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是战乱，有人说是灾荒，有人说是制度危机，也有人说是昏聩的皇帝。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所有的战争、灾荒、危机，乃至皇权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引爆点——党争。一部权力史，一部中国官僚政治史，就是一部朋党之争的历史。中国历代最强的盛世，无不亡于党争；再繁盛的帝国，都不免被一场党争打败......朋党古已有之，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基本形成；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帝党、后党、太子党、诸王党、戚党、阉（宦）党、奸党”均为其属；而且，都是出于利益之争，而无君子小人之别。政治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性终将导致“党同伐异”。尽管有时党争也有邪正是非之分，不宜一笔抹杀，何况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一定都构成朋党斗争。但是，朋党斗争却导源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特别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则是毫无疑义的。封闭的地域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隔阂，再加上封建王朝的选官制度本身就是小农经济结构的产物，这些人一旦登上了政治舞台，就必然把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关系带入官场之中，按照他们的籍贯以及政治上的一致性而结成帮派体系。加之官场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为了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同籍官员也就以血缘和地缘为互相联络、朋比党援的纽带，形成政治上的地域性分野。封建官僚的地域性分野一旦形成，也就必然导致朋党门户之争的不断爆发。朋党争斗中形成了南北士大夫集团的对峙与抗衡”的情况。南北士族势力因利益关系的变化此消彼长，南北官僚势力平衡最终打破。宋元时期，南方士人集团优势形成，中国历史上官僚势力由北强南弱，转变为南强北弱。比较著名的有，朱元璋的“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章学诚“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吏得而谋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而谋十万金之利”。不少官员一到任所，便大力网罗党羽，往往在本衙门内大量扩充书吏、衙役的人数，将许多“顽恶泼皮”、社会渣滓，委充吏役，收为己用，他们在乡结党害民，议受赃私，密谋科敛，夤缘作弊，这些人勾结起来，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成为一股拥有很大势力、具有很大能量的地方性恶势力。官僚集团比官员个人的贪W能量要大得多。结党贪W完全是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产物，奉行的准则是“宁负朝廷，不负朋党”。皇权真正顾忌的是朋党在政治上的野心；君主既然利用政治权力攫取经济利益而富有天下，将整个国家都视为自己的私产，而为其服务的官僚集团也同样要分享这种权益。官僚贪W是君主利用官僚集团的一种“特殊的再分配形式”。朋党政治中的官僚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无穷无尽的迎送、参谒、馈送来维系的，而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也需要有人扶持帮衬，以便上下其手，互相奥援，徇情庇护，结成“利益共同体”，从根本上导致了封建官僚政治的极端腐朽，吏治的极端F败。朋党败坏吏治，破坏封建统治的稳定，干扰君主的用人行政之权，使国家政令无法有效贯彻，甚至造成亡国之祸，必然使历代君主颇为痛恨；而进步、革新势力与顽固、保守势力在政治上的尖锐对立，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即强烈的封闭性、排他性。他们各立门户，附己者则善，异己者则恶，尽管程度不同，但都逃不出党同伐异的传统窠臼，因此新旧党争也往往以朋党斗争的形式出现。对于北宋时期因变法而形成的新旧党之争，朱子彦教授从中国传统社会有长期形成的“惰性”入手，一方面强调恪守传统的思想观念不仅存在于统治阶级内部，同时还深深地扎根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观念之中，凝结、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里。
另一方面强调，使旧党“感到切肤之痛的是，如果一旦大规模地改革旧制，就会损害他们的许多特权”。所以，严复也说：“小人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顾不变则通国失其公利，变则一己被其近灾。公利远而难见，近灾切而可忧，则终不以之相易。”后来的新党之中布满小人，亦皆唯利是图的“地地道道的中山狼”，北宋王朝就亡于他们“得志便猖狂”的追求私利之中，由此，“宁负朝廷，不负朋党”的朋党之争性质被深刻揭露。明朝灭亡的时候，有人哀叹：过去“汉与外戚共天下，唐与女后、宦官共天下，魏晋以下与膏梁子弟共天下，宋与奸臣共天下，元与族类共天下”，而明朝没有这些问题，是皇帝乾纲独断，又怎么也会弄到亡国？明朝的皇帝虽不欲不与人“共天下”，而只依靠宫奴(宦官)和家臣（内阁大学士）直接控制政府，结果却是党争之盛，旷古所未有。盖皇权越是专制，执行者就越是权重；执行者越是权重，也就越倾向于结党营私，以至于朋党之间的冲突变得越来越你死我活。明末的时候，不仅士大夫各皆为朋党，后来甚至与宦官结成了阉党。明朝的官僚士大夫普遍地“宁负朝廷，而不敢犯众议”，“宁负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怒”，就是由于他们心中“有朋党而无是非”。这种极端的情况，一旦因权力失衡而引发爆炸性的利益冲突，“宁负朝廷，不负朋党”，就成为朋党斗争的唯一选择。总而言之，朋党导源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而权力越是专制，朋党斗争就越是厉害。中国历史上的朋党斗争，一方面固然是皇权专制的必然产物，其激烈程度亦与皇权专制的程度成正比；而另一方面，即当这种斗争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反过来削弱皇权，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导致皇权崩溃的决定性力量。“党争”的性质，标志着传统官僚政治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分野。现代政党之争是妥协的逻辑，讲的是“你上我下”；而朋党之争是倾轧的逻辑，讲的是“你死我活”。
朋党被普遍重视，多已是恶果显现、秩序崩坏之时。殊不知，中国历史两千年的治乱兴衰，朋党之争贯穿始终：多少天才豪杰之士，一生的聪明才智都消耗在党争之中；历代重要制度的废立、变革，大多都是以禁绝朋党为目的。
为什么统治者无论如何调整变革、如何打击，都不能避免“朋党”？朋党是中国深陷历史周期律、无法摆脱治乱循环的“祸根”吗？朋党之于我们，是否彻底成为了历史？
朱子彦教授的这部《中国朋党史》，对于中国历史上各种形式的朋党斗争的来龙去脉、各时期因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矛盾而形成的朋党斗争的特点，以及皇权不断强化与朋党斗争之间关系，提供了一种新颖、具体而深入的解释。它不仅对以往中国历史上朋党问题研究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亦将这一研究整体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它用颠覆性的洞察，提供了看待历史和中国的另一种视角：朋党之争的是非，无法用道德评判；“朋党”是集权之下，人性的自然选择。
一部中国官僚政治史，就是一部朋党史。理解中国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朋党”一条直达问题核心的线索。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朱子彦《中国朋党史》，还有三大理由：
1. 集朋党研究之大成：以往论及党争的作品，受限于学科内部分野，多是围绕单一朝代和事件，不只不能直窥中国古代社会朋党现象的全貌，也很难在理论创新上有重大突破。本书开创性地以朋党发展演变为经，以人物、事件、活动、思想为纬，在叙说中注重人与制度的互动依存关系及其交互影响。既有学术性，又有极高的可读性。
2. 视角颠覆：本书不仅仅是一部专题史，更为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颠覆性的视角。以“朋党”为线索，不但可以重新审视两千年的政治演化；许多制度史、文化史、甚至古典文学中的谜团也能随之豁然开朗。同时，也为探究中国政治生态中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提供了新颖的角度。
3. 经典+独家：历史学者卜宪群：“作为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著作，本书澄汰旧说，迭有新见，为当下较为沉寂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先知书店深知此书价值，从出版社争取到独家授权，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来源 | 本文改编自公众号：上海书评；作者：程念祺。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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