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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朴

千里流亡，与骷髅同眠，一代医学人共赴国难的赞歌与悲歌

返方益昉约 15 分钟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国家公祭日。在八、九十年前的那个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不分阶层职业的大多数中国人都纷纷用自己的力量加入斗争。在上海乃至海外，一批医学师生，虽很多人出身名门，本是富家的少爷小姐，但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历尽劫难，用生命追寻真理和寻求民族振兴。当历史几经辗转后，命运馈赠给他们的，却是悲欢与荣辱交缠的复杂情感。希望有更多历史研究者能不断续写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值得被铭记的往事。

撰文 | 方益昉（医学史研究者）
今年清明时节，我再次踏入徐汇枫林校区正门，回到曾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母校（今“上海医学院”，以下有时简称“上医”），此番回校是应新生代系主任的邀请来讲学。掐指算算，距离当年我手握新生录取通知来此报到，正好相隔45年。举目四顾，校门口显眼处搭建了一个学校在抗战期间流亡重庆歌乐山时建的简易校舍大门的复制品，让历史细节顿觉可以触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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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真实的歌乐山时期的上医校舍大门（图源 |复旦大学）；右图：今天的复制品（图源 |作者拍摄）
与骷髅相伴而眠的年轻人
此番访学虽为我安排了一场医学史讲座，其实另有重托。同仁们正在筹划已故王簃兰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当年我在此读研究生初入教研室时二十岁出头，既不懂事也不够用功，对与自己隔着好多级学术台阶的王教授敬而远之，就怕被她逮着或刨根问底露了怯，师生间缺乏密切交往。所幸访学后不久，我意外获赠王簃兰自传《生如雅菊自芬芳》，书中不少素材与我积累的医学史料密切关联，反倒为重构抗战期间上医人赴渝求学的艰难细节，提供了契机。
1944年，湖北宜昌籍女生王簃兰，因在国立十二中成绩优异，年年获得奖学金，有机会免试保送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但她却一门心思选择报考国立上海医学院。王教授回忆，上医颠沛流离到重庆，临时寄居歌乐山顶，那里没有校园与操场，校舍极其简陋，亦无固定教室。所谓图书馆，仅由比她年级高的同学，保管一把钥匙而已，实因藏书极少更无阅览室。晚上大家只能用桐油点燃灯芯草，在食堂饭桌上挑灯夜读。至于做实验就更困难了，连蒸馏水都限量。学生也没有准备好的人体解剖标本，大家唯有就地取材，歌乐山枯骨遍野，取回洗净消毒后，便成贴身宝物。比如头颅骨构成繁复，为了熟记遍布头颅各处孔洞的神经和血管，同学们索性将骷髅置于枕旁，反复摸索记忆，经常相互陪伴进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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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乐山上医教授宿舍 | 图源：复旦大学
类似场景也反复被其他校友的回忆佐证。1989年，著名内科一级教授钱惪这样描述歌乐山：校园全部由“捆毛竹为柱，编竹片涂灰泥为墙，竹席为天花板，木框纸糊窗的茅草屋”构成，医院、学校和宿舍的各项条件，与1937年落成的沪上枫林桥优渥校区迥异。学生一日三餐，仅靠发霉的糙米裹腹。为此，时任院长朱恒壁（1890-1987）教授，不顾已经年过半百，来回奔波于歌乐山上下，设法争取洛氏基金会的外援，改善大家伙食营养，目标是每周吃到一小块肉。出乎意料的是，歌乐山时期的师资配备，倒属建校以来实力最雄厚的阶段，朱院长把在中央医院任职的沈克非、黄家驷、陈翠贞和吴绍青等著名教授都请来兼职，为抗战胜利后全数引进这批顶尖学者，助推上医登上国内医学院最强地位，打下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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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恒璧在办公室 | 图源：复旦大学
上百学生千里流亡
与王簃兰同级的1950届学生共计102位，入学时恰逢抗战最后一年，因而自带特殊标记，即上医最后的流亡学生。当年他们从全国各地甚至澳门集聚歌乐山，经过6年的严格医学训练，毕业时恰逢新中国成立，上医至少挽留下20位佼佼者从事临床与教学工作。他们是丁训杰、张延龄、顾天爵、王懿玲、石一飞、刘德华、张照寰、李华德、孟承伟、金为翘、俞鲁谊、施守义、徐正邦、浦寿月、高骥千、薛光华、李婉先和陆培廉等，后来均成为不同专业领域带头人。
多年来，曾经直接为我们班授课的二位女教授李婉先和陆培廉，让我充满好奇。来自上海的嗲妹妹，是如何从大都市抵达大后方的？上医人在侵略军铁蹄下，跨越日伪设置的种种障碍，赴渝过程堪称传奇。
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华界，上医的枫林校区落入魔掌。二年后，首批内迁师生开拔出发，当时尚可通过租界控制的黄浦江码头，登船经海路抵达越南，然后再从云南入境。文弱的医学博士们一路哼唱《大刀进行曲》、《保卫黄河》给自己打气，在大后方撑起医学人才培养基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开始进入租界。虽说滞留上海市中心的红十字总院（今华山医院）的45届、46届和47届学生，总数不足百人，但朱院长为了不丢下这批人，还是特意乔装潜回红会总院，介绍歌乐山上初具规模的校园和生机勃勃的后方师生的斗志，旨在消除孤岛中流传的重庆是否具有办学能力的疑虑。他要求学生自行组织，设法通过日寇封锁线赴渝。朱院长最有力的叮嘱是，保证沿途有校友接济。
于是，向往歌乐山的同学们，开始三三两两各施妙计尽显神通，冒险走上用生命去追寻科学真理的流亡者之路。他们有的取道浙江省内偏远小道，有的途经安徽与河南交界处，绕过封锁进入内地。鉴于其他大学发生过流亡学生中途牺牲事件，朱恒壁院长根据战局变化，采取了在各主要中转地设立办事处，派驻专人等候发放旅费等措施，帮助大家继续下一程旅途。
据48届毕业生杨思源回忆：“我们一行几人跟从一绍兴籍同学，雇小船带出封锁线至嵊县，走出沦陷区后雇板车拉行李，自己步行经长乐、东阳至义乌，到义乌有火车到金华。其他所有各路同学除少数曾遭到敌伪拷打外，全部能逃离魔爪。”在一所停课的中学，上医专程从重庆派员过来，接待逃出孤岛的流亡学生。
流亡的路途有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从上海抵达重庆歌乐山校园的行程历时数月，朱恒璧院长亲自坐镇指挥大局，不时为陷入穷困的学生提供经济支持，各级校友也在沿途各处积极给予接待照顾，还不时关照外校流亡学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抗日救亡运动多保留一个人才，就多一份力量！
史实表明，朱恒壁的肩膀极有担当且措施得当，像极了操作高难度外科手术那样精准。国立上海医学院在这一过程中精心调动社会资源，整个上医社群协助安排，确保了每个环节有序对接，不出纰漏，结果达到预期，规避了远赴重庆流亡途中的万险千难和百般意外。这场学生流亡运动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抗日战场，是必须在80年后重述表彰的抗战成果。
歌乐山门头不难重建，流亡者脚印难以忘却！
挽救中研院，傅斯年回赠“大礼包”
可见，上医大批师生能从日军铁蹄下顺利转移并恢复教研工作，其首功当归朱恒璧。一介书生何以在乱世中指挥八方统筹全局，其实他早已几经锤炼。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位于沪北战区中心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在日军轰炸中全部被毁。当时成立才五年的医学院虽小，师生加起来不过百人规模，但医护群体全数投入救护行动，成立战地临时救护队，依托位于租界内的红十字会总医院，临时搭建救护与复课设施。未曾料到的是，这次行动为5年后爆发淞沪大战时，上医再次参与战地救护积累了实战经验。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表现出西方人所熟知的爱国主义。人民大众开始崇拜这些敢于笑对生死的南方青年士兵。当我看到一个熟识的、本来很娇气的、喜欢唱歌的中国女孩来到前线抬担架的时候，我发现中国终于被某种东西震醒了”！外国记者对中国新青年的正面评价，应该也包括了对上医学子的看法。
1937年8月淞沪大会战打响，国立上海医学院的规模已经扩大，拥有中山医院、红十字总院和澄衷肺科疗养院三家教学医院，师生和医护总数比5年前扩了几倍。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位于沪北前线的澄衷肺科疗养院，便是国民革命军前线总指挥张治中将军的指挥部，设在医院中心号称卧龙岗假山之顶的四角亭里。是年刚刚开业的中山医院，则转身为沪上第六救护医院，设置222张病床，坚持一线救护共计38天，收治伤兵404名。门急诊包扎伤员数以千计，协助转运后方不计其数，一直坚持到华界被攻破，中山医院落入日寇魔爪。上医创始人之一朱恒壁教授，趁日军尚不敢贸然挑衅国际联盟，带领师生退入租界后继续抗战，另设第23救护医院，布置540张病床，伤患救护足足历时159天。
1939年，朱恒壁指挥一支七零八落的流亡上医队伍向西南进军，一路颠簸仍尽力协助内地军民抗疫治病。当年夏天，昆明北郊水源上游霍乱疫情突起，流亡至此的中央研究院，通过云南卫生厅向同样沦落天涯的朱院长求救。上医立即行动，组织以39届毕业生张治道为队长的防疫小分队，带上珍贵的药品器材，入驻中研院附近的破庙。一周内指导11个村落，包括地质所、中国营造学社和资源委员会等重要机构的驻地，落实防疫宣教和消毒病菌，三周内接种疫苗数千人，没有再出现新的患者，晚期病人也逐渐治愈。
中研院负责人傅斯年先生当即挥毫“弘济生民”予以感谢。他宴请朱、张二位贵人，拍着胸脯说，重庆教育部方面他有渠道，并立即联系上刚出任卫生署长的金宝善，直接协助上医最终落脚歌乐山。重庆期间的上医，特意在成渝公路沿线设立卫生防疫和教学基地，指派多位不同年级的学生各司一站，直至抗战胜利。其中38届的毕业生顾学箕是我80年代读研期间的系主任兼研究生班总导师，他曾亲自主编过详尽的上医抗战史料，但该专著低调到连许多上医教授都不知晓。此书在其身后被我发现，命中注定我必须书写上医，此乃后话。
早在1936年淞沪抗战之前，国民政府意识到日军侵华情势恶化。中华医学总会4月17日在沪召集16个医药团体，讨论联合救护事宜。5月6日正式成立红十字总会救护委员会，王正廷、杜月笙和刘鸿生为正副主席，朱恒壁等7人为常务委员。41人的执委会中，包括了上医院长颜福庆长女颜雅清，他本人被聘为总干事。也就是说，上医社区从一开始就没有缺席过抗日这件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件。后来朱恒壁正式出任上医院长的10年里，大部分时间处于抗日最凶险的关头，他身先士卒担当表帅。1950年起，朱恒壁在杭州一隅悄度晚年，不再提及往事。直到科学的春天降临，老人家耄耋之年再出马指点学问。好人寿长必有后福！
变成将军的医学博士
国立上海医学院在从重庆歌乐山回到沪上枫林校区的最初几年，由当时大权尚在的朱恒壁院长做主，引进重用了曾任国民革命军军医署长的沈克非中将，以及拥有军衔的荣独山少将和郭秉宽少将，三人均成为上医的一级教授。后二位在我入读上医时，仍为学生主讲专业课程。80年代中后期，荣独山和林飞卿夫妇还设立荣林氏奖学金，资助不少上医学子在改革开放之年，出洋深造。
林飞卿与任红十字救护队代理总队长的荣独山在全面抗战之初在北平完婚，但新婚夫妻无缘一起生活。荣林氏的爱情相当感人，婚礼上荣独山表态：“今天我们举行这场婚礼，有两层意思。第一，按张先林教授的话，就是显示我们中国人的志气，我们不怕！刺刀加身，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第二，我们的林可胜（1897-1969）主任去南京已经2个月了，至今没有消息，我要代表大家到南京去。找到林院长，看看他有什么困难，及早给大家一个消息”。

荣独山去南京找老师林可胜，参加抗战救护工作，林飞卿提出一起去，但最后林飞卿却独自前往湖北工作。林飞卿给荣独山信中写道：“亲爱的独山，我在湖北黄梅,和陈文贵队长一起为抗战的将士们做救护。凶狠的日本鬼子使用了毒气弹，我军没有防化设备，黄梅被敌人占领了。我们自制了石灰水，让士兵泼到阵地上，让士兵们把衣服弄湿，用湿毛巾系上ロ鼻，继续战斗！他们真是好样的！勇敢的士兵又将黄梅县城夺了回来。亲爱的独山，虽然不能在你身边，但是我每天都在为我的病人——士兵们英勇负伤、杀敌报国的精神所感动，能被他们所需要，能为民族的抗战而奉献自己的爱，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林飞卿将其所学专业知识应用到抗战救护现场。“我的飞卿已经适应了战争时期的艰苦生活”，荣独山评价爱妻说，她由一个北平“娇小姐”成长为抗日救护队队员。
《湖南抗战日志》也曾记载，“衡阳2个月内有2000多人死于细菌战”。荣独山、陈文贵、林飞卿全身穿着隔离衣，每日检查病情，救治鼠疫患者。新婚的荣林俩，二十四小时战斗在隔离病房，当地医院一对不知道这是夫妻。他们也没时间在院外租房，休息时就在医院轮休宿舍打个盹。上班见面用摆手或眼神来交流问候，穿着厚厚的隔离衣不能有身体接触，但林飞卿体会到荣独山在为自己加油，感到很温馨、很幸福。
我至今无法完美诠释，到底出于何种人文素养，才会促使许许多多像荣独山这样，出身于无锡大富大贵荣氏家族的子弟，青少年时期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社会运动，而立之年忘我投身抵御外敌的民族战争，义无反顾，冲锋陷阵，从未落伍。
将军中的医学巨擘
而前文提及的被荣独山等人甚为惦念的林可胜是何许人也呢？林氏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求学于爱丁堡大学，27岁赴中国任职于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时还不怎么会说中文，1925年成为协和首位华人系主任，也是中国生理学的奠基人。1949年他拒绝了蒋介石给予要职的邀请，出走美国，后成为首位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华人科学家。就是这么一位学术巨擘，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辞任协和教授，专职红十字总会救护队总队长，投身抗日，为建设中国军医队伍立下大功。
在中国入缅甸对日作战的远征军军医建制中，医务室是最接近前线的医疗单位。它的上级指导单位，包括野战医疗分队和红十字救护总队，其最高指挥官正是海归医学博士林可胜上将，可以说，他是海内外华人在民族危机时刻，同仇敌忾共同抗日的符号性人物。
时任远征军38师师长的常胜将军孙立人，忆及首次与林博士不期而遇，竟是在奔赴前线的滇缅公路上。早在孙立人做基层税警团团长时，就闻晓林博士风靡全军的救死扶伤功德。抗日数年间，两者各自服役在战场前线，未料直至远征军集结，方才成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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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林可胜
1937年前，中国正规军中的军医建制，规模尚小且不健全，根本不足以应付现代化战争的惨烈救护。抗战全面爆发后，海外留学期间对一战现场救护稍具经验的林博士，首先拉起一支以协和医院师生为主的红十字救护队，临时上阵应对。我曾在就读大学期间，学生腔十足地向生理学主讲请教中国生理学奠基人林博士学术事迹。这位还身兼党务主管的老师，面对学生随意涉及教科书外的国军将领的往事，面露铁青之色，令我恐惧，恐怕他也内心纠结。
1941年远征军组建后，暂时待命云南边境，准备远赴缅甸参战。但关键时刻，林可胜还未起步就遭遇坎坷。原本医者学人只是秉持救死扶伤的红十字基本理念，但历史关头平添了意识形态差异下的不断的政治干扰。他一边忍受国民党当局的“左倾”指控——过去数年间林博士尽其所能在医药设施与人才技术上援助延安八路军，一边依靠其声望继续与国际医疗救护团体紧密合作，掌握着从民间渠道接收的大量医药资源。
这位来自南洋的华侨子弟，毅然放弃了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的辉煌前程，出任生死未卜的医疗救护队总队长，为此他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1942年日寇占领新加坡后，为劝降林可胜，以其在新加坡的老父与妻女相要协，使林可胜眼看着妻女被抓作人质，直至被残害致死。家仇国恨加强了林大夫全力抗日的决心，忍受丧亲之痛后，他再次说服深爱自己的新恋人，俩人一道出国参加远征军。
全球华人抗战史疗愈身份政治之痛
我熟悉的医学史中，还有一位取得军衔的海归医学博士何宰羹少将。他曾在沪上国防医学院做系主任，是我妈妈好友何阿姨的父亲。何阿姨家住江湾的医学院校园，从小对身着将军服的父亲印象深刻。制服上的中正剑是他的标配，但配剑时的他大概从未想到自己医学博士的职业前途终究被时局断送了。1949年后，这位军医教授把蒋介石送他的飞往台湾地区的机票，塞进抽屉深处，想象着在大陆一心行医，与家人们共度未来的生活，但结局是革职发配杭州，落寞余生。
我自幼年懂事起，一直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感到自卑。文革后期，童年刚刚过完的我，被中学里的头头找去面谈，这是压垮我少年时代自信的稻草。当时读书好但出身不好的学子，必须宣誓与黑色家庭划清界限，方有被革命队伍接纳的可能。恰如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老兵不死》里作者描写的，过去数十年间，抗日老兵们大都不愿多谈往事，直到老之将至，还深处身份认同与自我否定的困局。此般抗日老兵及其后裔的苟活状思维，也是我家长辈们的人生。
这种源自生存环境的外来阴影一直跟随我至三十岁，长达三十年的人生都苟且在社会边缘，因此从未自觉意识到宏大的抗日卫国的正面叙事，会与我的身份归属有什么关联。直到我有幸在改革开放时出国留学，同散落世界各地的方氏族亲续上旧缘，才从长辈们的口述与文字材料中得知，原来我家先人中也不乏在国民政府中任职并积极投身抗战的祖辈，此中种种先按下不表。我终于恍然大悟，全球华人同心同德的抗日伟业，从未在记忆中消失，无论后世身份如何都可歌可泣。
于是，我以抗日后裔的全新体验，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上讲述了华裔二代张纯如如何舍命记叙南京大屠杀的事迹，还讲述了当年纽约唐人街的华工如何几乎人人捐出一年收入来支援祖国抗战。
美国《时代周刊》刊发过一张照片（如下图），照片折射着那个年代一批来自富庶家庭的高学历子弟毅然从各大专院校转学进入杭州笕桥的中央航校，继而出国培训驾驶最新战斗机的历史。这批高、富、帅的国军飞行员，大部分不到三十岁就战死在祖国上空。抗战8年，以身殉国在蓝天的国军官兵，累计达43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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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美国《生活周刊》封面
这张照片曾被远征军医务室贴在墙上，是支撑驻扎此处的中外医疗队员抗日的精神源泉之一。它也与我的文章一起在“文汇笔会”上刊出。我将从故纸堆中挖掘出来的千般抗战故事，或大人物的，或小人物的，尽可能记述下来，期待与更多华夏后裔世代传唱这段共赴国难的赞歌和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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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起——抗战中的科学与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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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著，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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