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论文收到60多条审稿意见，只剩1周回复时间，导师该怎么办？

读博前，我在企业工作过几年，那段经历让我成了一个目标感较强的人。因此，我一直坚持着“目标-分解-执行”的思维方式， 三年便博士顺利毕业。现在自己带学生做科研，我也把这种习惯带了进来。

我明白探索需要自由，但也相信，清晰的目标能让我们在“卷”的时代里，把事情做得更扎实、更高效。

和学生们一起努力，把生物质气化技术从最初的“小炉子”，烧成了能够稳定运行的“大炉子”

我和我的导师：我们似乎不一样

我想先谈谈我的导师——高士秋研究员。

高老师温和、谦逊、严谨，在他面前我时常觉得自己像个粗人。他不是像我这样“目标导向”的人，却给了我难得的信任和宽容。

有一次，高老师问我，“你是怎么想到找我做老师的？”我开玩笑地说，“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研究所里做煤化工的老师本来也不多，我以‘貌’取人，选了您。”由于我是边工作边备考，第一次考博未能过线。在我彷徨时，高老师给了我第二次报考博士的机会。这份信任的重量，至今感恩。收到录取通知那天，高老师打电话祝贺，而我第一件事却是向高老师提要求，“我年岁不小了，还有家庭压力，能不能让我三年毕业？”高老师只提出一个要求——完成两篇SCI论文，但高老师安排的课题并不容易，虽然每个人的博士课题都不会简单。

我博士期间的课题围绕一套“加压复合流化床煤热解气化”装置展开。它至今还矗立在1600大厅，从一楼贯穿到四楼，体型庞大。多亏此前在企业接触过更大型的加压反应器，我才敢接手这个“大块头”。当时总觉得装置条件简陋——只能通电通气，如今想来，那却是最好的起点了。

图片来源：AI生成

我的课题始终沿着“目标-分解-执行”的思路推进。

目标明确：让这套复杂装置在压力下实现稳定、连续的进料与运行，从而获取尚未被充分探索的关键数据。

于是我将它分解为以周为单位的小步骤：从一个螺丝、一个阀门、一段管路、一个控制点开始，逐步组装、调试、验证。每周只聚焦一个小任务，比如“确保进料阀密封”“调试压力下进料稳定”“解决后系统局部堵塞”。

在这个过程中，高老师的指导并非手把手指点细节，而是一种更高维度的护航。他给了我充分的信任与空间，容我按自己的节奏去试错、去累积。他从不催促，但我能感受到那份温和的期待，那是一种无声的托举。

就这样，坚持“积小胜为大胜”的信心，用半年时间，将零散的进展串联成体系。最终，我们完成了首组连续进料实验，压力运行的难题也被一步步攻克。

那时候，我已是孩子父亲，每周都要回家，在组里成了看似“工作用时最少”的人。但正因有高老师给予的宽容，以及每周清晰而稳定的执行，研究反而推进得格外扎实。这段经历让我更加深深体会到：把宏大的目标拆解成每周可完成的一小步，用持续的积累突破难题，远胜于在焦虑中原地徘徊。

博士毕业后，我在国内外辗转多年。每当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无论是职业方向的选择，还是如何安排时间节点，才能既不影响工作，又确保孩子能顺利落户、按时来北京上学—高老师的建议总是清晰而切实。人生的课题也如同实验研究：不必试图一次解决所有问题，关键是在每个阶段看清最重要的一步，走稳，再走下一步。

现在，我回到了过程工程研究所工作，完成了该完成的旅程，也找到了该坚守的阵地。高老师虽已退休，我依然习惯向他请教，在他面前，我永远都是那个需要指导的学生。就如我在博士论文致谢中写的那样：“我一直相信，人生与选择有关。”我庆幸自己能够成为高老师的学生，更是对高老师当年的选择心存感念。

我和我的学生：与其说是我指导了他们，不如说是互相成就

如今，我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导师。回望来路，我才真正理解了当年高老师那份宽容与严谨背后的深意，从来不只是对学生知识的传递，更是一份点亮学生成长道路的责任。每当面对自己的学生，高老师的身影总会浮现在我眼前——他选择的是温和宽厚、静待花开；而我希望为自己的学生装上罗盘——选择以目标为导向的激励。这既是我的工作习惯使然，也是时代打在每一代师者身上不同的印记。

和学生们一起琢磨电池的“吃饭睡觉”（充放电），就想搞懂它怎么工作、能活多久。

小小张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第一次带学生，又是一名女生，我内心压力不小。起初，每次与她讨论课题，我总会叫上师弟小杨——高老师的关门弟子。有时我对她的工作不满意，也习惯于让小杨代为传话。现在回想，这种间接的沟通方式，无形中在我们师生之间筑起了一道墙。

直到小杨毕业，我才真正开始独立地与小小张相处，并逐渐意识到，她是一位非常有主见和个性的学生。她是硕士二年级下半年转的博士，这意味着她需要在一个全新的课题上，用三年半的时间完成博士论文，其中整整一年还在疫情期间。科研的压力曾让她在组会上两次落泪。

起初，我并不完全理解。回想我自己的求学生涯，课题遇到瓶颈时，我会带着几个备选方案寻求导师指点，讨论后明确目标、选定方向便一头扎进去，总能做出东西来，无非是成果大小而已。但小小张的情况，或许才更具普遍性——许多科研初学者，并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将一个大问题，拆解成一步步可执行的小任务。认识到这一点后，我调整了指导方法。我们坐下来，在她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将那个看似宏大缥缈的博士论文目标，一同拆解、规划，转化为一份具体、可执行的行动计划。

我至今记得她发表第一篇SCI论文时的情景。审稿意见回来了，足足有六十多条，一下子把她吓住了。那时正值暑假，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回复。眼看期限将至，最后一周，我带着她将那六十多条审稿意见当作一个项目来管理：逐条分解，制定每日任务，完成一部分回复、修改和定稿，终于踩着截止时间提交了全部材料。

正是通过这样一次次关于目标管理、任务分解的“实战训练”，小小张飞速地成长起来。尽管疫情夺走了宝贵的一年实验时间，她最终还是高质量按时完成了博士论文。

回首这段历程，与其说是我指导了她，不如说是互相成就。她让我明白了“因材施教”的真正含义，而我也有幸见证并参与了一个年轻科研工作者从青涩到自信的完整旅程。

小顾是我的第二个博士生。因为硕转博，他若想按时毕业，实际的科研工作时间只有三年。小顾骨子里带着那股执拗的拼劲，他非常勤奋，但他的急性子和有时的固执己见也确实“非常非常”气人。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将那个最“棘手”的课题（课题组没有基础的课题）分配给他。

这个课题的难点在于，因涉及特殊的工艺安全，核心实验无法在研究所的实验室完成，必须与企业对接，在外部平台上完成。这对他的耐心、沟通和规划能力是极大的考验。我希望这个需要“慢工出细活”的课题，能磨一磨小顾的急性子，让他真正理解“欲速则不达”的道理。果然，课题启动没多久，他就被复杂的协调工作和不确定的外部条件弄得焦头烂额。我原期待他担任研究所学生会主席的历练能派上用场，但面对这样跨部门、长周期的任务，他还是有些无处下手。

右一为小顾

我意识到，光有期望不够，必须商量出一套可执行的方法。于是，我们一起进行了多次目标分解的讨论，制定出了详细的可执行的方案。目标被拆解成每周、每天的具体任务后，变得清晰、可控。这种分解过程，让小顾一下子找到了节奏。他不再焦虑于那个遥远的“1000小时”，而是专注于“这周要把方案定稿”、“下周要确认企业那边的反馈”。令人欣慰的是，他比之前稳重了，并且在短短一年内，拿下了一整套完整可靠的实验数据。这在依赖企业外协的课题中，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希望他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能继续沿用这套“目标-分解-执行”的方法，稳住心态，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

结语

三年半的导师经历，十余位学生的来来往往，让我愈发感到，培养学生并非是单向的，而是一场师生间的双向奔赴。指导他们探索科研的同时，我也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导师。

但同时，也觉得自己不只是学生的导师，应更像是他们的“首席陪练员”。在学生真正走出象牙塔之前，我愿陪伴他们一起打磨能力、锤炼心性，为未来多积蓄一分应对挑战的底气。我们共同面对着一个更具挑战的时代，学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导师也置身于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中。当年，高老师面对我这样直接提要求的学生，用他的宽厚给予了我无比的信任；如今，面对新时代学生们的个性与焦虑，我希望和他们共同将科研目标拆解为行动的力量。火炬仍在传递，只是光焰有了新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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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兆辉，项目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清洁燃料研究部骨干成员。研究方向为碳氢资源清洁转化与二次电池负极材料开发。主持京津冀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加拿大NSERC基金以及多家大型企业横向课题。在J. Energy Chem.、Appl. Energy等发表学术论8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15项，曾获中国化工学会科学技术奖基础成果一等奖，兼任中国化工学会工程热化学专委会委员、多家知名期刊编委和青年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