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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的托克维尔“1644史观”背后：中国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对决
沉
东风破邪//约 6 分钟
摘要：1936年，日本皇道派民族主义与统制派民族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对现状的态度，前者将民族主义视为改变现状的手段，后者则将民族主义视为维护现状的方法。近日，围绕着1644史观问题，中国政治舆论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震撼。与过往不同的是，这是一场爱国舆论阵营内部不同派别的冲突，其中意识形态矛盾挖掘之深，影响范围之广度，尤其是对中国年轻一代的波及程度，堪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后从未有过。无论从国家安全，还是从文化共识来看，此次舆情都值得认真严肃对待。不过，若是冷静观察此次舆情冲突，此次中国意识形态冲突与上世纪日本三十年代日本国内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全球来看，1932年的世界，极右翼激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崛起，先后在德国、意大利等重要国家取得政权，并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这深刻影响并塑造了当时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大正时期一度强大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在日本体制的民族主义宣传打击下走向式微，随着共同的意识形态敌人消失，代表日本草根诉求的激进民族主义皇道派与代表日本官方利益的建制民族主义统制派矛盾分歧日益明显。这一点，与今天中国的意识形态思潮问题境况，存在着相当程度上的部分相似。目前，随着右翼激进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壮大，大民族主义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崛起，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观念取向，与此同时，中国自由主义作为一只舆论势力基本上丧失影响力，共同敌人消失后，官方民族主义与草根民族主义之间的分歧也就开始浮现。需要注意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冲突最典型的特质就是——严重的代际斗争问题（参考链接：日本226兵变：小镇做题家的代际矛盾大爆发）。皇道派以贫穷的日本青年人为主，而统制派以富裕的日本中老年既得利益者为主，前者以民族主义旗帜发起多起武装刺杀和叛乱，将老辈日本统制派大佬视为国贼予以制裁。这一特质，也鲜明地体现在此次“1644史观”舆情冲突之中。中国年轻人通过拥抱1644的历史观，将金庸、二月河、余秋雨等前辈文化名流以及相当多的年长建制派爱国大V打造为“汉奸国贼”，并予以无情且疯狂地舆论暴击——短短一个月内，多少曾经声名显赫的前辈名流被扯下神坛，砸在地上反复践踏。对“汉奸老登”们的揭露、批判和讨伐充斥于这场民族主义浪潮之中，并形成了一场波及甚广的文化意识形态“洗礼”，近乎闪电般重塑了新的文化认同标准和伦理道德权威。需要指出的是，当年的日本统制派与皇道派矛盾激化于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之后，随着经济的恶化，社会各阶层对存量经济资源的争夺日益加深，经济利益的矛盾逐步凸显，尤其是日本年轻人生活贫穷无望，而手握资源的既得利益者大多数又是前辈中老年人——以至于皇道派民族主义的诉求中具有很强的均贫富、反资本等社会主义色彩，北一辉自诩民族社会主义者，就是如此。今天的“1644史观”中，就存在着相当多对东林党、士绅卖国贼的猛烈批评，“汉族精英背叛了华夏，引清军入关”，以及由此引申出对资本的猛烈攻击，乃是今天1644史观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1644史观中的李定国崇拜中，通过对李定国“反抗阶级压迫”特征的强烈肯定，形成了1644史观民族主义中的核心诉求之一——即明粉所言之“流寇守国门，精英献降表”。与之相应的是，随着英美遏制战略的持续深入，今天大多数中国企业利润水平的不断恶化，资方与劳工之间的经济矛盾也日渐尖锐：冷战并未减少中国出口的规模，但却严重削弱了中国经济的利润价格水平，这背后不仅仅是内卷，也是中国企业员工尤其是年轻工薪阶层境况的恶化，这必然带来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年轻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收入越来越不稳定，劳动强度越来越高——制造业工厂从广泛的白班和三班倒转变为普遍的两班倒，互联网大厂大批量转向外包，而普通工作和单位开始以劳务派遣取代传统招牌，年轻人面临着严重的焦虑和幻灭，在日益无望和巨大落差的现实迷茫中亟需寻求自身的认同——而1644史观以一种充满血脉、阶级和代际的逻辑迅速捕捉到了这些人的情感本能。“清军与士绅勾结”和“满遗与资本的勾结”，乃是1644史观对过去与今天世界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世纪30年代，日本皇道派民族主义的主张获得了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狂热认同，这让当时的日本建制派民族主义相形之下几乎完全丧失影响力，沦为公众眼里“虚伪”、“无耻”、“腐败”和“国贼”的象征，当时的日本统制派犹如今天的共和党建制派一般，日益失去了民众的舆论基础。今天的舆论斗争何尝不是如此，一个普普通通1644史观的民族主义女性鼓手仅仅只用了一个月，就轻易将各个身经百战的建制派民族主义意见领袖们横扫一空，使之在大批支持者心中声名扫地，甚至沦为“不堪小丑”，所谓秋风扫落叶，也不过如此——这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反对派们鼓吹“自由民主”三十年都无法做到的目标。反过来说，相比于1644史观民族主义思潮的大背景、代际和阶级特征，其具体历史认知逻辑本身反而是其中最无足轻重的因素。就像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所言，“历史服务于政治”，而1644史观何尝不是如此——相比于历史学本身，其更是一种政治宣传，历史只是一种政治宣传的掩护、工具和载体——衡量其标准不是其逻辑真假与否，而是宣传有效与否。从国家角度看，此次舆情冲突，实际上从根本上暴露了建制派民族主义和草根派民族主义之间无法掩盖的分歧，而这种分歧的深层驱动力并不仅仅是基于双方的历史认知差异，甚至不光是民族视角的不同，而是双方日益凸显的代际和经济矛盾。无论如何，1644史观民族主义及其追随者已经震撼了这个世界，不管是否愿意承认与否，其都已经不可避免地随着争论的扩散传播至更多维的范畴，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众接触这种基于其民族、阶级和代际本能诉求的理念，这一理念影响力的扩大将是不可避免的。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拥有当时德国最年轻的领导层和支持者，具有鲜明的民族、阶级和代际诉求。与2015年的特朗普MAGA运动一样，其一出现，就让其他任何政治力量黯然失色，并表现出对群众近乎疯狂的感召力，尤其是在大萧条时更是如此——知识分子往往会轻视其意识形态逻辑的混乱和肤浅，但真正的政治家则会意识到这是一股远比自由派更令人生畏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