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萨拉马戈：我在书写一个“完整的人”的全部

图片：GettyImages

文 | 崔莹

这已不是我第一次来葡萄牙，也不是我第一次在这里“遇见”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作家、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三年前，我在波尔图的莱罗书店，看到几排专门陈列他作品的书架：《盲目》《修道院纪事》《大象的旅程》……一个个熟悉的书名映入眼帘。两年前，我在欧洲寻访图书馆时，在里斯本大学附近的加尔维亚斯宫图书馆的墙上看到他的一句名言：“人类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我认为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萨拉马戈曾在这座图书馆里度过了无数孤独而沉静的时光。加尔维亚斯宫图书馆对他的影响深远，他曾说：“它并不大，但对我来说，它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如今，来到位于里斯本标志性建筑“尖石宫”的萨拉马戈基金会展览馆，我决定再次与他“相遇”。

最先打动我的是尖石宫门前那株一百多岁的橄榄树。它来自萨拉马戈的故乡阿辛哈加（Azinhaga），萨拉马戈的骨灰便安葬在树下。树下同时埋着一本纪念他的书——《致萨拉马戈的文字》，书中收录了他逝世时同僚们写下的追忆文章。骨灰和书都由来自西班牙兰萨罗特岛的泥土覆盖——萨拉马戈于2010年6月18日在兰萨罗特的家中辞世。镶嵌在橄榄树下的墓志铭取自《修道院纪事》的最后一句话：“但他没有升上星辰，因为他属于大地。”橄榄树不远处，有一个巨大的铜制脚印，那显然是大象的脚印，呼应着他的作品《大象的旅程》。从这里开始，萨拉马戈似乎再次启程，踏上了一段无人知晓的旅程。

若泽•萨拉马戈基金会是一家私人文化机构，同时也是一家公益组织，由作家萨拉马戈本人于2007年6月创立，旨在捍卫和传播《世界人权宣言》，并推动葡萄牙及全球的文化发展。自2012年，基金会总部落户尖石宫。尖石宫建于16世纪，以外墙布满造型独特的钻石形凸石而闻名。人们在尖石宫的底层发现了罗马和摩尔时期的古代遗迹，包括古城防御墙、鱼盐加工与储存设施等，这些考古发现新已作为永久展览，向公众展示。萨拉马戈基金会的展览馆位于尖识宫的二楼。

走进展览馆，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幅萨拉马戈的巨型肖像，仿佛他正站在入口迎接每一位来访者。整幅肖像以灰色调为主，萨拉马戈身着浅灰色西装，一手插在口袋里，一手搭在腿上，神情从容又带着一丝倔强。他的眼神深邃，像是正悄悄地打量着这个世界，又像在向观者发问。展板上印着葡语标题：“Saramago – A semente e os frutos”，意为“萨拉马戈——种子与果实”，暗示其创作的根源与成果。这也正是展览的主题。

展厅中陈列着萨拉马戈各个时期的笔记、手稿或打字稿，清晰呈现了他的写作轨迹。墙面上还展示着大量报纸剪报、访谈影像与纪录视频，使观众得以感受他在公共场合的声音和形象。展览亦含有许多私人文献，包括他与朋友、作家之间的往来信件。尤为吸引人的是展厅中一整面书墙，集中展示了萨拉马戈作品的各种译本。展览还特别复原了他的工作空间：书桌、椅子、打字机、藏书与眼镜等物品等，让人仿佛窥见他写作的日常。馆内的诺贝尔文学奖专区，展示着他获奖的相关资料与文献，其中还包括那枚珍贵的诺贝尔奖章。展览同时辅以大量视听材料，从多媒体角度全景呈现他的思想、经历与文学贡献。

萨拉马戈祖母的照片深深吸引了我。照片中，她端坐在一张木椅上，面容瘦削，白发向后梳，安详而沉稳。她身穿一件深色、带小碎花的长袖连衣裙，裙摆及膝，脚上穿着厚袜子和一双旧式皮鞋。她的面前摆放着一盆天竺葵。照片的背景中隐约可见模糊的农具。这张照片的旁边是一份剪报——发表于1960年3月14日、萨拉马戈写的专栏文章《写给我祖母的一封信》。靠着翻译软件，我不由读出声来，并被这段深情有力、极具画面感的文字打动。

“你已经九十岁。你老了，满身疼痛。你告诉我，你曾是你那个时代最美的少女——我相信。你不识字。你的双手粗糙变形，你的脚僵硬麻木：你曾用头顶过成吨的秸秆和木柴，挑过一池又一池的水，你每天都看着太阳升起。你所揉过的所有面团，足以办下一场普天同庆的盛宴。你养育过人，也养育过牲口；在寒冷快要把小猪冻死的时候，你甚至把它们抱上自己的床。你给我讲过鬼魂和狼人、古老的家族纠葛、一桩致命的罪案。你的房梁，你的炉火——你怀孕七次，七次生下孩子。你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你不懂政治，不懂经济，不懂文学，不懂哲学，不懂宗教。你继承的只是几百个朴素的词语，一个最基本的词汇表。靠着它们，你度过一生，如今仍在继续生活……”

萨拉马戈于1922年出生于里斯本北部里巴特茹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阿济尼亚加。“萨拉马戈”原指一种野生草本植物，在那个贫乏年代，它的叶子曾是穷人厨房里的应急食材。他的出生日期是11月16日，尽管官方登记显示为18日。萨拉马戈的父母都是农民。两岁时，他随父母搬到里斯本。萨拉马戈后来回忆父亲决定离开故乡的原因：部分缘于父亲曾作为炮兵士兵赴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识过村庄之外的世界。尽管大部分生活在首都度过，萨拉马戈在成长过程中时常回故乡。后来，因家庭经济拮据，他中断了中学学业，接受机械工培训。展览中呈现了萨拉马戈为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撰写的自传，写道：“我小学时成绩优异：二年级就能写出没有拼写错误的作文，三、四年级是一年读完的。后来进入中学，读了两年。第一年成绩优异，第二年稍逊，但我始终深受同学和老师的喜爱，以至于在我十二岁时被选为学生会干部……然而父母意识到，他们无力继续承担中学学费。我唯一的选择，是报读职业学校。”

随后，萨拉马戈用五年时间学习机械钳工。令人惊喜的是，这所职业学校虽以培养技术工人为主，却也开设了一门文学课。不过，他那时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书，直到19岁才用朋友借给他的钱买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职业学校的文学课为他打开了文学的大门：在此后的人生中，他仍能背诵一些当年学过的诗歌。完成学业后，他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了大约两年。那时，他差不多每晚都前往里斯本的公共图书馆——加尔维亚斯宫图书馆看书。对他而言，这座图书馆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摇篮。他在那里夜复一夜地阅读一切可读之物，直到闭馆。“正是在那里，孤身一人，没有任何人的帮助或指点，仅凭好奇心与求知欲，我培养并磨砺了自己的阅读品味。”

1947年，萨拉马戈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原名《寡妇》，但出版社编辑将其改为《罪恶之地》。展览展示了该手稿的部分内容，同时说明，年轻的萨拉马戈对这一修改并不满意，他认为这本书“以一个自己永远也习惯不了的书名”问世。故事发生在一座农村庄园：庄园主早逝，打乱了原本的日常生活。遗孀玛丽亚•莱奥诺尔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故事便围绕这位遗孀展开。萨拉马戈曾表示：“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多少有点类似我出生地的环境里。”1997年，他在小说第二版附言中写道，他并不清楚为何要写一个里巴特茹地区的寡妇的故事，“因为我对里巴特茹或许了解一点，但对寡妇一无所知；若要说‘更少’，那就是对年轻而富有的寡妇更是全然不懂。”当年，为了这本书能够出版，萨拉马戈接受了出版条件而未提出任何异议：第一，不支付稿酬；第二，原书名“没有商业吸引力”，必须更改。

六年后的1953年，萨拉马戈完成了长篇小说《天窗》。展览中同样展出了这部小说的手稿，并介绍说，当时三十岁的萨拉马戈以笔名“Honorato”出版此作，并将它献给“外祖父”。然而，在此之后的十三年，他一直沉寂，直到出版下一本书——诗集《或许是欢愉》；又过了十余年、即1977年，他才发表下一部长篇小说《绘画与书法手册》。

《天窗》描写的是居住在里斯本一栋公寓楼中的贫困邻里之间的日常与纠葛。萨拉马戈表示：“《天窗》讲的是住在同一栋楼里的六个家庭，他们各自内部的问题，以及彼此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他同时认为，这部小说比《罪恶之地》更具雄心，从技巧上更成熟。但在对情感与情绪的分析中，依然含有许多稚嫩之处。作者在不同场合讲述过《天窗》原稿的曲折命运。他在日记中记录，手稿于1988年1月7日被重新找到——距离完成几乎已有三十年。当初，他曾将手稿交给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出版，但最终无果，他也未过多追问：“后来我们因种种原因渐渐少了往来，我就把这件事搁下。并不是忘了自己写过这部书，而是原稿的唯一副本已经丢失，我也不敢再去出版社找，就这么放着。直到出版社来信表示他们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天窗》原稿，并愿意出版。”萨拉马戈向对方表示感谢，但请求将手稿归还。他决定只要自己在世，就不出版。事实也确实如此——《天窗》最终在他去世后才得以面世。

展览介绍，在1950年代的最初三年，萨拉马戈在强烈的作家愿望驱动下，进行了大量写作——包括创作众多短篇小说，并首次尝试戏剧创作。等待《天窗》出版的同时，他着手创作另一部小说。但这部作品未写出几页便被放弃……萨拉马戈甚至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值得写、值得被读的东西。这些早期创作材料首次展出，清晰展现了他“坎坷而艰辛”的文学起步。

1959年，萨拉马戈在谈及自己想写的一部小说时曾说：“这是一个既是爱情故事，又包含思想探讨的故事。与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性格与气质之间的讨论。”但他也坦言，自己或许永远无法完成它：“也许我写不成这部小说。为了让故事可信，我必须投入更多的自我，而我已在内心深处挣扎了十五年。为何要继续？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我想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与自己搏斗：我不知道别的路。”

此后，长达十九年时间，萨拉马戈几乎从葡萄牙文学界消失。1949年，因政治原因，时任技术学校教师的他被解雇，随后在朋友管理的一家金属公司找到工作。五十年代末，他开始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负责编辑事务，从而以“非作者”的身份重返多年前离开的文学世界。他仍未出版任何作品，直到1966年他的诗集《可能的诗篇》问世。1971年，他成为《里斯本日报》的专栏作家；1975年，他出任《新闻日报》的副主管。1976年初，他前往阿连特茹地区的拉夫里定居，以研究无地农民的生活。根据这段经历，他完成小说《从地上站起来》。他在这部作品中初次展现了他小说创作的独特风格。

展柜里整齐叠放的一页页采访手稿，让人不禁想象作家创作背后的辛勤与执着——这些都是萨拉马戈为小说《从地上站起来》所做的农民访谈记录。1977年3月28日，他在蒙特莫尔-诺沃采访了西尔维斯特•安东尼奥•卡塔罗（66岁，生于圣热拉尔多）、曼努埃尔•若阿金•佩雷拉（64岁，蒙特莫尔出生）以及若昂•马查多，留下了长达16页的记录。1977年4月21日，他又前往昆塔斯，采访若昂•巴苏加，实地探访其出生地，查看废弃的房屋，并记下大地主维加占地之前该地区的原貌，以及维加侵占土地的手段，共12页。

1980年，《从地上站起来》出版。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政治与社会意图，讲述了1910年至1979年间阿连特茹地区人民的历史。它被认为是萨拉马戈第一部重要长篇小说，也标志着他独特叙事方式的诞生。作者表示，他尝试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叙事技巧，并借此学习“最终去书写，也去深深爱上文字”。他的这部作品中：以口语化表达为基础，叙事中作者的存在感强烈。

萨拉马戈解释：“起初，我像所有作家一样写作——有提纲，有对话，使用常规标点，遵循作家的规范。大约到了第24或25页——也许是我写作生涯中最美妙的事情之一——我几乎没有意识地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写作：将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相互交织、互相连接，跳过所有句法规则，或者说跳过其中的许多规则。当我写到结尾时，我别无选择，只能回到开头，将前24页调整，使其与后文一致……这种叙事形式的转变，就像我在将这些农民给予我的东西还给他们一样，彷佛我已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融入由妇女、男人、老人组成的世界，与他们相处、倾听他们，并观察他们。为了讲述他们曾告诉我的故事，我成为他们的一员。很明显，当我们说话时——此刻是说话，而非写作——我们不使用标点，我们说话就像演奏音乐，有声响，也有停顿。”

萨拉马戈还表示，《从地上站起来》与他的出生地密切相关。尽管他并非出生在阿连特茹，但两地的故事极为相似。他觉得自己必须为那些人辩护——其中有他的祖父母、父母和叔伯，这些文盲而贫困的人——因此他必须写下这本书。

与此同时，萨拉马戈于1978 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几乎是物体》，1979 年出版了戏剧《夜晚》。随后，在《从地上站起来》问世前几个月，他又推出戏剧《我拿这本书怎么办？》。除了1987年出版的另一部戏剧《圣方济各的第二次生命》之外，他整个八十年代都忙于小说创作。此阶段，他的主要小说作品包括《修道院纪事》、《里卡多•雷斯之死》、《石筏》和《里斯本围城史》。

1986年，萨拉马戈结识了西班牙记者皮拉尔•德尔•里奥（Pilar del Río），两人于1988年结婚。由于葡萄牙政府对其小说《耶稣基督的福音》（1991）实施审查，阻止它被列入欧洲文学奖候选名单，理由是该书“冒犯天主教徒”，萨拉马戈与妻子于1993年决定搬到加那利群岛的兰萨罗特岛居住。此后，萨拉马戈继续笔耕不辍，完成《失明症漫记》《所有的名字》《洞穴》《双生》《死亡间隙》《大象旅行记》《该隐》等重要作品。1995年，他获得葡语世界最高文学奖项“卡蒙斯奖”，并于199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我也注意到展出的《修道院纪事》的手稿。三年前，我曾造访过小说中描写的马夫拉修道院，并为其奢华至极的规模震撼不已。萨拉马戈在书中讲述的正是这座象征王权与宗教合谋的宏伟建筑诞生的故事。他认为这部小说的核心是：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一个与他们毫无关系的宏大项目中，被消耗、被碾碎，这是一个关于牺牲与权力的冒险。

1717年，若昂五世国王为履行誓言，下令兴建马夫拉修道院。国王迎娶奥地利的玛丽亚•安娜后迟迟未能让王后怀孕，便立誓：若上帝赐予他们子嗣，便在马夫拉兴建一座修道院。誓言订立于1711年初，不久王后便怀孕，生下日后成为西班牙王后的玛丽亚•芭芭拉。修道院的工程持续十三年，动用五万多名工人、耗资巨大。《修道院纪事》将现实与虚构交织，描写了修道院建设的辉煌与艰辛：工人的日常悲剧，运输大理石的漫长旅程（需要两百多对牛车）、以及施工中不断发生的死亡……在这部作品中，萨拉马戈实现了“为无名者写史”的愿望。

小说还包含另一条故事线：马夫拉工人巴尔塔萨尔与拥有洞察万物能力的布利蒙达之间的奇异爱情，以及他们正在建造飞行器“帕萨罗拉”的巴托洛缪•洛伦索•德•古斯芒神父的交集。展览中展示了萨拉马戈亲自绘制的飞行器图稿——只不过，这个“飞行器”看上去并不十分逼真，显然，他更擅长以文字来创造视觉世界。

关于《修道院纪事》，萨拉马戈曾说，这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它是关于过去某段时间的小说，但它的光源来自作者所在的时代，也包含作者身上所有的东西——他的成长经历、他看世界的方式、他对社会变迁的理解。所有这些都是用当下的光照去观照昨日，而不是仅用过去的光芒或焦点去描绘。”

展馆同样展出了萨拉马戈针对公共事件的言论与报道。在投身文学创作的同时，他也始终积极介入公共事务，以一名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关心时代的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他所言：“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我从未背离过作为公民的良知。我认为，一个人走到哪里，公民意识就应随之同行。我不记得写过一句违背政治信念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曾让文学屈从于某种意识形态。它只是意味着，当我写作时，我在表达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全部。”

展览的结尾呈现了一幅极具艺术性的萨拉马戈的照片：他立于幽暗背景中，只有身体左侧被光线轻轻勾亮，面部呈现出半明半暗的戏剧性效果。他的表情沉静而严肃，眉目间透露出思想者的深度。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腰间紧紧绑着一本本厚重、破旧、纸页微微翘起的书。这些书似乎用粗绳和黑色布条固定在他的身上，像是一件盔甲，也似乎是一种象征：书是他的负担，也是他的武器；书写，是他一生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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