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荣 | 群众的崛起与雅典的败亡：当左派巨头苏格拉底试图“解放”群众

1. 帝国的护卫者：伯利克里

在历时极为短暂的政治独立期，希腊世界各个城邦，以雅典、斯巴达和叙拉古为代表，展示出一段暴风骤雨般的历史过程，在这段时期，古希腊人之于思想和历史的贡献可谓巨大，然而，这一切的贡献都同白热化的帝国扩张期密不可分，甚至就是一回事情，没有帝国，便无法想象希腊文明。此一历史时段的希腊世界，周边尽是巨大帝国，依据常理，他们是应当很快便从地图上被彻底抹去的，古希腊人的历史最终难免被逐出世界历史的舞台，但他们还是利用这段极为短暂的自由和独立期，书写了自己的闪光时刻；究其本质原因，并不在于希腊世界城邦制度的特异之处，而在于修昔底德史撰当中的这段白热化的时代，乃是同雅典人的帝国冲动密切关联在一起的；若非雅典人在此一时期展现出来的强烈帝国冲动，这个以城邦为单元和链条构筑起来的希腊世界便没有机会冲击传统的、东方式的帝国死局，在历史舞台上书写古希腊文明的篇章。

雅典政治领袖伯利克里在雅典冉冉升起的时候，雅典已经拥有了额度庞大的帝国贡赋，此时的雅典已经在爱琴海地区拥有了数量众多的盟邦，伯利克里在战前的一次演说中，着力谈到了雅典的雄厚财力。伯利克里更提醒雅典人和希腊世界注意，此时的雅典更拥有冠绝希腊世界的海上力量和海军训练体系，克里斯提尼建立的民主体制，在长时间的实践砥砺之后，在伯利克里时代已然发育成熟，令雅典的帝国地位更得到了雅典人那稳定且热忱的民主情感的倾力支持。伯利克里有足够的底气，在战前演说中为雅典人描摹一幅令人鼓舞的未来前景。但是在面对初次出现在阿提卡地区的拉西戴蒙陆军的时候，信心满怀、充斥着复仇欲望并寻求同拉西戴蒙军队在陆地决战的雅典人，却也令伯利克里心生忧虑；其中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处身帝国体制和民主体制双重轨道之上的雅典人，必须学会同一切外来的诱惑或者内部的蛊惑保持距离，避免构思并实施遥远且无谓的征服行动，虽然征服是帝国的题中之义。

帝国冲动对雅典人的民主心灵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要求民主心灵懂得约束、克制，且需有极高的定力、稳定性以及合乎长远谋略的政治方向感；伯利克里这等政治家，当然不会逊色于北美独立战争催生的那一批杰出的英格兰政治家，也不会逊色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候的那个美利坚反帝国政治集团，他很清楚，若要雅典人做到这一点，是有相当难度的。他也正是据此提出了自己的帝国总纲和帝国承诺，这承诺的实质乃是着眼于防御，这就意味着，未来的雅典人必须了解并熟悉一个纯粹保守性质的帝国。他明确告诉雅典人，倘若眼前这个帝国遭到任何敌人的强力攻袭，他都能够实施一场成功的防御战；此等申述乃意味着，伯利克里的帝国政策并不刻意地鼓励雅典人的聪明才智和进取之心，并不以攻城略地为政策的要点，不要求雅典人对外来刺激保持绝对的开放态势，更不要求雅典人对他人轻易地燃起同情或者仇恨之火。“葬礼演说”的核心画面在于两端，一端是雅典公民，特别是公民-士兵，在内心里勃发而出的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在雅典民主生涯的这段巅峰期，此等精神已然从公共德性修养迸发为强烈的政治激情；另一端则是公民的个人追求、个人自由、个人才能在爱国框架当中的尽情舒展。伯利克里当然明白，这两端在本质上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爱国精神虽然已经在侵袭阿提卡的拉西戴蒙军队面前，迸发成几乎失去控制的公民激情，但伯利克里也着重申述说，民主体制并不要求这样的爱国精神执掌体制霸权，无论实然角度还是应然角度，伯利克里都拒绝爱国精神吸纳民主体制的全部活力。

伯利克里的雅典不是半个世纪之前希波战争时期的雅典，那个时候的雅典，民主的力量也许已经相当强劲了，但民主心灵本身也还显得粗朴有余，文雅不足；伯利克里的雅典当然也不是七十年之后德摩斯梯尼时代的雅典，那个时候的雅典，政治命数已经终结，虽然哲学家们和修辞学家们仍然在唇枪舌剑，思想能量的发育较之伯利克里的雅典甚至更为剧烈，但那也已经是纯粹的文人争斗而已。是历史境遇方面的实际因素促成了希波战争到伯利克里时代之间这段时期的民主制度大发展，同样也是历史境遇因素促成了后伯利克里时代民主生活和民主心灵的大衰退。

伯利克里就是在这么一个历史转折节点之上发表了这份葬礼演说；伯利克里尽可能地将刚刚刚提及的两端融合起来，融合成一幅颇为乐观的画面；但是，这两端在本质上的对峙格局以及无可融合的极化取向，恰恰就是悲剧情境所需要的元素，这样的悲剧情境就是伯利克里的现实情境，原因很简单，伯利克里就处身这么一个历史转折点上，而且他内心里很清楚，这个转折是无可避免的。他这个时候的阿提卡已经沾染了战争的血污，雅典的实际力量已经远远比不上三十年休战协定之前的那个粗朴有余、文雅不足的雅典了，因此，才需要精致的教育体系来平衡，来弥补；力与美的对峙和辩证，由此便成为“葬礼演说”的悲剧轴心；这也正是伏尔泰为何会将世界历史之上仅有的四个黄金时代的头把交椅，归于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文明与实力、力与美之间的对冲和制衡，正是启蒙运动时代伏尔泰文明史叙事的决定性参照所在。细心的读者都不难从这份著名演说力图营造的乐观氛围当中，感受到某种特殊的哀婉氛围；原因就在于此。

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改革的对抗在雅典政治生活当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并且在帝国舞台上也舒展得淋漓尽致。美国立国期间，帕特里克·亨利这样的人毕生都不曾放弃过以弗吉尼亚思维为依托，对美利坚的立国宪法发起强烈谴责，说那是人类能够设计出的最致命的奴役计划，柏拉图、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也是以同样的思维来谴责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体制及其具体运作的。依据此等保守思维，保守派势必认为自己尊崇的制度是拥有内在且永恒的善的，若是作出改变，就等于是亵渎神圣。实际上，这样的抗拒态度乃是出于本能而非理智，此等保守情愫是完全可以引爆政治的，极端保守派同激进革命派合流的例子，在希腊历史、特别是雅典历史当中，可以说俯拾皆是；令雅典沦落毁灭境地的，并非民主体制，而是寡头集团利用帝国体制造成的政治裂缝，在错误的方向和正确的时机，故意引爆了雅典人藉由漫长的民主发育进程积累起来的政治能量；寡头集团领袖人物的禀性和特长，无论是尼西亚斯的虔敬和迟钝，还是亚西比德的无畏、傲慢和精明，都在其中找到了十足的施展机会。

此时雅典社会的寡头集团已经在墨勒西亚斯之子修昔底德的领导之下，形成了一个稳固的贵族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充分享受并运用了民主制度提供的政治自由度，他们不但以封闭态势集结起来，更令伯利克里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更为紧密地团结起来；令党争格局变得日益尖锐且激烈。这样的政治情状就如同张伯伦将现代政党制度引入英格兰宪政一样，所不同的是，雅典民主制度之下的公民大会乃是至高权能实体，英格兰下院在实际运作层面，则通常只是至高权能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在雅典公民大会，并不存在一个灵活但也稳定的议会常规多数派。墨勒西亚斯之子无论是顽固程度还是才能，均胜过寡头集团的昔日领导人西蒙，这可以说是雅典民主制度的悲剧。在他的引领之下，雅典寡头集团开始以组织化的常态方式介入民主制度。

历来的研究者们都很乐于提起当年雅典寡头集团提起的一项特殊指控，这项指控将雅典民主体制的内政同外交直接联系起来，因而值得特别关注；据此指控，伯利克里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牺牲阿提卡地产阶层的利益，以此来成就雅典的海上利益以及雅典帝国。（注解：商业发展的主要受益者是在雅典只拥有部分公民权的外国人团体，而这一商业发展却大大刺激了爱琴海地区的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阿提卡的货币在储量丰富的雅典银矿和商业体系的共同支撑下在全部爱琴海地区通行无阻，和平时期的海上劫掠活动也趋于消失，足见帝国商业体系之庞大。移民和殖民城邦中，贫困阶层是帝国统治体系的真正支持者，因为雅典的控制意味着地方民主政体的确立，以便与帝都城市保持一致，由此导致的直接经济后果是财政税收负担则落在上层阶级的头上，这同伯里克利在雅典采取的政策如出一辙；这和近代以来的西方殖民体系、尤其是英国的殖民体系完全不同，政治道义因素在雅典帝国体系的运作中的分量居于主导地位，这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英帝国殖民地总督来说，是反常的事情，比如说，一个印度总督如果试图在印度建立民主政体，那么他将立刻被议会视为党派政治的危险分子加以替换或铲除；针对殖民地，议会要求于总督的是那种“无偏见的”和“不完全的”同情。英帝国从一开始就完全放弃了在帝国范围内创造统一制度的努力，确切地说，作为帝国的主人，他们从未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奇特；但雅典人却也未能创立这样的统一制度，将同盟者都囊括在一个同一的政治体系内，这足以让人感到难以理解。雅典公民权在国内十分广泛，伯里克利也终身致力于巩固这一公民权，而在海外的雅典人中却一直无法施行，因为一旦施行，它将与公民大会的直接居住地民主原则产生矛盾。伯里克利不但没有设法缓解这一矛盾，反而在直接居住地标准之外，更规定了父母双方的婚生公民权原则，使这一矛盾在其有生之年再无解决的希望。为什么？答案涉及到雅典民主的本质；雅典民主的本质在于直接参与，而不是任何形式的代表制，更不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代议制。帝国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商业体系的不断扩大很快就遭遇了它的政治极限，在一个商业所得不可能转化为工业资本的时代，一个以平等为基础诉求的普鲁士式强大官僚体系不可能产生的时代，商业的迅猛发展几乎就是政体寡头化的同义词。此时的伯里克利面临的是一个柯尔伯特式的重商主义和阶级分化难题。这是伯里克利最担心的和必须加以铲除的现象，也解释了他对公民权所采取更为严厉的限制举措，在伯里克利的雅典，公民权就意味着财产权。担心的重大原因之一是一旦有钱人获得公民权就将摧毁雅典平民阶层的政治地位，与平民阶层的政治联合正是所有雅典民主派政治领袖的力量根源，也是帝国的血脉所在，在这一点上，雅典的民主倾向与斯巴达的寡头倾向不共戴天；换言之，雅典不能回头走上早由梭伦斩断的债务奴隶的道路，后世的罗马人因这条道路而自取灭亡，要求一个伯里克利这样伟大的政治领袖具备一些先见之明，这似乎并不过分。然而，根本的原因在于雅典的土地均分制度，这一制度在雅典由克里斯提尼创立，它曾代表了整个希腊城邦世界在草创阶段的普遍倾向。对日后希腊城邦世界的发展兴衰而言，土地均分制度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重装步兵的持存和强大乃寄托其上，更在于正是这一制度使希腊城邦世界与罗马、中世纪划清了界限，从而在世界史上独树一帜。斯巴达是这一希腊运动最早的代表。对此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伯罗奔尼萨战争后期，斯巴达的衰落，在人口减少和战争道德败坏的同时，伴随着公民中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但是早期土地制度所塑造的军事平等传统却依然根深蒂固。特别是在纳比斯统治时期，也就是斯巴达历史行将结束的时期，那里却发生了惊人的事件，此一事件足见早期希腊传统之深厚。纳比斯复兴斯巴达的社会改革措施个个直指要害，包括：放逐贵族、废除五监察官制度、给予本地居民以公民权、解放奴隶、将没收的土地分给穷人等。这些改革发生在罗马征服时期，可谓时代错误；但是若我们不怀偏见地回顾全部古典历史，势必发现，它是古代时代发生过的最系统的改革；这是希腊世界政治生命力的最后一次爆发，只因生在罗马时代，就往往被误作希腊世界反常的和不重要的尾声，而被忽略，可谓十足的大悲剧。事实上，它反映了希腊世界对其极盛期的本能的回光返照，纳比斯对罗马征服者所说的话既代表了希腊世界富有说服力的心声，也直指罗马人的要害：“不要要求斯巴达人适应你们的法律和制度……你们以他们的财产资格和愿望选拔你们的步兵和骑兵，让一些人应该在财富上占据优势，而平民服从他们。我们的法律不想让国家落入少数人手中，而你们称他们为元老和父亲；任何阶级都不可以在国家中拥有绝对权力。我们相信财富和职位的平等，我们许多人都可以为了国家而拥有武器。”（参见，Livy, Histories, XXXIV；纳比斯（Nabis）的演讲出自同一章）的确，如果共和国时期土地所有者阶级选择巩固依附民的法律地位的话，罗马社会结构的历史将会十分不同；而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中最严厉地确立了雅典民主的本质：“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成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人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既有德米斯托克利的前车之鉴，此一保守派指控也就很容易将伯利克里视为德米斯托克利海上战略的单纯继承者。但是，此一指控惟有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大背景下，才会有存在的可能，原因很简单，若没有伯罗奔尼撒战争，拉西戴蒙人就不会定期侵袭阿提卡地产体系，那么阿提卡地产体系就会如同往日那般据有令人嫉恨的特权地位。因此，此一指控能否成立，关键问题就在于：伯利克里是否促成并推动了这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否伯利克里本可以避免这场战争，实际上却没有在这方面有任何作为？实际上，拉西戴蒙军队第一次对阿提卡展开侵袭之时，修昔底德特别申述了伯利克里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在强力奉劝急欲出城寻求决战的雅典军队并不惜为此牺牲政治生命的时候，伯利克里解释了自己的政策路线：倘若雅典为了避免这场战争而必须做出重大让步，以致于赌上雅典的身家性命，那么这类让步就是绝对不允许的。很显然，伯利克里希望雅典人暂时脱离寡头地产集团以爱国精神为依托而实施的战争蛊惑，将阿提卡地产问题置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框架内予以考量。

2.民主与帝国的双重发育

伯利克里和厄菲亚尔特斯在雅典策动的司法变革，令大批公民获得了直接的政治权能，这场变革本身乃是此前历史时期雅典民主情感和制度之成长和发育的成果，也是其标志。对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公民来说，民主制度的成熟，在本质上意味着全方位地融入雅典的未来大业之中，意味着他们有意愿并且也准备好了去完成海上的西进梦想，也愿意藉由公民大会或者迪卡司法体制的渠道，参与到内政当中来；这二者是互为一体的，是一回事情。雅典海军在如此短暂的时段里，就赢得了冠绝希腊的海上地位，令德米斯托克利和西蒙时代的雅典人望尘莫及，这绝非某个集团的政策或者任何的人为政策所致，惟有自发的自信、勇气、意愿以及刻苦训练，方能揭示此一非同寻常的历史现象。这一点，即便是保守集团在后来的代表人物色诺芬也不愿意否认。

始于得洛斯同盟的雅典海上体系，最初奉行平等集会机制，就如同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一样，每个成员都在集会之上拥有平等的票决力量；不过，鉴于雅典海上力量的迅猛发育，平等集会机制很快便无法抵挡雅典的霸权能量了。修昔底德在叙事当中乃充分暗示了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缓慢进程；这就如同沃尔沃时代的英格兰人在不知不觉间发现自己已经拥有了一个帝国一样。为此，修昔底德着重叙述了同盟财库从得洛斯迁移到雅典的过程，这中间并无任何人为的推动，也没有任何人为的阻力；而且还是在盟邦的主动提议之下，实施了这场迁移举措。此一时期，雅典人在同盟事务上展现出极为积极且热切的态度和行动，同盟小邦则已经蜕变得极为怠惰且清闲了；很显然，这背后的主因乃在于雅典那卓绝的海上力量已然为爱琴海诸邦提供了长期且有效的安全保障，没有人再去抱怨贸易路线遭到袭扰，既然雅典人愿意提供帝国屏障，那么各邦也许无需太过付出，跟随雅典在海上东征西略，以帝国贡赋代替昔日里的同盟军役，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更何况，任何的同盟体系，若是依托平等机制予以运作，则必然无力应对重大危机。由此，便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雅典从同盟成员演化成帝国城邦，昔日里的盟邦则相应地转变成担当着帝国贡赋的属邦；当然，这其中，萨摩斯、勒斯波斯和希俄斯是例外，这三个大邦仍然维持完全的自主地位，无需承担帝国贡赋，不过他们也因此成为希腊世界海上贸易网络的另外三个重要支柱；当然，诸如米洛斯这样的小邦，则因其中立地位而成为例外。此等情形之下，若是有谁恶意摧毁帝国贡赋体系，雅典人将会放弃帝国屏障方面的承诺，这样的代价是任何属邦都担当不起的；不过，帝国贡赋的长久存在，这本身也自然而然地令各个属邦，特别是那些奉行寡头体制的属邦，会秉持一种不积极乃至不自愿的合作态势。此等情形之下，即便是历来奉行“克制”路线的伯利克里，也根本不曾尝试过在属邦当中灌输任何的共同情感，修昔底德将帝国的动力和原则归结为“利益、恐惧和荣耀”，在伯利克里看来，共同的利益纽带就足够了，平等的伙伴关系是无法成就大事的，甚至都无法采取有效行动。伯利克里在演说中明确指出，只要雅典兑现海上承诺，将波斯和腓尼基势力屏蔽在爱琴海之外，就不存在亏欠盟邦的情况，盟邦也就无权多有纠缠，更无权以平等权利来约束雅典的帝国权利。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上的所有关键因素都不是伯利克里能够控制的，实际上，战争一起，各方，包括雅典在内，其行动便都从伯利克里的路线上偏离而出，越走越远；特别是当斯巴达将领仿照雅典的帝国路线，在色雷斯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并最终拿下雅典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安菲波利斯的时候，雅典帝国链条的薄弱特质和薄弱环节便显得非常突出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停留在传统城邦制度和普遍帝制之间的中间地带的帝国形态，该如何把握自己的进度？该如何建立自身的政治导向并保持足够的回旋余地？其政治界线和扩张界线，究竟应当伸展到何种地步？相形之下，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同盟推行的总体政策路线就是维持小邦的自主地位，在斯巴达的霸权之下，遏制任何人，特别是诸如科林斯、底比斯、阿尔戈斯这类大邦在同盟体系内部连横合纵的结盟企图；为此，斯巴达还特别保证小邦在同盟大会之上拥有实质性的平等票决权，此一路线的最终结果就是强化了斯巴达作为同盟领袖的地位和影响力。毫无疑问，跟雅典的帝国路线相比，斯巴达的这种政策路线乃应和了希腊心灵当中至为深沉的政治本能，那便是城邦的独立、自主和自由。雅典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遭遇了帝国道路上的第一场重大事件，此即密提林危机。

从公元前460年前后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盟邦对雅典的霸权既无太大的忠诚度，也谈不上仇视，那是一种非常微妙的默从和冷漠态度。当然会有抱怨和不满，不过，那不是因为实际的压迫，而是因为希腊世界普遍存在且已经根深蒂固的政治自决权本能，雅典帝国的一项特殊政治情状便是民主体制在各盟邦的普遍推行，这就令各邦的寡头集团往往处在反对派的位置上，他们在这个位置上积聚起来的愤懑和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强烈，此时的雅典人既然掌控了完整的海上霸权，便也觉得没有必要再像斯巴达那样刻意营造一种情感纽带，但令人震惊的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帝国中心的雅典仍然觉得在帝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并维持民主体制乃是头等重要的事务，即便此举当然会招致各邦寡头集团的敌意，并进而招致了重大的作乱之源，雅典人也是在所不惜；此一帝国政策，无论同当时叙拉古、迦太基以及波斯的帝国政策相比，还是同现代英格兰自由帝国奉行的多元政策想必，都显得太过刻板且单一，丧失了至关重要的政治伸展空间，更造成了巨大的帝国成本，甚至最终成了帝国败落的重大原因之一。当然，各邦民众也都对各自城中的贵族派势力心存忧惧，由此也就对雅典是有倾附之心的，这也就令民众对于反叛之事没有多大的热情，有时候还会秉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但是，无论是伯利克里还是克里昂，都不是特别强调各个盟邦的民众身上的那种帝国归属感，尽管正是这样的归属感令各个盟邦的民众判然有别于贵族派；相反，此一时期，雅典道德之核心要义，也就是赤裸裸的强者道德，乃在狄奥多罗斯那里得到了强有力的申述，说白了，此时的雅典人甚至都懒得为自身的霸权和盟邦的服从寻找一些文明世界通常都难免的堂皇说辞，然而，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进程向着纵深推进，同雅典结盟还是同斯巴达结盟，这个问题也就逐渐演变成了各个城邦内部民主势力和寡头势力之间的一场较量。

密提林是雅典帝国岛链之上的重要一环，且因为切近科林斯，而令其政治位置更为敏感。此时的雅典刚刚从瘟疫阴霾中走出，希腊世界到处都在传言，雅典已经在这场瘟疫中元气尽丧。密提林寡头集团遂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刻叛离雅典，城中平民派态度漠然，并没有大规模地追随。当密提林使节前往奥林匹亚参加伯罗奔尼撒同盟集会之时，拉西戴蒙人及其盟邦都预期密提林使节会在会场之上大肆宣讲雅典人的不公和压迫，并据此祈请援助；斯巴达方面也正欲借此在整个希腊世界策动一轮反雅典宣传攻势；然而，密提林使节非但没有宣扬雅典的专断和压迫，反而坦率承认，雅典人对密提林一直都相当尊重，在同雅典结盟的那段时期，密提林也得到了雅典海上力量十分有效的保护，令密提林受益匪浅；但是现在，战争爆发了，刚刚走出瘟疫的雅典人能否继续提供这样的保护，已经是十分可疑的事情，密提林需要求取自身的安全，他们正是因此选择了叛离雅典，并前来奥林匹亚会盟。很显然，密提林的这场反叛行动，并非单纯因为内部民主派和寡头派的斗争而起，主要原因还在于战争进程的深入令各邦都不得不在两大对立集团之间有所掂量，有所抉择；若继续维持同雅典结盟，则很可能会沉降到帝国属邦的位置上，战争进程本身已然令雅典帝国越来越冒犯希腊人自主自治的本能。密提林使节的此一申述虽然没有达成拉西戴蒙人的预期，但这其中倒也的确提起了人类政治生活当中的诸般道德元素，而且，这些道德元素并非抽象的主张或者口号，背后也都有着对等的实力因素，并且也都十分准确地指向雅典帝国的痛点。

雅典在镇压了密提林的反叛之后，将战败者的命运交付雅典公民大会裁夺。此次公民大会之上，平民演说人克里昂，也就是人们常常说起的民众煽动家，力主以一场大屠杀来严惩叛乱者；雅典公民大会接纳了此一提议，并向密提林的雅典驻军发出了屠杀令；然而，第二天的公民大会严格来说是非法召集的，此次大会之上，一个名叫狄奥多托斯的人认为这样的惩罚措施太过严厉，会强化雅典在希腊人心目中的暴君形象；据此，狄奥多托斯乃提议软化惩罚措施，并区分对待。狄奥多托斯指出，这场反叛全然是密提林寡头集团酝酿并实施的，密提林平民则根本就没有参与其事。在此，狄奥多托斯提请在场的雅典人注意，在雅典的所有盟邦当中，都是平民阶层对雅典心有戚戚，面对各邦蠢蠢欲动的寡头集团，雅典所能倚重者主要就是各邦的平民阶层；倘若雅典人将寡头和平民混为一谈，悉数屠杀，那么各个盟邦的平民群体会作何感想，就很难料定了。因此，狄奥多托斯提议单独审判并处决策动此次反叛的密提林寡头集团，对平民群体则予以宽免。此次非法召集的公民大会遂接纳了狄奥多托斯的提议，向密提林发出了第二道指令，旨在拯救密提林的平民群体；由此上演了一场极具戏剧性的“胜利大逃亡”好戏，令现代读者无不惊心动魄。

然而，这看起来美好且高贵的剧情背后，隐藏的却是铁一般的黑暗实情。狄奥多托斯的“平民帝国”政策乃从最为根本的层面上指向帝国的整体性危机：倘若不能容忍并适应多元的统治体制，则这个帝国则必定在“平民”轨道上以不确定的无限扩张为取向，若如此，则这个帝国的终点何在？雅典人为了驾驭这样一个帝国，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需要怎样的能力？相形之下，作为雅典民主体制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政治新人”，以民众煽动家身份现身克里昂，因为提请了大屠杀令，而遭遇了同时代修辞学家、哲学家以及后世所有史学家的普遍谴责，将克里昂视为煽动民情的低贱且没有原则的政客；但实际情况是：克里昂的提议并没有违背那个时代的战争法惯例，被征服者是要听凭征服者自由发落的，倘若密提林反叛的是斯巴达、阿尔戈斯或者科林斯，是完全没有可能逃避屠城下场的；更何况，此时刚刚走出瘟疫的雅典，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迫切需要重振信心和声威，否则，这复杂且薄弱的帝国链条之上，倘若一个环节有失，就很可能会招致多米诺连锁效应。更何况，密提林方面自己也已经承认，他们是在没有遭受任何冤屈反而颇受厚待、尽享帝国利益的情况下，反叛雅典的，这就令雅典人此时的愤怒更加容易理解了。如果说大屠杀令是一场错误，那么，狄奥多托斯的宽免令也不一定就正确；决绝的惩罚措施当然是必要的，这并非以克里昂为首的民众煽动家恶意搅动民情所致，也并非民主制度之过，而是雅典民主制度在帝国化育之下，在巨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之下，催生的大概率事件。（注解：在此，比较一下滑铁卢战役之后，威灵顿的话语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伯里克利的演说，这样的比较将会是很有教益的。对一个英国贵族来说，类似雅典人的那种赤裸裸的政治表演和探讨，从裸体竞技到柏拉图对话中的赤裸裸的唇枪舌剑，都是毫无意义的；英国贵族习惯于将清教徒的那种“良知”视为类似希腊酒神的纵情和神灵附体的精神错乱，而当清教徒的领袖人物如克伦威尔将政体中隐匿的共和结构置诸光天化日之下时，势必为英国贵族所不齿，并因此而激发全民族的复辟之举。与之相反，克里斯提尼的变革以惊人的果断打破了新旧贵族建立在形形色色的隶属关系之上的权力网络，并把这些贵族团体以数学的精确方式加以切割粉碎，重新划入德莫的组织体系，最终通过将德莫提升为政治团体的宪法组成因素，从而在根基上摧毁了贵族的政治地位，使之沦为在政治上毫无野心可言的“穷人”。在斯巴达，土地的积累虽然经过明智的立法而不许落在男子手中，但是可以集中于妇女手中，这为最初平均分配的份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开了方便之门，改变了起初可能包括8000有充分公民权的军事“平等者”的经济基础，以至最终只有数百人能负担得起充分的军事训练，这是斯巴达政体寡头化的物质原因所在。雅典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那里，“德莫”的农村大法加上土地在公民间的自由流通，合力导致了土地进一步分割为小块，这正是阿提卡民主在伯里克利时代进一步深化的物质原因；同时，在伯里克利时代，帝国军事实力地位的重点转向海洋，德米斯托克利为这一转向规定好了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质和精神基础和动力，而雅典于公元前447年在科罗尼亚之战中遭受失败，最终促成了作为海洋组织的雅典帝国的诞生，这样的海洋帝国组织使得传统的以斯巴达农业体系为基础和典范的重装步兵、也即所谓的有产者农民的民主在雅典开始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的深化、以及与平民更广泛、更稳固的政治联合。克里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民主，由重步兵武装力量控制，这一力量的基础是阿提卡的农村德莫体系，那些居住在城市、不拥有地产、在军事上没有军事防御能力的手工业者、小额商业资本和信贷资本的持有者、以及因丧失地产而流入城市的隶属农，则在政治上毫无地位。伯里克利的海洋帝国战略阻止了这支庞大力量的“无产者化”，将其转化为帝国海军力量的中坚。那种绝对排他性的公民权政策虽属绝对必要，却也必然导致盟邦、殖民地和移民地的民主体系要完全服从帝都的民主政体，这种服从有道义的因素，但对帝国的存续来说，经济上的服从更显得至关重要；因此，贡金的数量往往不是经由协议固定的，而是由雅典单方面确定下来，而且盟邦的一切诉案都在雅典进行；同时，排他性的公民权政策使得雅典人不可能象罗马人那样，建立起区分等级的、不完全的公民权战略；而军事上的平等传统使得雅典海军更不可能确立起罗马人在塞维改革中所确立的那种以财产为基础的等级森严的陆军军团体系，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中最显著的就是，雅典不可能象罗马那样从盟邦中抽取战斗力量，而只能由支付货币来取代，最终帝国海军的全部服役任务交给了帝都雅典。帝都的海军力量由此成为辽阔帝国的不受限制的主宰，问题也由此出现，只要看看这支小小的海军力量同辽阔的帝国扩张政策之间那鲜明的对比就知道问题的所在了。只要在一场并不缺乏偶然和运气的战争中消灭这支海军力量，就必然结束帝国的全部统治。斯巴达将领莱山德看透了这一点，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最终在羊河战役彻底摧毁了雅典的海军。正是这一点，全部解释了伯里克利为什么要在雅典人民失意之时鼓励他们，在他们亢奋之时引导他们，甚至抑制、阻拦他们；也正是这一点全部解释了为什么雅典的民主政体为什么时而呈现强人统治的状态，时而又让人民信手由缰。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大可以帮助伯里克利从根本上走出此等艰难的困局；其一，解放奴隶，然而，这种办法势必使整个古典文明直接面对后世罗马帝国的问题，即由一个单一的统治核心，在一种铁板一块的严厉行政税收体系帮助下，去统治一个世界性的自然经济，这首先就意味着城市文明的灭亡，至少在这一体系下，作为古代文明之本质特征的城邦将沦为点缀在帝国普世性自然经济画布上几个亮点，成为只具有纯粹经济意义和行政意义的商品交换集中地；这一道路由更具政治才能的伊帕密浓达进行了非常有限的尝试，并很快归于失败；其二，建立军人君主制，这一道路不可能从希腊城邦世界内部力量进行，因为它几乎与古典希腊文明赖以生存的所有本质特征势同水火；外来的野蛮力量，由马其顿国王腓力及其更杰出的儿子领导，迫使希腊世界走上了这条道路，然而，这条道路所导致的是希腊化世界，希腊化世界成立的首要前提就是古典希腊城邦世界的毁灭。问题的重心不在于雅典帝国为何衰亡，而在于它为何能在伯里克利手兴盛起来，文明和政治齐头并进，声威并著；伯里克利身后，帝国形态成为希腊世界所有政治追求的核心，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帝国得到了希腊世界的赞同和批准。然而，伯里克利的帝国最终没能延续下去，这是为何？对此问题，修昔底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作出了最终的判决：没有任何政治秩序可以永久存在，而那些延续时间最长久的政体一般都是最无价值的。）

战前四十年间雅典在政治和经济上经历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大发展，由此导致的社会阶层的重组和公民群体的扩张，自然而然地催生了一个新的政治群体，用西塞罗的话来说，这个群体也就是典型的“政治新人”；这批政治新人都在贸易、特别是实体行业有过历练，这也决定了他们无论是出身还是见解，都将同古老的提卡地产家族分庭抗礼。客蒙时代的那种父权主义的社会态度，此时已然趋于消解。在手工业、资本和贫穷日益拓展的时代，民主的深化自然会缩小父权主义之下的“社会正义”观念的政治和经济效能。在伯利克里时代，财富的积聚过程还算不上无情，确切地说，人们会拿出自己的钱财作生产性投资，不过人们也并不认为一定要将这些投资活动推进到高风险层面。商业事务上，总是存在互信的。穷人实际上和富人同样看重经济上的安全；但后伯利克里时代那种高风险、高分裂的经济形态也已经开始露出端倪；社会正义事业在雅典，尤其是在伯利克里时代所取得的进展，完全不可能归功于土地贵族阶层的宽宏和仁慈，更不可能归功于传统特权阶层扩大特权范围的政治意愿，就像英格兰土地贵族那样；也许其中确实有一些人的宽宏德性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但这些特权阶层无论如何也都是抗拒社会正义的进展潮流的。其中一些最为显著的改进之所以能够得以成就，个中因由乃在于平民阶层以及外来民集群已经自我组织成为利益党派，并因此演变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揭示出雅典生活当中保守与变革、城邦与帝国之间的悲剧性两难境遇，这样的境遇早在伯利克里时代便已经显现出来，并且在4世纪的希腊世界当中制造出毁灭性的震荡。

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政治民主化进程，特别是厄菲亚尔特斯的司法改革，已经彻底瓦解了这些地产家族的政治特权，不过，梭伦的等级图表并没有因此发生变化。合法特权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只要这些仍然据有经济特权的集团在政治上有想法，就仍然能够轻松地占据优先地位。就如同大革命前夜的第三等级一样，此时的雅典民众依然在社会情感上对传统的特权等级保持接纳和欢迎态度。中下层出身的政治人物，在踏足政治生涯之际，就发现别人已经优势在握，而且那些人时刻都在琢磨着如何踩踏这些崛起于草莽之间的政治新人；由此，中下层出身的政治人物就必须完全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杀出一条血路，从开始到结束，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品性和才干，取决于自己的勤奋、练达、言辞的力量，还有就是坚韧和胆略。实际上，早在伯利克里在世的时候，克里昂就已经开始扮演挑战者的角色；幸也不幸，伯利克里既出身贵族，又赋有真诚且强烈的民主情感，这本来是矛盾的双重元素自然而然地以其巨大的张力催生了伯利克里宽广且深远的政治视野；由此建立起来的巨大权威也就得以暂时地压制了此时已然陷入分裂和对峙的新旧两大政治派系，同时也令伯利克里在两大派系都赢得了相当强劲的支持者集团，这也正是伯利克里政治权威的基础所在，说白了，伯利克里的政治位置像极了法国大革命恐怖体制前夕的米拉波。由此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何伯利克里谢世刚刚两年之后，政治新人便开始在雅典政治生活极速崛起，皮货商、蜡烛商、羊贩子、木匠、石匠乃成为这个群体的主力成员，当然也不乏一批高等出身的民主派。

皮货贩子克里昂的形象主要是藉由阿里斯托芬的刻画而传递下来的，但是在评判这样一个政治新人的时候一定要切记，这位喜剧作家提供的素材和证言在大多数问题上都是不具备历史参考价值的，这就如同人们不可能借助《笨拙》杂志来体会英格兰大民主时代的那些政治家一样。克里昂的政治位置乃更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谓的议会反对派领袖，在后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把握实权并执掌军力和财力之人，主要都是高等级之人，这些人通常都秉持寡头倾向，他们只是将民主体制当作一种令人非常不舒服的必然性予以接纳和顺从，他们实际上也都在等待时机，在朋党集团的支持和策动之下，对抗民主体制，甚至对民主制度有所图谋。雅典民主制度的可怕缺陷并不在于人们通常认为的过分且直接的民主体制激发的暴烈且反复无常的民众情绪；而在于寡头集团在这个民主制度当中享受的过度自由，令他们有充分的机会操控民情，并据此随心所欲地按照一己之私利改变政治方向；现实政治乃操持在寡头集团手中，这些群体不但把持要职，更拥有极大的个人权能。那些指责克里昂好战的人们必须明白，民众煽动家基本上是不愿意让国家陷入不必要的战争当中的；当克里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前半段，强力反对对斯巴达采取和平政策的时候，就遭遇了这样的指控。但克里昂战死之后，人们则应当逐渐明白，寡头集团才是战争政策的真正策动者和推动者；此等情状理解起来倒也并不困难，毕竟，任何共同体当中的权贵群体，通常都更愿意追逐军事荣耀，更重要的是，战争通常都能够中断民主煽动家的政治效能，战争一起，国家事务和政治资源就迅速转归现实政治的操控者手中，令他们手中的权能得到极大的强化；就如同俗话说的那样，战争一起，反对派便销声匿迹。（注解：关于稳定且常规的政治“反对派”之于民主制度的核心地位和意义，由如下情状不难见出：当“四百人团”剪灭雅典民主制度的消息刚传到德克莱亚要塞，驻守要塞的斯巴达统帅阿吉斯根本就不予置信，毕竟，自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传承百年之久的雅典民主制度，已然化育出雅典人成熟且稳重的民主情感，这套制度竟然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实在令人费解；此等情形令今天的人们不免联想起魏玛民主制度的迅速崩解；真正不可思议的地方乃在于，1920年代的德意志各个党派，除了备受挤压的社会民主党中间派而外，并无任何党派对民主制度抱持政治和情感上的忠诚；雅典人的绝大多数公民都是有强烈的政治忠诚和情感依附的，最重要的是，在公民兵体制之下，雅典公民当然是有随时武装起来的能力，强力镇压寡头集团自谓的这场“革命”的。问题的症结乃在于这个“革命集团”当中以安提丰为代表的核心人物，他们采取了极为隐秘、极为老辣、极为高效的政治手腕；最重要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抓住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力量源泉，那就是历来为人不齿的“民众煽动家”。 有论者因此评论说：“以言辞取代刀剑，这是一切自由、平等且稳定的制度既然会化育出的结果，时常还会将对刀剑的憎恶之感推进到极端程度，此等情形之下，一旦自由遭到强力攻袭，便往往会缺乏足够的抵御力量。雅典人显然已经养成了在常态时期运作良好的自由制度所需要的诸般品性，若是要求这样一个政治群体当中的成员同时拥有应对特殊且极端危机所需要的截然不同的品性，那当然是极度困难的事情。此等情形之下，一个像安提丰这样拥有非凡才能的人，当然就懂得如何利用雅典人的这种制度情感来达成自己的图谋，他维持着诸般民主建制的合法外观，同时却对民主建制赖以支撑的那些人秘密下手，一个一个地予以清除。……古往今来的人们一直都在书写希腊人的历史，我们也因此一直接受教导说，民主国家的灾难、腐化以及堕落，那是民主煽动家之罪，克里昂、希波博鲁斯、安德罗克勒斯之辈，就是这类罪人的典型。于是，这些人便被定格为作恶者和毁谤者的历史和政治形象，一直都在没有任何正当理据的情况下，遭受武断责难和指控，令无辜之人徒然背负叛国罪责。现在，四百人团的这场阴谋终于揭示出画布的另一面。从中不难见出，是民主制度以及作为民主制度之生命源泉的这些民主煽动家，一直以来在保护雅典人民不受政治敌人的侵害，这些政治敌人绝对不是虚幻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存在，并且极为危险；说白了，这个故事乃真真切切地展示出众多强大的反民主集团的持续存在，只要时机到来，他们随时都会集结起来，致力于反民主图谋；同时也真真切切地揭示了反民主势力之天然领导人物的品性和道德，这些人物的确拥有非同寻常的才能，他们所需要的则仅仅是剪灭民主煽动家或者迫使民主煽动家们熄灭政治声音，如此，便足以摧毁民主保障机制并最终掌控大权。……此处之所以沿用‘民主煽动家’或者‘民众煽动家’这个称谓，仅仅是因为那些力图贬抑民主制度之真正捍卫者的人们，一直都在沿用这个称谓；倘若抛开偏见并采用中性术语，则是应当将这群人称为‘民主演说人’或者反对派演说人。当然，无论怎样的名称，都只是个名称而已，都不足以充分揭示这群人在雅典制度中的位置，若要真正揭示这个位置，就必须同反民主力量对照起来，惟有在这个背景映衬之下，方能把问题看清楚；确切地说，他们就是横在反民主势力跟前的必要障碍，这些反民主势力若是遇到安提丰和弗瑞尼库斯那样的组织者，就能够立刻彰显自身的能量，并开启暗黑进程。”不妨将此番剖析说得更明白一些：雅典人因为太过信守民主制度本身的规则，并且太深地浸染了那种稳重的民主情感，令自己忘记了或者没有意识到在危机时刻，民主制度的力量源泉乃在于刀剑而非准则；由此也就令安提丰集团有了足够的政治空间，利用雅典人的民主情感来剪灭民主制度，令雅典民众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或者是在放弃了抵抗意志的情况下，成了寡头派反民主祭坛之上待宰的羔羊。然而，献祭的羔羊往往也都是替罪的羔羊；“四百人团”和随后更为毒辣老道的“三十僭主”（这毒辣竟然催生出强大的政治魅惑和政治幻象，令年轻的哲学家柏拉图也投身其中，为之出力莫大）实际上也以足够的力度和丰富的素材，揭示出如下铁律：寄生在民主制度当中的寡头集团，绝不会在政治上缴械，绝无可能像约翰.亚当斯设想的那样，归于政治上的“无害化”；恰恰相反，寡头集团一旦融合在民主制度当中，就会自然而然地着重发育寡头品性和力量当中那些最为黑暗的元素，否则他们就没有存续机会，更不会有实施政治逆袭的可能性。民主制度之下寡头势力的生存和发育之道，伯克在“致布里斯托治安官的信”中曾给出了虽然常规但也相当准确的呈现：“凡违背宪法之精神而制定的政策，其本性中孕育的弊害固然有千万端，但其中的罪大恶极者，却总不能立刻呱呱落地；它在娘胎里，往往要潜伏良久，或者说，它绝少一开始就露其狰狞，故专制的权利之临诸人民的头顶，往往是悄然而来。等下一个违宪的法案出笼时，所有的新派人物都会脱口说道：‘你的预言真可笑，你的恐惧太无谓，以前你大作乌鸦之鸣，现在你瞧见了，这些危害，结果是何其小也。’就这样，所有的专制权力，都狡诈地掩其狰狞，而所谓‘它只是偶一行之’或‘它影响的范围甚小啦’等等，将一点一地，逐步被人们当格言接受下来。它之侵扰人类的幸福感，并不甚于地震、雷霆或其他的自然之灾变——休谟先生此言，绝非什么怪话。”由此，便不难对雅典民主制度当中的“民众煽动家”那至关重要的政治位置和政治效能有更进一步的体会，显然，“民众煽动家”的本质定义就在于：他们比普通公民更懂得民主制度的偶然性，这种制度并不稳定，更非必然，而是危机四伏，“斗争”，无论是言辞的斗争，还是刀剑的斗争，都是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本质要素，这恰恰就是孟德斯鸠将民主制度之原则归结为“德性”的时候，心里想说的话。）

相形之下，尼西亚斯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内阁阁僚，官僚职能是他的使职所在，他实际上也不会越过这个框架，克里昂则是典型的反对派领袖，他的职责就是监督并申斥官僚的公共行为。英格兰的议会见惯了这样的区分，1848年革命浪潮更是将尼西亚斯式的人物从帝国议会赶入普鲁士官僚体系，将法兰克福的议会完全交付给克里昂式的文人煽动家。尼西亚斯这类人乃占据了十人团、外交使节等等的重要职位。他们背后都是有政治俱乐部或者稳定的政治利益网支持的，这些集团由雅典的重要人物组成，他们彼此勾连，彼此支持，如若遭遇公民大会纠弹，便相互提供政治保证。这个群体乃秉持着彻底的寡头倾向，修昔底德对此有明确评判。卓绝的演说能力和审议能力、行动能力集结在伯利克里身上，如今却是割裂开来，分别归属克里昂和尼西亚斯，表面上看，是民主化进程最终促成了这样的分裂和对峙；不过，这也正是民主制度之下的“现实政治”，即便是现代最为成熟的民主制度，无论是以君主立宪制还是以议会民主制展现出来，倘若揭开理论家们赋予的理想化外观，便都不难见识到这赤裸裸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实际运作场景。实质上，是帝国发育之重压造成了民主制度的此等扭曲和畸变。由此反观伯利克里时期的民主制度，倒不过是昙花一现的非常态时代。

当斯巴达将军布拉西达斯在色雷斯地区展开一系列的突袭行动之时，人们很难猜测这位将领的真正意图或者终极意图，也许布拉西达斯的目标并不长远，只是为了弥补斯法克特里亚战役造成的战略劣势，但也并非没有可能是为了抛开斯巴达的传统路线，创立一个以科林斯为后盾、以色雷斯海岸为据点的海上帝国，据此寻求同雅典在海上决战。但无论如何，就客观效果而论，布拉西达斯是在以雅典人的方式打击雅典人，雅典人正是在布拉西达斯的雅典战法面前，丢失了帝国的头号重镇安菲波利斯；布拉西达斯由此打开了雅典帝国的门户。此时，克里昂毫无犹疑地将自己的战争政策升级了，他告诉雅典人，尼西亚斯为代表的寡头集团力主以和平手段收回安菲波利斯，这只能是与虎谋皮，除非雅典人动用决绝武力，否则便没有任何可能收复这个帝国重镇。寡头集团也毫无犹疑地予以抵制，实际上，斯法克特里亚战役之后，雅典的政治情形便非常明朗了：只要是克里昂提起的政策，寡头集团就一定会反对，仅仅因为这是克里昂提出的政策。公民大会虽然接纳了克里昂的战争政策，但在尼西亚斯集团的抵制之下，雅典人没有派出精锐军团执行此次远征，更糟糕的是，尼西亚斯集团故技重施，再次迫使克里昂担当此次远征的统帅；这一次，克里昂是独力指挥这支远征军，身边并没有德摩斯梯尼这等足以同布拉西达斯一较高下的当世名将予以协作；加之寡头集团在此时的雅典重装军团乃拥有无可置疑的主导影响力，令克里昂此一统帅权能折损大半；终致此次远征以一场灾难收场。

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启之际，伯利克里就以其出色的政策判断力，制定了两项战略原则；其一，坚持强有力的防御态势，保护雅典的海上帝国不受侵害，“将属邦牢牢控制住”，即便因此令阿提卡遭受常年侵袭，也耐心忍受。其二，战争期间，避免扩张这个海上帝国，避免制造新的征服行动。很显然，伯利克里是绝对不会容忍一个斯巴达将领以雅典人的思路，在色雷斯地区纵横驰骋，打开帝国门户的，而且，布拉西达斯还是斯巴达历史之上一等一的将领；确切地说，若是伯利克里仍然活着，则雅典人必然会在布拉西达斯刚刚进入色雷斯的时候，就采取决绝行动，令布拉西达斯知难而退。倘若伯利克里仍然在世，仍然执掌雅典大权，雅典人仍然会丢掉安菲波利斯，因为是修昔底德犯下了大错；但是伯利克里必定会让雅典精锐军团倾巢而出，在片刻之间便夺回安菲波利斯，就如同伯利克里在当年萨摩斯问题上的战略方针一样。不幸的是，寡头集团倾力抵制战争政策，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尼西亚斯和平”身上，在剥夺了雅典民主派的这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的同时，更令雅典帝国在希腊本土海域门户洞开；更为不幸的是，此种格局乃在随后的西西里远征之路上，重重地推了雅典人一把。很显然，正是在寡头集团的不断误导和扭曲之下，雅典帝国的发育渐渐脱离了“明确且直接”的利益轨道，向着莫可名状的纯粹征服轨道靠拢。

3. 帝国主义的诞生

西西里远征之路上的最后一把推力来自另一派寡头的领袖人物亚西比德；此前，无论是尼西亚斯集团的和平政策还是克里昂集团的战争政策，都没能帮助雅典夺回安菲波利斯；亚西比德那锐利的政治眼光令他把握住了雅典人士气低落的这个契机，转换战略重点，将伯罗奔尼撒集团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亚西比德竟至于认为伯罗奔尼撒集团自身乃是拉西戴蒙人的真正弱点所在，除了他那全然无度的政治野心和政治虚荣心而外，便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解释他的这种看法；确切地说，此一战略转换的理据和前提只在乎一点：倘若能够在伯罗奔尼撒集团内部有那么一番连横合纵的运作，建造一个强有力的反斯巴达联盟，对拉西戴蒙人形成彻底的战略压制，则亚西比德将会斩获的个人声望以及个人利益，将会是难以想象的。此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毫无疑问是在效仿布拉西达斯，只可惜，亚西比德丝毫不具备布拉西达斯的政治眼光和军事才能，更不具备成就大事所需要的诸般个人品性，这些都是布拉西达斯天生就拥有的。这也就令亚西比德完全看错了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政策的灵活性和生命力，此等灵活性和生命力才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真正厉害的地方。但是，此时的亚西比德已经是可以挑动雅典民情来支持自己了，纯粹的征服欲望和复仇意志已经在雅典公共生活当中拥有强劲能量了。

此时的希腊世界已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道路上行进到纵深之处，尽管有很多城邦长久以来都藉由对传统路线的持守，以及某种政治上的惰性和惯性，得以长期维系某种程度上的寡头体制，但一时的威慑和蛊惑虽然能够暂时压制民众的不满和愤懑，民主化的政治情感和潮流通常也都是能够复兴并重新涌动起来的，此等政治复兴潮流之强大往往也都足以令寡头统治者感受到巨大威胁，并因此变得多疑甚至残忍。此等残忍可不是寡头集团惟一的缺陷；说白了，从民主体制的诸般拘束当中解脱出来，这方面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令寡头集团往往无法控制自己的欲念和贪婪。亚西比德的崛起乃足以昭示出，权贵集团在道德、智虑这双方面是何等虚妄且愚蠢。民众当然不乏软弱、动摇的时候，此等情形往往会败坏并误导民主体制，即便是雅典的民主体制也不例外。作为一个阶层或者群体的寡头集团，肯定不会是民主制度的优秀元素。他们身上没有节制，有的只是自负、野心以及个人欲望，这是自然而然的情况。此一时期的希腊历史当中，民主体制犯下的几乎所有重大恶行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民众甘愿充当权贵集团的内斗工具。当亚西比德的伯罗奔尼撒战略陷入僵局，并注定了无果而终的时候，雅典以及整个希腊世界的民主政体也都沦落到这种完全超出亚里士多德政体范畴的病态格局，此种格局乃将政治取向上的极度自信和亢奋同政治心性上的极度萎靡和迷乱融为一体。极为不幸的米洛斯人遂沦为雅典人帝国败血症的无辜牺牲品。

当雅典使节抵达欲意脱离雅典盟邦体系的米洛斯的时候，便开宗明义地告诉米洛斯人，他们此来不是为了探讨正义，米洛斯必须臣服雅典，这倒不是因为雅典帝国在希波战争当中的伟大起源，也不是因为雅典海军历来都为米洛斯提供了有效的海上保护，雅典人实在不愿意重提这些陈腐论调；米洛斯人也无需自辩说，自己不曾参与迄今为止的这场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曾有过任何对雅典不利的行动；人类事务当中的正义，不过是对当前状态实施现实考量之后，得出的结论而已。米洛斯人坚持认为，在人类事务当中给正义和道德容留些许的存续之地，不让人类共同的道德感受彻底毁灭，即便从使用角度考量，也是能够给雅典人提供更多的政治运作空间的，否则，这个世界便只能是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由此便催生了如下的戏剧性对话：

雅典使节：“我们倒并不担心这一点，即便我们的帝国毁灭了。雅典并不是斯巴达那样严厉对待被征服者的帝国城邦。更何况，眼前这场战争的矛头并非针对斯巴达；眼前这场战争将决定属邦是否能够对帝国城邦采取攻击行动并击败帝国城邦。这样的事情当然是有可能发生的，这其中的风险将由雅典自己来判断；也的确有必要提请你们注意，我们前来此地，乃是为了我们自己这个帝国的利益，但这场谈判也的确关涉到你们的安全；我们希望将你们纳入雅典帝国范围之内的同时不至于对我们自己造成麻烦和负担，并据此在互惠互利的框架之下，保证你们的安全。”

米洛斯人：“你们就不能不干预我们，让我们做你们的朋友而非敌人，同时又不用非得在你们和斯巴达人之间作出选择吗？”

雅典使节：“当然不行；你们的友谊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更甚于你们的敌意；你们的友谊只能证明我们的软弱，在雅典属邦眼里，事实就是如此；你们的敌意恰恰给了我们证明能力的机会。”

米洛斯人：“我们虽然跟你们没有交往，也没有交情，但是你们就真的不能像对待你们的盟邦那样对待我们吗？就真的不能给予我们跟你们的属邦或者盟邦那样的公平和公正吗？说实在的，你们的盟邦和属邦可是有不少人曾经背叛过你们并被你们重新征服的。”

雅典使节：“他们的确反叛过雅典，不过，那也都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有充分理由要求独立的，你们的情况不一样，倘若容留你们独立，那么在这些属邦或者盟邦眼中，则肯定是因为你们有着强大力量，令我们不敢攻击你们。因此，我们需要你们就此投降，这可不仅仅是为了扩张我们的帝国，更是为了强化整个帝国的安全态势；特别是要考虑到，你们不但是岛民，而且还是非常软弱的岛民，而我们却是海洋的霸主。”

米洛斯人：“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安，这不也正是能够对你们形成安全保障吗，毕竟，若是宽许我们，世人也就能够见证你们的温和、节制；换句话说，倘若你们攻击我们，你们就必定会令所有的中立者一下子警觉起来，令他们变成你们的敌人。”

雅典使节：“我们根本就不惧怕大陆地区的那些城邦，我们的势力范围伸展不到他们那里，他们也没有机会对抗或者打击我们，这跟你们这样的中立城邦或者已经进入我们帝国体系的那些城邦不一样，你们这些城邦显然已经对诸般的帝国约束心怀不满了。说白了，我们所担心的恰恰就是你们这些岛民，因为错误判断了形势而秉持顽抗态势，置如此明白的事实于不顾，令我们和你们都沦落危险境地。”

米洛斯人：“你们的力量远远超越我们，要对抗你们将会是何等可怕的事情，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在这样的对抗中，好运当然是完全站在你们这边的；不过我们也相信，运气在这其中并非无所作为，运气无论如何也会给予我们应有的待遇，毕竟，我们是正义一方，我们在跟不正义斗争；当然，我们是小邦，没什么力量，不过，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同盟斯巴达是不会坐视不理的，他们会帮助我们，我们同斯巴达人的亲缘纽带必定会催动他们予以援助，否则的话，他们是没办法交待的。”

雅典使节：“要说运气，我们自信也会得到诸神的同等恩顾，不会比别人差。毕竟，我们提起的主张以及我们采取的行动，在神灵眼中并未有越界之嫌，并未摧毁人类应有的信念和希望。在我们看来，神灵所信持者，无外乎人类的惯例；确切地说，所谓的人间惯例乃是一种自然冲动，强者对弱者的统治权能就建基于这样的自然冲动。我们现在正是据此原则行事的，此一原则并非我们开创，我们也不是第一个据此行事的，相反，此一人世原则不仅由来已久，而且也将永恒下去，倘若包括你们在内的任何人置身我们这样的境地，你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对此，我们再清楚不过了。你们当然可以指望拉西戴蒙人的援助，毕竟，鉴于你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拉西戴蒙人若是不出手相救的话，也的确令人不齿，不过，你们若真是将希望寄托在拉西戴蒙人身上，那你们也就太过愚蠢了。拉西戴蒙人对自身事务以及民族习惯，的确是极为关切，也的确是兢兢业业。不过在他人的事务上，我们完全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在这个世界之上，拉西戴蒙人比任何人都更为强烈地信持如下原则：利益就是荣誉，功利就是公正；拉西戴蒙人的历史之上，这样的例证俯拾皆是。你们将你们的安全完全寄托在拉西戴蒙人身上，但拉西戴蒙人显然不会像你们希望或者要求的那样去看待问题。”

米洛斯给出的最终答复是：“雅典人，我们的想法不变，跟刚开始时候一样；我们不能放弃独立地位，我们已经独立了七百年之久了；迄今，神灵一直都赐予我们好运，我们将继续依赖这样的好运，加之自身的努力和他人的援助，来实施救赎，特别是拉西戴蒙人的援助。我们希望跟你们做朋友，同时在你们两方之间保持中立，不希望得罪任何一方，因此，我们希望跟你们订立一份彼此都能够接受的休战协定，希望你们就此离开米洛斯。”对此，雅典使节回答说，“既然你们能看得这么远，超越了摆在眼前的事实，既然你们对那飘摇不定的未来抱有这么高的希望，对当下现实不管不顾，我们也没办法了，看来，也只有你们能做到这些了，竟然把你们的一切都寄托在拉西戴蒙人身上，寄托在运气身上，一切行为仅凭一厢情愿；你们就等着你们的一切全部毁灭吧。”

米洛斯大屠杀毫无疑问是对现代读者之人道情感的极大震颤，不过，跟此前的科尔西拉大屠杀、麦加拉大屠杀以及差点成行的密提林大屠杀不同，此前的历次屠杀都有着实际的政治考量在内，而且具体的环境因素也都足以证成那些屠杀行为；米洛斯大屠杀根本不可能给雅典带来任何现实的政治利好，只能引发整个希腊世界对帝国的憎恶和恐惧，站在雅典人的角度来考虑，惟一的解释便只能是：藉由新的征服行动来迎合或者满足帝国欲念和帝国情绪。

为何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满足帝国欲念和帝国情绪？显然是因为战争进行的这个时候，纯粹的帝国欲念和帝国情感本身已经病态发育，到了足以抛开一切实际考量和道德考量，自足自持且独霸政治机能的地步。这也正是亚西比德在西西里问题大论辩之时，对当前的帝国境遇实施的诊断；他在演说中指出，雅典人当初正是因为心怀帝国，正是因为那天生的帝国心性和帝国血脉，才会如此进取，如此不受拘束，最终斩获了那个海上帝国；倘若雅典人就此放弃自己的帝国血性和帝国地位，在西西里问题上怯懦退避，那就决不能指望雅典能维持既有的这个帝国，更有可能沦落成别人的阶下之囚；至于尼西亚斯的无为主张，既背离了雅典人的帝国心性，也背离了雅典人的帝国地位，非但无法给雅典人带来清静，更要令雅典自行毁灭，因为那涌动起来的帝国热血若不向外挥洒，就只能激发更为剧烈的内斗，并在日益剧烈的内斗当中消耗殆尽。帝国血性，即便就其本身而论堪称人间恶灵，如若雅典人今日予以弃绝，则必然会令雅典急速沦落毁灭境地。对此，尼西亚斯提起抗辩：若如此，雅典就等于是行进在无限扩张的轨道上而且将越陷越深，无以自拔，直到自行毁灭，因为雅典根本没有可能维系这样一个绝对的扩张进程；亚西比德的政策实质上等于是说：既然雅典是帝国，就只能在征服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无休无止，即便最终失去伯利克里时代的那个传统帝国，即便这场帝国运动催生的剧烈内斗最终会撕碎雅典；雅典人的确已经停不下来，帝国能量必须有所施展，帝国自然会催生自身的必然性；但安菲波利斯以及色雷斯已经足够雅典人挥洒一番了，既如此，为何要在那遥远异乡白白抛洒帝国热血呢？

米洛斯惨剧和西西里悲剧乃令人真切见识了内外两大因素的结合，是如何毒化人们之间的情感并解除了道德约束力的。修昔底德乃是以一种普遍化的方式，思考并描述了这些动乱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样的总结概括令他叙事当中的这些章节同样适用于其他的政治群体，无论这些政治群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同希腊社会相隔多远，那样的情境像极了1789到1799年间的法兰西社会，人们阅读修昔底德笔下的公元前5世纪时候的希腊社会，差不多也就是在阅读自己所属的时代和国家。内斗加之外战和外力刺激，向各个内斗派系灌注了刻骨仇恨，政治对手之间彼此恐惧，彼此之间都认定对方要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快，制度规则已然没有任何效能可言，无论这效能是约束性质的还是保护性质的，此等情形之下，寡头集团当中的各个派系越是狂妄地叫嚣战争，越是肆意地咒骂敌人，就越是能得到欢迎，党派目标成了唯一的诉求，躁动和野心压过了一切的公共目标，这全然违背了天理人情，却能够执掌大局，操控着表面上的民主体制和寡头体制，令两大体制变成了纯粹的虚妄之词，人们真正要达成的是个人的胜利；所有这一切乃组成了一幅极为阴郁的社会图景，在修昔底德的叙事当中都历历在目，追究其背后的原因，乃深深扎根于人心当中，用我们这位史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要人性不变”。

米洛斯事件令雅典人的权力欲望和帝国欲望得到了虽然虚幻但也是极度的满足，由此揭示了人类的恐惧和荣耀能够发育到何等暴烈且残酷的程度；接踵而来的西西里远征则将人类事务当中的一切可以想象的黑暗元素悉数囊括进来，这些元素合力围剿之下，不但瓦解了雅典人的一切道德和正义主张，更摧毁了米洛斯人曾经特别谈到的“好运气”。

4. “恶者为王”：亚西比德

西西里远征，是雅典帝国征服脉络当中的决定性战事之一；在战事中途，雅典统帅之一亚西比德选择了叛逃斯巴达，为雅典的死敌出谋划策；此一事例在很多希腊历史研究者当中成为一项证据，以此来证明民主制度对优秀公民的迫害倾向，哲学家们顺此思路予以肆意阐发，更是给这个人物平添了几分传奇魅力。但实际情形却是恰恰相反。不妨先听听这个很多人眼中的“受迫害者”在叛逃斯巴达之时发表的演说：“……现在我请你们听听我对于你们将要讨论的问题的看法，对这个问题，可能我是最有资格说话的。我们前往西西里的目的首先是尽力征服西西里；征服西西里之后，便是征服意大利的希腊人；接下来，我们会对迦太基及其帝国发起进攻。最后，倘若这些计划、至少是大部分的计划，取得成功的话，我们将率领在西方获得的全部希腊军队，同时雇佣大批当地军队，包括伊比利亚人在内的蛮族，返回来进攻伯罗奔尼撒。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建造更多的三层桨战船，因为意大利地区可是盛产木材的；我们会用我们的全部舰队，封锁伯罗奔尼撒，我们的陆军将会在陆地上展开协同进攻，要么突袭，要么围攻，把你们的城市一一拿下。这样的话，结束这场战争就不是什么难事了，而我们将会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至于军费和粮草，我们倒不担心，因为我们在西方的征服行动将会为我们带来充分的军费和梁超，根本不需要动用我们在希腊本土的钱财。

“……现在你们总该知道了，如果你们不援助西西里的话，西西里就是落入雅典手中。……叙拉古是孤身难支的……如果叙拉古陷落了，整个西西里就会跟着陷落，这样的话，意大利很快就会跟着被征服。那样的话，你们很快就会遭遇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形，将会有来自西方的大军将你们置于险境。所以，不要以为现在讨论的仅仅是西西里问题，如果你们不采取下面的办法的话，西西里问题很快就会变成伯罗奔尼撒问题：你们应当派遣一支军队前往西西里，这支军队的士兵不仅能够海战，还能够在陆战当中充当重装步兵；你们还应当派遣一个地道的斯巴达人担当将领，去统领这支援军，……如此一来，你们便等于是表明了态度，令你们的朋友士气大振，令骑墙派也下定决心跟随你们参展。同时，你们在希腊本土也要大张旗鼓地展开针对雅典的攻势。这样，就可以强化叙拉古的战略地位，因为他们知道你们是真的关心此事；同时，雅典人若要增援西西里，难度就更大了。你们还应当在阿卡迪亚修筑德克莱亚要塞，这是雅典人的痛点，他们认为这样一个要塞一旦钉在德克莱亚，那将是这场战争当中最大的灾难。打击敌人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攻击其最为恐惧、最为薄弱的环节。雅典的危险在什么地方，雅典人自己是最清楚的，这也就是雅典人为什么害怕的原因。……具体的原因，我在此就不一一细述及了，只提供几个重要的。这个地区的大部分财产都会因为这座要塞而落入你们手中，有些是可以劫掠的，有些则不需要你们出力，他们会自动送上门来。这样的话，雅典从劳利昂银矿取得的收入以及土地和法庭方面提供的收入，即刻就化为乌有。最重要的是，雅典会因此失去盟邦的贡赋，因为那些盟邦一旦看到你们是如此认真地对待这场战事，他们就会从中受到鼓舞，不会按时缴纳贡赋，雅典若要继续剥削他们，也就没那么容易了。这些事情能否迅速且有力地展开，那就是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了；我完全相信这些事情是可以做成的，我认为我的判断没错。”

亚西比德的“斯巴达演说”是修昔底德在其史撰当中呈现的最后一份构思精良的长篇演说，修昔底德以恢宏风格将亚西比德的政治形象彻底呈现出来的时候，显然是忘记了最根本的一点：作为民主制度之捍卫者的“民众煽动家”被寡头集团剪灭之后，雅典帝国政治的天平已然正式摆动到寡头内斗的格局当中；在这样的格局当中，寡头派系的领袖人物在内斗当中若要取得胜势，就必须推出自己的“煽动家”去填补昔日里“民众煽动家”留下的政治空白。亚西比德的“斯巴达演说”实际上是一份全然新型的演说，并且在修昔底德整部史撰当中独一无二，尽管史家本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以如常的风格予以呈现；雅典民主制度，当然跟所有的政治制度一样，都有赖于社会精英群体的引领；但是从伯利克里跟西蒙的斗争当中不难见出，前伯利克里时期以及伯利克里前半期的雅典民主制度当中精英群体是存在分裂的，这是雅典民主制度当中的精英群体跟斯巴达、罗马以及威尼斯这样的寡头体制当中的精英群体的本质差别，只是因为克里斯提尼的强力改革举措，才令雅典公民的多数接纳了民主派精英的领导；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举措毫无疑问是过于理性、过于机械化了，并没有解决一个关键问题：民主派精英群体如何完成自我输血和自我补充？民主制度在伯利克里时代赢得了稳定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自我发育起来，帝国的成长更是此一自我发育进程的关键动力机制，由此催生的“民众煽动家”群体终于在伯利克里谢世之后不久，弥合了克里斯提尼改革留下的这个关键的机制裂隙；这也就是为什么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智者会用下面的话来解释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关涉到政治智慧的问题上……听取所有人的意见，因为所有人都享有政治智慧所要求的美德，否则的话，城邦将无以存续。”

很显然，若接受了这样的民主观念，合法性问题本身也就不再是问题了。亚西比德的“斯巴达演说”之所以在修昔底德史撰当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恰恰就是因为这份演说在整部史撰当中惟一一次提起合法性问题并据此立论：“虽然过去我有热爱祖国的美名，现在却尽力帮助雅典的死敌来对付雅典，但也请你们不要因此把我当成坏蛋；你们也且不可认为这只是一个流亡者的强烈情感，因而怀疑我的说法。我完全是因为放逐我的人的邪恶，而遭到放逐的；这显然是不能剥夺我帮助你们的能力和机会，只要你们听从我的建议。雅典最凶恶的敌人不是敌人的军队，而是那些破事雅典的朋友来反对雅典的人。我所爱的雅典不是那个迫害我的雅典，而是那个我在其中能够安稳享受公民权利的雅典。我现在要攻击的这个国家，已经不再是我的国家了；我要努力恢复昔日里我的国家。真正爱过的人不是那个当他被不公正地放逐之时仍然不予还击的人，而是那个不顾一切，努力恢复它的人。”究竟为什么要忠于一套制度？当这套制度伤害我的时候，我还要继续忠于这套制度吗？以此类问题为依托展开的演说词，在古典史撰当中恐怕仅此一例，即便是波利比乌斯那纯粹“哲学化”的史撰以及西塞罗那更为哲学化的“共和国”论析当中，也绝对找不到平行例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等立论的背后，并非此前或者此后一切演说都予以诉求的现实利益冲突，也并非在希腊世界极为典型的民主派和寡头派的冲突，而是一个有着强烈自我意识和自我正义感的个体同城邦的冲突。于是，政治忠诚问题便不再是德性问题，而是极为私密的个人决断问题，这极为私密的个人决断，阿克顿勋爵称之为“良知”，黑格尔称之为“自由”在古代世界极少数人身上的破晓；实际上，那正是苏格拉底在陪审团面前反复谈到的负责传达纯粹个体性启示的“神灵”。

亚西比德的“斯巴达演说”跟苏格拉底的“申辩”存在极深的渊源；跟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一样，此时的亚西比德当然不会相信修修补补的改革工作能够达成他心中的目标和诉求；确切地说，在他看来，除非是对雅典人和雅典公民公民实施再造，否则，一切的一切都只能是扯淡。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提起的批判乃是从纯粹的个体观念出发的，依据这样的观念，整个社会都是败坏的，那些担当并推进种种社会职能的或者工具，本质上都是贱金属制造的。所有的智者和修辞学教师，以及所有的音乐教师和酒神诗人、悲剧诗人，所有的政治家，无分过去和现在，即便伟大的伯利克里，都不例外。所有这些人都被柏拉图归为民众面前的屈膝逢迎之辈，根本不会将民众的恒久提升放在心上。《高尔吉亚篇》中的苏格拉底竟然将伯利克里和西蒙这一对无论政治见解还是政治取向都堪称死敌的政治家置于同一个祭坛之上：“伯利克里和西蒙不过是民众的仆从，只考虑迎合并满足民众的当前欲望和品味；跟面包师和糖果师没什么区别，不知道也不关心食物是否真的好，这样的问题本质上只有医生能够决定。作为仆从和管家，他们的确都够聪明；他们给城邦提供充足的钱财，还修筑了城墙、船坞、船只，诸如此类的愚蠢之物，不一而足；在雅典，可以说我是惟一一个竭尽所能致力于政治之真正效能的人，那便是民众精神水准的提升。”

苏格拉底当然是以一种十足低微的态度参与公共生活，但此种态度的精神基础却在于一种严格的区分：一方面是人只是在共同生活的活动中所能见到和理解的事物，另一方面则是一个人孤立状态中的个体所关心的和所认识到的事物。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将人类生活呈现在说服和被说服的格局当中，其中所包含的充沛激情意味着行动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对话和运动的性格特征成为柏拉图蔑视并嘲讽伯利克里的根本原因，在柏拉图看来，理念天空中的生活乃是通过单独个体对真理的沉思来实现的，而葬礼演说中所呈现的对话和行动状态无疑构成了对沉思生活的本质性背离，而人要想走出洞穴生活，便只能依靠自身的进行冒险的决心，任何的对话和行动都不足以构成走出洞穴的动力。此种极端的对峙格局实际上正是同时代雅典政治生活当中那种极端张力的写照和反映；习惯的秩序遭到了颠覆，激情由此得以释放，各方都自感自己的激情乃是惟一正当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能量，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很显然面对着同样的世事格局，但是在伊索克拉底看来，苏格拉底派那种虚假的哲学表面上看是以几何学和天文学式的高远理智来压制激情和欲望的，然而实情并非如此，相反，“照料灵魂”这一口号于缺乏经验、训练乃至教养的年轻一代来说，是有着植根于本能的巨大吸引力的，因为这终将给那种“哲学”式的自我正义感为提供了最为炽烈的燃料。

由此才能更为充分地理解亚西比德在“斯巴达演说”当中提起的那种苏格拉底式的“申辩”：“……你们有人认为我坏，因为我站在人民一边，现在，这些人也应该知道，这并不是反对我的正当理由。我的家族历来都是反对僭主体制的；凡是反对专制体制的，就是民主，所以，我们依然是民众的领袖。但是我们不顾当时政治上的放任情况，想做得更合乎情理一些。过去和现在一样，总是有人将民众引入邪路。放逐我们的正是这一类人。但是我们是整个国家的领袖，我们的原则是联合起来，保全这种政体，因为这种政体是我们的祖先传递下来的；也就是在这种政体之下，我们的城邦达到最伟大和最自由的地步。至于民主政治，凡是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而我不至于连这样的常识都没有。真的，我很有理由攻击民主政治，但是关于这种一般人都认为是愚蠢的制度，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说。至于改变制度，当你们正在和我们作战的时候，在我们看来，改变制度是有危险的。”表面上看，亚西比德此论是在诉求斯巴达人对僭主制度的那种由来已久的本能憎恶，由此赢得斯巴达人在情感上的支持；要达成此一目的，这当然是极为有效的陈词；不过，亚西比德也借此呈现了自己的内在信念：“整个国家的领袖”是他的政治定位，为了避免有人误导民众，而以绝对权威担当起民众领袖的职责；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哪种制度更愚蠢，而在于哪种制度能够提供他需要的机会和空间。到了这一步，就如同塔西佗那著名的乱世箴言所呈现的那样：“恶者为王”。

至于其背后的邪恶政治谋算，乔治·格罗特给出了精确且中肯的评析：“……这份演说并不能代表亚西比德先前的实际情感，只能代表亚西比德发表演说当时的一些感受，毫无疑问，他定然是认为在这样一个时刻是适合发表此番陈词的。若说如此自私的政治人物有会有什么取向的话，那也只能说，民主制度乃在某些方面较之寡头制度更有利于亚西比德。民主制度也许冒犯了亚西比德的个人品味，不过，也为他这样一个提供了更大的施展空间，亚西比德尽可以在其中获取个人荣耀，展开自己的诸般野心，当然也可以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实施对外劫掠；若是寡头体制，则就是那么寥寥几个平等之人执掌大权，此等格局之下，因嫉恨和恶感而来的诸般钳制，当然是相当巨大的，此等约束较之民主制度的约束，势必会令亚西比德更为痛苦。亚西比德认为自己的这份演说相当克制，同民主体制之下那种固有的放纵形成对照。不过，此番说辞实在是荒谬，雅典人，无论是哪个派系，若是听闻亚西比德此番说辞，必定会大为震惊。显然，亚西比德的此番放纵说辞是雅典人见所未见的；而且，当初正是亚西比德将雅典民主体制当中蕴涵着的对外冒险的本能鼓舞起来，令其攀升到炽烈状态，令雅典人严重低估了维持一个稳定帝国所需的条件以及所面临的限制，而后，亚西比德又利用这股热潮为自己谋取权力和利益。……亚西比德的斯巴达演说当中，有一部分谈到了雅典政治以及雅典的昔日行为，如果说这部分陈词不足以算作实际证据的话，那么斯巴达演说当中接下来涉及西西里远征之真实目的的那部分，也同样不能算作实际证据。……倘若亚西比德真的如同在演说中说的那样，是自行酝酿了此等计划，那么他就毫无疑问地会支持拉马库斯的提议，甚至还应当自己提起那样的建议。西西里远征大论辩当中，亚西比德的确告诉雅典人说，倘若征服了西西里，雅典就能够制霸整个希腊世界。不过，亚西比德此一陈词只不过是作为一个选项以及一种可能性提出来的，并且也只是在一个地方闪现出来，亚并没有进一步的申述或者拓展，这也就足以表明，亚西比德本人并没有把此番说辞当真，并没有真地希望用这样的说辞来打动并说服雅典人。斯巴达演说当中将西西里远征可能带来的潜在结果展示出来，并且亚西比德指出，这些的确是自己最初的构思，但是，在雅典演说之际，亚西比德甚至都不曾提起这方面的承诺，说白了，亚西比德根本就不曾酝酿过要将西西里、意大利、迦太基的力量以及伊比利亚雇佣军的力量联合起来，最终形成一直足以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封锁起来的巨大舰队。倘若亚西比德真的在雅典演说当中提起这样的期许和承诺，那么尼西亚斯指控于他的少不更事，当然就会令雅典人身为触动并有所信从。……那不过是一个巨大的传奇故事，是亚西比德故意装扮起来的，目的是刺激在场的听众。”

也正是因此，“斯巴达演说”是有强大蛊惑力的，特别是对现代读者，因为这份演说就跟苏格拉底的“申辩”一样，从“个体”和“合法性”这双重的角度对现政权发起了挑战；也许是多余，不过也的确有理由辨明，这样的方式跟现代的权利论者不但没有平行之处，反而是全然背道而驰的；不妨举例说明：杰斐逊最终从对人类变幻无常的德性世界的马基雅维利式关注退守到《权利法案》，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起码来说，杰斐逊之退守《权利法案》乃是出于同反联邦党人迥异的考虑，他并非从一个积极的角度出发来维护自然权利，相反，杰斐逊比立国者当中的任何人都对人世命运的变幻无常有着更为深刻和敏锐的意识，在这一点上，他同罗伯斯庇尔关于“死亡是不朽的开端”的格言实在是殊途同归；既如此，则与其关注人世政体变幻无常而又注定了将是短暂的未来，倒不如关注人自身的自然权利，只有人的自然权利方可称得上是富有终极意义的持久之物；对杰斐逊来说，《权利法案》意义之重大正可等同于宗教救赎，这种救赎当然不乏公共的一面，但就其终极意义而言，则仅仅事关个体；事实上，正是此种终极行的个体正义信念，促成了杰斐逊在1793年同全身奉献于政治生活的汉密尔顿之间的激烈论战。与之相反，亚西比德的态度虽然也表达了对深陷蒙昧和浑噩的世界的不认同和反抗，但他显然是在历经了内在和外在的挣扎之后，最终走上通往阳光的道路；正如同柏拉图在其一系列类比中刻画的那样，经历这一过程绝非易事，也绝非常人所能为。这是一种冷漠的哲学态度，在这一过程的终点上，结果显然并不那么令人神清气爽，当哲学家们回头观看身后的时候，与全部世界的强烈距离感又反过来迫使哲学家产生了强烈的立法冲动。这样的立法冲动造就的是纯粹的立法者或者完全丧失了原则的攻击者，如同亚西比德那样，而非类似梭伦的那种平庸的居间调停者。应该说，亚西比德和克里提亚斯对政治的理想境界都有着特殊的着魔情感，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靠着自身的力量回到常识的领域。实际上，无论是传统悲剧，还是修昔底德的这份史撰，都揭示出，在政治生活中存在一片广阔的领域是无法组织的和无法计算的，这个领域就是政治的固有领域，也是为国家的具体生活和抉择提供真正推动力并奠定思考基础的领域；出自这个领域的力量是人类理性很难去理解并控制的，对战前以及战争前半段的雅典民主派精英来说，这种力量就是历经百年历练而传递下来的本能和政治直觉，无论何种的现实和教育都无助于它，也无损于它，它不能被讲授，更不可能被演绎地讲授；它只是悄然而普遍地发挥作用。

所幸的是，在雅典，正是由于精英群体本身在传统上就是分裂的，并且民主制度的现实运作实际上要求的就是那种要求并允许反对派之常规政治存在的机制，才令雅典民主的生命力源泉并没有因为精英群体的分裂以及寡头派系的内斗而归于终结，相反，还能够因此激发出新的活力；这些情况都呈现在修昔底德在“四百人团”以及“三十僭主”覆灭之后的史撰当中，并且修昔底德也都给出了应有的评论；倘若同样的分裂发生在斯巴达或者罗马那样的体制当中，则精英群体的分裂非但不能扩大自由，反而会就此剪灭所有人的自由。亚西比德“斯巴达演说”的目的，则就是要毁灭这种拥有自我造血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的民主制度。

5. 帝国与运气

早在伯利克里时期，雅典的城邦共和体制就已经从内外两个方向上发生了断裂。内部民主日趋激荡，土地贵族以及古老的“德莫”权能的暗弱，相应地也就意味着以苏格拉底为典范的纯粹理性的虚无主义之风势力日增，城邦体制遭受侵蚀看来是无可遏制的发展倾向了；伯利克里采取限制公民权作为积极的应对之策，审判苏格拉底则是保守阶层发动反击的信号。然而，提洛同盟本身所昭示的超城邦的政治诉求则更能说明问题；尽管柏拉图力主禁止年轻人探询法律之渊源，但后退的时机已然错过。孕育了苏格拉底辩证之法和前伊索克拉底修辞术的社会风气乃植根于动荡和危机当中。

在雅典这样一个在生活方式上最具开放性的城邦，并没有象帝国时期的罗马人、或者象宗教战争时期的欧洲人那样，经历过一个明确的、至少在法律上可轻易分辨的国家建设过程；古典时代的雅典政体和生活方式的进展，虽然面临着强烈的外来冲击的可能，比如波斯和斯巴达，但是伯里克利尽最大可能地疏导和减缓这些干扰，颇有成效地让雅典人学会自主发展、逐渐成熟，从而把全希腊世界的普通社会精英尽可能多地吸引到雅典及其势力范围之内，可以说，雅典人正是在此一进程中修得并传播了光耀后世的关于“美”的那种希腊观念。此一状态使古典时代的雅典与同时期的西西里诸邦、以及日后的马其顿王国形成的对照可谓再鲜明不过。确切地说，此一时代的典范是那种伯里克利所谓的“美而不奢”、“文而不弱”的普通雅典人；经由伏尔泰之手而著称后世的伯里克利时代就是由这一理想为基础而开始，它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或风潮，一次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一项宏伟的、意图将从前桀骜不驯的贵族和从前因贫穷而谦卑顺服的臣民改造成既爱自由又爱雅典的公民的社会工程。

对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政体的诸多指控，比如平庸化、暴民、混乱等，要么缺乏历史反思，要么出于时代错误的当代印象，要么流于某种纯粹情感上的先入之见；然而，有一项指控由史家修昔底德提出，却是真正致命，此即：它没能让帝国延续下去。在“伯里克利赞”中，修昔底德提出了这项指控：“真的，在他主持国政的整个和平时期，他英明地领导国家，保卫它的安全，雅典的全盛时代正是他统治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事实上权力正向第一公民手中集中。但是他的继承人，彼此都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想要居于首要地位，所以他们采取笼络群众的手段，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实际领导权。在一个统治着帝国的大城邦中，这样的政策自然会引起许多错误，西西里远征就是这些错误之一。西西里远征不是一个判断上的错误，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所要对付的敌人的实力的话；这个错误在于国内的人没有给予海外的军队以适当的支援，而是忙于个人的斗争，以图获得对人民的领导权……最后打跨他们的，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内部的不和。”

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几乎涉及了雅典生活的所有方面，囊括了生者和死者，伯里克利尝试在帝国观念中将所有这一切融为一个整体，一种“帝国的生活方式”，但是演说的整体情绪并非乐观主义，死亡的严肃性在“帝国的生活方式”中不单单是雅典人需要直面的一桩事实，也是全部演说背后所暗藏的“终极因”；几乎和卢梭一样，伯里克利在教育和人性方面可说是个乐观主义者，但在帝国命运问题上则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再三玩味葬礼演说词，读者无不产生这样的印象：雅典的长久和安全既脆弱又无法保证；如果那人力不可捉摸的无常命运一直支配事件的发生，如果帝国的兴衰沉浮、宗教的延续、城邦的战争和变革以及时间脉流中的大多数重大紧要关头都是由偶然事件决定，那么葬礼演说是否还有任何说服力使雅典人相信：将雅典的长治久安归功于人们的理性这一原则将取得主导地位？雅典人将何以确信伯里克利此一时代不是一段插曲，其自身也是偶然的？伯里克利敦促雅典人注意帝国的伟大、民主生活方式的优越以及死亡的终极必然性，但这些因素显然不是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够掌控的。

城邦作为一个封闭且排外的政治单位，同时也是一个兼具内爆力量和扩张冲动的统一体，正如雅典的两次海上同盟和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这样的城邦体系是不可能有自由和包容性的长久生存空间的，修昔底德将城邦体制的帝国诉求建基于“利益、恐惧和荣耀”，而这些元素则是植根于人性的普遍缺陷当中的，城邦体制不但不能像但丁的帝国那样，缓和并消解人性当中的这些缺陷，反而是对之实施了接纳和激发。威廉·弗格森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城邦-帝国体制同现代欧洲民族-帝国体制在精神和原则上的传承关系：“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主人比一个人自己的意志更加严厉的了。在这个艰苦的时代，行动的冲动来自雅典人民自身，而不是他们的主要政治家。可是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减少伯里克利的光辉，准确地说，希腊的黄金时代是雅典的黄金时代，许多东西对它的诞生做出了贡献，但是它们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民族生活的深化外，就是伟大领袖们无与伦比的机敏，使他们与大众在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天然能力发挥到极致的环境中进行有效接触。这种创造才能与善于接受的大众的联合，主要来自于雅典的民主制度；就其只有伟大时刻才能提供的雄心所激起的富有想象力的刺激而言，拥有帝国也许是必须的。”我们也由此见证了“民众帝国主义”的最典型形态及其内部运作机理，帝国主义热情就是靠着这样的机理，引领雅典民众去挑战人类理性控制范围之外的“运气”，即便为此付出的代价很可能是帝国本身的覆灭。

希腊人的小型城市国家，显然是非常有利于培育完满且丰富的人性理想的，充分且均衡发育的“完满人性”也正是城市国家当中的希腊人的终极信仰；这样的信仰自然是以小型共同体的自主自治为政治根基的；帝国的任务则太过宏大，显然是要求希腊人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道德和经济秩序；在帝国框架当中，伯利克里“葬礼演说词”中有关力与美的辩证是不存在的，二者之间的矛盾是绝对且直接的；简言之，城市国家这样封闭且排外的政治体，是不可能让人同时担当帝国公民和城邦公民的双重身份。这就如同19世纪“帝国主义时代”德意志的权力欲望和征服野心不可能在过度艺术化的南部发育起来，而只能在北方半野蛮化的普鲁士寻找土壤一样。奥姆斯特德在论及希波战争前夕的希腊状况之时，特别指出：“这些城市国家，大多数早已废弃君主政体，改由世袭的土地贵族控制政府，后来，新的经济力量使商业贵族崛起，他们通常利用僭主政治来排挤这些旧的世袭贵族。旧贵族的爱国主义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商人重视并入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所带来的商业机会。希腊城市由寡头统治，并遵从精英说服的模式，显然更符合波斯人的利益。显然，帝国主义引领雅典突破伯利克里奠定的“力与美”的平衡框架，走上了纯粹扩张的道路，帝国败落之后，僭主政治在希腊世界重新崛起，但希腊人已经错失了融入宽容且多元的波斯帝国经济体系的机会。

在每个社会中，都有诗人、哲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以及其他富有创造力的人，他们构想出理想可行的集体生活的图景。在这些秩序的构想中，选择出一种与民众的价值观和信仰相契合的构想以实现霸权统治，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中包含了有意识、无意识和直觉的因素，以及各种利益的影响。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发起者往往难以活到亲眼看到自己的构想哪怕部分实现。因此，政治秩序的出现往往被视为自发的、非个人化的，有时也被视为传统发展的正常结果。但这一切在苏格拉底身上均归虚无，他只听从一个私人神灵的召唤。

对于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社会而言，一种可行的民主想象必须应对燥热的大众传播、极端主义群众网络、大规模移民以及文化场域中的一切可能性与风险，包括狂热、迷信和暴力。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力图将雅典社会的情感和决策中心从议事会等转移到市场，从而强化已经滚烫了的政治参与，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群众浪潮。这些因素对思想和情感的传播、世界观的稳定以及传统的以智者派为代表的精英说服方式产生了摧毁性的影响。苏格拉底派的“哲学”教育是以“常识”以及人类生活的复杂性为牺牲品，由此建立起一种类型化、模式化的叙事形态，此种叙事形态无论是“以范例传授哲学”还是“以哲学传授范例”，最终都只能导致政治-文化视野的狭隘和政治-文化理解力的萎缩，这种不良影响经由哲学取道传递下来，对后世的人类戏剧叙事造成的毒害是非常严重的，对此，不妨借用麦考莱的一段话予以评说：“几乎所有现代的希腊史家都对人性当中最为显见的现象展示出最为粗浅的无知。在他们所作的描述中,古典时代的将军和政治家们都完全没有了个性。他们都被人格化了;可以说他们就是激情、天才、观念、德性、邪恶,但他们却不是活生生的人。矛盾是这些作家一无所知的东西。一个人在年轻时候可能是宽和的,在成年之时可能会变得残忍,也可能对一个敌人残酷,对另一个敌人却怜悯,这类事情在这些作家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假如事实就摆在眼前无可否认,这些作家也会设定一些怪异且深刻的规划,目的就是解释这些根本无需解释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任何人只要自我审视一番,也就都知道了。此种写作方式非常迎合大众,因为大众已经习惯于从跟自己相差无几的凡人身上制造出神灵和魔鬼;不过,任何人,若是能够关注一下人类品性的种种变幻,关注一下时间、环境、同伴对人类自身所发挥的影响力,若是曾经见证过一个身陷痛风的英雄、一个教会当中的民主人士、一个热恋中的道学家或者一个酗酒的哲学家,那么上述写法就会令所有有此见识的人产生蔑视之感。黑白分明的描述方式即便在戏剧里面也是不可原谅的。”

苏格拉底派那种哲学表面上看是以几何学和天文学式的高远理智来压制激情和欲望的，然而实情并非如此，相反，“照料灵魂”这一口号于缺乏经验、训练乃至教养的年轻一代来说，是有着植根于本能的巨大吸引力的，因为这终将给那种“哲学”式的自我正义感为提供了最为炽烈的燃料。智者派正是因此拒斥了此种经由私人性质的形而上学情绪而迸发出来的狂热情感，在智者派看来，更好的战争理由乃在于希腊共同体的集体命运，而不能以希腊人的“灵魂”为诉求，否则，战争将失去明确的目标和限度。无论如何，为“灵魂”而战，显然也就取消了一切可能的妥协空间。实际上，智者派跟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秉持着同样的“正义战争”观念，其要旨便在于：不要尝试激发民众的道德义愤，将道德元素融入战争当中只能肆意且无限地制造仇恨。这就如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在反对小皮特的战争政策之时评说的那样：同革命法国的战争乃类似于宗教性质的战争；这样一场战争一旦爆发，就难以终止，这样的战争只能以总体毁灭为结局，很显然，这样的战争当中并不存在切实的领土目标和集体命运作为界线。在这个问题上，今天的人们是拥有后世之明的，即便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世界真的成就了世界帝国的梦想，哲学学派的教育体系也势必会挑起帝国的内战，甚至可以说那样的教育体系就是以此为诉求和归宿的；对此，不妨看一看南方的道德激情和自我正义感最终将美国内战推进到何等惨烈的总体战争地步，也就能够对智者派的论断有更为充分的体会了。

在苏格拉底看来，一个新的政治想象的前景完全取决于一种反思性的、面向未来并抛弃历史连续性的意识状态，此种认识论的基础在于这样一种思维：人们被当前的秩序所束缚，却未意识到这种秩序本身恰恰源自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事实上，苏格拉底跟智者派同样清楚，引发变革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所处的政治世界并非一成不变，而且他们拥有实现变革的潜在手段。不过跟智者派不同的是，苏格拉底明白，如果缺乏一种普遍的紧迫感，这些认识都将是理论上的，而紧迫感会激发人们对另一种秩序的渴望，并认识到实现这种秩序的能力。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执着且绝对地在自然与习俗、理念与意见之间制造分裂的原因。

确实，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要实现民主制度，愿景与群众运动的结合，除其他因素外，还取决于一定程度的集体直觉或公众对当下状态的反思，即认识到当前社会集体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政治生活作为一种存在方式是可以改变的，现有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制度和实践是可以彻底变革的。但智者派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比苏格拉底多出了一份关键美德，那就是审慎，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明白并信守这样一点：这种集体反思必须通过持续的公共讨论来表达，就像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撰写并发表政治小册子的记者哲学家们，他们将沙龙与街头紧密相连；美国《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其作品广泛传播并引发讨论；民主价值观若要所激发合理的政治变革，便必须有足够受人尊敬和有影响力的群体来阐述和讨论一种新的政治想象。

跟苏格拉底一样，洛克也同样聚焦于自然与习俗、理念与意见的二元辩难，不过，洛克显然比苏格拉底更清楚且尊重二者之间的复杂关联，《政府论》在目的和效果上都更像是一种关于意见的理论，而非关于知识的理论，对他而言，衡量任何原则的标准在于其在世界上的实用性和适用性。他的目标在于通过引入一种既与持续的公共讨论相适应又符合宽容原则的普通民众判断的可靠基础，来缓和极端的怀疑论和狂热主义。他和霍布斯一样，洛克担心个人良知的空洞概念，就如同苏格拉底的洞穴比喻那样，大概率会助长危险的政治主观性和自我正义感，个人良知可能产生对绝对真理的主观信念，这大概率会导致政治暴力。洛克着重警告说，狂热——无论是宗教狂热还是真理狂热，都与暴力存在本质联系。为此，洛克试图找到一种与公民生活相适应的中间立场，这使他强调了两个原则：经验主义和概率论，两者都借助当时科学及其文化的力量，通过平衡的人类判断来缓和政治。他之所以如此决绝地反对菲尔默“基于《圣经》的政治权力史”，根本上是因为他要提供了“一种更符合事实、更易于观察且显然与现有证据更相符的政治权力史”，而非基于任何绝对文本或者真理的绝对主义政治权力史。

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洛克乃至卢梭的自然法启蒙家们都属于智者派；至于苏格拉底派催动的人类智性革命及其模式，尽管对后启蒙时代政治秩序的政治价值观和说服性想象始终具有重大驱动力，但它对于重振民主想象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并且通常都是负面的。无论如何，人类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苏格拉底之前，雅典无“民意”，有将领，从马拉松战役到萨拉米斯战役，便是明证；苏格拉底之后，雅典有“民意”，无将领，从西西里远征到羊河战役，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