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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拉古之惑机器来了，我们何去何从
叙
叙拉古之惑//约 8 分钟
走进任何一家餐馆，扫码点餐已成为标配；超市里，自助收银台前排队的人越来越多；银行网点，智能终端替代了大部分柜员业务。这些以“便捷服务”为名的技术，正悄然改变着我们最熟悉的生活场景。而更具颠覆性的技术正在涌现：ChatGPT等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能够撰写文章、编写代码；各大城市街头出现的无人驾驶出租车，预示着交通行业的深刻变革。在远离大众视野的工厂里，工业机器人和数控机床正夜以继日地取代人工，成为生产的核心力量。在这场变革中，一个根本性问题亟待回答：当机器不断替代人，我们该如何重新主张自己的位置？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凭借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的相对低廉优势，成功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吸引境外资本和技术，依靠来自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作为人口红利，中国迅速发展起劳动密集型产业。2010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发生在深圳富士康的连环跳楼事件，揭露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阴暗面。人们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月平均收入约2000元，其中一半来自加班费。此后，工厂实行准军事化管理，严格的安检制度禁止工人携带手机及任何金属物品进入车间，以至于工厂周边的小商店都在专门售卖“无铁内衣”“无金属腰带”。就在同一年的5月，广东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公司近百名工人因对薪酬制度不满，发起了罢工，历时18天，最终以工人争取到每月加薪500元而告终。这起罢工不仅在本田汽车的生产链中引起连锁反应，还在整个汽车汽配行业掀起了一场罢工潮。这两个事件标志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和"用工荒"现象的出现，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国内陆以及东南亚国家转移。取而代之的是，“机器换人”成为新的趋势，中国制造业正在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追求“机器红利”。然而，这种转型带来了更深层次的疑问：被机器替代的工人们将何去何从？他们是被推向劳动条件更恶劣的工厂，还是被彻底挤出制造业，流向技能要求更低的服务行业？在技术升级的大潮中，工人是获得了技能提升的机会，还是被无情地淘汰？自2018年起，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许怡，开始系统研究“机器换人”的社会影响。通过持续数年的工厂田野调查，她逐渐认识到：机器不仅在生产环节替代人力，更在观念层面建立起一种“机器霸权”。蓝天空调厂的装配线上，机械臂精准地完成着重复性工作。工人们从生产者转变为机器的监督者和维护者。一名年轻工人告诉她：“现在的工作就是看着机器运转，出现故障时叫技术人员。有时候觉得自己也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如果说制造业的"机器换人"还相对缓慢且隐蔽，那么2024年武汉无人驾驶出租车"萝卜快跑"扩大运营范围的事件，则像一道从天而降的轰雷，公开宣告了自动化时代对另一个重要行业的颠覆。无人驾驶车辆能够以多重安全冗余设计和超大算力，应对复杂城市路况。可以预见，无人驾驶的时代已经不远。但这一技术突破对现有的运输行业工作者意味着什么？一位在广州开了十年网约车的司机告诉许怡：“如果无人驾驶真的普及，我们这些人该怎么办？除了开车，我什么都不会。”他的疑问，正是千百万面临技术性失业风险的劳动者的共同焦虑。基于以上观察，许怡提出，“机器霸权”体现在两个层面：在生产过程中，机器占据中心地位；在观念认知上，机器被普遍认为比人类更优越、更可靠。我们不自觉地将主体性让渡给机器，甚至认为这是“进步”的必然代价。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升级所引发的劳动力替代，一直都在不断侵蚀着人们的工作岗位。在蓝天冰箱厂的调研中，许怡发现，工人们发展出各种“弱者的武器”：故意放慢与机器的配合节奏、隐瞒操作窍门、甚至偶尔的破坏行为。近年的美国编剧工会罢工行动则揭示了不同以往的情况。2023年5月2日，代表11500名编剧的美国编剧工会发起了一场历时5个月的大罢工。这场罢工将限制人工智能使用作为主要罢工目标之一，也是其间最有影响力的劳工行动。在流媒体平台兴起的趋势下，编剧们本就面临收入下降的处境。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使影视公司开始尝试利用AI替代人工编剧，这直接触动了编剧们的核心利益。罢工前夕，编剧工会与影视制片人联盟及主要的影视公司进行了长达数个月的谈判，但未能达成令其满意的协议。随后，97.85%的工会成员投票赞成罢工。罢工期间，工会规定其成员不得与影视制片人联盟所代表的任何一家公司，进行创作和修改剧本等工作，同时在各大影视公司设立罢工纠察队。罢工行动给制片人和影视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华纳公司表示，罢工让其损失了5亿美元。加州财政部长则认为罢工行动“让好莱坞陷入瘫痪，整个加州都受到影响”。在诸多社会压力之下，影视制片人联盟最终同意重启谈判。双方经过多日的谈判，于2023年9月24日正式达成临时协议，明确规定：禁止制片公司使用人工智能直接创作剧本、取代编剧在创作中的核心角色；保护编剧的原创性和对作品的编著权，AI工具仅限于辅助创作；影视公司必须向编剧明确告知使用AI技术的情况，所有涉及AI的工作必须经过编剧的知情同意及参与。这场罢工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影视行业的范畴。它向我们展示：即使是知识劳动者，也面临着被AI替代的威胁；而通过有组织的抗争，劳动者完全有可能在技术变革中维护自身的权益和尊严。面对技术性失业的风险，各国学者也提出了各种应对方案，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全民基本收入（UBI）。UBI指的是一种无条件、向所有个人、定期发放现金的经济方案。有趣的是，UBI在西方得到了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士的支持。保守派欢迎UBI，是因为它简单明了；自由派推崇它，是因为它有望彻底消除贫困。而硅谷的科技巨头们也纷纷表示支持UBI，并将其视为解决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失业危机的“21世纪社会疫苗”。更重要的是，UBI的理念之所以能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流行，原因在于它不会扰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这种所有权，并认为是资产阶级慷慨解囊的表现。UBI并不去质疑这些科技巨头给人们生活和生计带来的重重危机，也没有挑战技术发展带来的收入不平等，它只是把问题的出路指向了再分配。这种无差别的社会保障方式也许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不改变其政治经济框架下，应对技术风险的有限选择。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这条道路只能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不可能带给人们“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再分配”，而是希望从根本上改变技术的属性呢？“技术共产主义”提出更激进的设想：将技术从资本家手中夺回，交还给劳动者与社会。大数据通过不断圈占公共数据，窃取个人隐私，使社交与消费行为沦为广告商操控的"数字劳动"，并最终把全民拖入无休止的消费主义陷阱。这些危机并非技术本身的"失控"，而是资本无限追求增值的结果。如美国社会史学家诺布尔在《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中揭示的，技术具有政治性，在资本主义的政治框架下，指望技术服务于人道的目的是一个幻想。因此，要改造技术的属性，就不得不改造其赖以生存的制度土壤。迈向技术共产主义的关键，在于资本手中夺回技术及其物质表现形式的所有权，从而实现一个无阶级、无剥削、资源共享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美国编剧工会的罢工正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他们不仅要求更好的报酬，更要求对AI技术的使用拥有发言权和决定权。机器不会停止前进，但我们仍可决定技术的方向。在这个自动化与智能化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面临的选择不是要不要技术，而是要什么样的技术，以及技术为谁服务。从富士康的流水线到本田的罢工现场，从武汉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到好莱坞的编剧罢工，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章节——技术在重塑劳动世界的同时，也在考验我们捍卫人性尊严的智慧和勇气。这本书不仅是对“机器换人”现象的记录，更是一次对劳动、技术与人性关系的深度叩问。在这个机器日益智能的时代，重新主张“人”的位置，不仅意味着要在劳动市场中找到立足之地，更意味着要在观念层面打破“机器霸权”的迷思，在制度层面构建更加公平的技术治理框架。一个属于机器的时代正在来临。自动化不仅改写了工厂的节奏，也正在重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明明只是协助生产的机器，却逐渐使人类退至辅助者的角色。人们开始相信——机器无所不能，甚至比人类更优越。在这股看似不可阻挡的浪潮中，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许怡，深入智能制造和自动驾驶的产业一线。她以研究者与劳动者的双重身份，揭开了技术神话的另一面：机器并非中立，而是在社会建构中获得权威，并逐渐主导劳动过程。只有从各式各样的“机器迷思”中挣脱出来，才能唤起对一种更加公正、民主、以人为本的技术未来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