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刘道玉 | 一个改革者与教育家的进退维谷
学人君约 20 分钟刘道玉（1933-2025）
刘道玉，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校长。湖北枣阳蔡阳镇刘坡村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武汉大学校长等职务。
刘道玉任高教司司长期间，为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年至1988年任武汉大学校长，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今天为刘道玉先生冥诞，特发此文，以为纪念。
文 | 谢志浩
作者授权发布
01
八十年代的教育改革
2025年11月7日，刘道玉先生离世，真的可以说带走了一个时代，因为，八十年代具有气象的大学校长——管惟炎、丁石孙、章开沅、罗征启、江平，都在刘道玉之前辞世了。
刘道玉享有“八十年代蔡元培”的美誉，胜出必有所长，先生爱才惜才达到“舐犊情深”的程度，果断引进有过牢狱之灾的忧国忧民之士杨小凯入职武汉大学，想尽办法让易中天留在珞珈山，传为佳话；老夫子老而弥坚，透着一股子“纯粹”和“执著”，痛陈没有一所大学以“自由”为校训，大声疾呼中国要补上“启蒙”这一课。晚节可风！
1976年，文革终结以后，“政治立国”开始转向“经济立国”，“阶级斗争为中心”变成“经济建设为中心”，历史的纤绳荡悠悠，“改革”替换“文革”。
高等教育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摸着石头过河。以刘道玉为代表的一批大学校长，勇敢运用来之不易的“自由裁量权”，向“通才教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八十年代让人难忘的地方，其实是获得了一种自由，学术从政治的“奴婢”地位中解放出来。文革时期，“学统”既然为“政统”所裹挟， “士风”随着“政风”起舞。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还没有找到新的办法，也许找到了，因为财力不足，力不从心。2000年前后，开始实行新办法——高等学府实行以“课题”来管控教师。不是说八十年代没有“课题”，当时，大学普遍处于“绝对贫困境地”，百废待兴，想用“课题”做指挥棒，没有GDP的支撑，“指挥棒”怎么会产生不可思议的魔力呢！
当时，别人都在“拨乱反正”，想恢复到文革爆发之前的轨道，刘道玉却想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探寻一条新路。刘道玉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这一段的作为，与杜润生老辈在“九号院”为农村改革所做的贡献，有异曲同工之妙。
刘道玉作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和高等教育司的司长，承办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座谈会”。1977年8月4日至8月8日，中央关于科学与教育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自告奋勇主抓科学与教育，这次座谈会一大亮点，武汉大学查全性副教授——痛陈工农兵学员选拔过程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建议恢复1966年之前的高考方式。
这次座谈会上，清华大学的何东昌说，工农兵学员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学员基础不是一般的差，还要补习初中知识。邓公颇为感慨：那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好了，还叫什么大学！武汉大学化学系查全性老师，第一次近距离感受邓公大刀阔斧，真抓实干的气象，于是，敞开心扉，一吐为快，针对工农兵学员的选拔机制“放炮”——形成了不正之风，“走后门”现象严重。座谈会召开之前，当年的招生工作会议已经结束，听到各位老师的发言，邓公再也坐不住了，主张恢复高考。这一大快人心的“增量”改革，理所当然受到“知识青年”的拥护，20世纪80年代，知识确实改变命运。
查老师的意见表达，其实，代表了刘道玉的思路。刘道玉与查全性在恢复高考这一点上，英雄所见略同。两位都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同事，知根知底，息息相通，否则，刘道玉也不会“点名”查全性老师赴京出席座谈会了。谁也没有料到，一次普通的座谈会，竟然会载入史册，而且，含金量越来越高。
颇有意味的是，只要到了纪念“恢复高考”的节点，比如逢五排十，一直在专业领域之外不显山不露水的查全性院士，名望日益提升，逐渐有“恢复高考第一人”之誉；另一方面，当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刘道玉，亲手将武汉大学化学系同事——查全性老师列入高教界参与座谈会名单，但，仅仅因为座谈会召开时工作人员的“身份”，反倒在“恢复高考”的叙事中“边缘化”，如果换作我，也不可能心如止水。
座谈会的“台前幕后”，刘道玉心知肚明，只能为内人道，不可为外人言也，任由坊间以讹传讹，老夫子内心自然不痛快，似乎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说出来，历史真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和盘托出，又容易误会与查全性老师“争功”。其实，刘道玉在“幕后”，查全性在“台前”，这不明摆着吗，文革后期刘道玉就被结合进入武汉大学革命委员会，心绪相近，思想相通的老师，珞珈山不会仅有查全性一位。
面对记者采访，查全性老师也不会顾及那么多细枝末节，只挑重要的说，单刀直入，恢复高考的这个座谈会上，就是要“放炮”，精准打击，一炮就终结了工农兵学员制度。邓公在座谈会上当即拍板——恢复高考。咱也不能指责查全性老师情商不够，非要“独吞”胜利果实。不敢设想，邓小平之外的副总理参加座谈会，坚持工农兵学员选拔机制，查全性老师“放炮”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因言治罪，要查办“放炮”的查全性，这颗苦果，查全性老师还会“独咽”吗！
后来，刘道玉和查全性，两个人为这事儿还闹得有点儿不愉快，我觉得有点儿不值当的，应该向老辈梁漱溟先生学习，物来顺应，廓然大公。
坊间对于刘道玉，多半聚焦于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的个人魅力。其实，镜头不妨往前移动，恢复高考的座谈会，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刘道玉的努力不可忽视。刘道玉要是谨小慎微，畏葸不前，座谈会之前也可以总结出工农兵学员选拔机制的典型事例和特出优点，给主管教育的副总理递上去；同时，完全可以找若干位大学老师，为延续工农兵学员选拔机制“背书”。无待外求，就从武汉大学找，不会说找不出来。
刘道玉确实有着浓厚的教育情结。中央领导人看重的正是这一点。胡公耀邦布置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野萍与刘道玉谈话，设想先在“教育部副部长”过渡一下，受到阻挠，此事未成；1983年，中央想让刘道玉出任武汉市长，觉得自己不适合从政，于是，婉拒组织好意。单凭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
02
突遭免职
1988年刘道玉突遭免职，这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悲怆。说不清，道不明。
民意难违时常违。刘道玉1933年出生，1988年才55岁，年富力强之际，却“下岗”了，确实倒反天罡，当今高等学府，颇多校长是在55岁的年纪开始“上岗”。刘道玉根正苗红，属于“接班人”，顺风顺水，一切都早，1981年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那么，刘先生到底得罪了哪位？
八九十年代，国家主管教育的机关，一会儿叫教育部，一会儿叫国家教委，“折腾”了好几回。刘道玉担任高等教育司司长时，前后经历两任部长——刘西尧和蔣南翔。刘西尧在邓公决定“恢复高考”时，没能及时转弯，不换脑筋就换人，这样，五六十年代中国教育行政部门一位“干将”——蔣南翔重新出山，执掌教育部。胡公耀邦特别期待蔣南翔能启用刘道玉这样的新人，适应干部年轻化的决策部署。
刘道玉之所以悲壮，就在于滚石上山，功败垂成之际，国家教委主持常务工作的何东昌，未卜先知，觉得再改下去，就会触动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底版”。教育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属于“上层建筑”，不像经济改革，属于“经济基础”。哪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底版”呢，计划经济的“底版”难道因为来自苏联，就可以固步自封，抗拒改革！
八十年代要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建立公约数，何东昌觉得，“上层建筑”应该属于“超稳定因素”，不可轻言变革。改革的步子大了，就不容易稳定，也就是说，“改革”与“稳定”之间，不容易掌握平衡。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改的太快了，就会采取措施以保证“稳定压倒一切”。
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走的步子太大了，国家教委主持常务工作的何东昌，就来一个急刹车，这样，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刘道玉被免职，换上来四平八稳，安步当车的齐民友。珞珈山七年的改革，正式画上休止符，以至于今。齐民友1952年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主张乐道必须安贫，沉浸在纯粹的数学世界，1979年就被国务院评定为教授，刘道玉校长在珞珈山将武汉大学打造为“改革的试验田”，齐民友是其搭档，1988年刘道玉免职后，齐民友升任校长。有一点必须承认，齐民友先生富有学术好奇心和想象力，八十之际，花费四年的工夫翻译了1600多页的《普林斯顿数学指南》。齐民友与刘道玉关系如何，不在本文谈论范围之内。2021年齐民友先生去世时，武汉大学曾将其治校风格概括为一句话：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如果说齐民友对刘道玉的大学改革搞了一次“拨乱反正”，似乎言重了，不过，使用“纠偏”一词来概括齐民友校长的工作，还算恰如其分吧。
据说从1988年到1991年，刘道玉还被调查了三年，至于调查的内容，一定不会是经济问题，否则，查了三年也没查出来，只能证明刘道玉是一位两袖清风的校长，因而，是不是背离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是不是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应是调查的重心所在。1989年大学毕业之际，中共党史系诸公重新审核本人的毕业论文，看到《鲁迅：荒原狼》的题目，望文生义，也认为该论文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让我重写论文。现在想想，真是笑话。
刘道玉在珞珈山搞的改革，充斥着那么多的“自由”——选修课，学分制，辅修制，导师制，还有那个转专业自由，举凡种种，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铁证！长此以往，能稳得了吗！早晚要栽跟头。为了避免栽大跟头，1988年就免职了。事非经过不知难，多亏早免了一年。刘道玉带着深深的遗憾故去了，刘道玉与丁石孙、章开沅、江平、罗征启诸位都是在改革开放当中涌现出来具有蔡元培气象的大学校长，永垂史册。美式英语，President，既可以说是校长，也可以说是总统，绝非偶然。
03
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刘道玉一直站在风口浪尖，那么，据此能否判定刘道玉在五六十年代属于“风派人物”？坊间有不同的议论。
首先，我不认可“刘道玉是风派人物”的说法。据我所知，“风派人物”属于“墙头草”类型，没有定力，左右摇摆。武汉大学从“肃反”到“反右”，再到六十年代的“四清”，刘道玉无役不从，都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深得中共武汉大学党委信赖，每每委以重任。
刘道玉1953年入读武汉大学化学系，原以为志趣在此，其实，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小时候，刘道玉喜听“嫦娥奔月”的故事，稍长，总觉得星空是那么令人着迷。刘道玉流淌着一定的哲人气息，其来有自。康德曾经说过——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他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南京大学是中国天文学的“圣殿”，因此，刘道玉义无反顾报考南京大学天文学系，结果，被武汉大学化学系录取了。一些学友说，没有损失，放到现在都是“985”大学，尽管没被南京大学录取，不妨碍当“学霸”；也有一些学友认为，刘道玉与珞珈山有缘。人生有一大事因缘，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暂且不必替刘道玉“复盘”高考之得失，不管在哪里，贫下中农子弟上进心都特别强，与官宦子弟不大一样。刘道玉就是一位又红又专的“积极分子”——政治坚定，学业过硬。入学不久，脱颖而出，负责在全校学生中推进肃反运动，从此，一跃而起，成为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1956年肃反运动告一段落，刘道玉“归队”，紧赶慢赶，把因参与“肃反运动”而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喘气的工夫，迎来了1957年的夏季，无疑，这又是一次严峻的“大考”，作为所在班级反右领导小组长，再次遇到困境：心肠太软，一个“右派”也没找出来，肯定不会认为忠实于上级指示，弄不好，刘道玉本人极有可能被划为右派；如果多多益善，朝夕相处的同学，到头来，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就是现成的例子，27位同学之中，出现了26位右派，差一点全军覆没。
1957年，刘道玉作为班里反右领导小组长，可以说荣膺大任，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刘道玉本人当然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了，要对各位同学的家庭背景、日常言行和思想状态进行综合判断，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而且，还是一项细致活，“右派”还要细分为“普右”，“中右”，“大右”和“极右”，这令刘道玉颇费踌躇。刘道玉还算“厚道”，最初在班里划了5位，后来减了3位，最后，板上钉钉：曾入三青团的一位女生，一位对肃反有异议的男生。放眼全国，千千万万第一流的读书种子，因为沦为右派，被无情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这种悲剧，既是个人的，又何尝不是国家的！
刘道玉在几十年后，回首往事，感喟不已，敞开心扉，解剖自己：回忆大学时所经历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总为那时矛盾的心态而感到一种苦涩的隐痛。他本立志要当一个科学家，但又拼命地紧跟各项政治运动，生怕成为落后分子；他本惜时如金，但又义无反顾地参加防汛抢险队，脱产参加“肃反”；他虽赞成“鸣放”，反对“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但又积极参加“反右”斗争，把自己的同学打成了右派分子；他虽崇尚尊师重道，但在教育革命中又批判过自己的老师；他虽怀疑高产“卫星”，但也高呼“三面红旗”万岁！他虽不知“又红又专”的标准是什么，但却表示坚决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刘道玉可以说体现了时代的“典型症候”。一位贫下中农子弟的成长之路，看似一顺百顺，几乎接近完美，可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刘道玉受到来自“政统”和“学统”两种力量的拉拽，几乎是在一种进退失据的境地中，型塑成一位又红又专的“刀锋战士”。也就是说，刘道玉做了一半多无用功，大好光阴被政治运动挤占了。“学业过硬者”多已淘汰出局，“政治坚定者”留下来搞研究。难道没有既“政治坚定”又“业务过硬”的人才？这属于典型的“既要”“又要”，现实生活中，不能说绝对没有，不过，常见的往往是：样样通，样样松。
04
在风口浪尖上成长
刘道玉留系从事有机化学研究，一度担任曾昭抡先生的助手。曾昭抡是民国一位具有指标意义的化学大家，1957年的夏季在教育部副部长的位置上成为全国著名的大右派。组织指派“反右积极分子”刘道玉做曾昭抡先生的助手，一帮一，一对红。刘道玉不抵触才怪呢！哪里是跟着老前辈登堂入室，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刘道玉这是帮着曾昭抡改造思想。曾昭抡能来武汉大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校长争取的结果，李达校长幽默地表示，就是要把曾昭抡放到武汉大学这个炉子里进行烧炼，曾昭抡来之前，上级就有交代：政治上改造，工作上使用，生活上关心。刘道玉守着这么一座宝山，也不能说没有收获，但，曾昭抡先生的本领，确实没学到手，否则，取得的成就，不可限量。
刘道玉跟着老前辈曾昭抡没多久，1960年组织决定选调其赴苏留学。这样的话，1961年前往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也就是以前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进修俄文，1962年奔赴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做“副博士”研究。说实在的，1962年走的时候，中苏已交恶，这边发表“九评”，指责苏联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苏联修正主义了，那边“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可谓“高天滚滚寒流急”。
不过，两国之间还留有一线孔道。这一批赴苏留学生有120人，事到临头，那边变卦了，经过交涉，象征性接收一位留学生，120：1，不难想见，竞争有多激烈。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刘道玉胜出。苏联人民颇为友善，拗不过两党关系日益恶化，既然没法深入钻研学问，难道还做不成坚定的“反修战士”！1963年学了个寂寞的刘道玉被驱逐出境，只好回来了。回首来路，1953～1963年，十年饮冰，热血难凉，刘道玉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保持了不败的记录。
回顾所来径，学生口“肃反”负责人，“反右”领导小组长，再加上留苏时坚定的“反修”战士，一路走来，不由得产生一个疑问：真正为学问打基础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每一次政治运动，无役不从，这哪里是在培养一位科学家呀，简直是在量身定做，培养一位革命事业“接班人”呢！据说，他有很深切的学问情结，留在武汉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负笈苏联科学院，确实奔着做学问。一心不可二用，又是搞“运动”，又是搞学问，能不分心吗！光是“肃反”一项，就耽误了不少课程和实验吧！着急忙慌，补课程，补实验，补作业，哪里有一丝一毫“寂寞的自由”呀！刚从苏联回国，就赶上“四清”，“四清”还没结束，1966年，文革就来了。每次运动，谁也不能置身事外，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1966年，长期在湖北工作的王任重，一度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北京事态复杂，加以初来乍到，于是就想到由武汉大学年轻老师——刘道玉担任中央文革小组联络员，摸排文革“发祥地”——北京大学的动态和走势。不外乎，观看大字报，走访造反派组织以及相关人员，把情况进行汇总，然后交给王任重。
后来，王氏发现苗头不对，于是，就让刘道玉赶紧返回武汉，离开北大这个是非之地。谁承想，全国河山一片红，珞珈山造反形势如火如荼，刘道玉被视为保皇派，造反派质问：为什么和王任重穿一条裤子！也受了不少罪。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依，刘道玉在文革中第一次尝到了苦头，从此开始思考人生。后来，“三结合”进了革委会，担任副主任，迎来1976年的10月，大街小巷响起了《祝酒歌》。
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召开了永垂史册的科学与教育座谈会这次会议有两个亮点，南开大学杨石先建议恢复国家科委，另外一个，则是武汉大学查全性建议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的座谈会，武汉大学与有荣焉。刘道玉刚到教育部就开了这次座谈会。要是刘道玉没有借调教育部并担任高教司司长，武汉大学也可能会有学者出席，因为当时教育部长刘西尧乃武汉大学校友。一些学人曾讨论本次座谈会上刘西尧所起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比如沈登苗先生。确实如此，“恢复高考”兹事体大，无论如何也绕不过主持教育工作的刘西尧同志。迄今为止，似乎刘西尧在“恢复高考”这一历史关节的面目并不是那么清晰，以至于有人说刘西尧“消极怠工”，受到邓公斥责，也有人说，刘西尧还是持积极态度，立了大功。依我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那么短的时间内，恢复高考这么大的事体，没有出乱子，很不简单！
武汉大学派出代表参加座谈会，刘道玉应该有建议权，肯定得到教育部长刘西尧的首肯，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尤其在会议期间，两位利用去洗手间的机会互相通气，刘道玉提点查全性，除了“开炮”，能不能有建设性意见，查全性心领神会，接下来的会议，直接站起来发言——建议恢复高考！
刘道玉从入大学，除了文化大革命作为保皇派被揪斗，就可以看，属于“刀锋战士”，而且，一直走在时代前列，奥妙何在？新中国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小学生加入少先队还时刻准备成为“接班人”，慢慢地，开始进行分流，绝大部分人止于“建设者”；刘道玉则属于“接班人”，从珞珈山到教育部，再从教育部回到珞珈山。胡公耀邦的心愿实现了，那么，刘道玉还要再次从珞珈山到教育部。虽然没有办成，耀邦觉得人才难得，从长再议，1983年，想让刘道玉出任武汉市长，刘道玉婉拒了。
武汉在全国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刘道玉要是出任武汉市长，弃学从政，那么职业生涯的天花板，到底能有多高，宦海沉浮，很不好说。不过，倒是有参照，那就是刘道玉婉拒后，推荐武汉市科委副主任——吴官正为市长人选，此公后来官至中央纪检委书记。当然，人与人的情况不一样，刘道玉书生气十足，当年调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就很不适应，让刘西尧部长把自己放回珞珈山，后来，办会办事办文，不是也挺好的。
05
惜才爱才，舐犊情深
刘道玉是一位行走在政治风口浪尖的“刀锋战士”，文革过后，如梦初醒，高等学府，满目疮痍，就武汉大学而言，未尝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因为一直“刀刃向内”。梦醒时分，痛苦不堪，这么多年，珞珈山流淌着自己辛劳和汗水，因为发生了方向性错误，到头来成为一场空。刘道玉看来，恢复老教授名誉，恢复高考，怕是远远不够，真要“拨乱反正”，必须扭转方向性错误。
刘道玉内心深处有很深的教育情怀。遥想当年，闻一多先生就曾说过，给个省长也不干，还是当教授过瘾。刘道玉在武汉大学，颇有与梅贻琦先生相近的感受——“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刘道玉发奋图强，准备以十年为期振兴武大。武大校史上经过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几位校长不懈努力，珞珈山矗立起一所卓越的学府。五十年代初让徐懋庸折腾的不轻，内耗严重，同时，一系列政治运动下来，元气大伤，李达校长被迫害致死，珞珈山不成样子了，多项指标，居于下游。
经济系老师跟刘道玉校长汇报，一位名叫杨小凯的年轻人，颇有学识，人才难得，不过经历特殊，曾坐过牢，现在案子还没翻过来。刘道玉校长唯才是举，疏通关卡，这样，杨小凯得以到珞珈山教书。
刘道玉觉得，中央志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杨小凯当年写《中国向何处去》，那是关心国家大事，这个案子早晚也要翻过来。不妨先安置杨小凯，发挥他的才华，不拘一格。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来珞珈山进行学术交流，机缘巧合，结识了杨小凯，建议出国深造。小凯负笈北美前夕，跟刘道玉校长表示：刘校长，我会回来。后来，小凯获得了更大的学术舞台，但一直惦记着武汉大学。小凯有一年兴冲冲地返回珞珈山搞讲座，武汉大学有关部门如坐针毡，处处防范，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很紧，总怕宣扬“资产积极自由化”，让小凯心寒了。小凯面见老校长时，两人相对唏嘘，感喟不已：刘道玉说，我也不当校长了；小凯说，那我也不回来了。
林毅夫与杨小凯保持着很深的友谊，2004年7月7日，杨小凯辞世，林毅夫在追思会上，认为杨小凯是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距离最近的华裔经济学家。林毅夫远在八十年代就将大陆的改革开放称为“中国奇迹”，小凯不认可此种提法，哪有什么奇迹，只是常识而已！没有想到，林毅夫越走越远，一鼓作气提出“后发优势”，小凯针锋相对提出“后发劣势”，一度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体会越来越深。杨小凯富有远见卓识。不踏踏实实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制度安排，总是寄希望于“弯道超车”，那么，就会有很长的一段“弯路”要走。
易中天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勇气倍增，自愿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1965年来到了新疆。易中天的情形与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颇为不同，易中天类似于“志愿者”，出自自主选择。刘道玉和查全性合作推动恢复高考，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奔走相告。此时，远在天山脚下的易中天还是一位中学老师，恢复高考了，班上的学生很朴素很天真：易老师，您是不是和我们一块考大学呀？易中天颇有急才：老师永远是老师，你们考大学，我考研究生。结果，易中天真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主攻《文心雕龙》。
易中天从新疆考过来，大概属于定向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导师愿意让易中天留校任教，易中天自己也愿意留在家乡附近，但，新疆欢迎易中天学成以后接着建设边疆，原本就是定向生呀！此时，老“易”变成了老“难”，不知道如何是好。刘道玉校长知道这个情况后，想了很多办法，最后联系到长期在新疆工作的王恩茂，做了保证：武汉大学以后增加新疆指标，这个指标，有人说是5个，老易说是7个，咱们也不便硬性统一。
学者也不是同一种类型，大体可分为“狐狸”和“刺猬”两种类型。易中天兴趣广泛，学问重心多次游移，不愿意守着一块学术自留地，精耕细作，确实算不上心无旁骛的“专家”。不过，老易的学问，活泼清新。
刘道玉校长免职后，易中天一度处境艰难，不立危墙，后来，调到厦门大学，老易在“百家讲坛”说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如日中天，更有资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撰写了《易中天中华史》，新书发布会来了两位老校长，一位是刘道玉，另一位是江平。
20世纪80年代流淌着文艺复兴气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时，新兴学科如雨后春笋，这里面就有一种特别的学问——人才学，风行一时，该学科一南一北有两大“护法”，北边——王通讯，南边——雷祯孝。雷祯孝就是刘道玉掌校期间招致的一位才子，因此，“人才学”权威——雷祯孝，不仅感念这份特殊的情谊，而且，还能从学理角度分析珞珈山已形成利于人才生长的磁场。可以肯定，杨小凯和易中天两匹千里马，没有刘道玉校长这个伯乐，就跑不起来，雷祯孝也是如此。武汉大学在刘道玉校长的擘画之下，涌现了一批青年才俊——雷祯孝、易中天、郭齐勇、邓晓芒、杨小凯、李工真、汤敏、左小蕾、赵林，一时多少英豪！
坊间认为刘道玉是八十年代珞珈山的蔡元培，其实，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确认刘道玉在当代大学史的崇高地位。当代中国高等学府，特别“护犊子”的先生，并不少见，但是，刘道玉校长“护犊子”的情形，别具一格，特立独行。我要说刘道玉在大学校长中，“护犊子”可以排到第二，怕是没人敢排第一，因为，这位老夫子不止一次到监狱里面探望自己的学生。其中一位，不说也罢，另一位，便是名重一时的“野夫”。“野夫”当过警察，按说是一位“铁血硬汉”，但是，看到老校长探望自己，情难自已。遇到一位“舐犊情深”的校长，那是武大学子的造化！
还是谢泳说得对，要想有好大学，先有好校长，想有好校长，得有好故事，口耳相传，形成口碑。刘道玉与野夫，情同父子，老校长早有交代，百年之后，墓志铭一定要由野夫撰写。远在异国的野夫，听到老校长辞世的悲讯，遥望故土，悲痛不已，饱蘸笔墨，履行承诺。
刘道玉不愧是中国高等教育界秉持着“爱”与“自由”的“浪漫骑士”。尤其在免职下岗后，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而弥坚，以笔为旗，回顾执掌武大的“当身际遇”，梳理高等学府的“前世今生”，批评当今大学的“沉疴积弊”，痛陈没有一所大学以“自由”为校训，堪称凤凰涅槃，天鹅绝唱。
新文化运动巨擘——胡适先生指出：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是一帮奴才能够造成功的，只有能够自由的人，爱自由如生命，爱自由如面包，爱自由比面包还重要，比生命还重要，只有这一种的人，才可以造就一个自由的国家。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25年11月20日，校订：李云飞，书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