子二年进攻长沙之役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进攻长沙达八十余天之久？此前进攻桂林三十余天，都是久攻不克而撤围，这些战史实践是同早已确定直取南京为都的说法矛盾的。

由于头脑中有了问题，文献史料中许多过去被忽略的或者熟视无睹的事实纷纷涌到了眼前：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内部对进军战略有过变化、有过分歧和争论；洪、杨之间对此久有矛盾；一本官样文章式的《建天京于金陵论》是有所为而出版的。我在1964年就此写了一篇《太平天国起义史上的一个问题》，1978年经修改补充后以《太平天国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为题发表。

这篇论文中关于太平军久驻永安的解释和建都南京同北伐失败的关系，同行还有不同的意见，但论文的主体即上面提到的几点，我想是可以成立的。这样，这篇论文总算提出和解决了太平天国史上的一个问题。但这样的问题是任何研究者都可能提出并加以解决的。太平天国行军作战的实际同直取南京之说，明显存在矛盾，只要多思考，就可发现问题，从而解决问题。

关于太平天国史的论著已很丰富。从目录中，可以发现已不止一位或几位作者就其中的许多问题发表过多篇文章或著作。这些论著积累起来，构成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现有水平，使我们可以说，太平天国史这块园地的成果是丰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来者已没有继续耕耘的余地。实际上，空白或薄弱之点不少。后来者继续前进，攀登高峰是大有可为的。当然，太平天国的园地已经有许多人耕耘过，需要精耕细作才会有较高的收获。

“精耕细作”意味着深入。怎样才能达到深入？对研究者来说，树立研究工作的科学态度、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搜集丰富而准确的资料，这几点都很重要。需要补充和强调的是，在史料方面，我们要充分重视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

研究太平天国要充分重视太平天国文献，这不应成为问题。但事实上，这可能还是一个问题。

例如，当研究的目的旨在强调太平天国的斗争精神时，太平天国的遗存文献就很难受到重视，因为它们很少记录这些斗争。如果在以往的研究中存在着重视利用太平天国文献不够的缺点，其原因，从这一点也许可以连类推想得之。

太平天国的斗争和战争无疑应该研究，今后还应该加强。但从总体来说，应该首先或着重研究“谁”进行了这些斗争和战争。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不少，从斗争和战争的行为来说，很多是相同的。它们的性质是否有所变化，同进行斗争的农民有怎样的密切相关性。

对太平天国的斗争和战争已有相当多的研究，但今天对这些斗争的性质还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我们把研究的重点稍稍侧向了解太平天国，研究太平天国自身，研究太平天国是“谁”，“谁”在进行这些斗争，也许问题比较易于取得共识，而太平天国的遗存文献也就会更受研究者的重视。因为这些文献是他们的，应该最能反映他们自己。

五十年代曾有一次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和作用问题的热烈讨论。近来虽未形成集中的讨论，但可以看出，某些论著在鞭挞它的落后性，另一些论著则强调它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太平天国的性质和作用问题，同上面谈到的“了解太平天国”的问题有相通之处。

太平天国究竟是怎样的运动？它内部似乎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石达开、李秀成等的“爱民”政策对贫民有益，但不会触及社会的制度，洪仁玕呼唤近代化的社会，而居于主导地位的洪秀全主张以理想化的古代模式改变现存制度。

在历史的长河中，新的社会关系的出现，往往需要经过一段过程。某种运动的性质，可能是顺流而进的，也可能是一股逆流，还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既有回流，也有顺流。太平天国是不是一次近代性的运动，这里姑不置论，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它与以往单纯杀富济贫、攻城劫狱的造反行动不同，它有自己独特的改造社会的思想和政策。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体现出两种从不同的方向改造经济和社会的设想。“爱民”和“施仁政”不会改变社会的制度，这是后来人根据科学理论所作出的认定和判断，而在当时的当事人，他们自己以为这也是对现状的改变。

太平天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它要摧毁旧宗教，改造文化——虽深受孔孟的影响，但否定孔孟和一切古圣前贤的地位；虽然自己有各种烦琐无谓的礼仪和文化政策，但提倡明白易懂、文以纪实的文风。

太平天国要改造道德，反对缠足、娟妓、赌博、风水迷信，同时又遵从君臣父子夫妇之道，特别注意男女大防。它有强烈的汉族意识，同时又幻想上帝旗帜下的世界大同。它对外国人亲善友好，同时又以天朝上国自居。如此等等。

研究太平天国的性质，不应是抽象的，应该对构成“太平天国”的这种种元素以及它们的矛盾进行具体的研究。而进行这样研究的必不可缺的材料，是太平天国自身的文献。不仅仅是《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其他各种足以帮助人们认识太平天国的遗留文献都应加以利用、研究。当然还要结合其他史料，包括能说明他们的行动和实践的史料。但首先不能忽略对太平天国本身文献的充分利用。

最近有一种对太平天国的看法认为，太平天国扫荡了代表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真使人怀疑这种看法所指的扫荡者是“谁”。是“太平天国”吗？别的不说，就以扫荡“夫权”而论，太平天国最早出版的印书之一《幼学诗》中有这样几句：“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如果考虑到这些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我想应该得出另外的更为全面的结论。

又如，有一种看法认为，太平天国拒绝接受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主权，不准外国船舰驶入。但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并不支持这种看法，至少不支持这种全称判断。我们且把问题简化，只谈司法权。李春发等致函美国官员：“至贵国人民犯法，自当送交贵国惩治，本国人民犯法，亦由本国惩治，敬如所约。”这不是允许外国官员在太平天国领土内拥有司法权吗？这正是不平等条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后来的中国人费了近百年的努力才废除了外国的这种特权。当然太平天国是在无意中失去这类国家权利的，这是历史条件对他们的限制。充分地利用、研究太平天国自身的文献，以及外国的文件，就不会把问题如此地绝对化。

“上帝教”是太平天国的一部分。要认识太平天国，就必须研究太平天国宗教。曾有一段时期学界回避或否认宗教在太平天国的存在。太平天国关于上帝教的那些遗存文献，特别是洪秀全本人撰制的那些书籍和诏旨，由于大多有关“天情”，多遭漠视。但是，宗教在太平天国的确存在，尤其存在于它的领袖们的头脑中，并且起着影响太平天国思想、政治和外交的作用。所以，太平天国宗教值得花力气深入研究，这要求前未利用的那些太平天国文献得到重视，读懂它们，发掘它们的含义，了解它们的实际影响。

太平天国有着浓厚的民族意识：站在汉人的立场反对满族统治。这种意识出于宗教上的原因而变得更加尖锐而激烈。认为民族情绪只可能与地主阶级有关而在太平天国内部划分农民反封建派和地主反满派，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从上到下的众多遗存文献几乎都表明了这种民族意识的存在。这当然应该加以科学的分析、说明，使人们理解它的历史条件，理解它的实质和影响，但首先对文献中这方面的内容不能忽视，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它的存在，加以认真研究。

太平天国曾设想改造社会。理想和实际是有距离的，有的理想也并未推行。但他们曾治理一些地区若干年，他们执行中的政策对这些地区究竟造成了什么影响？使其发生了什么改变？或者说，太平天国治理下的社会状况究竟是怎样的？这是认识太平天国的另一方面重要问题。我们很需要研究太平天国治理下的一个地区，例如一个县、一个乡镇，研究这个地区各个阶层如地主、农民、知识分子、商人、手工业者的经济状况、政治态度、社会风习、生活状况以及基层行政、官民关系等，借以了解太平天国对社会造成过何种影响。

太平天国遗存的文献对于这样的研究是远不足用的，需要尽可能搜集当时人的记载，利用其他的史料。但值得庆幸的是，社会动态研究中的某些问题，例如基层行政、官民关系问题，还留下了少量文献值得我们重视。如《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编入的一批浙江东阳县基层乡官和民人的上禀文书，就有一些关于军民关系和乡民负担的材料。

太平天国在运动中也改变着自己。它的思想、政策有变化。它的领导层和内部关系有改变。它的官制、军制、办事制度有改变。这些问题无疑首先需要利用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进行研究。我们要研究太平天国治理下的城乡社会，也应把太平天国的领袖、官员、将领、士兵作为一个社会的集团来研究。对于后一方面，太平天国遗存的文献虽然不多，但仍足以支持我们去尝试进行若干有意义的研究。

从英国传回的护王陈坤书部的兵册、记事文书等，是了解太平天国的一个比较高级的军事单位内部情况的珍贵资料，可以使我们了解后期太平军的组成、士兵的来源、内部如何办事、军中兼做“生理”的点滴、军火物资如何分配等等。这值得做一个专题的研究。

长期搜集得到的太平天国残存文献不应为出版而出版，充分利用它们作为深入研究的材料，更丰富的收获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