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国到“民族国家”：人类大衰退史略

丹尼尔·贝尔曾指出，民族-国家无论是作为决策框架还是作为政治道德的载体，对于小问题而言确实是太大了，对于大问题而言，又确实是太小了。今日世界的支配力量和推动力量要么是超越了民族-国家，要么就是虽然内在于民族-国家但也远离了民族-国家，而且往往是同民族-国家处于对峙的格局当中。

上个世纪初期的时候，韦伯在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文章中，探讨了一种“民族经济政策”的可能性，但韦伯很快便发现，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经济政策前景，仅就东普鲁士的农业政策而言，“东部援助”计划的黑幕便已经揭示出工业集团同容克农业利益之间乃存在着根本不可能协调的冲突，与此同时，波兰农业劳工的地方主义利益诉求更是挑战了这个民族帝国的核心政治力量。魏玛共和体制试图诉求决绝的法国大革命原则，以单一且不可分割的共和主权原则来恢复并管控在帝国时期遭到瓦解的民族统一性。然而，恰恰就是在魏玛共和时期，“反思帝国”的作品呈现出激增态势，并且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职业的学术圈子，成为大众话题；共和体制毫无疑问遭到了智识上的抛弃，而这也只能表明民族-国家式的决策框架在诞生之日便已经注定了覆灭的命运。

泰勒对此中情形给出了相当精细的剖析：“共和的德意志本来是应当对帝国金融体制实施改革，并对财富阶层开征税款；然而，‘民族’阶层已经对此做好了充足准备，他们宣称，税收只能用来支付对法赔款。于是反对税收就成了一项爱国举动；1921年的时候，直接税的额度实际上不增反减了。事实上，战争赔偿方面的款项跟德意志国内预算比起来，是不值一提的；1921到1923年间，几乎就没有支付过任何的战争赔款。通货膨胀的速率日益攀升，一直持续到1923年底，这完全是德意志国内的收支失衡造成的。战争赔款和通货膨胀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牵扯可言，德意志只不过是为了宣传才这么说的。此时的德意志不但没有对财富阶层开征税收，反而是靠着摧毁贫困阶层和中间阶层的储蓄能力来为这场战争买单。由此，通货膨胀便造成了相当深刻的政治后果，确切地说，此举令德意志在1924年的时候同1871年的时候一样，置身没有债务负担的局面当中，更确切地说，尽管输掉了这场战争，但财政状况同1871年赢得战争的时候竟然是一样的。经济上的后果也同样深刻：德意志重工业由此便得以将先前累积的债务负担一笔勾销，进而腾出手脚将全部的生产程序予以合理化，其势头之威猛丝毫不逊色于1870年代的那场‘工业革命’。社会方面的深刻影响才是重中之重：共和体制采取的此种经济政策剥夺了德意志中间阶层的储蓄能力，进而使得工业巨头成为德意志经济生活的绝对独裁者。拥有储蓄能力和投资能力的中间阶层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稳定和秩序的支柱，然而，这样一个中间阶层在德意志要比法国和英国来得晚，由此在1914年之前便已经造成了德意志政策失去重心和稳定性；如今，这样一个中间阶层算是被彻底摧毁了，德意志这艘航船就此也就失去了稳固且可靠的龙骨。往日里的寻租阶层现在一无所有了，于是便丧失了制动闸的功能；于是他们仇恨这个共和体制，认为正是这个共和体制造成了自己的灾难；于是他们变得暴烈且没有责任担当；于是他们便随时准备追随第一个以救星面目出现的民族救星，只要这个煽动家不是很明显地出身工人阶级。可以说，通货膨胀较之其他一切单一因素，都更强有力地决定了共和体制的覆灭命运；追究其中的原因，却也根本不是盟国政策，而是因为德意志自己未能向财富阶层开征直接税。”

实际上，迄今为止的大规模人类制度史都表明，一切大规模的体制都在经历了成长过程之后，最终会抵达一个瓦解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事态凝结为一个死结，历史进程本身同样也陷入僵滞和无望的困境当中。强烈的内部张力正在驱使今天的民族-国家向着更高也更富内爆力的层面急速推进，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令人类理智备感挫折，实质上，这一进程已经令民族-国家远远地超越了道德教育的进展速度，非但已经无法依托民族-国家建立一套稳定的价值体系，而且两者之间的巨大断裂还只能凭借“现实政治”来加以弥合。一方面是基于地方和种群的直接民主诉求，这种诉求时常会在民族-国家层面上提升为民粹主义或者以宗教-伦理传统为外壳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来自世界市场和国际压力集团的超民族-国家诉求，这方面的诉求常常迫使民族-国家不得不以国内市场为代价，寻求一个虚拟的民族经济统一体的扩张；实际上，民族-国家自“欧洲帝国主义时代”结束以来，一直就置身于魏玛共和当年所遭遇的两难境遇和双重夹击当中，无论是行动框架还是决策范围从来都是布满裂痕，并且时时刻刻都有瓦解的危险；正如同法国大革命造就的单一共和体制一样，作为一种抽象的政治-道德存在，可以说是完美的，但在时间长河中，往往都是由北意大利共和国、莱茵同盟、大陆体系这样的废墟来填充的。此种局面之下，魏玛共和时代的“反思帝国”运动是颇令人难以理解的。在这次运动中，主流见解乃力主一种民族性的帝国观念，德意志“人民”的单一主导权是此种帝国观念的根基所在。在这次思想运动中，俾斯麦“文化斗争”的血脉得以恢复生机，共和精英纷纷将前宗教改革年代的基督教统一体视为“天主教乡愁”或者“浪漫派乡愁”，并嗤之以鼻，以多元诉求和包容性为原则和特征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奥匈帝国遭到强烈批判，宗教战争之前的霍亨斯陶芬王朝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哈布斯堡王朝便成了不幸的靶子，在这些民族帝国主义者看来，这两大帝国都自陷于“意大利幻象”和“东欧幻象”，试图依托包容性的观念原则而非排他性的力量原则来复兴罗马帝国。

问题在于，欧洲殖民帝国的这批精神传承者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根本没有注意到作为一种观念的传统帝国同现代的民族帝国之间，根本没有共性可言。民族帝国不过是民族的扩张而已。不过，“欧洲帝国主义”时代面对的问题还是那个古老的问题，正如恩斯特.福廷在论及但丁时曾询问的那样：“那个巨大的难题，任何研究但丁政治思想的人早晚都要对付它：但丁这个欢呼亚里士多德作‘哲学家之大师’、声称自己是其忠实信徒的人，为何在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却与其分道扬镳？只要读一遍《政治学》就能充分明白，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能引领人走向至善的社会既非世界帝国也非大的国家，而是城邦，相对小的城邦。人在本质上是‘政治（城邦）的动物’，也就是说，人们生来就是城邦而非帝国的成员，城邦是唯一的组织，在那里，人的潜能可以全部实现。城邦，也只有城邦，才适合我们的能力去了解和热爱，从而人们才可能全部投入共同体的生活。不仅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还统治这尘世上所有的国家——再没有什么比这样一个政府概念更远离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了。经验说明，大规模的帝国往往与残酷的压制和暴政同义。人习惯于他们自己的律法、习俗、传统和特定的生活方式，不愿意为了某些陌生而且常常是深恶痛绝的东西而放弃它们。想到所有这些，就几乎不可相信，象但丁这样狂热地爱着自由的人，会认同和希望那种会妨害自身实践的政治机体成长起来。是什么引导他如此？”

问题并未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不过恩斯特.福廷显然是错误地颠倒了解释框架，但丁的帝国乃是观念层面上的帝国，以多元和自由为诉求，相形之下，城邦作为一个封闭且极端排外的微小政治单位，却是一个兼具内爆力量和扩张冲动的统一体，正如雅典的两次海上同盟和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这样的城邦体系是不可能有自由和包容性的长久生存空间的，修昔底德将城邦体制的帝国诉求建基于“利益、恐惧和荣耀”，而这些元素则是植根于人性的普遍缺陷当中的，城邦体制不但不能像但丁的帝国那样，缓和并消解人性当中的这些缺陷，反而是对之实施了接纳和激发。威廉.弗格森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城邦-帝国体制同现代欧洲民族-帝国体制在精神和原则上的传承关系：“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主人比一个人自己的意志更加严厉的了。在这个艰苦的时代，行动的冲动来自雅典人民自身，而不是他们的主要政治家。可是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减少伯里克利的光辉，准确地说，希腊的黄金时代是雅典的黄金时代，许多东西对它的诞生做出了贡献，但是它们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民族生活的深化外，就是伟大领袖们无与伦比的机敏，使他们与大众在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天然能力发挥到极致的环境中进行有效接触。这种创造才能与善于接受的大众的联合，主要来自于雅典的民主制度；就其只有伟大时刻才能提供的雄心所激起的富有想象力的刺激而言，拥有帝国也许是必须的。”（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第22-23页）富格罗拉斯则给出了更为简明的评述：“就起源和根基而论，民族素来就是反帝国的。低地国家乃起源于同哈布斯堡帝国的决裂；英格兰起源于同罗马的决裂和国教的确立。西班牙也是因为脱离了哈布斯堡帝国体系的控制才得以成就卡斯蒂尔王朝，法国则更是在同德意志的罗马帝国的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一个民族的，而且在这个民族塑造进程中，法国还同全欧洲的传统势力展开了战斗。”

这就是说，帝国所表征的乃是一种观念，惟有在观念层面上方能设想一个帝国统一体。民族则是依托领土和实力的排外政治体，帝国要包容各地的文化和各个区域的种群。民族严格来说是“制造”出来的，而且民族还要“制造”单一的文化，然后从中汲取单一的原则和单一的力量。民族逻辑只认可个体，并且直接面对个体。但是依据帝国观念，一个人通常都是在成为种群、地域文化以及中间性的共同体或者团体组织的成员之后，才顺其自然地成为帝国成员的。人文主义体制、自由主义体制和民主体制，在民族-国家之内是不可能共存的，否则都难免破产。但是所有这些体制在帝国当中是可以共存的，并且帝国的生命也恰恰就在于这种共存机制，由此使得各自的德性以一种但丁当年曾预想过的方式融合起来。与此相反，一个人若想归属一个民族，就只能依托直接的方式，确切地说，个体同民族之间的纽带是直接的，不存在地方纽带、实体或者邦国作为中介。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国共和元年的原则和卢梭的政治思想一定要对社会中间团体展开毁灭性的打击，并以此作为国家建构的基本指向，在旧制度时期，王权同布尔乔亚阶层之间基于个人主义原则的直接联系也正是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最根本特征。确切地说，“帝国”概念只应当保留给罗马帝国、加洛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奥匈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这样的以多元性和包容性为特征和诉求的帝国，相形之下，法兰西第一帝国、包括俾斯麦第二帝国在内的欧洲殖民帝国以及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都只不过是1792年法国排他性单一主权原则的扩大版本而已。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本质性的，前者依托的观念和原则，而且也惟有依托观念和原则才能成就一个帝国统一体，后者作为扩大版的民族-国家，则放弃了观念和原则，转而依托特定的领土来建构一个封闭、排外且以单一意志和实力为基础的政治统一体。中世纪围绕授职权的漫长争斗暂告一段落之后，随着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崛起，但丁帝国观念的现实载体便走上了衰落的轨道。“此后，帝国便经历了数个世纪之久的衰落过程，与之相伴的便是原则在帝国当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的衰落，与之相应的则是逐渐展开了一个纯粹领土性质的帝国定义。意大利和德意志双双开始将帝国同一片享有特权地位的领土联结起来，日耳曼式的帝国观念便由此发生了变化。在但丁那里尚且不存在此种领土诉求，在但丁看来，皇帝并非德意志人，亦非意大利人，而是精神意义上的‘罗马人’，确切地说，就是凯撒和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换言之，在但丁看来，倘若帝国自我改造成一个‘巨大的民族’，也就等于是崩塌了，这是因为就帝国所蕴含的生命原则而言，倘若不能超越民族性的忠诚和地方性的利益，任何民族都将无法担当并实施超越性的帝国权能。‘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埃弗拉写道，‘惟有以精神力量作为动力，方能存在……倘若丧失了这样的精神力量，帝国就只能演变成凭借暴力制造的赝品，纯粹成为一种根本没有灵魂的机械造物。’……与此同时，民族也开始寻找自己的根系，民族方面提出主张，认为自己应当获得帝国威权，不过，民族威权并非系于原则，而是系于领土。民族之缘起可以定位于《凡尔登条约》之后，加洛林帝国的分裂。法国和德国，实际上当时就已经能够这么称呼这两个民族了，因为二者已经赋有了各自的命运。德意志已然维系着帝国传统，法兰克王国则已经从日耳曼共同体当中分离出来，以君主体制为过渡，向着现代民族体制慢慢演进。加洛林王朝的终结历程从十世纪开始，先是德意志于公元911年分离出去，接着是法兰西于公元987年分离出去；也就是在公元987年，休.卡佩获选成为第一个并不懂得法兰克语的法兰西国王。卡佩也是第一个明确自我游离于帝国传统之外的国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但丁会在《神曲》中令卡佩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那怨毒的穹顶，阴影遮蔽整个基督教大地！’”

此后法兰西依托个体-人民原则展开的“民族”建构历程在此无需赘言。重要的是个体-人民-民族原则在“帝国主义时代”前夜发生了怎样的变迁。霍布斯鲍姆在评价1830年代的欧洲革命时指出：“它标志着西欧的资产阶级力量彻底击溃了封建贵族。随后五十年的统治阶级是银行家、大工业家，有时是高层官员所组成的‘大资产阶级’，封建贵族或者缄默不语或者同意推行首选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甚至普选也不构成对他们的威胁，尽管外面有做小买卖的或心存不满的商人、小资产阶级和早期工人运动的鼓噪抗议。”但他很快又指出了与此直接矛盾的现象：“无论如何，此一时代的资产阶级在大部分国家并没有真正掌握或行使政治权力。它行使的只是霸权，它日复一日左右的只是具体的政策。”这一表面的矛盾实际上解释出政治和经济之间更深层次的错位；换言之，资本的霸权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本身在政治上的统治能力，正是由于代表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古典议会制的衰落，才为俾斯麦、拿破仑三世以及麦克马洪这样的非资产阶级统治者开辟出舞台；这则相应地意味着，资产阶级在往日里凭借个人主义的组织和运动力量所创造的文明和社会，在此一时代已经无法成为工商业革命的永恒形式，支撑此一时代的经济结构仍然以资本为基础，但是已经不再是1870年以前欧洲工商人士所熟悉和认可的那种“私人企业”了。

对经济学家们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是要归结为“对市场的争夺”；但就其他领域而言，那些对19世纪以及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则正是在资本主义的这段“爱德华的美好时代”获得了进行批判的机会，其动机可能是出于策略，也可能是出于道德、宗教、美学以及社会。除了马克思之外，便绝少有人愿意同“经济事实”进行正面的交锋，因为这样的交锋过于艰苦和复杂，并且涉及到最为根本的资本主义的命运和未来问题。大革命传统的牢固确立决定了激进主义派别赖以成长的土壤是难以撼动的，但问题是一方面激进派别本身由于派别林立、旨趣不一，而造成力量分散，严重挫伤了政党所要求的选票基础，另一方面则由于法国各个议会党团由于无法确立稳定的权威结构而丧失了选拔政治领袖的通常渠道，这等于“斩首”了其权力抱负和政治神经，使之沦为纯粹的激进派，并发展成为一种对抗性的消极政治，满足于零碎的社会措施和愤懑的暂时性发泄。

另一股反对力量来自农民，这股力量人数众多，并且其朴素的政治直觉决定了它与现代政党政治的亲和性，虽然农民阶层以及欧洲大陆的独立手工业者阶层经过一系列保守主义的政治选举试验，比如在英国由托利党领袖尤其是迪斯累利、在法国由拿破仑三世、在德国则是由俾斯麦，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辈改造为一支保守主义氛围相当浓重的力量，但这一阶层一直以来所要求的就是同自由贸易制度直接对抗的保护性立法，这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却是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及其派别和政党的。第三支力量来自欧洲各国的官僚系统，德意志是这方面的典型体现者，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国政治生活当中。此前一直提倡经济自由主义的国家当中，这一情况则最为明显。其中原因很简单，因为官僚系统历来有其自身的来源和目标，这些来源和目标一开始就不同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来源和目标，而在经济自由主义显然没落的时代，官僚系统自然开始用警惕的目光来打量一直我行我素的工商业阶层。此外，附属于主要资本过程、但游离于资本过程所造就的庞大利益集团之外的那些小集团和小阶层则主要由旧时代的中产阶级构成，他们深知主要的资本过程及其利益集团难以抗拒，但这并不否定他们自身的存在空间，他们有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改革计划，相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过程，尽管自知依附性的无可解脱，但这反而促使他们更倾向于“国家”和“民族”的中心地位，他们耐心地旁观着“新重商主义”的崛起，内心充满希望。最后一支值得提出的反对力量来自天主教派别，这一派别在欧洲大陆以议会政党的方式广泛存在，在英格兰则一直被贴上“梵蒂冈主义”的标签而无法自生为政治性党派，这迫使英格兰的天主教派别以牛津运动这一极端的保守主义方式来抗议经济自由主义，严格来说，这种抗议仅仅是浪漫主义的。在欧洲大陆，天主教派别的议会党团则广泛介入政治活动，但在1880年代之前，往往遭遇主流政治派别的严厉打击，比如在法国第三共和时期以及俾斯麦所发动的“文化斗争”时期；经济自由主义的没落很快使得天主教派别得到了同社会改革热情结合起来的机会；但天主教政治派别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抗议主要还是基于传统，正如同天主教本身一样；对他们来说，经济自由主义在此一时代激发出来的所有问题并没有什么新的意义和分量，不过是老问题在一个不同时代的再现，而他们的针对策略则是传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这种策略严格来说标志着一条传统路线，这一路线起源于等级制国家或者君主专制国家，比如法国路易十四时期和英格兰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君主的大臣们所倾向的路线。

在19世纪末期，天主教派别因为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而对自治的职业团体、以及以此职业团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职业等级制选举表现出特别的偏爱，并赋予其伦理甚至宗教意义。在德国，天主教派别主要分布在南方，因此具有一种奥地利式的“国际视野”和情怀，由此便注定了尽管它也反对“斯密主义”或者“曼彻斯特主义”，但却无法见容于现代国家及其政党政治。1922年，特洛尔奇在回顾这一时期危机和矛盾的根源时评论说：“对各个民族精神的丰富性的看法转变成了对普遍人道观念的一种轻蔑。对国家的泛神论的偶像化，变成了对成功和权力的盲目尊重，而缺乏一切的理念。浪漫主义的革命沦为对事物现状的自满自足。从一时一地的特殊权利和法律观念出发，人们走向了对国家的纯粹实证主义的接受。超越了资产阶级习俗的属于某种更高的精神秩序的道德的观念，滑向了道德怀疑论。从德国精神要在一个国家中找到其体现的冲动中，产生了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同样的帝国主义。”

托克维尔正是在此种“民族帝国”的背景下展开思考和回忆的，为此，他抛弃了以个人主义原则为依托的“启蒙”版本的革命叙事，转而向革命叙事当中灌注民粹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非理性元素。在他看来，1789年秘密的语言风格满载激情，传递着华兹华斯和拜伦的精神，灌注着民族的荣誉感，“在激情炽烈的年代，在骄傲和慷慨的雄心腾飞的年代，年轻人开始领航，他们的记忆，尽管有铺张之嫌，还是会永远珍藏。1789年是一个恣睢纵横的年头，无与伦比的辉煌。”托克维尔哀叹恐怖统治的结束，正如同今日的美国保守派哀叹冷战的结束那样，他指出：“一蹶不振的人不但从此不能成为具有伟大美德的君子，而且他们几乎更没有能力去犯什么滔天大罪。”此一时代的政治完全式威，降格为琐屑的阴谋诡计和无原则的妥协，甚至“权力政治”也成了遥远的理想。托克维尔最后评论道：“革命的滋味要比围绕在我们身边这种死水一潭的生活要好十万倍。”托克维尔在法兰西的帝国扩张和征服中看到了比民族国家自身更为伟大、也更具前途的东西，在海外行动中，托克维尔看到了法兰西民族乃至整个欧洲种族的再生，从昏睡中觉醒。针对英国的反对，托克维尔致信穆勒：“附和那些大声嚷嚷、不计代价要求和平的人会更危险，这不是因为和平损害了国家安全，而是因为反对如我们这般组织起来的民族的最大祸害，就是逐渐软化的民德、理念的屈节、品位的平庸。” 较之以孔斯当为代表的“空论派”自由主义者们，托克维尔更为深刻地意识到法国议会自由体制面临着至深的认同危机，他对身边政客们的平庸感到悲悯，为此，他在通信中写道：“我常常在想，我们国家留下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民族自豪感，一种往往天真的、自负的骄傲，尽管有种种荒谬和缺陷，它却依然是我们拥有的最伟大的情感和将这个国家维系在一起的最大纽带。”在“空论派”满足于因政治稳定而带来的现实收获时，托克维尔深知一个自由民主政体的产生和维持单凭民主进程本身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无论是议会派的民主自身，还是这种民主所处的历史境遇都会提出一些重大问题，而议会民主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和条件。1789年之后，法国政治实际上经历了很多可以改变民主命运的关键时刻，但是在这些时刻，议会政客们都未能采取重大行动，尤其是在1848年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有作好行动的准备，“只有拉马丁，似乎既有立场，也有能力去采取行动。”究其原因，托克维尔指出，不稳定和碎片化的代议制政府是根源所在，这种政府形式培养了一批因缺乏政治想象力而丧失品味的政客，致命的病源就在于这种治理形式所培育并加以迎合的现实主义风格。在给穆勒的信中，托克维尔写道：“亲爱的穆勒，我无需要向你说明，道德观念的逐渐弱化、思想的堕落、品味的平庸，是威胁像我们这样被组织起来的民族的最大疾患；那是未来存在巨大危险的地方。人们不能让一个像我国这样以民主制度构建的国家，一个种族的天然恶习不幸地与社会国家的天然恶习同时存在的国家，轻易地染上这样的习惯，即为了宁静而牺牲伟大，为了小事而牺牲大事；以下现象是不正常的：允许这样一个国家相信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变小了，相信它正从祖先所处的地位上下降，相信它必须通过建设铁路并使每个人的个人幸福在和平（无论这种和平的条件是什么）中增强并安慰自己。那些行进在这个国家前列的人，如果不想让法国的道德观念水平降到很低的话，就有必要经常保持一种自豪的态度。”

很显然，托克维尔比任何人都更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当中涌动着对平等的永不满足的渴求，这种渴求并非“空论派”眼中的乌托邦诉求，也并非某种不切实际的自然法伦理要求，相反，这是切实的法兰西政治生活。1830年之后的历次内部斗争，都表明自由派议会政治既无法控制、也无法领导这种强有力的政治生活；法国政治在这样一个“贵族制已经逝去、民主制尚未成形”的时期，需要的是公共美德的引领，而这种公共美德就是国家和个人的政治荣誉感；即便这样的荣誉感势必会以进一步的繁荣乃至自由为代价，托克维尔也在所不惜；这是因为他很清楚政治生活中的多种益处根本无法获得完全的统一，即便取得某种协调性亦属难上加难，冲突和张力是政治的本质属性，法国现实主义政客和议会政治的平衡、妥协之道通常并非问题的解决之道，相反，这样的政治政策不过是议会自由派政治在面对无可避免的绝对冲突时，实施的精神隔离之法；这种自我逃避、自我辩护和自我欺骗的模式恰恰就是自由主义政治中广泛存在的弱点。这样的弱点在关键时刻往往成为致命的政治短板，要克服政治现实主义造成的这些弱点，就必须诉求国家和个人的政治荣誉感。在国家最易遭遇伤害的时候，荣誉必须取代议会政治和官僚政治主宰之下的平衡-妥协机制。

此种境遇之下，夏多布里昂和斯塔尔夫人的观念在民族帝国时代的复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在帝国年代的历史叙事当中，无论是罗马主义者还是日耳曼主义者，都竭尽一切可能地将布尔乔亚阶层的启蒙叙事同种种的非理性主义叙事融合起来，以此制造一种可以令民族帝国从中汲取力量的“文化”。库朗热以“祖先崇拜”观念来对抗“启蒙”叙事，勒南则极力强调日耳曼主义的现代自由，并据此反对以卢梭和雅各宾派为象征的古典自由。而且，勒南还颇令人吃惊地从这样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重新解释了1813-1815年间的战争，在他看来，这场战争乃是一场日耳曼式自由观念的保卫战，而不是表面上的一场德意志“解放战争”。据此，他写道：“中世纪的法国乃是日耳曼的造物，由日耳曼军事贵族运用高卢-罗马材料建造而成。此后的法国，经历了漫长且艰苦的斗争，试图将日耳曼入侵浪潮当中沉淀下来的一切元素悉数扫荡出门，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大革命时期，大革命本身则代表了这个过程当中的最后一次震荡性的努力。”“大革命开启之际，的确令人仰慕，倘若大革命能够自限于召集等级议会，并建立年度集会机制，那么真理完全就在大革命一边了。”

正如马丁.索姆评论的那样：“……勒南在此所指涉的乃是民族建构过程中并不具备创造性的那个面相。事实上，勒南为民族性这个术语平添了非理性主义的和反雅各宾主义的色彩，毕竟，尽管他极为热忱地表达了对科学的信仰，但他和梅斯特一样，都注意到理性终究会将任何的权能都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也跟梅斯特一样，勒南在情感上是反对这一切的。在这个问题上，1882年演说应该说是勒南的君主体制信念的极为含蓄的表述，而他真正要表述的东西则可以从早期作品当中整理出来，比如《论立宪君主制》和《智识-道德改革论》等等。确实，勒南的日耳曼主义所依托者乃是游牧部落和蛮族入侵者这类意象，他极力赞誉的那些东西在十八世纪初期诸如维科、尤其是玛菲这样的法学家看来，不过是封建残余，并且还是以仪式、象征、神秘以及野蛮力量之名而背离了理性。乔治.索雷尔就曾注意到，勒南乃归属复辟派，而且，到了1871年的时候，勒南的时刻就已经过去了。然而，索雷尔自己也对勒南的作品颇为倚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勒南的时刻尚未到来。……”

普法战争对法国的民族帝国造成重创，但也正是这一创伤造成的恐惧将法兰西民族帝国推进到极具内爆力的层面上，于是法国人开始集中精力对作为帝国之单一核心的“民族”实施重新界定，以便推进民族帝国的统一性，这也就为种种非理性主义要素以及文化要素开辟出历史空间。巴莱斯效仿库朗热，将“祖国”定义为“亡灵之地”，并据此对第一共和以及第一帝国所奉行的个人主义原则展开了攻击，巴莱斯用标志性的语言写道：“今天的法国盛行着一种国家道德。也许可以将之称为康德主义的国家道德……此种康德主义声称要确立起普遍的人、抽象的人，根本不考虑个体之间的任何差异。此种官方道德意图依据抽象的、观念论中的人的标准来塑造我们的年轻人，无论它们是来自洛林、普罗旺斯、布列塔尼，还是来自巴黎，依据这样的标准，抽象的、观念论中的人在一切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我们要塑造的是那种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土壤、民族历史以及民族意识当中的人……我们应当避开此种欲意令我们的孩子原来一切现实的陈词滥调，因为正是此种康德主义意图斩断我们同亡灵之地的联系。”

但是德雷福斯事件也清晰地揭示出此时的法兰西民族帝国正行走在通过牺牲个人来拯救非理性且狭隘的民族遗产的道路上；于是依然奉行启蒙原则的共和派便同此种近乎蒙昧和野蛮的非理性民族帝国展开了坚决斗争。然而，双方只是在表面上势同水火，但在本质上都是以同样的“民族帝国”为诉求和依托的，两者之所以会对峙起来，仅仅是因为他们都未能意识到，在法国，是个体造就了民族，民族造就了帝国，正如有论者评论的那样：“世界上存在各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因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历史，而且一般人使用这个词语的通常的意义，是为某些人的意识形态的利益服务的，这些主张，除了最强大的民族主义之外，要连根拔掉全部的民族主义。有些信心十足和稳定的民族几百年来受益于稳定的财富积累，他们的民族主义在目的和方法上不同于处在主权受到争夺的地理区域的为生存而挣扎的民族的民族主义。民族上层阶层的集体特征和目不识丁的群众的特征是不同的，后者只享有作为民族主义理想之一部分的繁复神话的某些因素。实施操纵和侵略成性的民族主义都竭力把其他国家变成殖民地，当然有别于微弱的、防御性的和激发冲动的民族主义，这些民族主义很容易变成其对手的军事的和话语上的占有的牺牲品，因此巩固了上文提及的形式，亦即把民族主义的罪责强加给在政治上弱小的民族，同时开启强者的权力游戏。”

毫无疑问，法兰西民族帝国的权力游戏首先是针对德国展开的，而且也正是游戏的双方真正地将整个欧洲送入“帝国主义时代”，令奉行“恐惧、利益与荣耀”原则的“帝国主义”最终取代了作为一种观念秩序的“帝国”。勒南在《智识-道德改革论》中将俾斯麦的德国视为日耳曼主义贵族精神和德性的代表和载体，因此是优于法兰西第三共和体制的。在此，勒南毫无疑问是完全看错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并非日耳曼自由和日耳曼主义帝国观念的传承者，相反，第二帝国跟同时代的法兰西体制一样，都是“民族帝国”，只不过俾斯麦的帝国依托的并不是个人-民族原则，而是与之相对立的“普鲁士精神”。身为政治家和史学家的尼布尔是“普鲁士精神”的真正塑造者，他选择早期罗马作为阐释对象是有原因的，毕竟，所有读者都很容易从他的“拉丁姆”叙事中感受到“普鲁士精神”的塑造。

尼布尔之所以选择罗马，是因为他无法容忍启蒙时代以来在德意志土地上呈现出来的希腊“完满而丰富”的人性理想对于罗马朴素的政治经验所取得的压倒性胜利；在尼布尔看来，无论是洪堡、席勒关于人性的希腊式理想，还是米什莱或者赫尔德关于民族的浪漫主义叙述，包括萨维尼讲述的“有机论”的民族发展理论，都不但与事情无补，反而大大危害到德意志的政治意识，因为这一切都只能生产出种种审美意象中的休闲茶叶。德意志需要确立起严厉无情的历史批判的技艺，正如同克劳塞维茨同样无情而严厉地确立起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目标那样；这种技艺的基本精神和方式就像毛奇元帅在评论尼布尔的《罗马史》时所言：尼布尔的“解剖刀把传说中的【杜撰的】肉统统割去，留下赤裸裸的历史真相的骸骨”。（转引自，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商务版，第209页）尼布尔本人一开始对“事实”和历史真相表现出宗教般的冲动甚至狂热：“我想，我还必须学习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博物学、全部历史知识，精通德语、法语；尽量学些罗马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欧洲各国宪法以及古迹的深入研究等等，当我想到这些事情时，我的头都晕了。”事实上这是他的过谦之词，他所做到远远超过这些，这些只是占据了他的“事实库”的一个很小的角落，同时他还在实际政治和行政方面展示出惊人的能力，并花费了生命中大把的光阴。尼布尔坚信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使普鲁士的政治意识变得崇高：“如果我们不能揭示我们发现的错误，别人也未必能很轻易地发现这些错误：当我们放下手中的笔时，如果我们不能在神和我们的良知前宣称我们从未试图欺骗别人或自己；如果我们从未向我们的敌人、甚至那些我们最仇恨的敌人表现出我们最后时刻应该表现出的样子，那么我们对研究和学术之运用便是错误的和不虔诚的。”

尼布尔此一演说所针对的显然是在前尼布尔时代占据主宰地位的席勒式的或者伏尔泰式的历史叙事；在尼布尔看来，前者是纯粹的戏剧手法，后者则只是就各个分立的事实给出片段式的思想评论，两者实际上都是以非法的手段试图挖掘事实的“意义”，但这样的“意义”在尼布尔看来，只能通过对事实的连续性呈现才能自我展现出来。一句话，席勒和伏尔泰实际上关心的是思想而不是事实。的确，如果依据席勒或者伏尔泰的历史叙述逻辑走下去，那么所得的结论将是极其悲观的，那就是命运和事实并不会尊重精神的创造物，历史的无情之处就在于历史本身并不呈现出思想或者意义的形态。但在尼布尔看来，这是因为席勒和伏尔泰将事实置于孤立和偶然之境地所造成的结果，他们更看重先在地或者超验地存在于事实之外的思想，但并没有意识到事实本身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因此也就未能意识到事实本身就是“意义”的真正寓居之所。洛维特在谈到尼布尔时代的德意志“思想氛围”时，觉察到了那种变迁，他评论道：“当歌德和黑格尔在对‘超越的东西’的共同抵制中想建立一个让人们能够与自身同在的世界的时候，他们最亲近的学生们已经不再视他们为家园了，他们把自己老师的平静误认为是一种单纯的适应的结果。歌德的自然赖以为生的中心、黑格尔的精神在其运动中的调和，都在马克思和基尔克果那里重新分裂为外在性和内在性这两极，直到最后尼采要借助一次新的开始，从现代性的虚无中召回古代，并在从事这种实验时消逝在癫狂的黑暗之中。”

尼布尔在此种意义上也正体现了此一精神变迁在历史学领域的道成肉身。不过他并不像尼采那么选择消逝在癫狂的黑暗当中，他也并不像尼采那样因为担心历史的重负会造成人自身的萎靡和羸弱而保持对历史的“距离感”；在尼布尔看来，要克服人在面对重中的历史事实时所产生的羸弱感，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真正沉入对历史事实之连续性和整体性的挖掘和表述当中，这既是人类心智之强韧所必须的训练，也是真正的政治意识所必须的基础课程，为此，尼布尔提出了“只有政治家才能写罗马史”这一著名格言：“极其不幸的是，除了一两个例外，过去写罗马史的那些人，不是没掌握资料，就是并非政治家。但除非他本人既是一位政治家，又有实践经验，否则就不能为这个民族写历史。……难怪罗马史至今才写了这么一点点；因为写罗马史的人应当是一位思想健全、博览全书的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有实践经验的政治家。”

显然，尼布尔在罗马人身上看到了此种修史方法的典型代表，罗马的史学家既以私人身份，同时又以政治家身份进行历史著述。针对尼布尔《罗马史》的指责有很多。罗马史的故事情节以罗马共和早期，尤其是李锡尼法典正式颁布到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为核心时段，在此一历史时段，罗马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主导性力量来自从债务奴役中完全解放出来的罗马自耕农所组成的武装力量。在尼布尔看来，此一时期的罗马自耕农作为自由农民并非李维所刻画的那种希腊式的田园牧歌式的阿卡迪亚人物，尼布尔凭借手术刀般精准的历史分析，将李维的看法视为“传说”，另一方面，此一历史时期的罗马自耕农还并未沦落到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之后的流氓无产者和城市暴民的境地；相反，历史事实告诉人们，他们在这段时期实际上是罗马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同时也是罗马力量的支持者。这一论述很容易使人们倾向于自认可以看出《罗马史》的具体政治意图，那就是支持施泰因的“解放法令”，就如同支持罗马的李锡尼法典那样；这既意味着对普鲁士传统的土地贵族的反对，也意味着对革命潮流中崛起的城市平民政治的抗拒。对于现实政治意图的猜测并非本文丛的关注所在。重要的是，尼布尔的确对罗马在此一时期的政治生活给出了连续性和整体性兼具的呈现，而且这一呈现是完全基于对事实真相的严厉甄别之上，这是前人所没有做到过的。正是此种方法对于普鲁士政治意识的培养起到了此前任何其他作品都不曾达到的作用，包括腓特烈大帝的《政治遗嘱》在内。也正是此一方法将作为罗马力量基础的拉丁姆地区和普鲁士之间的惊人相似揭示无遗，并置于无人可以反对的事实基础之上；尼布尔通过揭示拉丁姆和普鲁士之间的这种惊人相似，来克服此前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希腊式的或者瑞士联邦式的“城邦”偏见；正是尼布尔的《罗马史》一劳永逸地在普鲁士的政治意识中确立了这样一种见解：国家本身就是“力量”，小城邦以及以小城邦为依托的任何文化和文明理想，不管这种理想多么开化，都不会造就统一；尼布尔最终评论道：“时代在变，王国崛起并逐渐强大，而小共和国和公国不再成其为国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当它独立自主时它才能担当起国家这个名号，就是说，它需要继续生存下去、并使其权利受人尊重的欲望……对生活在和平时代的人民来说，受人保护的国家也许颇受欢迎[ 比如在“罗马和平”时期，希腊接受罗马的保护，而希腊文化也受到罗马人欢迎那样。]：这些国家可能优待艺术和文学，但它们的国民却没有祖国，因为他没有必要时以最好的方式武装自己和增强力量的条件。因为在奴役之下，人几乎就不成其为人了，没有国家或祖国，最出色的人也无所作为，但如果有国家或祖国，即使是一个平庸公民的作为也要大得多。”

实际上，自1648年作为三十年战争结果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得到确立以来，维护德意志的自由同维护德意志和欧洲的和平就被视为同一件事情，其中所透露出的中欧政治规划的核心要义就在于这一地区的邦国的军事力量必须非常弱，同时又足以保证自己成为“欧洲的”和平国家，这意味着德意志政治除了维护整体欧洲的和平之外，便无所作为；1815年则又在此之外添加了“合法”和“正统”原则的框架，就传统秩序予以巩固，德意志政治的使命此时便具体化为保障合法财产、保卫合法王朝；这意味着德意志必须通过捍卫欧洲的合法原则的生存，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存；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到尼布尔时代，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当中，德意志政治面对此种无所作为、又无力可为的格局，只能逃避到古典理想主义和世界公民的想象当中，此一时代的很多人似乎也都十分愿意成为普世理想的仆人，并想象着自己就是作为受难者的耶稣，乐意于被套上政治之扼；费希特在某种过渡的意义上可算是一个例外，但是他的热情呼吁除了热情之外，很少能够激发出作为具体行动之动力和基础的那些原则和意识。在这种局面下，尼布尔自觉担负起的任务便是塑造德意志政治中一直缺乏的自治、甚至自负的权力政治意识。

为此，尼布尔一反洪堡就自由欧洲和非自由欧洲的划分，转而诉求一种合法正统王朝和自由自决民族的二元划分，他在古罗马身上找到了自由自决民族的典型化身，以此来对抗此一时期盛行于古典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当中对希腊式城邦及其教育理想的沉迷，并借助这一化身来塑造一种具有深沉个性化精神的自治政治形态，同此前的普世和理性假设形成对抗格局。早在1814年的那篇著名的《普鲁士反对萨克森宫廷的权利》一文中，尼布尔就已经开始明确地指出，普鲁士之优于萨克森乃是因为在欧洲条约所认可的合法和正统权利之外，还存在着不确定的权利，这种不确定的权利就是那种在历史深处支持一个个性化民族走向政治成熟和伟大的运动着的力量：“一个国家应该以其自治能力而名副其实；它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意志，并凸显自我，采取法律行动；它绝对不能是这种观念并不包含的那种形式。”

在尼布尔看来，普鲁士在德意志政治中针对各个中小合法王朝邦国的权利并非强者针对弱者的权利，而是一种建基于更为深沉的历史精神理想的权利。这是政治-历史性的权利，而非纯粹合法的权利。古罗马从拉丁姆部落发展到地中海的主人，这一进程所体现和执行的就是这样一种权利。这就是尼布尔对于罗马政治精神的根本体验和论证，此种体验和论证实际上可以在最为明辨的罗马史古代作家波利比乌斯那里得到强有力的和无条件的印证和支持。拉丁姆所具备的一切特性使这个一度在希腊化文明世界当中处于边缘和贫穷地位的小地区，在逐步和精心的经营之下，成长为罗马力量的中枢以及罗马命运的担当者；对尼布尔来说，普鲁士实际上也将在19世纪的中欧扮演此一角色，并承担起德意志的政治命运。尼布尔以“实事求是”的方式追溯了罗马权能是如何以拉丁姆为中心区域集聚起来，他笔下的拉丁姆显然是以他那个时代的普鲁士为原型刻画而出的；尼布尔曾言，只有政治家才能书写罗马历史，而且罗马历史也只能写给政治家看；这意味着尼布尔非常谨慎，他并未突破“城邦”的精神界限，确切地说他期待普鲁士强大，但他并没有预期普鲁士融入或者引领一条“民族”的道路，并自我提升到帝国的层面上，实质上，尼布尔是拒绝以德意志眼光乃至欧洲眼光开看待普鲁士成就的；更确切地说，尼布尔拒绝将历史眼光指向未来。事实上，如果尼布尔走出这一步，就必须牺牲掉亚努斯朝向过去的那个面相，将“政治家”式的史学作品转换成“民族”和“帝国”意识形态的宣传作品。

真正迈出这一步的人是特赖奇克。在《十九世纪德意志史》中，特赖奇克指出，在德意志世界，普鲁士是最富有权力意识的，也正是这种权力意识令普鲁士从未像巴伐利亚或者巴登那样，沉醉在哈布斯堡多元帝国的幻象当中；在特赖奇克看来，普鲁士意识显然是有未来指向的，而且显然是有现代帝国指向的，由此，普鲁士的历史便在特赖奇克笔下展现出明确的目的论诉求和“历史哲学”意向，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特赖奇克认为普鲁士为德意志世界所作的一切贡献令普鲁士最配得上德意志霸权。毫无疑问，特赖奇克显然是在效仿尼布尔，将普鲁士在解放战争和改革年代的成就视为巅峰之作，由此，特赖奇克给出了颇为大胆的论断，认为俾斯麦的成就则只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是普鲁士-德意志目的论历史进程的一个当然环节。然而，尼布尔完全是依托眼前境况来看待普鲁士权能的，确切地说，尼布尔认为普鲁士权能乃是在德意志世界当前的政治发展阶段上建立起来的，更确切地说，就是在1813-1815年间的那个短暂时期建立起来的。特赖奇克对尼布尔的这幅现实主义历史画面实施了替换，一方面，他将普鲁士权能回溯到边疆马克时代，回溯到腓特烈大帝时代，在传说和历史范例当中追根溯源。另一方面，又将此种关于“起源”的神话画面同未来的帝国政治画面直接联系起来，确切地说，特赖奇克乃是在同时代普鲁士人政治渴望的光照之下展开此种普鲁士-德意志历史-政治叙事的，并且是以普鲁士的现代德意志帝国领导权以依托和框架，对普鲁士的早期历史实施了再解释。

尼布尔是在拿破仑帝国的大背景之下展开罗马-普鲁士叙事的，在他看来，拿破仑帝国的民主体制寻求以理性的法律形式体现全部的道德标准，在此种民主倾向的影响下，那种日耳曼式的贵族精神和条顿骑士精神便只能走向没落，这一点在拿破仑组建的莱茵同盟展现得非常明确了。他的“拉丁姆”叙事恰恰就是要回归老派的贵族道德体系的，这其中涵摄的不仅仅是个别的规则或者伟大的典范，更是为了回归古老的精神秩序，并以之作为伦理行为的基础。此种意识和诉求在俾斯麦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传承和阐扬，在俾斯麦政治生涯的初期，普鲁士容克体制的训练和标准在那个时代是有着充分活力的，而且还极大地强化并巩固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实际上，整个容克阶层也一直都是赋有此种自我意识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容克精神秩序遭遇波兰农业劳工势力、卡普里维的激进“民族主义”政治政策和大工业体制三重夹击的时期，才逐渐瓦解。俾斯麦充分意识到此种贵族体制要素的分量，并且相信此类要素的分量甚至是超越了法律的，尽管法律正是民主生活方式的基石。毫无疑问，这也正是俾斯麦对法律和立法的精神价值素来心存怀疑的部分原因。特赖奇克将尼布尔的“拉丁姆”论题投射到遥远的过去，并在汲取了神话元素之后，同未来的德意志“民族”政治勾连起来，由此建立起一套目的论的“历史哲学”，尼布尔是肯定不会这么做的。确切地说，尼布尔是将普鲁士在解放战争年代和改革年代的政治贡献同智识和精神上的贡献进行了融构。很显然，在尼布尔看来，即便普鲁士真的要在日后寻求德意志“民族”霸权，那么扩张政治霸权的真正理据也应当依托普鲁士在解放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精神领导权。但是在特赖奇克看来，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的人道主义者和观念论者到处宣扬一切的行动都必须依从永恒价值，这无疑是过于高蹈的理想；应当将高级原则灌注到政治当中，特赖奇克并不反对这一点，他对此也有完整的意识，而且他也很清楚这是一项普遍要求，因此，他的《十九世纪德意志史》志在为帝国的年轻一代人确立一种“民族道德”，而且他也的确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道，堪称完满且及时，一个极端是伦理上的怀疑主义和行为准则上的犬儒主义，由梅特涅的复辟秩序为载体，严格来说，这是以哈布斯堡包容性的多元帝国的伦理，另一个极端就是向着“绝对之物”实施的哲学隐退，这是1848年法兰克福自由派当中的顽固的理想主义者选择的道路。

古老的普鲁士邦国，当年甚至令斯泰因这样的激进改革派也为之奉献了自己，然而，当新一代人走上舞台之时，已经没有足够的能量来造就新的政治道德了。因此可以说，《十九世纪德意志史》设定的“民族道德”是远远地越过了德意志邦国的精神和物质视野的。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所阐发的恰恰就是“民族道德”的物质方面。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当中，李斯特指出，中欧政治冲突和斗争的激烈和复杂程度经常遭人误解，并被拔高到几乎是不可知论的程度，这是因为主要竞争者的视野没有经受过一个科学的经济学体系的历练，而往往陷于四分五裂的传统话语、以及宗教和文化的种种歧异的心理状态当中，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个人支配投资和财产的权利、权利和自我伸张观念的自然演进，在德意志政治生活的广阔地带中实际上一片荒芜。

德意志的统治阶层远远没有具备皮特、格雷斯顿、汉密尔顿、麦迪逊所分享过的那种经济视野。不难想见，这一切正是俾斯麦要在日后赋予德意志民族的，李斯特成为了俾斯麦真正意义上的教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明确的意识，那就是德意志民族不能继续在发展种种消极能力的道路上继续退缩，不能继续自满地生活在不确定、神秘和怀疑当中，而是要明晰地进行对当前事实的探索、收集和推理。德意志民族漫长的历史经历，常常也是不幸的历史经历告诉了人们种种偏见、激情、观念、希望和野心，这一切都在先辈的头脑中造成了大面积的不透明的区域，只有将这些不透明的区域作为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才有可能清除这些区域。李斯特是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压力下进行国民经济体系的科学建构的，他无疑非常讨厌进步论的经济解释，也无法容忍经济体系丧失与国家建构紧密相关的伦理目标。在这样的处境下，冷静地陈述事实本身即等同于服务保守主义的目标，这一目标就是德意志未来的国家形态。一方面冷静地陈述并分析事实，另一方面希望找到德意志生命之迷的最终答案，这两方面构成了李斯特作品内在的巨大张力。这一巨大张力激发并构成了李斯特政治想象力的基本图景。

李斯特不认同法国旧制度下稳定的和等级制的经济模式，也不认同英格兰温和贵族派依据宪法实行的开明统治，更无法认同激进的、平等主义的民主制。确切地说，进入19世纪以来的这些经过试验的欧洲政治形态并不能构成未来德意志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实际上所提倡的乃是一项腓特烈大帝的遗产，那就是从传统而平庸的王朝政治形态中脱身而出、并经过强有力的统治精英明辨和启蒙的“国家利益”。而这成为了李斯特选择并分析德意志经济事实和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则。有关得到启蒙的“国家利益”原则要在当前的处境中加以理论上的辨析和贯彻，其难度不啻于实际上的执行。或者用熊彼特的话来说，这需要巨大的“想象力”。李斯特并不相信人们会为了对立的经济利益而自觉地进行以团体或者阶级为基础的斗争，因此，和古典经济学家一样，冰冷的经济事实和分析赖以进行的经济要素要胜过庸俗的战斗口号；而且人们的思想和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太混乱了，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斗争；经济学因此应当遵从其古典路线，寻求一种更加微妙和富有常识感的心理学和经验主义原则，不过与亚当·斯密不同的是，这样的古典路线并非基于对当前状态及其合法性乃至永恒性的自然意识，正是这一意识使经济学有资格成为关于人类幸福生活这一整体的哲学和伦理学；相反，对李斯特来说，当前斗争的需要迫使德意志经济学采取古典路线，因为这有助于普鲁士统治精英培养起经济学的视野，这是成功地建立并有效地治理国家的关键步骤。

在这个意义上，J.W.汤普森对于战争状态的德国所作的评论——“今天的德意志帝国与今天德国帝国主义的计划，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实际作法上，都与中世纪的帝国一脉相承。……从他的政治理论，它的心理，它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政策来看，德国一直是而且依然是个帝国主义，而不是国家主义。从中世纪德国的希望、欲望、野心、政策、目标和心理中可以看到今天的德国，这样说似乎并不过分。……或许，从所有这些东西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种族的特征在经历了几个世纪后延续下来了。”这正是造成德国思想精英都对俾斯麦的成功耿耿于怀的原因，尼采不厌其烦地告诫德国民众，没有精神深度的强权政治会使人们变得麻木而残酷。这反过来反映了德国知识界的精英、文化和教育的护卫者在新帝国制度中的异常、紧张状态和失位感，俾斯麦的“现实政治”原则及其所取得的辉煌战果向知识界抛洒着明显带有嘲讽性质的挑战。“铁血政策”尽管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得到执行，并取得千年帝国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功，但俾斯麦对这一成功所唤起的狂热的爱国情绪却深表冷漠；毫无疑问，“铁血政策”同德意志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帝国创立之时并没有得到解决，德意志心灵依然处在备受折磨的分裂和痛苦状态。“铁血政策”所取得的民族统一以及随之而来的“法治国”是19世纪下半叶的伟大成就；但是社会对政治的参与只实现了很可怜的一小部分，实际上这种参与的愿望也不象1848年之前那样强烈了。资产阶级大多数人在思想上是民族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他们或多或少有意和统治精英频送秋波，并达成一种社会性的协议，一方面，保证市民阶层在经济上繁荣并受法律保护；而资产阶级则承诺尊重权力的传统范围，比如法院、行政、军队和外交；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人们达成一致，共同采取措施防止因社会问题而带来的危险和不稳定因素。

帝国就这样走向统一，并迅速地从表面上解决了正当性问题。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似乎有了长期保障。在挺过了1873到1875年的经济大危机之后，工业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工资收入稳定增加，社会保险也开始发挥作用，排除了社会问题所带来的威胁。耶林内克在1906年写道：“我们今天是一个丰衣足食的民族，埋头想一想那曾造成我们痛苦不堪的国家生活的重大问题，我们因此就会满足于以日常方式处理日常政治工作。”这就是“铁血政策”背后的帝国实情。如果说19世纪的“君主制原则”只是传统的统治神圣性的廉价替代品，那么在威廉王朝形式的神恩中，这一代用品几乎就成了一种讽刺；民族主义尽管在1914年再次庆祝了它的胜利进军，但作为统一工具，时间一长，它就绝不足以充用了。19世纪德国社会的一切社会黏结剂在俾斯麦去职后便立刻处在消失之中。正如泰勒所言：“德意志殖民地毫无经济意义或者社会意义可言，至于军事意义，也只有在同英格兰发生战争的时候才有可能显现出来，而战争的概率在当时基本上为零。因此，这些殖民地可以说是一种症状的表现，在相当深刻的层面上揭示出这个帝国自身所蕴含着的两难困境。1878年柏林和会为历史三十年的欧洲冲突划上了句号，此次和会之后，列强都抽身而出，不再有任何重组欧洲均势格局的念想了。各方都接受了当前欧洲秩序的大致轮廓，这一秩序正是俾斯麦创建的，即便列强心有不甘，也只不过是寄望微调而已。各方都希望于不动声色之际强化这一秩序，以便从中获利同时又不至于付出高昂代价。这也就是所谓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真正涵义所在，所谓“帝国主义时代”并不是说欧洲已经不再重要了，相反，其真正涵义就在于：欧洲的每寸土地都拥有重大分量，因此任何改变都将引发一场普遍战争。

列强也都在自家后门划定了一个扩张区域，在这个区域展开经略是不会立刻就激起决绝抵制的，比如说，法国方面是跨越地中海直达北非，只要不威胁到英国在埃及的势力范围，俄国则是跨越亚洲，只要不在波斯同英国发生冲撞，或者在朝鲜同日本发生冲撞，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展开经略，英国的后门则已然是遍及整个世界的，只要是英国海权力量所能触及的地方。但是德意志则处在列强的稳固包围圈当中，没有自己的后门可言，也没有可以展开轻松扩张的区域。若是向东南欧扩张，就等于是将奥匈帝国吸纳到帝国当中，这会将这个容克帝国置于毁灭境地；倘若要获取新的小麦种植区，就必须将乌克兰从俄国手中夺过来；要获取新的工业原料基地，就必须征服法国东北部；倘若要避开欧洲并从海外殖民地汲取资源，就得看英格兰的愿不愿意了，要不就只能从英格兰手中夺走海上霸权。德意志的处境就是这样，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确切地说，要么维持1871年俾斯麦创建的那个帝国，令其保持在静态和不变的位置上，要么就只能颠覆欧洲秩序，为欧洲霸权博上一把。德意志无法于无形中取推进之道，也无法取步步为营之道，聚沙成塔。尽管斩获了一些殖民地，但这只是掩盖了此中困境，并没有改变此中困境。获取这批殖民地确实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不过殖民地也没有带来好处；确切地说，这批殖民地根本就没有为德意志增添任何的力量。殖民地事业的全部用途就在于情感，那是用于疏解日益强化的一种欲望的安全阀，这种欲望便是：统一的德意志，作为一个大国，应当和其他大国一样，展示出所有那些权势的特征，面对此种日益提升的欲望，这样一道安全阀门看来是不足敷用的。俾斯麦的帝国乃是一个‘人造’的国家，没有自身的传统。因此，就只能拙劣地模仿他人的传统，‘制造’出自身的殖民雄心，就如同当年‘制造’宪法、‘制造’工业体系并‘制造’思想模式一样。”

威廉二世继承帝位之时的口号是：“航向不变！开足马力！” 卡普里维内阁在政治层面开启了大众政治潮流，纽曼则在观念层面开启了大德意志理想，两股潮流汇合之后便造就了“社会帝国主义”。若是将“世界权力”方面的暴烈要求完全归因于重工业集团领袖人物的利益算计，这将是错误的。应该说，这是德意志帝国新生代的普遍要求。由此便造就了一种富含强烈张力的局面：一个表面上的俾斯麦的德意志，致力于维系保守局面，同时还存在一种极为暴烈的潜流，将德意志向着现代帝国主义的方向牵引。很显然，1871年的那个框架已经过时了。此种局面之下，俾斯麦的毕生成就便只能是令德意志能量无法在国内找到出路；因此就只能寻找外部的发泄取道，这就成就了所谓的“世界政策”。威廉二世并非帝国的引领者，更非帝国主义精神的塑造者，确切地说，凯撒只不过是选择了随波逐流而已。俾斯麦尽管在政策上奉行现实主义，但在精神上却是极富原则的，俾斯麦仍然归属于格莱斯顿那一代欧洲政治家，威廉二世则恰恰相反，表面上极富原则，但骨子里毫无原则和精神可言。威廉二世上台伊始便力图表明，他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指摘德意志民主体制的缺陷，在他看来，这类批评是1871年那些老派人物的事情，那些人已经过时了，这类宪法批评本身是毫无意义的琐碎事情，他要做的就是竭尽一切可能地荣耀德意志民众的民族功业。

在评估民主势力和寡头势力各自的政治成就之时，标准乃全然是实用性质的，那就是各方为“世界政策”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巴特菲尔德在评述普鲁士与德意志民族帝国的关系之时曾附带地评点说：“假如人们的历史记忆就是停留在1815年，并且也将历史探询的视野停留在那个年代，那么值得关注的特殊时间当然也就会自动展现出来并且对人们的通常预期形成回应。拿破仑的故事乃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清晰的事例，表明了非同寻常的傲慢和无可遏制的力量是何以在时间进程中走向命定的终局的。然而，腓特烈大帝的功业同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历史潮流融合在一起，却也活生生地表明了一个过分军国主义化的国家即便如此之肆无忌惮，也仍然能够强盛起来；因此，就很难避免如下的结论：历史成为普鲁士历史的合谋者，仿佛天意也站在狡诈和权力一边了。俾斯麦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使得上述结论更形稳固，仿佛整个的时间机制已然抛弃了卑微者和贫贱者，转而应和着‘现实政治’的法则，盲目地运行着。在这段时期的欧洲历史上，普鲁士的历史进程可谓最为核心的历史运动，令人不得不见证着蒸汽压路机般的组织化力量以雷霆之势向前推进的壮观场面，而且这个无情的进程似乎也得到了天意的终极垂青。在这样的情境当中，一个匆忙的观察者是很难看出历史结构当中有什么道德元素的存在空间，然而，道德元素同样是真实且强有力的存在，并不逊色于邦国和强国的物质力量。当然，我们今天是拥有后见之明的优势的，可以看出十九世纪时候的那些评判都为时过早，而且也可以看出，普鲁士军国主义是绝无可能以自成一体的方式让史学家们单独评判的。道德判断乃内涵于历史的本性当中，通常都是依托漫长的历史时段展开的，因此也就给人留下一种印象，认为父辈的罪恶在经历了三代人或者四代人之后，在子孙身上应验；尽管仔细剖析之下也不得不承认，后世子孙通常也都是放纵这些罪恶我行我素，而不是予以纠正。应当归属普鲁士的历史章节毫无疑问是依托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的审慎和德性而得以拓展开来的；此二人并未成为拿破仑，相反，他们倒是提供了现代历史当中的两个极为突出的范例，这是因为他们二人都对征服事业实施了遏制，而他们之所以会有此举，恰恰就是因为他们对历史当中道德元素的分量是有着极为清晰的意识的。两人在各自后期政治生涯的数十年岁月中，都明确认识到历史当中蕴涵着何等的复仇力量，因此他们也便基于此种意识而转变成为奉行保守原则的政治家，他们不仅自己秉持和平倾向，而且也热切地希望不会有任何人打破欧洲的和平。”

相形之下，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是启蒙运动的浅层次的、乐观主义的继承者，在它身上丝毫看不出启蒙哲学家们对世界之“黑暗”的悲剧性意识；这种浅层次的乐观表现在它在遭遇初步挫折之时，便立刻选择向普鲁士宫廷屈服，此种屈服乃是一种内心的服从，并不带有抗拒色彩。俾斯麦同法兰克福议会以后后来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议会之间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这种斗争常常达到不择手段的程度，其中也包括帝国议会在内。此一斗争贯穿了俾斯麦全部的政治生涯，因为斗争的起因不在于就具体事件而发生的观念冲突，而在于俾斯麦对于资产阶级议会本身的蔑视；蔑视的原因在于此种议会政治形态在政治上的无能以及缺乏对事实的认知和把握。伯林将俾斯麦政治成功的根本归结为天生的“现实感”，他评论说：“那么，奥古斯都皇帝和俾斯麦明白，而克劳迪皇帝和约瑟夫二世皇帝不明白的，是什么东西呢？约瑟夫皇帝很可能在智力上比俾斯麦更为出色，书也读得远比他多，克劳迪的知识也必奥古斯都多了许多。但俾斯麦或奥古斯都具有很强的天赋，能整合或综合拼构成生活各个层次的稍纵即逝、支离破碎的丝丝缕缕和零散碎片，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必须不停地整合它们，而不去分析自己是怎么做到的，自己的活动是否有理论上的依据。这事情每个人为了起码的生存都要做，但俾斯麦是在远为广大的领域里做，视野涉及更多可能的行动方针，运用的力量也远为巨大，以其手笔之大，气度之恢弘，堪称天才之作。不仅如此，那些需要整合的零星碎片——把他们看成与其他零星碎片中的一些相互适合，而与另一些不适合；实际上就是看它们在现实里是否相互合适——那些生活的基本成分，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过于熟悉了，我们与之过于形影不离，它们和我们太紧密无间，它们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半意识和无意识层次，因此无法加以清楚地分类。”

然而，俾斯麦的“内阁政治”之失败并非因为其“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所导致的“无原则政治”，恰恰相反，是因为无法接纳并应对新的社会事实而归于失败和终结，他本人政治生涯的终结并不能归结为他和新皇帝之间在教养和个人脾性方面的本质性差异，实际上这样的差异主要是两个时代之间的差异；是传统的土地贵族价值观和大众型民主价值观的差异；欧洲，尤其是德意志大量崛起的现代大众政党，要求以大众政党以选票作为终极手段而选拔的政治领袖为政治权力和政治意志的惟一和最高载体，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立法以及一系列针对各个议会党团所采取的连横合纵的极端压制措施，都注定了他要远离新欧洲的政治舞台。韦伯对此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评述：“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是，作为所有这些事态的结果，俾斯麦留下了什么样的政治遗产。他留下了一个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它在这方面的表现远远不及它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达到的那个水平。尤其是，他留下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它已经习惯于认为掌舵的大政治家能够为它照料好政治事务。更有甚者，因为他滥用君主制情感以掩饰他在各政党之间的斗争中谋取自己权力利益，他留下了一个习惯于逆来顺受地容忍所有以‘君主之治’名义作出的决策的民族，这个民族并没有准备好用批评的眼光看待俾斯麦去职后填补空缺、在攫取统治权时令人吃惊地自以为是的那些人的资格。在这方面已经造成了最为严重的损害。这位大政治家没有留下任何意义上的政治传统。他既没有吸引来、甚至也不能忍受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更不用说那些特立独行的人物了。他不仅对那些可能被视为他的继承者的任何人抱有强烈的猜疑心，而且还把他一个儿子实际上极为平庸的政治才具高估到了惊人的程度，这真是民族的不幸。一个完全没有权力的议会，这就是他的巨大声望带来的纯粹消极的结果。

众所周知，俾斯麦去职后曾自责在这方面铸成大错，预示不得不品尝作为自身命运一部分的这个苦果。议会无权还意味着，它的思想水准大大降低。诚然，我们那些文人墨客天真的道德传奇也许能使我们相信，这里的因果关系时颠倒的，就是说，正因为议会生活的品质低下，所以议会只配无权。但是，简单的事实和思考就能揭示出实际的事态，这对任何一个严肃反省的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议会的思想品质是高是低，要取决于是否不仅在讨论重大问题，而且是否就这些重大问题做出终极决断，换句话说，它的品质取决于议会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要在多大程度上依赖那里发生的事情，或者它是否在仅仅充当一个统治的官僚系统不大情愿地加以容忍的橡皮图章。”然而，魏玛共和及其议会政治试验却也同样在类似法国、甚至低于法国议会的水平上运行（韦伯本人对之持绝对的反对态度），产生了一系列低能的立法和政治行为，不但未能产生去议会自身的政治领导权，更未能造就韦伯所期望的政治领袖形态。

此一时期德意志最杰出的头脑，尽管背景各异，都加入了弗里德里希·纽曼的阵营，他们的共同信念是将德意志政治生活建基于“选票”之上，“选票”意味着典型的唯名论的民主政治形态和大众政党政治形态，这同传统的普鲁士政治的唯实论政治意识简直构成了直接的对立，不管包括在传统唯实论名下的是启蒙时代的开明专制、洪堡和施泰因的道德国家理想，还是尼布尔-兰克传统中的罗马政治或者“世界史”政治形态。俾斯麦以近乎卑下的“反社会党立法”和“文化斗争”等手段意图排除现代德意志政治中的非普鲁士因素，但这一切反而促成了俾斯麦自身退出政治舞台；究其根本原因，倒不在于社会民主党以及天主教党派确实代表了实质上的社会主义观念或者天主教的梵蒂冈主义观念，恰恰相反，俾斯麦依据传统的普鲁士政治意识，则不可能体味到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天主教党派，作为帝国议会中最大的党派，其实都是以现代民主政治中的“选票”为根基的，而不是以实质性的观念为根基的，表面上的口号宣传不过是现代民主政治中政党运营的最正常工具，其直接目的在于选票方面的考虑，其最终目的则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抱负。俾斯麦在普鲁士邦议会和帝国议会之间实施剥离，这等于是对德意志向现代民主制度的过渡实施了“斩首”，他意识到自己铸成大错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威廉二世一开始就意识到“帝国”的包容性和几乎是无限的妥协空间，在其中，无论是极端激进派还是极端保守派，无论是泛德意志主义者还是容克阶层抑或是大工业集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帝国”也将对各方的诉求给出回应。1848年的时候，法兰克福议会的大德意志主义者很快便放弃了对波兰人的同情，转而响应了“健康民族自利精神”的号召，尽管为此要付出同普鲁士军队结盟的代价；1914年时候，社会民主党名义上仅仅支持一场针对沙皇俄国的战争，不过很快便接受劝告，将矛头也同样对准了“协约资本主义体系”。“一个帝国、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第三帝国的这项原则性格训实际上早在威廉二世时代就已经实现了。

进入19世纪7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相继完成统一和内部的选举改革，东、南欧民族情绪高涨，新的建国运动在此基础之上风起云涌，传统帝国格局之下的欧洲强国纷纷寻求重新界定“国家利益”。米尔纳爵士在评论这一时期的英国政策时，实际上是在阐释一种张伯伦式的保守党“新帝国”观念和纲领：“在过去各国相对较弱的时代里，在俄国和美国发展壮大之前，以及德国的经济和贸易由于它的陆海军力量的发展而突飞猛进之前，英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但是在庞大的帝国并立的现代世界里，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英国凭借自身力量不可能继续保持它以前的重要地位；英国凭借自身力量不可能保持一个一流强国的地位。但是，根据人类的经验，一个更大的英帝国可以永远继续做这样的强国，而且作为这样的强国它将保证它所有的国家的安全和繁荣。此外，据人类经验来看，没有什么其他事物能够这样保证这些东西。”自由党并不反对“帝国”，对帝国了如指掌的罗素爵士以客观的方式将大英帝国的起源和成长追溯为一种“必然性”：“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可能是作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合王国而单独采取行动。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征服了加拿大并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我们占有了整个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我们兼并了印度，使它处于国王政府的统治之下。我们不能后退。”作为自由党的议会领袖，格莱斯顿的帝国情感同样根深蒂固，“对每个英国人来说，帝国情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这就是他对迪斯累利1872年“水晶宫演讲”的简短回应，尽管格莱斯顿毕生都在反对迪斯累利-米尔纳扩张性的帝国政策。迪斯累利在这个作为其政治生涯和政治纲领之核心的演讲中，阐释了一种富有进取性、甚至带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新帝国”政策路线，这种路线的根本特征在于一种明确的意识：在自由贸易迅速失去效力的时期，工业力量将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军事力量也将超越单纯的商业力量成为帝国力量的基础；迪斯累利在演讲中向未来的选民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你们是乐于做一个舒适的英国人，受欧洲大陆种种原则的约束，终其一生，还是愿意做一个伟大国家、一个帝国的臣民？”

显然，1870年代，一种进行抉择的“必然性”开始浮现在帝国的地平线上，这种抉择必须经过人为的努力做出，罗素爵士曾经阐释过的那种出于“天意”或者“命定”的“必然性”对此时的英帝国来说，已经成为奢侈品。解释性的问题在于怎样看待帝国：是一个以工业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统治性的统一帝国？还是一个以各殖民地、自治领的平等、独立、自治能力的培育为基础的自由帝国？这是1870年代自由党和保守党争执的核心议题，双方对此均保持高度关注和敏感，1875年土耳其事件爆发的时候，立刻触发了英格兰议会政治的一场重大危机。英格兰议会政治的精华力量领导了这场议会斗争，一个新的“自由帝国”作为斗争的结果从这场危机和斗争中崛起。事实上，英格兰在整个欧洲可以说是最早从教宗和皇帝的普世体系中脱离出来的，但是英格兰并没有走上民族-帝国的道路，即便是17世纪的清教徒革命，也并没有像后世的革命那样，激发出“国民意志”的强大力量；换言之，英格兰并没有经历一个“制造人民”的历史过程，相反，英格兰早早地便脱离了欧陆式的民族式重商主义路线，并直接走上了一条多元帝国的道路。可以这么说，在世界史上的一切帝国当中，没有哪个帝国能像不列颠帝国那样具备如此强悍且稳定的帝国意志和明确的规划，也没有哪个帝国像不列颠帝国这样，同时又能够避免暴烈的殖民帝国形态，在1870年代之后迅猛成长起来的欧洲殖民帝国丛林当中，惟有英格兰得以从始至终将不列颠帝国维持在观念和原则的层面上，并依托自然性的和中间性的地区组织和团体，而非纯粹的“国民意志”，将传统的作为一种观念的帝国推进到“自由帝国”这一现实层面上。

事实上，自腓特烈大帝在凭借不具协商性质的启蒙专制主义路线在中欧开辟出自由土壤之后，很多本不具备自由土壤的国家都经历了托洛茨基所谓的“小18世纪”，这种似乎是出自世界历史命运的规定性律令一直持续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激进化危险，因为人类对理论和价值的需求往往超越对实践理性的需求，会不断造就大批对和平的市场经济生活既无经验也缺乏兴趣的虚无主义者，康拉德.海登称之为“武装了的波西米亚人”，可谓击中要害。但是不列颠帝国之所以能避免此种历史命运，应当归功于1720-1740年代沃尔波的辉格党内阁为后世的不列颠自由帝国奠定的那个深厚基础。对此，迪克森有相当精细的评述：“……沃尔波本人对英格兰社会内部的力量均衡有着直觉理解。他很清楚，英格兰之所以能够从1689-1713年的一系列战争中最后胜出，有两项主因。第一，这个政治民族能够通过议会就空前规模的税收和贷款达成决议。第二，则在于伦敦城日益增长的金融知识，如果没有这种专业知识，贷款管理、外汇汇款以及经济战方面所带来的可怕问题是不可能获得解决的。因此，就有两个主要的社会部分牵涉其中。一方面是土地贵族和农业阶级，这个社会部门扎根土地，对政治革新、社会变动、不奉国教行为以及涉外纠葛等，都抱有疑虑，不过，出于爱国和自利的混合，他们既愿意缴纳沉重税收，也愿意支持一个异族国王。另一个社会部门就是伦敦城这个社会方面和宗教方面的混杂共同体，拥有国际视野和联系，这个社会部门还刚刚开始感觉到自身的真实力量和权能，不过它已然意识到，若没有它的襄助，政府将会失效。这个部门的视野和社会结构可以在一些日益壮大的区域贸易中反映出来，诸如布里斯托、利物浦以及格拉斯哥这样的地方。沃尔波很清楚，必须赢得这两大社会集团的支持，并且还必须维持这样的支持，否则任何政策都不可能这个作为整体的政治民族的赞同。他还进一步认识到，两大社会集团也正日益趋于复杂化，由此，两大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联系将会得到加强，因此有可能对任何一方形成冒犯的政策都应当尽可能地予以避免。正是此种分析，无论是否明示出来，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故意搁置斯坦霍普的不奉国教新教徒解放提案、压低土地税负以及培育同‘革命家族’当中那些政治上更为顺服的成员的关系；与此同时，他还通过‘补偿法令’安抚新教异见者，他不仅同伦敦城中强大的商人和金融家族保持密切联系，而且还积极加强政府同这些集团的联系，尤其是财政部同英格兰银行之间的联系。社会中的这种兼具保守和演进性质的利益平衡，需要借助经济和行政方面的改革举措予以完善，而这样的改革举措则必须保持足够的政治中立度，唯此才能获得谱系相当宽广的社会各集团的赞同。”

佩尔海姆死后，作为沃尔波成就之基础的老辉格党寡头派就遭到肢解和清洗，乔治三世对辉格党的个人厌恶以及乡绅派宪政理论家们掀起的舆论风潮只能解释整个事件进程的一小部分，追究主要原因，应当在于沃尔波体制自身的致命缺陷，确切地说，这一体制过多地倚重了沃尔波以及佩尔海姆的个性和个人能力；因此，预料中的佩尔海姆的英年早逝立刻激发起了广泛的反对力量。此后，英格兰议会再次陷入卑鄙不堪的权谋角逐格局当中。这一切都是对后人心目中的英格兰议会预定论和进化论观念的决定性打击。但是，以内阁领袖制度为基础的议会格局不但没有遭受折损，反而进行了平稳有效的过渡，直到小皮特崛起，并在此期间赢得了包括七年战争在内的一系列长期战争，老皮特发端于1740年代的进攻性重商主义政策也正是在其期间取代了沃尔波的绥靖性的重商主义政策；考虑到绥靖性重商主义政策已经根本无法为英格兰赢得足够的扩张资源，这一政策轨道的转变可谓意义重大，对于英格兰帝国扩张史而言，新政策的分量甚至超过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然而，实施这一政策转变所需要的资源却是由沃尔波体制历时二十年积攒下来的。新型议会体制在此一时期的保存从表面上看应当归因于乔治三世愚蠢的干预政策所激起的众多敌对情绪，但在实质上却应当归因于沃尔波体制为英格兰赢得的自发和自主的繁荣和扩张，正如易朴生在他的一部戏剧中所说：“这不是人干的！” 到了1770年代，沃尔波那种和平且多元的帝国思维实际上也完成了对托利党的融入和改造，当已经处于飘摇状态的第一帝国迎来美洲战争的洗礼之时，沃尔波体制也获得了在人员和智慧双方面都锻造出一个代代相传的帝国精英阶层的机会；正如马歇尔评论的那样：“截止到1770年代，托利思维中生存下来的血脉已经不再是君权神授，而是得到恰当构造的宪政权威的神圣权利，不抵抗的思维仍然留存在他们的政治语汇中，但效忠的对象不再是国王，而是议会中的国王。托利党改变其传统观念，以吸收1688年革命创伤性冲击的速度和成功度今天已经得到了人们更好的理解，可以肯定，截止到乔治三世时期，议会主权原则在托利党及其敌人那里都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此外，在负有良心意识的辉格党阵营当中激起如此阵痛的那些划分，对于不那么迂腐的托利乡绅来说，并不构成什么挑战。对他们来说，指出下面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征税权乃是暗含在任何一种至高权威当中，这一权威在任何一种国家当中都是必然存在的。父权制政府之终极全权的世俗版本在约翰逊的《非暴政下的税收》这本小册子中得到强烈凸显。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要存在某种无法对之进行上诉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是没有限制的，透入共同体的全体民众，规制并调整着所有的下属部门，制定或者撤销立法，确立或取消裁决，扩张或收缩特权，自免于质询或控制，仅受物理上的必然性所限制。约翰逊并非乡绅的一员，不过他分享了乡绅的政治观点，而且和大多数乡绅不一样，他能够清晰表达这种观点。此种简明观念带来的优势之一就是使得有关主权之确切内容的思考变得没有意义，主权就其本性而言，要么是一切，要么什么都不是。同时，这种观念也为一些模糊说法提供了空间，这些模糊说法以一种混乱但令人满意的方式将国家、国王和立法机构的主权杂凑在一起。……定义上的松散附带着也允许对国王个人表达情感上的尊重，只要这种尊重不再暗示君权神授，就能为托利情感提供宽广的表达空间。1775年的众多演说都特别提及需要保持立法机构的合法权威，但是绝大多数的演讲也都以不同方式提及了王室的权利。”

此一时期的托利党虽然不再参与威斯敏斯特或者宫廷里的权力斗争和阴谋，但是在社会-经济层面，尤其是在地方层面以及帝国经济生活当中，他们实际上都能够在辉格党的互惠网络中有所分享，其中的参与程度似乎并不亚于詹姆斯二世时期或者安妮女王时期。对于国家政治的回避反而加强了他们那种传统的、得到升华的道德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他们对帝国政治彰显年代中的辉格党激进派以及殖民地议会保持蔑视，这种态度既是一种内在的威权主义，也是一种道德和经济双方面的自我升华感和崇高感。在冲突当中，他们当然会捍卫英国针对殖民地在所有方面的至高权威，因为对他们来说这种只能得到模糊表达的“国家权威”当中包含了托利价值的一切要素，尤其是其中的等级制和父权制的情感本能，为此，他们倒完全不必像辉格党那样承担起进行精确定义的沉重负担，正是这一负担造成了辉格党在改革道路上的大分裂以及辉格党政府的最终解体，而且他们也不必在乎英国权威的真正承载者是国王还是议会。由此，罗金汉姆在帝国政治种所推行的议会主权路线，尽管就其内在信念而言是要捍卫一项传统的辉格党价值和原则，但这一价值和原则的真正受益者却是托利党。换言之，美洲革命在北美殖民地秉承并推进真正的辉格党原则的同时，在英格兰却相反地促成了托利党地产阶层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复兴，而此一时期的辉格党内阁无论其内在信念，还是其政策后果，都有意无意地同这种“新托利主义”合流并取得了托利党各社会阶层的议会支持以及超议会支持。只是在美洲问题越来越糟糕之时，他才逐渐学会了在议会辩论中锻造出一种在后世影响力日增的乡村派政党的修辞，并开始体现出改革派所需要的独立精神。正是美洲危机提供了不断的动力，促使帝国政治不再按照1688年的传统模式向前演进，而是被改造为乡村派-宫廷派之间的对立，罗金汉姆派辉格党在这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正如朗福德所论，正是在这个危机年代，“‘老辉格党’完成了从一个没有清晰政治意识的政治派系向一个伟大的乡村政党的变形”。

这意味着此时的“老辉格党”已经开始学会适应在帝国政治中扮演政治反对派的角色，并借助这个角色锻造出自身的原则和实力。与此同时，在罗金汉姆身边的是因反对诺斯体制而靠近过来的托利党集团，乡村派政党由此便得以抛弃因1688年革命而造就的传统政党区分，并在“经济改革纲领”这个共同战线上熔铸起一个共同的力量和集团，目标所在就是针对诺斯体制从沃波尔体制当中继承下来的腐化、权谋、日益巨大的行政成本，当然还包括宫廷派辉格党甚为倚重的宫廷影响力。英格兰在独立战争中的失败并没有造成宫廷派辉格党所预期的经济下滑，相反，大西洋经济体表现出更高的经济往来程度以及更为强劲的经济整合程度，这为乡村派政治势力以及战前的辉格党激进派提供了足够的政治空间去重新审视帝国，审视往届内阁的那种以“英格兰霸权”为基础的美洲政策。正是在这一重新审视的过程中，辉格党乡村派和托利党乡村派最终走在一起，构造出了一种整体性的乡村派政治纲领，其核心要义就是反对宫廷派及其所代表的行政势力的扩张以及议会授职权的扩张。由此，议会便最终定型为三种力量之间的竞争，宫廷派官职持有者和猎取者、独立派议员以及各种政治派系。作为第二种类型的典型，乡村派势力显然不能说是一个单纯的派系，因为他们已经发展出稳固的政治纲领，并且这一纲领带有强烈的伯克式的国家政治诉求，但也不能称之为一个成形的政党，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具备权力政治野心，他们所忠诚的是乡村派经济改革纲领，以及独立派议员这个标签本身。设若此时的乡村派处身1830年代的议会改革时期，他们必定会成为格雷勋爵所领导的自由派辉格党，实际上也正是乡村派构成18世纪中叶的辉格党强硬保守派同1830年代辉格党改革派之间的重大联系环节，并保持了这种联结，直到催生出1832年的第一次改革法案。许多历史学家将1794内阁视为托利党的重生以及现代保守主义的起源。后来事态的发展至少证明了前一论断之正确性。皮特本人也许不是党派人士，但他的新内阁肯定是。而且，旧日的保守派辉格党在1794年之后也开始强调新托利主义的反改革本性，其程度更甚于皮特集团。他们较之皮特集团更担心自己的财产和特权，而皮特集团则由日益增多的年轻人构成，这些年轻人都是因其管理和行政才能而获得了首相本人的任命。1794年之后，我们所称谓的‘新托利主义’开始发展成为秩序党，尽管皮特本人不会认同‘新脱利主义’这一说法，这一党派将社会稳定、保护宪政、捍卫财产置于个人自由之上，其分量也远远超越宗教或者政治上的改革。它也是一个爱国主义政党，在英格兰社会中弹奏着大国沙文主义的强有力琴音。

皮特是1785年的议会改革者，但是到了1797年就成为了议会改革的坚决敌对者。在针对格雷的议会改革动议而发表的敌对演讲中，他娴熟地将秩序和大国沙文主义情感熔铸在一起，强烈谴责那些‘所持教义会将英格兰宪政尽数毁灭的人’，这些人会借议会改革之名，‘作为实现其想法的第一块踏脚石……这些人信誓旦旦地从魔鬼般可憎的法国雅各宾派手中借用政治信条……这是一种傲慢、浅薄和虚张声势的哲学，其理论之荒谬超越了最夸张的玄想家们的狂野想象，其实践上所造成的罪恶已经到了没有任何时代可与之比肩的程度。’”1680年代，约翰.洛克的恩主沙夫茨伯里伯爵清晰表达了英格兰民族的荣耀所在，这种荣耀既无关乎宗教启示，也无关乎中世纪贵族-骑士的封建荣耀，而且更无关乎15、16世纪人文主义者的文化荣耀，他指出：“由强力凑合在一起的人群，虽有同一个首脑，却并非真正地合为一体：这样的群体也造就不出一个民族。使一个共同体的成员结合起来，并使一个民族犹如一个人的，乃是基于一些共同利益或兴趣的社会联盟、同盟以及彼此间的和谐一致。有绝对权利，就没有公益；没有公益，或者没有宪政，实际上就不会有祖国，不会有民族。”

这实际上是在传达一种有关“经济意识”的信息；正如迪克森在《英格兰金融革命》一开篇就精确刻画的那样：“从1660年到1688年，作家们、工程家们以及政治家们所提的这些【经济发展】建议以及与之类似的建议，都可谓富含理智，且彼此共通，当然也会有些例外。他们构思出一种自由社会，不存在个人进展的法律障碍（至少对新教个人来说是这样的）；其中也包含着农业和交通的改进；当然，至关重要的是以伦敦为中心创建一个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网络，以此来改进信贷和保险，这会刺激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投资。这背后所隐含的哲学就是财富是善的，可以通过才能和勤劳获取财富，只要政府能够给予理智性的规划和鼓励，寻求自我之善的个人将会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中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创造出财富和繁荣。” 这一切都深深影响了麦考莱对“自由”的重新阐释，尽管他刻意强调这一解释是辉格党式的，但是在谷物法问题所造成的托利党大分裂之后，迅疾发展的英格兰社会已经走向了自由主义这一共识，也许对其具体的和实在性的内容的间接存在差异，但“自由”已经融构成为一副共通的英格兰文化图景，而无需再像以往、尤其是17、18世纪那样，依据党派原则运行并对议会政治表现出卑躬屈膝的诉求。阿诺德精神在“为人生作好准备”的旗帜下，在中产阶级上层迎来了古典教育的复兴浪潮，意图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化中塑造并推进“职业等级”令人肃然起敬的品性，即便这样一个等级的塑造以牺牲国家工业化的需求为代价，但却满足了普遍化了的帝国官僚制度对人员的需求。在此，麦考莱重申了沃尔斯利大总督在印度大征服时期的类似见解：“或许我也会认为在古代语与抽象科学上耗费了太多时间。不然会怎样呢？无论是什么语言，无论是什么科学，若对它的教授能风靡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那么能精通这些语言与科学的人一般而言将成为年轻人中的精英，成为可敬的佼佼者中最敏锐、最勤奋、最具上进心的人。就算在剑桥教授的是托勒密体系而非牛顿体系，考试中的成绩优秀者仍然一般而言比最后一名更为优秀。就算我们不学习希腊语，转而学习切罗基语，最能理解切罗基语的人，能写出最正确而悦耳的切罗基语诗句的人，能最确切领会切罗基语虚词之作用的人，一般而言将比那些贫于这些成就的人更优秀。就算我们的学校教授占星术，最会编排天宫图的年轻人一般而言将成为更优秀的人。就算教授的是炼金术，表现得最为积极追求贤者之石的年轻人，一般而言会成为更优秀的人。关于这个问题，我还要再补充一则评论。尽管我倾向于认为对英国年轻绅士的教育花费了过多精力在死语言上，但我确信当你在挑选人手补充首要且不可或缺的条件是熟悉外语的岗位时，要检验他们是否胜任，考察他们的古典语知识是最好不过了。”显然，这一见解的显著特征便是其中实用主义的缺乏，沃尔斯利认为过度的实用主义教育诉求将无助于培育一个人员广泛又能融合英格兰绅士教育元素的帝国官僚体系。显然，沃尔斯利的帝国教育规划乃是应时而生，其目的是为了稳固拿破仑战争期间遭遇严重挑战的英格兰东方霸权，麦考莱则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和背景中重申这一教育规划，传统的绅士教育将在这一教育规划中同普遍的帝国尊严感取得融合以及相互支撑；沃尔斯利将他的规划理解为一项纯粹的立法事务，麦考莱则将之视为文化帝国的前哨堡垒，并暗合了他那个时代英格兰保守主义社会氛围的崛起，正如哈维评论的那样：“自由主义提倡个人做出成就，这个阶级响应了它的号召。它看重功绩、竞争、体面、效率和目标感。它尊重成果、金钱和成功。它对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没有把握，便听从那些自信有发号施令权的人；它尊重等级制度。在这点上，它和19世纪前期的自由主义者有很大不同：支撑了老自由主义者不屈的个人主义的，是那种‘昔日的光荣事业’中的前工业时代精神和17世纪的战斗口号。而这个新阶级因为想在社会等级中找到安全的位置而成为保守党的工具，保守党因之变成在城市中有拥泵的党。”

实际上，麦考莱时代英格兰保守主义社会氛围的崛起已经发展成为英格兰社会的共通事件和公共意识，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党原则或者托利党起源，罗伯特.皮尔在“谷物法”大论辩时期已经解除了英格兰社会意识同政党之间的纽带，在托利党解体前夜，他对本党后座议员恶语相加，在一封私信里写道：“那帮醉心打猎、射击和豪饮的人，怎么可能了解我辈的动机呢？我辈身负公众安全之责，对事态有最充分的了解，一心只为防范危险并问计于各阶层的普遍福祉。”皮尔正是依托辉格党反对派的支持，才最终赢得了撤销“谷物法”的胜利，同时也对最为激进的少数派土地贵族利益集团实施了政治放逐。这意味着从皮尔的反谷物法联盟时期到格莱斯顿领导自由党的时期，英格兰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氛围已经可以脱离具体的利益性和政治性派系分割，可以进行整体性的保守主义社会心理建构了。两大政党都宣称为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说话。而在界定整体利益之时，帝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若没有帝国，则英格兰就无法在性质和利益范围上进行自我界定。正是帝国的普遍性存在，决定了英格兰之特殊性和优越性的存在。帝国由此转变为呼唤“民族一致性”的最重要推动力量。由此便不难理解英印帝国的普遍性文职体系为何能够在19世纪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因为正是这样一个文职体系巧妙地既将帝国和民族主义加以结合，又能恰如其分地将二者分隔开来，个中因由在于，这样一个帝国管理阶层正如约翰.穆勒-麦考莱政策路线所期望的那样，不论阶级，也无关乎内阁变迁，有其自身的甄选体制和职业尊严，这种尊严既表现为只为国家服务的精神，也体现出英格兰在帝国中根深蒂固的恒久优越性。罗金汉姆-伯克内阁诉求的是开放式的18世纪商业合作精神以及对宫廷派保守主义的刻骨敌视；麦考莱诉求的则是“伟大民族”及其“父亲般的感情”，一种超越党派之上的“民族情感”，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吉卜林式的基于“国家传奇”的保守主义文化情感。

在这种文化情感之下，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改造的东印度公司文职体系所造就的帝国精英阶层得以充分施展其“公共精神”，也正是这一体制及其“公共精神”将英格兰利益同土著利益进行了截然的、隔绝式的划分，正如阿伦特评论的那样：在这一体制之下，“‘冷漠无情’变成所有英国殖民地官员的崭新态度，比起暴虐的独裁，比起专制政体，它是一种更为危险的政府形式。其原因在于：它甚至无法忍受维系暴君及其子民之间的最后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是由贿赂与馈赠编织而成的。不列颠殖民行政官员那廉正的性格，使得其专制政府更不近人情，比起亚洲土著的统治者与残酷的征服者，它更难以被其统治的人民接近。清廉冷漠象征着与‘利益’绝对划分清楚；如此划分可使清廉冷漠与利益根本没有抵触的机会，相形之下，剥削、压迫或腐败似乎更可以捍卫人的尊严，因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腐化者与被腐化者生活于同一个世界，分享相同的目标，为拥有相同的事物而奋斗，但是，在冷漠无情的政府形式中，上述第三种比较都被摧毁无遗；更糟糕的是，冷漠无情的行政官员们甚难理解他们已经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政府形式，却坚信他们的态度是因为‘与落后地区人民接触所迫’而滋生的。”

正是这种隔离和等级式的帝国精神，推动着麦考莱对印度实施法律隔离，此即印度法律的“法典化”，将印度转化为一个帝国精英阶层普遍治理之下的、被去除了政治意志的法典社会，和18世纪欧洲启蒙光谱中的法典诉求所表达的智识诉求和民主诉求不一样，法典化的印度社会是麦考莱文化帝国的重大要素之一，其基本诉求乃是一个“家长式”的政府：“即便是在这个国家里我们也抱怨法官造法；即便这个国家中道德标准要高于世界其他绝大多数地方；在这个国家中，许多代人当中也没有哪位我们法律传统的看护者曾招致个人腐败的怀疑；在这个国家中有着恰当的制度；在这个国家中每项判决都被聪慧而博学的观众看在眼里；在这个国家中有着智慧而敏锐的公众；在这个国家中每件引人注目的案件都被上百家报纸全面报道；简而言之，在这个国家中有能弥补这一体系之弊端的一切。然而，在一个有着绝对政府并且涣散道德的地方，一个没有酒吧与舆论的地方，法官造法是无法容忍的祸害与丑闻。是时候让地方行政官了解他将要施行的法律，让臣民们了解他将生活在怎样的法律之下。我们的意思不是指印度的全体人民应生活在相同的法律之下：远非如此，在这份议案中没有一个字，在我那位可敬的朋友的演说中也没有一个字能作这样解释。我们知道这个目标多么可取，不过我们也知道那是水中捉月。我们知道必须尊重源自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种姓的种种感情。我相信，在不伤害这些感情的情况下，可以作许多事来使这些不同的法律体系趋于相同。不过，无论我们是否要同化这些体系，让我们来将它们变得明确，让我们来对它们进行整理。我们不建议草率的创新，我们希望不给我们任何一部分臣民的偏见造成冲击。我们的原则便是如此，在可能的地方追求一致性，在必须的地方保持差异性，然而在所有地方都要获得确定性。如我所相信的，印度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需要一部法典，我同样相信没有其他国家能更容易地获得这一益处。专制政府比民治政府更适合赋予一个民族一部法典，这几乎是专制政府的唯一幸事，或许就是唯一的幸事。整理一个浩繁的、人为的不成文法体系远非一件易事，并且，由少数人来做要比由许多人来做强得多，由拿破仑来做要强过众议院以及参议院，由一个像普鲁士或丹麦那样的政府来做要强过像英格兰这样的政府。对于这一目标，二、三位经验老道的法学家安静地坐在一起是个更优越得多的机构，而一个大型的民众集会则会分立为不同派别，这种集会几乎总是这样。因此在我看来，现在正是我们能够将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这一益处最容易地赋予印度的时机。这项工作在野蛮的时代无法很好地进行，在自由时代则难免伴有巨大的困难。这项工作尤其适于一个像印度这样的政府，一个开明的、家长式的专制政府。”

麦考莱的印度论章以英格兰自由传统为基础，意图确立起英格兰之于印度的优越性，和约翰.穆勒的理智诉求不同的是，麦考莱将这种优越性建基于欧洲之于东方的文化上的特权地位，而非认知上的特权地位；假如说，约翰.穆勒会将现代殖民地民族主义的狂热表达视为非理性的激情，一种反启蒙的政治意志在情感上的表达，那么麦考莱则会将之理解为对欧洲文化霸权的奴隶造反冲动。对约翰.穆勒来说，非理性的激情可以通过认知能力的逐渐提高而得到遏制和改造，认知必定独立于文化；但对麦考莱来说，文化上的霸权和优越性之所以得到确立，恰恰是因为低等文化的存在，后者乃是前者存在的必要前提，设若麦考莱基于文化统绪而非人类认知能力的文化霸权真的在帝国政治当中获得普遍实施，成为普遍现实，那么麦考莱全部印度论章所设定的那种英格兰的优越性也将走向自我毁灭，因此，麦考莱在确立英格兰之优越性时，从未将认知视为独立要素，而是相反地将认知置于文化-权力所构造的绵延网络当中，并消融于其中；正如登恩作为民族主义的敌对者但仍然一针见血地评论的那样：“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政治耻辱。……正如今天的情况所示，理性的狡黠最终在民族主义中遇到了自己的对手。”

深谙启蒙理想与“理性之狡黠”之间微妙合体关系的麦考莱，同样深刻意识到他以1688年为起始点，以1832年为终极点的有关英格兰之优越性的历史哲学叙事，必须以反辉格党要素的存在为前提，否则便无法自我确证；印度问题为他提供给了反辉格党要素存在的最佳例证，他也因此选择了帝国政治这个舞台，对他的辉格党历史哲学进行了雄辩的阐述。也正是出于这种意识，麦考莱在有关印度命运的总结陈词中，走向一种悠闲的历史不可知论，而且我们不难理解，这种不可知论并未给麦考莱带来危机感，相反，正是“理性之狡黠”使得麦考莱能够安枕在英格兰之优越性和文化霸权之上，因为在他的历史哲学中，1832年英格兰的文化图景正是历史的“终极性”所在，为此，他写道：“我们印度帝国的命运阴霾密布。对于这样一个与历史中其他国家毫无相似之处，并独自构成一类政治现象的国家，我们难以预测它的命运。我们尚不知晓决定其成长、其衰败的法则。或许印度的公共精神会在我们的体制下壮大，直至该体制再也容不下它；或许借助一个良好的政府，我们能将我们的臣民教育得能胜任一个更好的政府；或许由于接受了欧洲知识的指导，他们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渴望欧洲的制度。我不知道这一天会不会到来。但是我绝对不会试图规避或阻碍它的到来。无论它何时到来，它都将是英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天。发现一个伟大的民族深陷奴役与迷信的深渊，统治他们以便使他们渴望并有能力享有公民的一切特权，这确实是我们最光荣的殊荣。权杖或许会离我们而去。不可预见的意外事件或许会打乱我们最深奥的政治计划。胜利或许会在我们军队的面前变化无常。但有一些胜利，他们不会被扭转。有一个帝国，它杜绝了所有导致凋敝的自然原因。这些胜利将是和平的胜利，是理性对野蛮的胜利；这个帝国将因我们的技艺、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文学以及我们的法律而不朽。”

麦考莱将英格兰的优越性建立在英格兰自由传统及其技艺、道德、文学和法律的恒常性、稳定性之上，这样的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依赖具体的社会-经济或者政治-军事内容，毫无疑问，“权杖或许会离我们而去”，但是英格兰的总体上的文化优越性仍然行之有效。 1749年，博林布鲁克在《国家现状反思》中将斯威夫特的情绪性反应和控诉固定为一种完善的阐释模式，并制造了“爱国者君主”的托利神话；1845年迪斯累利在其小说《西比林》中采纳的正是这一模式。博林布鲁克论辩说：“当威廉王即位之时，他实际上是在紧随着革命而走上了这个伟大的行动舞台；此时的民族处境可谓刚刚解脱镣铐……具体而言，威廉王本可以在这个国家获得多种支持……比如土地税、麦芽糖消费税、各种额外的补贴，所有这些本可以在当年就予以征集。也确实起草并提出了这样的规划……但是最终却遭到拒绝，随附的理由充满政治精巧度，但只是看起来合理，结果证明为害甚重。据说，一个这样的新政府，其创建违背了众多的古代原则和现实惯例，如果想得到切实的保障，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众人的私人财富同政府的维系联结起来；除非诱使他们借钱给公众，并接受当前体制下的证券，否则便无法达成这一步。由此便造就了筹措资金的新方法以及股票投机行当。大公司纷纷应运而生，它们自称是仆人，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是政府的真正主人。”

如果说，博林布鲁克试图依托超越党派多元格局的“爱国者君主”权能对英格兰实施国家“民族一体化”，并由此走上同一时期法兰西式的王权-人民统一性路线，那么迪斯累利则试图依托此种标准的托利党神话来推行帝国的“一体化”，将不列颠帝国从一个多元结构转化为欧陆式的民族扩张结构。迪斯累利以19世纪最杰出的“战略家”身份寄托自己的声望，由保守党完成英格兰普选权的改革，这件事情完全超出了英格兰自身的宪政想象，却是由迪斯累利一手促成，保守党正是借助迪斯累利此举以及迪斯累利本人的杰出政党组织天赋，击败如日中天的格莱斯顿，重掌内阁，并迫使他的终身之敌格莱斯顿选择退隐。1875年事件为迪斯累利的“新帝国”政策提供了极好的进展机会，和麦考莱、张伯伦的“新帝国”政策不同的是，迪斯累利关注的真正重点并非英帝国殖民地、自治领的资源开发和整合，迪斯累利此举是要迎合这一时期英格兰庞大选民群体中盛行的民主主义情感。在迪斯累利看来，英格兰在帝国中的优越性、帝国在整个世界的优越性，此种情感就是选票的基础。“种族就是一切。”这种盎格鲁-撒克逊至上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迪斯累利保守党的选举口号。1875年土耳其事件提供的国际关系格局在表面上非常清晰，但在英格兰，顽强的贵族政治传统使得荣誉和声望的竞争变得甚至比权力角逐更为惨烈，因此也使得政党权力角逐本身也更为模糊复杂。政党领袖、议会、选民、君主，这种四角关系存在相对的变化和多样的随机组合；就外交事务而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政党领袖如何获得并尽可能地保持主动性，迪斯累利的办法是提出一个又一个充满机会主义、但也一个更比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来取胜；迪斯累利的难题在于，如何把他过于发达的战略技巧、过于强烈的荣誉要求融合成为一种能够得到选民热情回应的态度和理想。在迪斯累利看来，土耳其事件为英格兰及其所代表的新教世界提供了征服东方的理由，这也许和英格兰传统帝国政策中的担忧和抱负不合拍，但却能够重新唤醒帝国的统一意识和力量，大陆列强受制于小心翼翼的《柏林备忘录》框架，要么不能要么不愿利用这样的理由去承担基督教使命，因此他们也只能局限在传统的国家利益或者王朝利益的现实斗争上，由此而给大英帝国影响力留下了重大的扩展空间。正是在这种新的帝国观念中，迪斯累利的政党团结诉求、个人野心和不免显露出来的机会主义手腕得到了融合，融合成为一种深得女王赞许的理想和政治方向感。

至于现实的外交政策同帝国理想之间势必会存在的断裂地带，正是迪斯累利施展才干之处，他以“英国利益”作为拷问土耳其问题的最高标准，并以此搭建起跨越这个断裂地带的政策桥梁。1870年代，被视为英格兰外交传统的不干涉政策，也就是皮尔-帕默斯顿框架，在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斗争中发生了解释方面的歧义。保守党将大英帝国视为通过君主和英格兰议会的统治为基础的统一性帝国；自由党在格莱斯顿的带领下，遵循“自由帝国”的观念，将英国和各个殖民地、自治领的关系视为平等、自治基础上的伙伴合作关系，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帝国是多元的，维系的纽带在于自由贸易、自由独立的共同情感。吉尔伯特.默里用于形容古典文明晚期向基督教信仰转变的思想状态为“神经衰弱症”，他的代表性描述同19世纪中晚期英格兰保守派的“新帝国”观念无论在基础意识上还是在最终命运上都极为契合，他写道：这样的转折时期是“一个意识到多种失败为基础的时期，结果这个时期既带着病态，又带着那种往往伴随病态而来的亢奋。这个时期不但有过奥林匹亚神学的失败，有过目前被半野蛮军人君主国粉碎的自由城邦的失败，它更经历着另两个逐渐实现的失败：人类政府为人类争取美好生活的失败；最后就是大事宣传古希腊文化的失败，希腊为了教育一个邪恶和野蛮的世界所作的长期努力，似乎仅仅使它企图传播的那些理想变得邪恶和野蛮。”

1870年代给欧洲、尤其是英格兰提出严重挑战的“东方问题”，即是这方面的一个清晰例证。迪斯累利也许并不是张伯伦和米尔纳那种真心且热忱的“新帝国”观念的支持者，但是“种族就是一切”的口号的确唤起了英格兰选民情感上的支持，在1867年之后的选举环境中，此举对保守党重掌议会和内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种族口号在此时还只是脱胎于达尔文的一系列科学考察论文以及法国社会学关于社会和历史发展阶段的规律性论说，并不具有日后的那种侵略性的特征，但是也必须承认，种族并非一个可用于清晰的政治论辩的语词，意义模糊，很难界定；就迪斯累利来说，与其说这个词所体现的是同日耳曼、斯拉夫以及罗马-拉丁民族国际竞争中所遭遇的危机感，倒不如说是一个通行于帝国内部事务的语词，语词含义的模糊性格恰恰迎合了民众情感所必需的模糊性格。帝国内部的众多利益和众多事实此时都无法得到清楚说明和界定，未来的走向也并不明朗，种族一词起到了统摄的作用，似乎能够为一切模糊的利益诉求提供现成的答案；同时，扩张性帝国政策可能引起巨大花费，要说服或者压制那些顽固的帝国纳税阶层也非此口号不可。不过，归根结蒂地说，种族主义终究是违背世道人情之事，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轻蔑和不公正的压制。正如格莱斯顿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帝国内部事务，还是国际关系领域，种族意味着压迫和分裂，民族则意味着团结；种族意味着等级之分，民族则意味着自治、平等的未来国际空间。在这次事件中，迪斯累利将“英国利益”同一个因过度腐朽而垂死帝国的维系在一棵树上，格莱斯顿则将希望和未来寄托于民族和独立情感日益涌动的巴尔干诸民族。在这场议会斗争中，格莱斯顿以“文明、荣誉和正义”的标准重新阐释了“国家利益”，这一方面塑造并迎合了英格兰中下层民众当中的“自由帝国”情感，另一方面也将马基雅维利以来、尤其是欧洲宗教战争以来的国际关系准则重新拉回到宗教战争之前的年代，其根本特征便是以普遍性的理想来调整现实的利益算计和利益冲突。

历史日后的发展证明了格莱斯顿所阐释的“巴尔干人民的巴尔干”这一基本外交原则，正是在这一基本原则之下，小国才有可能培育自身的自治能力和获取自由的能力。实际上在布尔战争结束之后，英格兰的帝国心灵向自身提出了疑问：这个帝国是否还能同时拥有两种力量，是否还能在同时拥有这两种力量的同时，保持两种力量之间的道德隔离和传统上的平衡，不致使帝国力量对英格兰本土议会政治和宪政德性造成太大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英国只有在摆脱它的殖民地和军事装备小型化之后，才能在和平的世界秩序中发挥其建设性作用。随着帝国这一权力事实的解体，以及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形式和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取而代之，那种传统的辉格党-托利党式的政治解释已经丧失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领导权（如果这个世界必然需要领导的话），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文化解释模式，这一模式要求人们从理智的自由主义观点来思考“文化”。 A.J.P.泰勒对帝国主义的“经济解释”有如下评述： “1914年之前的五十年间，资本输出毫无疑问是英国经济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不过，英国的鼎盛时代恰恰是在这段所谓的帝国主义时期之前和之后的时期。此外，资本投资区域同政治属地之间几乎不存在重叠。霍布森在这个问题上撒了谎，列宁则顺势推舟，邯郸学步。他们一方面揭示出英国海外投资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则揭示出大英帝国属地的巨大拓展。据此，他们便得出结论认为是海外投资的巨大增长引发了帝国属地的巨大拓展。但实情是这样吗？两者也许都植根于英国的自信和力量，不过，难道不能说两者乃是英国的自信和力量所造就的各自独立的产物吗？假如资本输出是英国帝国主义的驱动力，那么我们必定能够在不列颠帝国主义者的演说中发现蛛丝马迹，即便在公共言谈中未必会有这方面的线索，但在私人通信和私下谈话中，也必定能找到证据。然而，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现。他们也许会大谈特谈保卫新市场，这样的论调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他们甚至会错上加错地谈论着要新球新的移民取道；不过，他们始终都将投资视为一种附带性质的工具。权力而非利润才是他们真正的标尺。他们也许会在热带非洲领土问题上或者中国铁路瓜分问题上争斗不休，不过，他们的目标乃是要强化帝国的力量，而不是要为伦敦的金融家们攫取利益。霍布森揭示出帝国主义并没有为整个国家带来利益。凭借较之霍布森更为厚重的历史经验积累，我们还可以说，帝国主义也并没有为海外投资者带来利益。然而，这样的证明，即便根本不缺乏说服力，也未能阻止他们阐扬帝国主义。很显然，他们是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的。

实际上，无论我们对问题的哪个方面展开详细考察，经济分析最终证明都是不成立。摩洛哥常常被视为金融帝国主义的经典案例，不仅布莱斯福德如此，E.D.莫莱尔更是如此，而且后者似乎对此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论证。但事实上，法国金融家们是被迫将资本输入摩洛哥的，他们自己是不愿意这么干的，此举的目的是为法国攫取摩洛哥的政治控制权作出铺垫。法国金融家们知道自己会在摩洛哥投资中亏损，事实也正如他们预期的那样。不过，摩洛哥最终成了法国的受保护国。布莱斯福德同样对英国在埃及的投资大做文章，此次投资潮是克劳默一手推动的。不过，克劳默推动此类投资的目的，是要强化英国对埃及的政治控制，而不是相反。埃及乃是大英帝国的重大关节，英国人必须把持埃及；确切地说，英国人并非为了埃及才把持帝国的。即便布尔战争也并非一场纯然围绕金融利益展开的战争。即便南非没有金矿，英国的南非政策也将是一样的。惟一的不同也许就是：若是没有金矿，布尔人将失去炸药行业的垄断利润，没有这项利润支撑，布尔人也就无法展开那么强有力的抵抗。在激进派眼中，罗德斯爵士就是一个大恶棍，此种看法也的确没错。不过，原因倒不是激进派设想的那样。恰恰相反，罗德斯之所以要攫取财富，乃是因为财富能够带来权力，罗德斯爵士对财富本身并没有兴趣。因此可以说，罗德斯对政治现实的理解要比激进派更为透彻。”

确实，假如纯粹的经济利益诉求能够对1870年到1914年间的欧洲殖民帝国主义形成完整的解释，那就只能说这个世界太理性、太清晰了。实际上，坚持“经济解释”的人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甚至是启蒙精神的传承者。甘必大在著名的圣昆廷演说中曾就1871年之后的法德关系和欧洲格局给出一项极为锐利的预判：“俾斯麦已经将一个分裂、软弱的德意志改造成一个庞大、训练有素且强有力的帝国。但是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却为他毕生功业埋下了死亡的种子。在这个高度文明的世界，武力征服绝对不会带来道德征服。除非他们弥补罪错，否则没有人会放下武器。只需一次小小的事故，世界和平就会烟消云散。”

显然，历史当中的道德审判和道德征服乃是一个包含着众多非理性因素的问题，比如荣耀和恐惧。在1888年的帝国议会陆军法案演说中，俾斯麦竭力消除德意志民族帝国心灵当中自路德之后便一直积郁着的“恐惧”：“过去这一年，法国的历任总统都秉持和平倾向。卡诺总统也会延续格利维总统的政策，这一点是可以信靠的。法国内阁已经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这一点我们也都看到了。过去，阁僚们都思忖着将个人图谋置于法国和欧洲和平之上的位置上，如今，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执掌权位者都是更具和平倾向的人。跟去年相比，今年的法国更为平和也不那么暴躁了，这一点令人高兴。不过，法国当然会寻求联盟，这种可能性是永远都存在的，我们也必须作出相应的安排，以求恒久的应对之策。我们的境遇决定了我们必须比其他国家付出更大的努力。俄国和法国即便遭受攻击，也只是单线作战；但是上帝却将德国放在法国旁边，法国乃是一切国家当中最好战、最好动的，同时，上帝也任凭俄国的战争倾向肆意生长。我当然不愿意和平早早地就归于瓦解，但是我也希望其他国家终止威慑政策。除了上帝之外，德国人无需恐惧这尘世上的任何东西。”

可惜的是，俾斯麦正是在极力消除德意志内心恐惧感的过程中，遭到解职的。与此同时，曾担任帝国首相的比洛亲王在《帝国德意志》一书中对法国政策也作出了中肯评述：“对德国的仇恨，完全可以说是法国政策的灵魂所在。至于一系列的国际问题则不过是这一灵魂的现实展现，仅仅关涉到现实层面的政策而已。法国是无可调和的，这一点是我们在做政治考量之时必须接纳的事实。在我看来，只要我们无意放弃阿尔萨斯-洛林，就绝不要希望同法国达成真实且真诚的和解，否者，保持此种希望就只能成为我们的弱点。显然，德国从未想过放弃阿尔萨斯-洛林。只要法国仍然觉得是有可能赢回失去的省份，无论是靠着自身的力量，还是通过他人的援手，那么在法国人眼中，现状就只能是暂时的而非最终的。在未来的许多年间，法国政策的目标应该就是创造条件，同德国达成解决方案，以便成功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尽管现在还不具备这类条件。这恰恰证明了这个民族是有着强烈的荣誉意识的，正是基于此等意识，一旦触碰了这个民族的自豪感，就会令他极为痛苦，从此，复仇激情便一直主宰着这个民族。”德雷福斯事件之所以能够激起巨大浪潮，席卷整个法国，一夜之间便成为“国民议题”，也正是拜民族荣誉感和复仇意识所赐。

总而言之，欧洲“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并不在于欧洲本土已经不重要了，实情恰恰相反，欧洲之所以会在1870年之后迎来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因为欧洲本土太重要了，每一寸土地都不可能发生丝毫的变动，否则便足以引发一场欧洲战争。在那个时代，单纯的和平主义者认为，既然各国内政不稳，不妨放弃海外诉求，他们确实太单纯了，以致于完全看反了问题，确切地说，正是因为国内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才最终造就了“民族-帝国精神”，支配这一精神的不仅仅是各种形态的民族主义，还有种族和文化上的优越论。正如巴特菲尔德评说的那样：“一切的秩序和体制终将接受审判的；当然，接受审判的并非具体的人，而是作为整体的体制。或者更确切地说，尽管这些体制最终都归于灭亡了，但是不应当对体制本身实施谴责，毕竟，我刚才提及的所有那些体制就其自身而论都是德性十足的，确切地说，若仅仅从抽象意义上予以考量，都是德性十足的。归根结蒂，最终要接受审判的乃是人性自身当中蕴含的缺陷；不管怎么说，在时间进程当中，恰恰就是人性在体制身上找到了漏洞，并借此对善好事物实施滥用。法国大革命在这方面展示出一个极为迅猛的进程，在那场大革命中，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便将一场自由运动转化为一种极权的独裁体制；1789年大革命爆发之后没过十年，民主体制便成就了一种新型的败坏形式，那就是建基于平民政治的现代独裁体制。希腊的城邦世界乃毁灭于城邦自身的封闭和相互之间的仇恨，因此可以说，政治单位若内聚于很小的规模上，就很容易造就极强的地方情绪。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事实仍然在于，对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城邦的任何批评，恰恰也就是对于城邦环境中的人性所展开的评说。确切地说，对城邦世界当中的人性的评说，并非仅仅是对于希腊世界当中的人性的评说；无论如何，不能说希腊人之为希腊人，在这个方面要比其非希腊世界的人性更为恶劣，毕竟，城邦国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同样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状态，而且原因也是类似的；因此，我们一直以来所面对的就是人性的普遍意义上的缺陷。倘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尚不是十分信服，那就不妨看一看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体制。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都错误地相信，民族国家体系的麻烦完全是某国政府造成的，认为总会有某个特别邪恶的政府在刻意地破坏民族国家体制的运作；但是现在我们都已经明白了，正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性的缺陷导致现实远离甚至背离了理想，确切地说，是时间在人类当中培育了新的恶毒因素，而这恰恰是一个世纪之前的政治梦想家们完全料想不到的，一个世纪之前的那批政治梦想家们一直都在想象着民族原则的确立足以给欧洲带来一个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