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的烟火人间

奶奶没了,我再也没有虎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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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周没有更新,不是我偷懒,是因为奶奶重病,回山西送了她最后一程。诸事繁多且心情沉重,便没有更新。
今日暂且得闲,就打开电脑,写点东西。
小学的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回老家村里,和爷爷奶奶生活三个月。
那时,我是属于非常调皮的一类男孩,别人午睡我唱歌、别人洗衣我扬土,没有查过是不是多动症,但肯定惹人烦。
最初,家里长辈威胁我说:“再不听话就揍你”,虽是玩笑话,但小孩历事少,听不出画外音,不免有些担忧。
于是,奶奶便笑着和我说:“你可以拉虎皮扯大旗嘛”。这句话,我听懂了,然后和他们说:“奶奶是我的虎皮,你们想怎么样,你们能怎么样?”
遂,平安无事。
靠着奶奶的保护,我度过了无法无天的数年时光,逐渐从顽劣童子成了青葱少年、健壮青年,再到如今的而立中年。
随着时光流转、历事渐深,奶奶能给我提供的保护越来越少,甚至我们能够交流的话题也渐趋于零,但少年时被保护的经历,仍然牢牢印在我的记忆深处,直至成为我的精神防护罩。
这种经历,对我极其重要。
人生的成长阶段,我遇到很多坎坷,例如技不如人、见识浅薄、形单影只等等等等,夜深人静时,常常感到绝望,颇有一种深陷泥淖却难以自拔的无力感。
但偶尔回忆起少年时光,那种被保护的感觉便涌入脑海,非常温暖,然后便有了底气、有了力量。
尽管这些底气和力量是虚妄的、唯心的,但也就是靠着虚妄、唯心的自我疗愈,我熬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走到了今天,也有了一片小天地。
事实证明,被保护过的经历,是对抗人生苦难的良药。
但现在,奶奶没了,我的虎皮也没了......
奶奶保护过我,而爷爷保护过奶奶。
奶奶七岁丧母、十四岁丧父,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为了活下去,她去了公社食堂,白天帮忙做饭,晚上和一个老婆婆睡在一起,一老一少相依为命。
太爷爷曾是八路军120师的兵,参加过一些战斗、攒下一些资历,新中国成立以后,做到奶奶那个地方的书记。他见奶奶的身世可怜,做事却精明干练,便让她和爷爷成婚,给了她一个家。
成婚以后,家里的大事小事,爷爷都让着她,尽量不让她受苦。
60年代初,爷爷刚二十岁出头,通过了参军体验和政审,但奶奶说:“你走了,挑水的事就得我做了。”
晋西北是干旱缺水的地方,每家的屋前都有一块硬地,用来承接夏天的雨水,然后储存到水窖里。而在没有降雨的其他三季,就得带着半人高的密封铁桶,到数里外的水源地挑水。
尽管奶奶能吃苦,但这么重的体力活,她肯定难做。
于是,爷爷放弃参军,留在乡里种田,参军指标给了另外一个人,那人退役回来分配到省会太原,最后以干部身份退休。
老了以后,奶奶生了病,脑子有些痴呆,常常连熟人都认不出来,对事情也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
但有一年,爷爷的枕巾破了,不能再用,需要买一块新的。他用轮椅推着奶奶出门遛弯时,看见卖家居用品的,还是问道:“有枕巾,买不买?”奶奶随口说了一句“不买”,他就真没买。
可以说,在这个家里,奶奶是真能说了算的,大事小事都由她做主。
这个家,其实就是奶奶的根据地。
爷爷的包容忍让,也让她有了被保护的感觉。
正是这种被保护的生活,让奶奶在乡里做出一些业绩,闯出一番名声。
年轻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很苦,饭菜常年不见油水,但县领导能顶住压力,不放卫星、不虚报亩产、不随意扩大运动范围,基本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让全县人民有一口饭吃。
在这种环境下,奶奶和她的同代人活了下来、成长起来。
她念过书,是罕见的知识女性,于是在扫盲运动铺开以后,她便动员村民们识字扫盲。
她能吃苦,于是在筑坝修田时冲在第一线,践行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最高指示,得到的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奖状,能贴半面墙。
后来,她凭借一手“以理服人”的功夫,做了半辈子妇联主任,劳动之余,还要去给人们讲理说法,调节家庭矛盾。
那个形单影只的孤儿,在时代浪潮和家庭保护的双重影响下,就这样成了能文能武的新时代女性。
因为奶奶英武果决酷似男子,乡里人也不以寻常女子对待,要论做人做事,她不输那名满天下的铁姑娘。
我那太爷爷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一个儿媳是奶奶这种英武果决型的,另一个儿媳是教师,文化职业型的。
以前的乡村经济不景气,数百家人都不甚重视教育,在读书上学方面,基本是想读就读,不想读就回家种田。
但她们两人不一样,她们非常重视几个孩子的教育,书必须读、学必须上,省吃俭用东拼西凑也得去,在实在读不出来之前,你们不能说“不读”两个字。
正因如此,八十年代以后,他们两家的孩子,无论高低,基本都拿到了学历,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浪潮,不至于留在乡里,成为时代的弃子。
我问他们,你们能读书,和我那太爷爷有没有关系?他们说,你那太爷爷在八十年代都离世了,能有什么关系,纯粹是因为两家娶了两个好女人。
这份遗泽,我亦受益匪浅。
李密在《陈情表》里写道,“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前一句轮不到我说,后一句却是感同身受。
以前,奶奶常和我说:“咱毛主席怎样怎样”,言辞间,对年轻时战天斗地的岁月颇为怀念。
都说盖棺定论,以个人私情而言,她毫无疑问是“敬爱的祖辈”,但以公事而论,她应该担得起《纪念白求恩》里的两句话:
她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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