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特岛新机场挖出四千年迷宫遗迹，希腊是优先盖机场还是保护文物？

希腊考古学家协会负责人科斯塔斯·帕沙利迪斯(Kostas Paschalidis)直言，这是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这处规模宏大的石质建筑群，是在去年新机场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中被发现的。消息传出后，考古学家、地方政府官员与当地居民迅速联合起来，反对希腊政府在遗迹附近修建一座98英尺高的雷达塔及其他配套基础设施的计划。

批评者认为，这些工程设施必将对这一独特的历史遗址造成破坏。事实上，围绕历史遗迹引发的争议，在希腊并非首次出现。

在希腊各地，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发掘出文物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些发现往往会导致工程项目延误甚至变更规划。而发展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也绝非希腊独有。从墨西哥的圣卢西亚机场到土耳其的伊利苏大坝，多个大型项目都曾因可能危及文化遗产而遭到舆论批评。

但希腊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当前的建筑热潮中，考古发现的频率之高、数量之多，远超其他国家。“理论上讲，考古发现本应是值得庆贺的事，”雅典大学古典考古学教授季米特里斯·普兰佐斯(Dimitris Plantzos)表示。他长期致力于记录东南欧地区遗产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矛盾冲突，“可在现实中，这些发现却被当成了需要解决的阻碍。” 

独一无二的迷宫式遗迹

10月12日，在雅典一座座无虚席的大厅内，克里特岛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国家考古学家达娜厄·孔托波迪(Danae Kontopodi)向公众介绍，这处新发现的米诺斯遗迹“建筑设计精巧复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堪称高度先进”。

据考证，该遗迹分阶段建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700年左右，主要使用时期集中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 

遗迹坐落于克里特岛中部的帕普拉山山顶，这座缓坡山丘视野开阔，可将周边乡村风光尽收眼底。整个遗迹占地面积达19375平方英尺，核心是一座圆形建筑，从建筑向外延伸出七层同心石环，石环之间通过狭窄的通道相互连接。

目前，考古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因此这座建筑的具体用途尚未明确，但专家们已提出了多种可能性：可能是公共祈祷场所、长期居住的聚落、军事哨所，甚至可能是用于安葬的墓葬遗迹。

“迄今为止，从未发现过与这处遗迹的形状和迷宫式建筑布局完全相似的遗址，”孔托波迪指出。她进一步解释，这处遗迹的设计风格让人联想到圆顶墓——即青铜时代用于安葬精英阶层的蜂窝状墓葬建筑，同时也与最早的迷宫图案有相似之处。 

“这样的遗迹，以前从未出土过，”专攻米诺斯时代研究的考古学家、希腊文化部前秘书长玛丽亚·夫拉扎基(Maria Vlazaki)表示。 

“它太令人震撼了，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建造于当地精英阶层开始掌权的过渡时期，”她补充道。 

希腊文化部将这处遗址评价为“独特且极具研究价值”，并根据遗址内发现的动物骨骼，最初倾向于认为它是用于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尽管承认该遗址的重要性，但希腊官员仍以保障航空安全为由，坚持推进在遗址旁修建雷达塔的计划。 

今年7月，文化部长莉娜·门多尼(Lina Mendoni)在希腊议会表示，“最终方案”将实现双重目标，既保护遗迹安全，又确保飞行安全。民航部门曾考察过200个备选地点，但表示即便选择距离最近的备选方案，雷达覆盖范围仍会出现24秒的空白，因此帕普拉山是唯一安全的选址。 

按照规定，希腊文化部负责制定古代遗址发现后的处理方案，并指导开发商开展后续工作。但对于遗址开发计划如何具体保护遗迹这一问题，文化部并未作出回应；而负责建造雷达塔及其他机场基础设施的承包商，则将决定权推给了希腊文化部，称其“对文物保护拥有最终话语权”。 

继续推进施工的决定，引发了强烈反对。全球300多名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共同签署声明，指出该项目可能会对这一“标志性遗迹”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当地反对人士已向希腊法院提起上诉。

“我们社区的民众，对遗迹所遭受的不尊重感到无比愤慨，”米诺斯佩迪亚达市市长瓦西利斯·凯格克罗格鲁(Vasilis Kegkeroglou)说。今年8月，在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港举行的一场抗议活动中，现场人头攒动，凯格克罗格鲁在活动中承诺“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处遗址。

10月，考古学家在雅典公布了初步发掘成果后，他又带领数百人在雅典街头游行，抗议修建雷达塔的计划。

经济增长带动考古发现激增 

十多年前，希腊经济曾因全球金融危机与自身严重的债务危机陷入困境，但如今希腊经济已实现蓬勃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旅游业的大幅增长。

克里特岛新机场的建设，正是受伊拉克利翁旅游业激增的推动。伊拉克利翁是克里特岛最受外国游客青睐的城市，仅2025年前10个月，就吸引了400万国际游客到访。与此同时，地铁与高速公路项目得到了欧盟资金的支持，私人投资也为各类项目注入动力，涵盖文化中心、能源走廊等多个领域。 

去年正式启用的塞萨洛尼基市地铁项目，仍是体现基础设施建设与遗产保护矛盾的典型案例。2012年，在该市地铁系统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一条罗马与拜占庭时期均曾使用过的古老大道。

这一发现引发了长达数年的诉讼与抗议活动，反对最初计划中移除大道的方案。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允许数千件文物在原地展示，但考古学家们仍为遗址完整性的受损而深感惋惜。

而且，无论是建筑施工中偶然发现的文物，还是考古发掘主动出土的遗迹，数量仍在持续增加。“最近这段时间，变化的是这类发现的密度与速度，”雅典大学教授普兰佐斯表示。 

希腊的埃利尼孔项目是目前正在推进的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总价值约85亿欧元，规划包含公寓、办公楼、酒店、公园等多种业态。多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反对该项目，担忧其可能破坏尚未被发现的文物，但如今该项目已进入加速推进阶段。 

2020年投入运营的跨亚得里亚海管道项目，在希腊北部地区发现了约400处此前未知的遗址，包括史前人类定居点与墓葬群。由于项目面临严格的工期压力，施工过程中发现的许多文物并未原地保护，而是由国家考古学家移走，其中部分文物目前正在当地博物馆展出。 

“企业的工期安排往往会凌驾于考古遗址的完整性之上，而国家机构通常会站在开发商一边，而非保护遗址，”普兰佐斯说。 

不断涌现的考古发现，恰恰说明希腊地下仍埋藏着大量未被探索的历史遗存。与意大利不同，希腊尚未对国内的考古资源进行全面普查与测绘，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就导致每一个新的建筑工地，都可能成为引发争议的焦点。

“克里特岛帕普拉山的争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普兰佐斯表示，“一处重要的米诺斯遗迹，正直接面临机场雷达设施的威胁，而迁移遗迹的提议，却以保护项目‘神圣的’工期为由被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