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剧，被骂出圈

写在前面

今晚聊最近最好的一部剧：

《都是她的错》

这部剧刚出来的时候，最出圈的不是剧，是一条“拳味太重”的豆瓣评价引发了群嘲，很多人因此好奇去看了剧，还有大量网友涌过去反驳这几个字，反驳得也很精彩。

我不想对这种现象本身发表什么评价，似乎每一次有较为尖锐的影视作品出来，都免不了要面对类似的“针对性别表达的不满”。我认为那无法称之为批评，只能是主观层面的不满。

这都不重要。它们不妨碍这部剧开分9，陆续涨到了现在的9.2，进入今年高质量剧的前列，也不妨碍这部剧带给女性更多共鸣与思考。

甚至那些言论恰恰就是这部剧所讽刺、批判的东西——“都是她的错”，这句话说的就是那些还在拥护父权制度的男性，对自己的错误的推脱，无视，倒打一耙。

这部剧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告诉所有人，掩耳盗铃是无济于事的，无论包装得多隐蔽，这些错误都会以不同的方式被发觉，揭穿，公布。

所以我推荐这部剧，向所有还有那么一点关心人类社会的现在与未来的人。

它提供了一次非常好的供我们识别已有错误，识别自己有无陷入父权陷阱的机会。（下文解读部分涉及剧透，会影响体验，建议先看剧）

一、日常，但不正常

这部剧对我来说的第一个优点，是把我们老生常谈，甚至有些烂大街的“结构性压迫”这几个字，用极为朴素的日常，给具象化了。

这部剧的故事发生在美国，主线是一宗孩子疑似被拐卖的案件，编剧有意地做成了两层现实的嵌套，表层的现实是孩子失踪，需要寻找凶手，这是负责悬疑的部分，做得很精彩。

里层的现实是女性屡受指责，深陷在育儿困境里，同样需要寻找“凶手”，寻找错误的源头，做得很隐秘，但非常深刻。

两者是相反的，前者起伏跌宕，后者平淡日常，但恰恰后者的平淡负担起了没那么“犯罪电影”的部分——一种谁都在经历的生活，一种离普通女性无限近距离的生活。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几个细节。

全剧的第一幕画面是母亲玛丽莎的脸，她按响了一户人家的门铃，笑着对里面的人说：“您好，我是玛丽莎，来接我的儿子麦洛。”在得到否认麦洛在这里的答复时，她慌乱地确认地址，说自己孩子应该在这参与玩伴聚会。

这里的重点是母亲的反应，这是让人后知后觉的东西，毕竟粗看只是一个妈妈去接孩子，真的很难让人意识到什么问题，但里面的信息量其实已经很充分了——为什么妈妈接孩子——是偶然吗——不是，因为她整个过程极为娴熟和习惯——为什么慌乱？——因为一直都是她接孩子，这是她第一次没接到——她第一反应是确认地址，而不是询问丈夫。

慢慢的，后面类似的细节开始大量涌来——

发现孩子失踪后，在为了找孩子召开记者会时，玛丽莎和丈夫都发言之后，记者的问题只针对母亲发问和责难，镜头也从原本二人同框变成了聚焦玛丽莎，彼得在侧边甚至消失了。

另一个母亲珍妮，让孩子去穿衣服，顺手把孩子不再吃的、桌上的杂物收了起来，丈夫倒了自己的饮品后就走开了。

这几个细节都没有用台词去强调，可能很多人甚至就觉得这没什么，母亲去接孩子，母亲知道得更多所以问母亲，母亲习惯干活所以这么做了，不是吗。

可当这些内核相似的情节放到一起的时候，它无疑是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真的是正常的吗？为什么这些大部分时候只放在女性这里才会成立？很多人包括女性自己，又是什么时候默认了，这就是属于女性的日常？

编剧不吝笔墨地放了大量这样的细节，去叩问观众的警觉，好对女性的普遍困顿有更内源的理解。

包括整个追凶溯源的过程，也是编剧利用“都是她的错”这一错误的大众认知，去反讽、厘清结构性偏见的过程。女性更容易被指责，本质就是男女肩负的责任不平衡，对女性有过多侧重和压迫。

玛丽莎需要事无巨细地负责孩子的事务，为了让孩子安睡需要学习理论，夜里频频起来安抚，处理孩子学习乃至课后活动，被迫在多个养育节点上成为第一负责人，这也就必然地增加了女性犯错的概率。

而男性则因为参与非常有限，对孩子事务几乎无知，免去被责问的理由。

构成且支撑这种现状的无疑就是父权结构。

二、反对什么，改变什么

剧没有止步于呈现女性的受压迫困境，还利用“都是她的错”这一点做了社会层面的延伸。

人类很容易陷入的另一个误区是，会习惯于追讨一个具体的对象，不是她的错，那就是他的错。这种追因在有些时候没有问题，但我们仍需意识到，它很可能会掩盖那些更本质的错误。

剧里指出了父权基础之上，社会运作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就是每当动乱发生，人们会下意识寻找一个让自己摆脱失控感的对象，以供发泄自己的心理压力，而父权利用了这一点，或者说正是基于这一点，制造了性别分工和母职绑架，让女性屡屡成为那只舆论上安抚大众的替罪羊。

发布会上各个记者对玛丽莎的追问，便是企图抛出各种恶意的可能性“孩子被带走时，你人在哪里？”“你昨晚联系出版社了吗？”去撬动其中可以用来分担公众情绪的空间。

学校老师得知珍妮雇佣的保姆是嫌疑人，也在真相未明前表示了恶意。

还有玛丽莎身边人的情绪宣泄，彼得在得知孩子可能遭遇危险时，抑制不住地说：“你怎么没看来电号码？看了就知道啊！孩子被带走了！”

久而久之，女性很容易就会将这种他责，内化为了自责，玛丽莎在得知出事后第一反应就是把责任揽在自己这里，为此道歉。

这也刚好给男性推责、舆论归责提供了空间和理由，相当于给“她错”叙事上了双重保险，在不自觉中被反复写就。

我们不应苛求受害者的应对与选择，只是至少对旁观者来说，我们要知道自己反对什么，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而不是被直觉、舆论牵引去怪具体的人。

或许也只有这样，伤害不会轻易地落到无辜者身上，“她错”叙事也才会终止。

三、看待男性与女性的方式

剧集还提供了一种更全面的“看待男性和女性的方式”。

剧里有三个母亲，三个家庭，无法忽视的一个词是阶级。拐走孩子的凯莉是孩子的生母，出身底层，死于彼得的枪杀。由于局面混乱，加上彼得对玛丽莎的威胁，彼得没有被追责。玛丽莎最后设局谋杀了彼得，也没有被追责，和孩子继续生活。

如果把焦点放在女性的人生差异上，似乎可以得出一种粗暴的推论，就是阶级困境大于性别困境，是因为阶级存在，才会导致女性互害，贫困女性被剥夺母职，中产阶级女性得以幸福。

但剧集的核心表达显然并非如此，它把阶级包含进去，是为了表示对女性更多层次困境的反对。把对立放在女性与女性这里，只会让背后的推手被隐藏。

从凯莉的家庭可见，她的母亲同样身受母职绑架，丈夫是美国较常见的底层男性，缺席孩子成长，她独自把孩子养大，只是条件所限，跟孩子难以培养感情。

这个条件下长大的凯莉，沿袭了母亲的困境，无法识别身边男性可靠与否，交了会走灰色捷径赚钱的底层青年男友，生孩子之前男友入了狱。想要夺回孩子，也错信了毫无底线的父亲。

性别和阶级困境始终以一种叠加的状态，同时搅动底层女性的人生，阶级决定了她们得不到任何经济或制度援助，没有获得足够的教育来识别父权，也没有任何底气规避风险。

就像凯莉男友为了赚钱走了捷径，在他被逮捕时他们又交不出保释金，当她们当了母亲，也只能越来越被动，接受更多向下的选择，代代如是。

所以或许应该这么说，如果凯莉母亲、凯莉这样的女性，曾得到过社会福利制度、生育福利等系统性的支持，同时没有遭受父权过多的影响和限制，也许她们的选择会改变，结果会有所不同。

对凯莉进行代际困境的溯源，就是为了强调，是系统的失能与失职，构成了所有个体困境的元问题。

审判玛丽莎不会减少凯莉的悲剧，只会让越来越多女性被迫陷入完美受害者的竞赛。

在现实处境明显不公正的时候，对女性更合理的看待方式，是更多看到她背后的缺与失，警惕目的未知的混淆视听。

对男性，我们也同样需要整体地去看。他们是父权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受害者，同时，我们无需因为这一点，对跳脱规训局限，或者做出了跳脱努力的男性，给予侧目和优待。

剧里有一个男性，明显有别于彼得等常见父亲的形象，也就是负责玛丽莎案子的警察。

他是理想的家庭成员与社会成员形象，会边工作边照顾孩子，会帮妻子一起收碗筷做家务，给玛丽莎善意角度的安慰，说嫌疑犯凯尔把误导的地址设在了自己养母那里，“他知道你会经历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于是让你去找他所认识的最有爱心的人。”

但不知道大家有无发现，剧里安排了另一个角色来跟他的行为做呼应：珍妮。

珍妮跟玛丽莎因学校活动相识，处境的相同让她们成为朋友，珍妮随时会因为孩子被中断事务，时刻操劳家事。

她一直积极地给玛丽莎提供情绪能量，给她拥抱，陪伴，在得知玛丽莎忧虑孩子时，她提供了保姆凯莉跟自己孩子玩耍时的温馨画面，安慰玛丽莎可以用这个画面替代那些人性暗面的想象。她安慰的角度跟警察都是异曲同工的，而且比警察要早。

我想说的是，不要拿女性的日常作为衡量男性美德的尺度。如果把自己视为人类共同体来行动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像警察这样的男性只是抵达了基础标准；如果这并非共识，那么女性向善的付出就是一种额外的劳动，一种值得被看到的选择。我们需要统一标准。

当然我们是认可警察的，正是因为他秉持这样的理念，他让他所代表的体系有了一些温度。他为了让自己患病的孩子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选择帮富人的孩子做伪证，最后也帮了杀夫的玛丽莎，让她免受追责。

既然系统本就不够完善，他选择用自己的权力交换一些力所能及的公平与正义。

只是，在针对大多数女性而言更好的未来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没有理由忽视或抬高任何一方。

未来究竟是警察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还是彼得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没有人可以断言，但这也将真正决定，凯莉这样的悲剧还会不会出现，玛丽莎和珍妮乃至两个孩子的未来，会不会真如理想的那样，雾霾散开，和煦晴朗，光芒万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