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快 人 心

写在前面

昨天，三年前的北京宠物被投毒案出了宣判结果，65岁被告人张某华因在小区公共区域投放剧毒物质氟乙酸钠导致9只宠物犬死亡，被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很多人可能还记得这个新闻，当年这个被告人声称三轮车被狗尿污染以及孙女怕狗，在小区多个公共区域投放浸泡了毒药的鸡肉，最终毒死了9只宠物狗，2只流浪猫。甚至被起诉后也拒不道歉，拒不赔偿。

其中一位小狗papi的主人（网名西高地papi妈妈）辞去工作，自学法律，联合其他10名受害犬主拒绝和解，坚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推动本案成为北京首例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的宠物投毒案。

一开始看上面这些新闻报道的时候，我只是为司法的进步感到高兴，是直到后来看到papi 妈妈在网上发的致媒体的一封信，情绪才开始涌上来，几乎是一边掉眼泪一边看完的。

当时有很多话想说，便写下来了。

正文

我小学的时候养过一只泰迪，棕色的，因为那时候年纪太小，大部分和这个狗有关的记忆都丢失了，甚至它第一次被我妈抱回我家的时候，是作为流浪狗还是谁家生下来不要的小狗，我都记不起来了。

我唯一能记得全部细节的是它走丢的那一天。

那天我放学后回来家里看起来一片正常，我爸在做饭，那时候用的还是农村的老式灶头，我奶奶在另一头添柴生火，我爷爷在外面的藤椅上听收音机，我妈下班回来，刚在楼上换完了衣服。

这就是我家每天这个时间会有的场景，正常得我没有办法去察觉任何的异样，吃饭的时候他们在聊同村的谁家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插不进话，闷头吃饭时才突然意识到狗没有顺着饭香过来饭桌底下。

我紧张起来，打断他们的家常，问“狗怎么不见了？”。

“今天下午带出去的时候走丢了。”

说完这句话他们就继续聊起那些家长里短，下一句再跟我说的话是“吃饭不要漏嘴巴，米饭掉桌上了。”好像米饭掉到桌上是比一只狗的走失更重要的。

我自己偷偷去找过几次，但是在当时的农村，努力去找一只走丢的狗，是不被理解也不被支持的事情，自然最后无疾而终。

这个事情对年幼的我的冲击很大，甚至长期怀疑是不是我自己过度考虑了，长大后也只能试图用“这只是我的个体遭遇”来自我消化。

直到一个电影的上映，叫《狗13》。

电影里的女孩李玩发现自己的狗（爱因斯坦）走失的情节，几乎就是我当年那个夜晚的复刻——一片正常的家庭氛围，她看到地上空荡荡的狗绳才意识到狗不见了。

父亲强调“只是一只狗而已”，以及也没任何一个家人想过去找找看。

这个电影上映后，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和朋友的聊天里，我惊讶地发现很多人都在成长过程里和我、和李玩经历了一模一样的事情。

“狗不重要”，是一种双方或许都很难意识到的服从性测试，是上一辈陈旧的生活教条侵入我们下一代的新生思维而引发的对立，是“家人思维”和“牲畜思维”的对立。

当然，这篇文我想说的重点并不在家庭教育上，我也不想粗暴地给上一代人扣上冷漠这样的词，毕竟这种看似“冷漠”的思维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成长于物质匮乏的年代，它有很多复杂的成因。

今晚我只是想把这种成长遭遇和papi 妈妈的事件进行一次重叠，去说一个我的观点——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随着自己的长大，随着经济的独立，这种过去的噩梦已经消失，但宠物被毒杀案以及它所带来那些质疑和舆论，让我觉得根本没有过去。

我觉得当下社会中“不仅仅是条狗”和“不过是条狗”的思维对立和当年我们与父母的冲突本质上并无区别，papi 妈妈在这几年里经历的质疑诸如“小题大做””维权过度”的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我们都经历过的“管教”。

这种服从性测试并没有结束，只是进行了变体，扮演“大家长”角色的也不再是我们的父母，而是社会层面的很多陌生人，很多媒体，很多舆论，哪怕我们素不相识，哪怕他们并无资格。

譬如不断有网友和媒体去强调不文明养犬的普遍性，来论证papi被毒杀的合理性，就像《狗13》里父亲以“养狗本身影响学习”作为理由去论证狗走丢不是一件坏事。

他们都是“父”，将两件各自正确，但互相独立的事情混淆，最终让李玩的“找狗”失去合理性，papi妈妈的追究也失去合理性。

但幸好papi 妈妈和背后那些宠物主人都是坚韧的人，没有放弃，那封致媒体书最动人的地方也恰恰是她完全没有回避扑面而来的这些“管教”，以一种极端理性又让人心碎的状态回应了这种“管教”。

我摘录一些她的原文给大家看一下，不管你是否养宠物，我相信你都会感受到那份坚韧——

当“它不仅仅是一条狗”这个我价值观世界的核心前提，需要被反复拿出来论证和解释时，这本身对我而言就是一种情感上的消耗。对我而言，Papi的身份不是一个需要辩论的议题，而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他是家人，是陪我度过无数日夜、给予我无条件爱与陪伴的生命个体。这种联结，或许很像一种“爱的语言”，对于能听懂的人，无需多言;而对于从未学过这种语言的人，即便我再如何描述，也难免显得抽象而苍白。

.....

不文明养犬的现象确实存在且需要被规范，但这和Papi被恶意投毒致死，本质上是两个独立的事件。将二者联系起来，对于一个受害者家庭来说，会带来一种难以言喻的委屈，愤懑和二次伤害(事实上，已经N次)--仿佛受害人所遭受的痛苦，需要先为我们自己乃至一个群体去“辩护”，才能变得正当。

所以，我最真切的期望是，报道在探讨社会多元视角的同时，能够首先确立一个不容置疑的基点:无论一个人如何看待宠物，恶意剥夺一个无辜生命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给一个家庭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是值得所有人警醒与反思的。我的三年坚持，与其说是为一条狗，不如说是为了一份被践踏的亲情、一个生命的尊严，以及一个“恶行必须付出代价”的朴素公义观。

......

无论我是否百分百符合一个“完美养宠人”的想象，投毒这一行为本身的恶性性质都不会因此改变。将“投毒”与“不文明养犬”在叙事上反复并联，甚至潜意识里进行“各打五十大板”的平衡，是对犯罪行为严重性的淡化，也模糊了公共讨论应有的焦点。媒体的责任在于全面揭示社会百态，既报道恶犬伤人的事件以警示管理缺失(如23年10月成都恶犬伤女童案件同样作为刑事案件已结案，湖南湘乡咬伤人恶犬已被处置等)，也监督投毒重案的司法进程，这并无矛盾。前者关乎犬主刑事责任与赔偿，后者关乎公共安全与法治底线。

.....

我最敬佩她的一点是，她明明如何努力都无法让她的小狗活过来，她也本应在物质上可以得到更快更多的赔偿，但她选择了那个正确但艰难的方向——震慑那些恶，然后让世界显露出一些让人想要继续下去的样子。

我们都应该感谢这位勇敢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