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是怎么开始走的

【口述校史】丁鼎武：与首医共成长

问：吴阶平院长在北二医的筹备与成立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建校初期，校舍短缺、资源匮乏，他凭借个人影响力化解难题，例如多方协调借址办学；面对临床单位合作阻力，他以“红专并重”的卓越能力推动合作落地。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身先士卒——农忙时与师生一同下田劳动，以行动诠释“团结奋斗”的精神。这种“以行践言”的作风，让团队在面对困境时始终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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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入学后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许：环境，毫无疑问是环境。学校还在建设中，我们被临时安排在回龙观精神病院的一个四合院。教室、宿舍、食堂全都挤在100多平米的长条平房里。邻居是精神病人，常常闹出笑话。有一次，一个同学迎面对着病人笑了笑，没想到病人突然一巴掌打了过去。吓得我赶紧劝他说：“别计较，精神病人打你不犯法，快绕着走吧。”那时候条件真的苦，但大家心态特别好。笑一笑什么都过去了。

问：环境这么苦，大家会不会很沮丧？

许：说实话，没几个人真沮丧。我们那一代人都懂得“苦中作乐”。

那时粮食紧张，食堂饭菜单调，能吃饱就不错了。有同学打起稻田里的主意——去抓青蛙。于是每隔一两周，我们四个同学就骑上自行车去“打猎”。一个人扛车下田，一个人蹬车发电照明，另外两个人下水摸，每次都能抓回一大袋青蛙。回校已是半夜，大师傅一看，笑着说：“这帮孩子真有办法！”随后一顿美味的红烧田鸡就被端上了饭桌，那份简单的快乐，到现在还让我怀念。因为那时候，我们都真心地相信，只要团结、只要肯干，一切都会慢慢变好。

问：作为入学最早的学生，如何参与了后续迎新工作？

许：是的。8月底，学校又搬了一次家——从回龙观搬到蓝靛厂安定医院的一座庙宇。听说要迎来400多名国内同学，大家都特别兴奋。我们忙着写标语贴标语、排练节目。那种迎新的热闹劲儿，就像迎接家人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从此这所学校真的要“活”起来了。

问：您对1960年9月12日的首届开学典礼有什么印象？

许：太清楚了，那天的情景，一辈子都忘不了。蓝靛厂的庙前空地不大，廊下摆了两张课桌和一个麦克风。吴阶平院长站在那里，身着白衬衫，神情庄重。他讲了很多，但有一句话我们都记住了——“同祖国共命运，与母校共成长。”那一刻，500多位老师和学生，有的坐在小马扎上，有的靠在树下，都静静地聆听着吴院长的致辞，那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一种信念。所有人都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们要一起努力把学校建好。

问：9月15日搬到右安门校址的时候，是不是很兴奋？

许：对国内同学来说，那是第一次搬家；对我们华侨补校的同学来说，已经是第三次了。我们抱着“终于回家”的心情，可刚一到那儿，就被眼前的景象“浇了冷水”。没有围墙，杂草半人高，砖头、水泥管螺纹钢堆得乱七八糟，只见西北角有栋外露红砖的半截教学楼。同学们都没有抱怨。从那天起，大家便开始了边盖学校边学习的生活。

问：当时大家都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学习和生活呢？

许：临时搭建的工棚就是我们的食堂，棚顶是油毡，脚下是土地。遇到雨天，外面下大雨，棚内漏小雨，有时雨水没上脚面。然而吴院长依然端着他的铝饭盒，和老师同学们一起有序排队买饭，吃着同样的熬白菜和熬茄子。宿舍楼还没完工，我们500多学生就住在那栋“半截楼”的教室里。自来水上不去，因此每天早晨，一听到西南角芦苇荡里的鸟叫声，大家就端着脸盆急匆匆地下楼，到唯一的露天水龙头打水洗漱。15分钟后，各班集合，绕着半截楼跑步，进行早锻炼。那时候的说笑声、脚步声，现在依然萦绕在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