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欠这部一个好评

写在前面

今晚聊一部老片，贾樟柯的《山河故人》。

12月有不少老片重映，可能很多人没发现，这部也在进行十周年重映。

片子里面分割成了三段变迁的时空，1999，2014，2025，在初次上映时正好覆盖了过去，当下，以及对未来的预言。

现在十年过去，我们都知道，除了透明智能屏，里面的那些预言大都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对家乡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自我的位置也越来越游移难定。

所以，当我们就站在2025年，去重新回望这部电影，就像是在借它去回望过去，我们被时代裹挟着前行的这些年，发生过什么，我们又丢失了什么。

这也是我们想要趁此机会，重看、分析这部的原因，无论遗忘有多么容易发生，有多么贴合时代风向，对有些事物的遗忘，不应该太过顺理成章。

《山河故人》

一、

对时间与空间、城市和故乡的讨论是贾樟柯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这部也不例外，不过这部一向被视为贾樟柯的转型之作，开始把视野拓展到海外，涵盖更多元的群像，因而更具备普遍性。

具体来说，《三峡好人》里的人物属于被动的流动，背景是三峡工程的移民搬迁，他们流动的过程跟三峡人民被迫出走的过程是同构的，而《山河故人》里的人，大都是主动进入流动过程的。

从故事表面来看，似乎每个人都有着选择权，三段故事，三次变迁，面对高速发展的经济趋势，沈涛选择跟挣了大钱的张晋生去上海，发小梁子因为他们结婚，也选择离开汾阳，去煤矿工作；沈涛的孩子张到乐接受了外国教育，每个人都离故乡越来越远。

对于这份主动，对于这些看似有选择的离乡之人，电影没有呈现出鼓励和反对的态度，只是借着人们离乡与思乡的矛盾张力，去思考其中的失去与变化。

这种失去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是潜移默化的，电影为了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先放了1999年的单元故事，以沈涛决定跟张晋生结婚、梁子外出挖矿这个离乡的节点为分割线，然后才带出片头“山河故人”。

和现实一样，故事的开始总是悄无声息的，等我们意识到失去的时候，才会知道究竟失去了什么。

导演利用这三段时空的跨越，前后的对比差异，清晰对照出了时代发展过程中那些不可逆的损害与创伤，无人幸免。

最明显的伤口体现在边缘人这里，梁子外出挖矿，患重病后回到汾阳，想向朋友借钱时，得知阿拉木图有修石油管道的工作，但需要花三万办签证，朋友已经决定要去，借钱才凑齐了这个钱，梁子于是开不了口。

沈涛听闻梁子病重，愿意掏钱帮忙，但关系也就到此为止，梁子的后续无从听闻。

梁子及其朋友所代表的边缘人群，成为了供社会发展齿轮运转的燃料，没办法像晋生那样跟上时代，也没办法在故乡出人头地，只能行走于不同地方的底层工作之间，而他们的存亡讯息，名字，付出与牺牲，都将被掩埋在时代之下。

二、

沈涛和张晋生及其后代，面临的伤口则更隐秘，也更容易被忽视。

沈涛和晋生离婚后回家乡发展事业，会对梁子施以援手，更侧重实利主义，即以实际利益为导向，不受传统观念束缚；

张晋生以乍富为荣，倾向于功利主义，即使在婚礼上也不忘接工作电话，脸上的笑容也大多是因为财富的增加而不是因为结婚本身，可见接受甚至内化了社会主流导向价值排序，把求取个人利益放在了最先级。

这种设计并不是说有意把具体的人符号化，只是很显然，他们所指涉的具体意义——边缘人、资本等——都无法在场，无法被明确地勾勒，也只能通过经济冲击之下的理念差异来区分。

这类人群及其后代都在这样的理念下走到了离家乡更远的地方，过着看似理想的生活，也都不可避免地面对着一些无形的伤痛和失去。

首先是空间的辩证与重置。

先是地缘空间，建筑的新建和城市空间的开拓，带来了可视化的开放和自由，同时也带来了人与所处空间、周边人群的距离变化。

电影三种画幅的变化，同构的就是距离的远近，1999年4:3画幅偏狭窄，镜头特点是中近景偏多，人物之间更紧凑，人与文峰塔等地貌的心理距离也更近，模糊但似乎就在身后。

2014年，画面比例为1.85:1，人与人的距离远了一些，远景镜头变多，强调的是人物在时代变革下的渺小。

2025年，影片画幅变为2.39:1，可容纳的视觉信息更丰富，人物可触及和抵达的地方更多，但观念与事物的差异也更多，人物跟周边人事物隔开了更远的距离，多为单人镜头，暗示人物的孤独与交流的失效。

还有汽车，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所代表的现代性空间的变化。

在相对慢速的时代，沈涛骑着摩托车出行，经过的空间依然是生活空间，在路上会碰到跟自己打招呼的舞狮的人，街上的人赶集时来来往往，也跟谋生相连。

而越往后，更多更新型的出行工具带来了便捷，也带来了资本逻辑的入侵，正如迈克尔·菲什指出的，“列车把所到之处的风景转化为地产，仅仅是从家庭到工作单位、学校的过渡工具”，沈涛为了抵御这种异化，跟张到乐相处故意选了慢火车，张到乐习惯了坐飞机、高铁，都表明了这一点。

更深一层是身份与情感伦理的重置。

现代性与乡土性的巨大裂变和落差，带来了身份的不在场。

沈涛看见张到乐在跟后妈视频，聊移民和袋鼠，相册里也都是与骑马相关的现代生活，可见张到乐和后妈才是共同分享一个世界的一类人，沈涛和张到乐之间的血缘和共处，已经无法抹平其中的差距。

沈涛看似作为亲生母亲在场，实际缺失了身份及认同感，也难以融入其中。

张到乐成年后跟老师的相恋，也进一步彰显了传统面临的无休止动荡和颠覆。

从前沈涛面临的是对身边有着长期情谊、在同一方水土上成长的亲近之人的抉择，也经历了漫长游移和摇摆，而时代越靠后，人们结婚、离婚，相恋的速度就越来越快，电影也不再呈现其中的曲折，隐去了人们的心情和情绪，只展现人们的选择，及选择之后的结果。

张到乐与老师这个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语言乃至不同地域生长的人的相爱，呈现的便是婚恋伦理的跃变，跟时代发展的过程并行同构。

电影里张到乐所处的2025年及其状态，已经非常接近我们如今的状态，我们当然会认为这些变化带来了更多松绑和自由，但也和张到乐一样，从另一方面看，很多东西同时被虚化了。

张到乐对家，对母亲的想象是模糊甚至空白的，对故乡也缺乏认同，不愿意学习中文和用中文交流，跟父亲沟通也需要翻译，但同时，他又因为陷入对未来的困顿，有着渴望故乡的自觉，随身携带着母亲给自己的钥匙，想念着那个遥远的家乡。

所以沈涛给张到乐那把钥匙所象征的家，给他包过的麦穗饺子所象征的团圆与亲情，还有张到乐与恋人关系里，恋人鼓舞他回家看看，从她这里得到了寻根的替代性满足，包括语言本身所表示的人与人的连接与理解，这些所指之下的真实部分都不存在了。

他所身处的空间实际更接近于爱德华·W·索亚提出的“第三空间”，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想象的，而是融合了二者的异质空间。

也就像如今，我们只能始终隔着一层去回忆从前，隔着一层去理解世界的变化。我们同样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

梁子带着一身病痛回了家乡，生死不明，沈涛选择了归乡，但她一直处于现代性与乡土性的夹缝之间，既无法完全认同哪一方，又不能免除前者影响，会鼓励张到乐出国，认为那是更好的教育，但当张到乐叫自己妈咪，她又有着抵御的本能，不允许他这么喊。

而张到乐虽然离家乡很远，也无法彻底把母亲和故乡抛之脑后，总是在想象中流连，也总是在寻找。

我们好像是他们中的每一个，或者说他们身上的一部分都留在了我们身上，又或许他们只是我们所经历的不同阶段。

总之最后，就和沈涛最后跳的那支舞一样，音乐一如从前，文峰塔一如当初，山河犹在，所忆、所知、所思、所盼望和期许的，却已都在高速运转的社会巨轮之间，成了面目模糊的故人。

配图/《山河故人》

参考资料：‍

《通勤梦魇：东京地铁与机器的人类学》，【美】迈克尔·菲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