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昏君还是革新者

★突破刻板印象，重构徽宗政治形象

作者颠覆了世人对宋徽宗“沉迷声色犬马的艺术家”“任用奸佞的昏庸帝王”的刻板认知——面对“祖宗之法”与“绍述”新法两条道路，徽宗选择向“亲政”体制进一步摸索前进。作者剖析徽宗如何发挥自主性，与权相蔡京展开周旋。徽宗创立御笔手诏制度，御笔在皇帝日常所在的宣和殿完成，宰相难以插手，揭示其作为“君主独裁制变体”探索者的政治主体性，以及徽宗的亲政变革对南宋政治的影响。

★史料扎实，充分践行“活的制度史”研究框架

不同于传统研究集中在变法、党争等重大的历史事件，本书践行“活的制度史”的研究框架，即关注制度变迁及其背后复杂的人事权力关系。北宋后期的党争实质是对神宗改革的不同态度，其后果是皇帝亲政或者宰相专制，而斗争的最前线可以说正是徽宗与权相蔡京之争，其中更牵涉蔡京父子的矛盾。蔡京闯过科举难关又熬过激烈政争，是宋代士大夫群体的一员；而当初站在父亲蔡京一边的蔡攸最终依附徽宗，选择成为支持皇帝“亲政”的近侧官，可以看到蔡攸与蔡京的父子对立，还有与蔡絛的兄弟对立。

★“唐宋变革论”的突破性力作

本书关注日本京都学派“唐宋变革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君主独裁制。北宋前期定下的“祖宗之法”承认士大夫政治上的主体性，君主被制度束缚，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这样的“君主独裁制”被视为宋代政治的特征。作者挑战传统定义，认为神宗、徽宗的“亲政”同样也属于“君主独裁制”，突破了“唐宋变革论”原有的框架，是对全新的拓展和延伸。

在此首先再论述一遍本书各章的主旨。

序章回顾了迄今为止围绕宋代“君主独裁制”的相关研究，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此前所说的“君主独裁制”，到最后指的是皇帝放弃政治主动权，委托给士大夫等科举官僚，这也意味着当时的政治运作基本上遵循的是这些人的意志。也就是说，这是表里如一的“士大夫政治”制度，皇帝虽是政策的最终裁决者，但他几乎是按照士大夫官僚的舆论来行动的，是被动的君主。构建这一体制的是北宋第二代皇帝太宗，他扩充科举并将当时的新兴势力作为士大夫吸收进政权，但他本人绝不能算是被动的君主，相反，他可以称得上一位掌握政治主动权的积极君主。他塑造的“君主独裁制”成为后代皇帝们的束缚，被称为“祖宗之法”。这一体制使不想发挥自主性的君主能够将政权运作委托给士大夫，从而获得更加安定的君主地位。第三代皇帝真宗就是如此。第四代仁宗时，士大夫政治走向成熟，并迎来了全盛期。

然而，建国百年后，政治、社会矛盾已到了无法弥合的程度，并逐渐趋于表面化，第六代皇帝神宗决定重新审视“祖宗之法”。他首先起用王安石，在政治体制、经济政策等方面实行新法，结果引起了新法党与追求墨守“祖宗之法”的旧法党之间激烈的党争王安石下台后，神宗本人发挥政治自主性，继续实行此前提出的新法。这就是“君主独裁制”下原本应当绝无可能出现的“亲政”体制。神宗在此构建了皇帝亲自出面主导政策的皇帝“亲政”体制。他在元丰官制改革的同时导入了三省制，从而对士大夫实行分割统治，使将自己的意见具象化的内降手诏得以颁布。

作为其背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国家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初以来，当士大夫官僚主动运作政治时，皇帝遵从士大夫舆论这一点被视作理所当然，仿佛被冠以“皇帝机关说”的被动君主才是他们理想中的帝王形象。与之相对，由于各类社会矛盾逐渐表面化，士大夫中也出现了将皇帝视为独一无二之君的看法，拥有自主性的积极君主形象逐渐被接受。

这种政治体制的变化和神宗“亲政”体制的出现，对宋初构建的“君主独裁制”而言，又该置于怎样的位置呢？是否意味着将其完全否定？恐怕并非如此。因为构成此前所谓“君主独裁制”的诸要素在此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当时并不存在诸侯、贵族等势力，而作为同时代唯一权威的皇帝的存在，以及接受儒学教养并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证明的辅弼者士大夫官僚这一要素是不变的。变化的是他们的政治地位。

所以，神宗带来的皇帝“亲政”体制可以说是“君主独裁制”的变异体，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它开启了后世创造新政体的可能性。这也是对“祖宗之法”的变更，宋初以来的“君主独裁制”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北宋末的新旧党争不仅围绕经济政策层面的问题展开，双方争论的焦点还在于神宗之后的君主究竟应该选择继承宋初太宗时期开始的“祖宗之法”，还是应该继承神宗的“亲政”体制（“绍述”）而承认对祖宗之法的变更？

在此登场的正是徽宗皇帝。徽宗最终将“绍述”新法定为目标，这也意味着他将向皇帝“亲政”体制进一步摸索前进。为此他采取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手段，即“御笔手诏”，徽宗朝正是“御笔手诏”的定型期。在这样一条历史脉络之中，徽宗将如何发挥自主性，与权相蔡京展开周旋？对这一点详加考察，正是本书的意图所在。

第一章至第三章考察的是徽宗朝前期，即元符三年至政和六年(1100—1116）的政治状况，聚焦于各个不同时期的象征性事件，进一步探索当时的政治状况。

第一章明确了蔡京在徽宗朝起始阶段的政治地位，修正了将他第一次当国时期的终结仅仅归咎于徽宗个人的论调，考察了当时的政治背景。

崇宁五年（1106）正月，彗星出现的天变刚刚发生，蔡京就失势下了台。迄今为止的研究认为，徽宗畏惧天变，所以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罢免了蔡京，并否定了他此前的一系列政策。此外，这一事件的背景其实与自前年以来延续至今的宋辽外交交涉有关。西夏迫于宋军的攻势压力，向辽寻求帮助，辽继而遣使赴宋，要求双方缔结和约，并且宋朝还需要将获得的土地还给西夏。面对辽方的出马，徽宗想要采取宥和政策，接受条件，但与之相对，蔡京持强硬主张，企图迫使交涉决裂。因此，辽方的态度也逐渐变得强硬，宋辽之间陷入紧张状态。对宋一方而言，对辽关系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事项之一，这一点自不必说，稍有差池则必然导致危急事态。但围绕对辽外交方针，皇帝与宰相的意见产生了对立。此时发生的就是崇宁五年正月的政变，蔡京因此遭到罢免。他的继任者是赞同宥和政策的赵挺之。

同年，辽使再次到来，以强硬姿态交涉的同时，还在边境布置了军队。面对这种情况，徽宗与赵挺之耐心应对，在让步后终于顺利完成了交涉。朝廷内部的蔡京派虽仍然叫嚣着不惜一战，但徽宗与赵挺之压制住了这些声音，最终将交涉引向成功。

关于崇宁五年正月政变的原因，既有的看法只将其归咎于徽宗的性格。这是因为对徽宗存在偏见，认为他毫无政治能力又缺乏自主性。然而，在当时对辽交涉的漩涡中，徽宗与蔡京二人围绕政治方针存在意见对立，所以政变背后是高度对立的政治策略问题。

第二章以大观元年发生的诏狱为例，分析了从这一事件中窥见的蔡京第二次当国时期的政治姿态。

大观元年（1107）蔡京第二次当国开始不久便发生了张怀素狱，罪名是企图谋反。张怀素凭借妖术与口才，与吕惠卿、蔡卞等著名士大夫往来，案件中作为其同谋被捕的吴储等人亦出身名家，其中甚至还有王安石的外孙。他们与流放各地的旧党人士也有关联，或许是想要纠合对蔡京政权心怀不满之人。

这起诏狱的案发契机是一个名叫范寥之人的告发，他本人也出身于神宗朝的原宰相之家。他离家出走，流浪各地，还见到了流放广西的黄庭坚。一部分史料认为，是范寥照顾黄庭坚直到他去世，但依笔者的考证，这一点非常值得怀疑。实际上，范寥是张怀素一伙之人，他应是受了张怀素的指示来劝诱黄庭坚的。劝诱失败的范寥害怕遭张怀素责怪，所以设法筹集了路银，前往都城告发张怀素、吴储等人有谋叛嫌疑。

据说蔡京原本也是告发的目标人物之一，有遭连坐的危险，但担任裁决的官员是他的党羽，所以他才能够全身而退。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这起诏狱打压政敌，发挥了显著的政治影响力。

这起诏狱是以江南地区为舞台的。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蔡京还制造了苏州钱法狱。这一事件的情形与张怀素狱十分相似，即当地名门出身者作为主谋，连坐朝中高官，余烬持续燃烧了数年以上。张怀素狱甚至导致王安石的外孙被处以凌迟处斩的酷刑。两次诏狱是蔡京体制对江南地区的威压约束，也是此后由著名的花石纲引起的江南掠夺激化的基础。

第三章选取的是政和六年（1116）封禅计划中止一事，考察其政治背景以及大观至政和年间的政治状况。

在泰山等地举行的封禅仪式非常著名，是仅限于为国家带来和平的皇帝举行的国家最高级别仪式。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举行封禅的皇帝是北宋的真宗。然而实际上北宋末的徽宗朝也曾计划封禅，却最终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于政和六年突然中止。其背景是当时的政权内部围绕国家仪礼应当如何的礼制问题存在分歧，徽宗与蔡京之间产生了对立。

该前提自大观年间已然存在。这一时期，徽宗旨在编纂与自己的治世理念相匹配的新仪礼书，也就是此后撰成的《政和五礼新仪》。负责编纂任务的机构是议礼局，指挥编纂之人是郑居中。郑居中一边确认徽宗的意向，一边组织作成新礼制，在这一过程中，二人一直共享关于应有礼制的认知。相反，蔡京与议礼局毫无关系，他在礼制方面发挥主导权是在《五礼新仪》完成之后的礼制局时期。他与徽宗的想法最终产生了差异。

此外，徽宗与蔡京在政治方面的分歧也越来越深刻。微宗认为应当对蔡京的影响力加以限制，所以他着意拔擢从蔡京一党脱离出来的人才，利用他们反过来牵制蔡京。获得徽宗拔擢的是张商英、张康国、郑居中、刘正夫等人。最终，蔡京虽然下台并被逐出都城，但继他之后出任宰相的张商英不久也失势下台，于是蔡京返回都城，东山再起并位列三公。然而他的影响力已现颓势。

为挽回局势，蔡京以礼制局为中心再度推进曾经受挫的封禅计划，利用民众开展大规模的封禅请愿运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然而，对于正在发展以经书为基础的新礼制的徽宗而言，封禅已是毫无价值的仪礼。他追求的政权形象与坚决想要举行封禅的蔡京之间已有明显差别。至此，徽宗放弃了将政权委托给蔡京的可能性，将他置于仅在名目上“总三省事”的虚职之上，同时任命与自己拥有相同价值观、持反蔡京立场的郑居中、刘正夫为正式宰相。政和六年封禅计划的中止，象征着徽宗与自他即位以来断续存在的蔡京当国期的诀别。

第四章、第五章关注的是徽宗朝出现的颇具特征的官署与宫殿，考察其在政治上的作用。

首先，第四章选取的对象是殿中省。以《蔡行敕》这幅书法作品为起点，从它与蔡京一族以及殿中省的关系入手来考察。

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蔡行敕》，是徽宗亲笔（御笔手诏）所写、关于蔡行请求辞任领殿中省事一职的慰留文，是一手史料。这里的殿中省是唐代已经存在的官署，任务是侍奉皇帝的私生活，北宋前期未置殿中省，直到北宋末徽宗朝才初次设置。并且殿中省伴随着徽宗朝的终结再次解体，经历靖康之变进入南宋后也再未设置，所以是非常具有特征的官署。《蔡行敕》的接收者蔡行既是殿中省的长官，也是蔡京的直系孙辈。

北宋末的殿中省这一官署本身，就是在蔡京强有力的影响下设置的。神宗时期虽也曾计划设置，但终因用地不足而搁置。蔡京就任宰相不久的崇宁二年（1103），这一计划终于得以实现。然而用地不足的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善，殿中省曾好几次变更所在地，由此可知其设置是强行推进的结果。

从内部构成来看，殿中省本身与其附属的实务机关六尚局是完全分离的。在实务层面，自宋初以来分散到数个机关的职务表面上又统一到了一块招牌之下，但由宦官承担实际职务这一点并未发生变化。因此，设置殿中省的意义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个能够统辖六尚局的机构，并由士人来担任其中的官职。这就使得士人在禁中自上而下地抑制宦官势力成为可能，要知道，这一直以来都是他们难以插手的领域。

获任殿中监一职的是蔡京的党羽，尤其是他的亲族。蔡京的权势构建与微宗的心情息息相关，所以他不得不对皇帝的私生活也加以关注。在此之前，关于这一点，他被认为依靠的是与宦官之间的勾结。然而，实际上通过任命亲族等出任殿中监，他在确保了与禁中拥有直接沟通途径的同时还抑制了宦官的行动。

接下来，第五章关注的是被认为很有可能是徽宗朝后期最重要政治场所的宣和殿，以及任职于此的宣和殿学士。另外，本章还探明了宣和殿是御笔文书作成场所的事实。宣和殿以徽宗的宝物殿而著称。徽宗朝建造完成的这座宫殿此后更名为保和殿，二者被认为指的是同一座建筑物。然而重新研究史料后可以发现，被称作“宣和殿”的建筑物有四种，即宣和殿、保和殿、宣和后殿、保和新殿，其中宣和后殿与保和新殿是同一座建筑，其他则不是。只是作为这些建筑物总称的宣和殿更名为“保和殿”，此后宣和殿还是与保和殿一同存在。并且宣和殿不仅是宝物殿，其中还包括宫中建造的第三座图书馆，甚至殿中的一角还有当时最受宠的刘皇后的房间。对于徽宗皇帝而言，宣和殿是最舒适的空间，实际上他几乎一整天都在此度过。

像这样作为皇帝日常所在的宣和殿，同样也是政治上的重要场所。代表徽宗朝政治状况的御笔手诏也是在宣和殿东廊完成的，宣和年间从事这一工作的是以“睿思殿文字外库”为职名的宦官与下级武臣。其中宦官有“直宣和殿”或“直保和殿”贴职，带职的是最主要的宦官与宣和殿相关的文官官职是宣和殿学士。宣和殿学士设于徽宗朝，最初获得任命的是蔡京之子蔡攸。宣和殿学士虽然没有特定的职责，但他们可以自由出入禁中的宣和殿，从这一点来说，相比当时的宰执，他们与皇帝的距离更近。虽然此后可以确认共有十六人曾出任这一官职，但从始至终与宣和殿相关的却只有蔡攸一人，也可以说宣和殿学士一职本身就是为蔡攸设置的。

早在徽宗即位之前，蔡攸就已受其知遇，此后徽宗对他的宠爱亦一如既往。蔡攸此前仅仅被看作蔡京之子，但实际上蔡京体制的成立与存续，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徽宗对蔡攸的信赖。宰相难以插手在禁中作成的御笔，但有权自由出入禁中的宣和殿学士蔡攸是有可能对其加以掌控的。考虑到徽宗后期的政治状况，宣和殿这一场所与蔡攸这一人物应当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要素。

第六章将视线从徽宗朝移开，转而关注自北宋至南宋持续实施的皇帝与臣僚之间的谒见制度，解明其机制，并论述这些制度承担的政治任务及其变质的过程。

“转对”制度自北宋至南宋一直持续实行。北宋前期每五日实行一次，后期以降变成每月一日实行一次，似乎并没有严格执行的迹象。至南宋高宗朝，实行频率变成每日或每五日一次，称为“轮对”，是“轮当面对”的略称。当时，“轮对”是“转对”的特殊形式，二者起初并未分化。直至南宋中期，随着每月一次的转对的复活，轮对与转对开始区别开来。

从此以后，南宋人的意识中只有轮对，没有转对，在文集等其他史料之中，参加轮对之类的事也常被大书特书。因为轮对的劄子是向官场公开的，所以参加轮对并非只是向皇帝上奏意见而已，同时也是官员向当时的整个官场表达各种各样意见的机会，是政治演出的舞台。

因此，北宋的转对与南宋的轮对在官场上占据的分量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两宋的皇帝身处的状况大不相同。南宋的轮对始于高宗逃亡末期、好不容易在临安安定下来的不久之后，三年以前，高宗因明受之乱而被迫退位。对于尚未掌握禁军、仅依靠血统即位的高宗而言，这样的场合是很有必要的，不仅能够增加直面官僚的机会，还能倾诉衷肠对他们进行安抚，再以皇帝的身份赐予恩宠。基于这一状况实施并成为定制的，正是南宋的轮对。

第七章考察的是南宋第二代皇帝孝宗身上体现出的“亲政”向，以及与之相关的武臣馆职“阁门舍人”。另外还明确了御笔在当时得到广泛利用的事实。

孝宗的治世被认为是南宋的最盛期，特别是如果仔细审视当时的政治状况，可以看到他对武臣优待政策的推进。孝宗屡发言，认为应当文武平等，平时也经常偏袒武臣。关于这一点，向来被单纯认为是因为南宋与金尚处于紧张关系之中，所以当时实行的是重武政策，但实际上这是因为孝宗对士大夫政治的排斥。近年的研究已然明确的重用宗室政策，也有必要放在同一维度上来考虑。并且，孝宗的这种反士大夫态度，与他对士大夫之所以为士大夫的科举制度的排斥也有关系。

孝宗表露出反士大夫态度的原因之一，当然是为了防止出现前代高宗朝秦桧那样的权臣。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即当时的士大夫不愿就任实职，盛行清谈风潮，这令重视实务的孝宗感到十分不满。结果就是孝宗采取了皇帝“亲政”体制，越过作为士大夫的宰相等人，所有政策由他本人亲自处理。这一体制的成立有赖于出自皇帝亲笔、不经宰相而颁布的“御笔”，以及与宰相无关的“轮对”系统。

孝宗“亲政”体制成立的同时，他还设置了阁门舍人这一武臣官职。虽然是对武举进士的优待，但他们必须通过由中书舍人出题的召试，此后则可以与文臣馆职一样参加轮对。不仅如此，在孝宗的强力信任之下，他们还承担了传达最重要的命令文书及御笔的重要职责。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能晋升为更上层的近侍官一知阁门事。士大夫的考试使得他们的才能有所保证的同时，皇帝左右集团的“公”性也得以维持，这就是为了抑制士大夫的反抗而全新设置的武臣的晋升过程。由此可知阁门舍人在史书中被誉为“武臣清要”的原因。

本书序章所述的目的之中，首先完成追溯徽宗朝政治史工作的是第一章至第三章。笔者在这三章中追寻了自徽宗即位之初至政和六年（1116）的动向。这一阶段大致相当于徽宗朝前期。在此期间，徽宗一方面信任蔡京，坚持推进新法政策，另一方面，二人之间又存在别的对立轴，当它显现之时，蔡京便屡屡失势下台。对立轴指的是，是否承认君主的政治自主性，以及是否脱离以“祖宗之法”为基础的“君主独裁制”、继承神宗所展现的皇帝“亲政”的可能性，本书聚焦的正是这些部分。二人自此形成了相克的关系最终徽宗于政和六年占据上风，与此前的蔡京政权完成诀别。

然而，本书主要是从君主一侧来考察围绕上述政治体制的对立，所以将渊源追溯至神宗的“亲政”。因为他一度显示了可能性，所以向皇帝“亲政”的转变成了必然的趋势。而另一方面，也有看法认为蔡京的登场同样具有来自神宗“亲政”的制度背景。也就是说，从士大夫官僚一侧来看，神宗的元丰官制（特别是宰执之间的相互牵制体制）以部分否定的形式得到发展，其中存在使宰相（尤其是首相）长期掌权成为可能的制度基础。如此一来，北宋末的党争暗潮之中实际上存在两种看法：其一，原封不动继承神宗制度，则皇帝“亲政”成为必然；其二，批判地发展神宗制度，则宰相专制成为必然。而斗争的最前线可以说正是徽宗与蔡京之争在这个意义上，蔡京依然是宋代士大夫群体的一员。闯过科举难关又熬过激烈政争的他，作为士大夫，果然还是具有时代为政者的气概。而作为对比形象出现的正是他的儿子蔡攸，这一点非常有意思。

本书第四章、第五章所见，正是徽宗朝时侍奉皇帝左右，涉及殿中省、宣和殿等禁中相关重要组织的蔡攸一家（绝非蔡京一家）。当然，他们的行动或许有不少出自蔡京的蓄谋，尽管如此，蔡攸主要还是作为个人得到徽宗的信赖。正如前文所见，君臣二人之间独自形成了非常强的联系。恐怕这样的举动对于此前的士大夫而言是绝不可能得到的，其背景正如小林义广指出的那样，自北宋后期开始，士大夫的思考起了变化，产生了将皇帝视为独一无二存在的看法。”无论如何，当初站在父亲察京这边的蔡攸最终依附徽宗，选择成为支持皇帝“亲政”的近侧官（曾被负面地称为“俸臣”）。接下来的宣和年间，可以看到蔡攸与蔡京的父子对立（还有与蔡修的兄弟对立），这很可能是双方政治立场不同导致的。

通过关注蔡攸一家获得的发现之一是，皇帝的私人空间逐渐具有了政治空间的性质，这一点从殿中省、宣和殿即隐约可见。关于政治空间问题，平田茂树已反复指出其重要性。唐后期以降，皇帝与宰相们的接触比重从正殿向内殿转移。“宋代则将在内殿崇政殿或承明殿（之后是延和殿）举行后殿视朝视作理所当然。但这至多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开放的过程，反过来说，也是公共空间侵蚀私人空间的过程。然而进入徽宗朝后期，御笔作成等工作正是在宰相们无法进入的禁中最深处的宣和殿进行的，参与其中的正是蔡攸等人，而他们却连宰相都不是。像这样的“场所”还不是受到制度保障的公共空间，可以说是制度外的“场所”，是私人空间政治空间化的产物。这是此前的宋代政治制度中不可能存在的政治空间，其背景是向与“祖宗之法”的“君主独裁制”不同的政治体制的转移。也就是说，这或许是向皇帝“亲政”方向转移途中出现的事物。

涉及“场所”，好不容易逐渐制度化的是“直宣和殿”与“睿思殿文字外库使臣”等官职。他们归根结底是“亲政”者徽宗的辅佐之人，参与对皇帝“亲政”而言最重要的政治手段“御笔”的作成。这些官职可以说是皇帝“亲政”体制化、制度化的萌芽。问题是担任这些官职之人是宦官或皇帝近侧官，他们承担了政治权力的一部分，这对于作为史料记录者的士大夫而言，无非显示了皇帝的“恣意性”与“政治腐败”，所以当然是需要批判的对象。因此，从留存至今的记载来看，徽宗朝后期的形象是非常负面的，是无序政治横行、宦官跋扈嚣张的时代。这一结论的前提是皇帝对这些人无法加以制御，但事实究竟如何呢？

这是由包含许多士大夫以外之人在内的左右近侍形成的皇帝“亲政”体制，它位于禁中深处，也就是所谓的“中朝”乃至“内朝”。简单的比较或许需要更谨慎些，但它不禁让人想起外朝宰相处理日常事务重要的政务裁决由皇帝及少数左右之人担当的汉代“中朝”。皇帝“亲政”的终点就是由他本人以及一部分近臣主导政治的“中朝（内朝）”。

但另一方面，从士大夫的立场来看，这一时期也是前文所述的首相（首席宰相）专权可能性获得制度保障的时期，其后假定而成的就是公相制。从本书第三章所述蔡京当时所处的政治状况来看，公相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仅从静态的制度来看，也可以说它的确源自元祐以来的官僚制度。所以就徽宗朝后期的政治状况而言，必须考察的是作为皇帝“新政”体制而形成的“中朝”与士大夫公相制之间是如何达成妥协的，以及第二位公相王黼与徽宗的“中朝”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还有，与不久之后的北宋灭亡相关的对辽对金政策又是由谁来主导的？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在考察徽宗朝后期政治状况基础上留下的课题。

作为上一阶段的徽宗朝前期，是“君主独裁制”时代向下一阶段转移的胎动期，也是徽宗一边与代表士大夫政治的蔡京之间反复发生各种冲突，一边逐步获得政治主动权的过程。

最终的结果是，徽宗朝皇帝“亲政”体制的构建，因徽宗个人力量的问题以及北宋灭亡之故而遭遇挫败，并未作为制度得到确立。该课题遂延续到了南宋。本书第七章关注了南宋第二代皇帝孝宗的“亲政”，表面上看起来是很顺利的。孝宗似乎与至北宋前期为止的为政者们特性相异，他在对士大夫感到失望的同时却并不在意他们，所以他的“亲政”得以充分发挥作用。近年来的研究指出，孝宗找机会与许多官僚进行了接触，并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

从本书第六章的论述来看，他也充分利用了转对的机会。孝宗独自进行政治决断、大量使用御笔的这一政治姿态，可以说是北宋末以来一直期望的皇帝“亲政”的终点之一，因而他被称为“南宋第一明君”是令人信服的。

本书未涉及的是联结徽宗、孝宗两朝的南宋第一代皇帝高宗时期。这个承接北宋灭亡而成立、为仅存“天下半壁”但依然延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南宋王朝打下基础的时代，围绕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研究课题。那么，高宗朝为达成皇帝“亲政”这一目标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在本书的最后，笔者希望借助先行研究来简单看一看这一时期的政治状况。

最常作为皇帝“亲政”象征的正是“御笔”，但高宗朝极少颁布御笔。准确地说，在常处于战时体制的建炎年间，颁布御笔的情况很多，但情势安定的绍兴年间；尤其是秦桧专权的大约二十年间，几乎见不到御笔的踪影。即便算上史料不足的原因，这一时期依然是御笔受到极端限制的时代：

上谕辅臣日：“今旦凡批降御笔处分，虽出联意必经由三省、密院，与已前不同。若或未当，许卿等奏禀，给、舍缴[驳]，[有]司申审。”朱胜非日：“不由凤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宋会要·职官一》七九，绍兴二年九月十九日条）

早在绍兴初年，当时的宰执朱胜非吕颐浩等人就已对御笔制度大加限制。接下来的秦桧时代则几乎从未提到御笔。

如今再来思考其中的缘由，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高宗朝初期的皇权弱化。关于这一点，第六章已有言及，高宗政权是缺乏皇位继承正统性的亡命政权，甚至当时还曾发生因为叛变导致皇帝被迫退位的明受之乱。

再加上高宗本人也缺乏自主意志，态度消极。根据寺地遵的研究，他好不容易在绍兴七年!（1137）明确表态，为了父亲徽宗的梓宫能够回归，必须与金进行外交谈判。他这么做或许是因为梓宫返还一事多少能够保障他即位的正统性。其结果就是秦桧得到起用，翌年第一次宋金和议达成。

然而对于皇帝表态一事，当时有不少来自士大夫的反对声音。可以发现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秉持的正是“皇帝机关说”，即天下是祖宗的天下，帝位并非私物而是传统公器。这正符合北宋前期的别是权威等话题，是南宋第二代孝宗皇帝时与太上皇高宗相关的问题，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对孝宗朝的“亲政”体制做进一步考察。

本书是宋代“君主独裁制”再探讨的第一步。迄今为止，缺乏政治自主性的君主被冠以“君主独裁制”之名，因为过于将其视作已然得到确立的制度，所以便认为它是宋初支配体制整备完成的产物。因此，偶尔出现的具有主动性的君主作为“专制君主”被另眼相看，而他们的影响也从未被考虑在内。然而，他们的个性反馈到后世的制度之中，正是对“君主独裁制”的阶段性更新与发展。他们期望的权力向君主集中这一点，也在制度层面上得到推进，并被后世继承。当然，如果后继者们缺乏自主性，则将再次向“君主独裁制”回归，此时的“君主独裁制”与具有主动性的君主登场之前相比，又得到显著的强化。像这样的构造基本上在不断重复，很可能正在阶段性地向明、清时期发展。“君主独裁制”并非铁板一块、不变的体系，根据可能的提示，它的振幅很广，是非常富有弹性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