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以“民族主义”而非 “民粹主义”来解释美国

学人君2025年11月28日约 7 分钟

作者2004年与史学泰斗史景迁教授（Jonathan D. Spence,1936-2021）合影

文 | 伍国，作者授权发布

在尝试性地探讨美国校园的右倾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后，笔者计划继续简要探讨美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以此篇作结。

伴随着特朗普的崛起和特朗普主义的政策实践，世界格局正在发生自二战结束以后最深刻的转型。由于特朗普在三次竞选中前所未有地一再地诉诸美国底层的被精英政治遗忘的疏离感，呼吁要揭露“深层政府”，以及“抽干华盛顿沼泽”，并成功煽动2020年初的国会山暴动，誓言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美国政治的观察者往往偏向以“民粹主义”来界定当下美国政治的特征，在中文学术界也出现了一批研究美国民粹主义的起源和社会基础的实证性论文。其中一项使用大量数据资料和回归分析的社会科学研究最终证明，美国的特朗普支持者的心理动因大部分来自经济和认同等几方面的“危机感”，尤其是“身份危机感”。

笔者认为，尽管对美国民粹主义的关注极大了拓展美国研究的视野，使得人们从过去聚焦高层精英政治和政策制定专向关注社会心态和底层政治价值观及其对政策的形塑，但“民粹主义”本身假如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却难以有效解释当下美国政治。

史景迁教授在笔者所藏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扉页题签手迹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笔者的一位学界友人，曾经非常深入和细致地揭示了美国保守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的复旦大学赵明昊教授，在近期的一篇新论中准确地指出，“在西半球事务上特朗普政府想要的是‘扩张’”，因为“特朗普并不是孤立主义者”，而是具有强烈的进攻性。假如把同一作者的两个判断结合起来，这里似乎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脱节之处：假如特朗普的优先选项是满足底层诉求，复兴国内制造业，并以此来“让美国重新伟大”，那么其全面战略收缩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但这样一来就无法解释特朗普政权何以存在对格陵兰岛的野心，对巴拿马运河的觊觎，对加拿大的“兴趣”，以及对委内瑞拉的强势出击，即赵教授所指出，而笔者也赞同的对外“进攻性”的一面。

笔者认为，内转和进攻貌似矛盾的并存，仍然只能以“美国民族主义”来解释。这种民族主义一方面具有早就被分析多次的诸多“本土”特性，如白人至上，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男权主义，绝对持枪权，排斥移民等，但另一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域扩张的特点。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对战略收缩的同时，特朗普在西半球似乎变得更加咄咄逼人，甚至形成了旨在复刻当年门罗主义的所谓的“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但在笔者看来，其共同目标都是为了维系美国这个民族国家的霸权和利益，即是说，其终极目标是民族主义的。

在这一语境中，之所以“民粹主义”和“谁选了特朗普”不应该继续成为关注焦点，是因为民粹主义本身不是一种完整和连贯的，具有终极指向的意识形态，只是一种政治逻辑或话语方式，是一种方法，而非目标。简单地说，民粹主义大致是一种带有泛道德色彩的，以“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之间的二元对立为核心假定，主张政治应完全反映人民意志，并在方法上直接面向底层民众进行呼吁的策略。（民粹主义因子也可以体现在对科研的理解中，例如，中国社会总有一种潜在的思潮认为，民间老百姓完全可以不需要高深理论和长期系统的专业训练，仅凭“实践”和“天分”就从事需要长时间积累和理论训练的专业科学研究，而且其“成果”不容置疑，这也可称为“科研民粹主义”。数学界的所谓“姜萍事件”基本上可以照此理解。）

我们可以认为，作为方法的民粹主义归根结底将服务于一个更高阶的目标，在实践中，极左可以利用民粹主义，极右也可以利用民粹主义，而在当下美国，这个目标就是目前取代了美式“全球主义”，强调本民族优越和优先的“民族主义”，其最直白的表述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学者Eirc Helleiner 的赠书: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The Neomercantilists: A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Helleiner教授经由笔者的研究认识到晚清改革家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对全球范围内后发现代化国家重商主义思想的贡献。在与笔者的私人邮件往来中，Helleiner教授认为，美国铁锈带蓝领的沮丧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美国没有加拿大那样完善的福利制度。

从历史维度中看，美国民主实践中的暴民政治和民粹主义面向，早在十九世纪末年旅美的晚清文人改革家，留美幼童翻译邝其照那里就已经被深入观察和剖析，也并不是近几年才有。与此同时，正由于民粹主义只是一种在精英层和底层诉求的确产生某种分离或对立以后针对底层的煽动手段，甚至更多是借助底层的不满情绪塑造某些政治人物作为底层救主的形象，进而争取选票的竞选策略，最终很难真正对底层友善。

当下，美国底层依赖中国跨境电商如Timu提供廉价商品，降低生活成本，但关税战，特别是小额包裹征税，使得这些小商品价格上涨，底层并未从中受益，而富有阶层原本就不依赖廉价商品过活。除了夏威夷以外，美国并不产咖啡豆，贸易战则造成美国市场咖啡价格暴涨。另外，底层白人非常依赖的医疗福利和超过美国总人口10%的高达4200万低收入者失去食品补助（SNAP），同样对真正的贫困阶层利益造成冲击，甚至被一些观察者称为“劫贫济富”，可见民粹主义策略是否真正有益民众尚在未定之天。

上述这一切，显然已经背离了被道德上假定为“纯洁的人民”的真实利益，或者说，民众即使道德上无比纯洁也将面临断炊之虞，但如果以“民族主义” 为终极目标来看，却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特朗普真正要解决的，绝不是贫困底层的生计和发展，而是为了美国这个国家摆脱“全球主义”羁绊的强大和复兴，以便扩大财力，集中精力应对中国的挑战，而为了这个目的，他也决心修复美国在西半球，特别是中南美洲的宰制地位，并兼及加拿大和格陵兰岛，因为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在中南美洲和北极圈扩张影响力。也正因此，特朗普才会提及美国需要恢复核试验——这也只能在民族国家间持续摩擦和争竞的全球民族主义语境中才能得到解释。

然而，这一切和底层民众的诉求，他们在道德意义上是否被想象为“纯洁”（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经验和实证证据能证明任何社会的底层就一定更加纯洁，因此这一假定本身是虚幻的说辞），以及他们与精英阶层的疏离毫无关系。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认为，有效弥合美国国内阶层分歧的有力工具正是对一个外部“威胁”的防范和遏制，以及对这一“威胁”的不断渲染，而不是持续地挑动美国内部底层和精英之间的民粹对立——但这正是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毕竟，在制造假想敌，维护美国利益这一根本的民族主义诉求上，底层和精英并没有根本冲突。

对外以“民族主义”为终极目标，对内以“民粹主义”为短期动员手段和竞选策略，顺带搅动起大量种族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因子，对外政策则日渐呈现具有区域霸权性质的“进攻性”（唐罗主义），是今天美国的主流政治实质，也是分析美国最具有解释力的框架。事实上，已故的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早在1978年就曾准确地指出，在美国，“民族主义这种宗教（religion）和对把民族主义和受到良好引导的民众结合起来的信念从未消失。” (Chinaand Other Matters, 223) 。在美国的冷战史学界，近年来也有学者指出，美国的冷战研究常常和其他领域一样，不自觉地被“重力牵引”到一种美国中心的“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