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正经人不写日记：日记一直是士大夫书写的传统

前言

在中国日记大厦里，藏着数不清的珍稀宝贝，有待你的浏览、注目和摩挲。这一方神奇的日记世界，是中国人用心营造的具有特别气象的精神家园。

较早执着于探寻日记世界的学者如陈左高先生等人，曾为它的琳琅满目惊叹不已，立志为这座宝库登记造册，以便后来者按图索骥，亲近这些宝贝。《历代日记丛谈》《中国日记史略》等著作就是前辈学人留给后世的日记“藏宝图”。时至今日，北京大学的张剑教授等人同样认识到这份财富的可贵，带领着一批批日记探险队员前往日记“宝藏山”，细致描绘每一部日记的概况，将其刮垢磨光，供世人研读品玩。

日记，究竟是一笔怎样的财富，让中国人持续不断地接力书写，最终累积成不可忽视的中国文化遗产？日记，究竟散发着怎样的魅力，让百多年来许多学者为之劳心损目，不断耕耘，探寻新的研究结果？日记，为何又是一种充满魔力的阅读物，在最近十多年来俘获众多读者，吸引他们津津有味地沉浸其中？

一、日记万有

“包罗万象”，这个人们通常用来形容日记的词汇，恰恰揭示了日记最大的特点。由于作者及文体自身的局限性，日记并非自足的研究材料，却并不妨碍我们称它“包罗万象”。一些权威工具书如《汉语大词典》将日记定义为“每天记事的本子或每天所遇到的和所做的事情的记录”，道出了日记的本质。一个人每天遇到和所做的事情容或有限，但许多人纷纷将其记录下来，人来人往的足够广阔的历史世界岂不由此绘就了？新近将“日记”纳入词条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则解释如下：“文体名。一种以具体日期为单位，由官方或个人对经历或见闻的事件、现象、感受及所持观点予以记录的文字。又称日录、日谱、日历。”这一定义扩大了日记的内涵，更接近中国古代日记的真相。不管日记的别称是日录、日谱、日历，还是记事珠、自记履历等，它都是时间维度上个人感知世界的全部。这些以时间为单位，持续或断续记录的文字，不仅承载了写作者的所见所闻，还囊括了他们的所思所感，故称它“包罗万有”也并非言过其实。

“日记万有”，是我对中国古代日记的总体印象。之所以如此概括，不仅因日记文体丰富的容量与超强的延展性，还因为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角度而言，日记都事无巨细地描绘了中国古代世界的方方面面。

从历时角度而言，商周时期的一些甲骨卜辞已被视作日记的雏形。当然，学界通常认为日记起于西汉，成熟于唐宋时期。到了宋代，私人化日记才真正成熟起来。这一时期，黄庭坚《宜州乙酉家乘》、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等陆续出现，成为后世日记写作的榜样。惜乎此期日记的内容和篇幅相对窄小。直至清代，传统日记才真正迎来全面的繁荣。清代存世日记超过１１００种，篇幅上百万字的日记就有数十家，如翁心存、管庭芬、何兆瀛、曾国藩、杜凤治、郭嵩焘、柳兆薰、李慈铭、翁同龢、赵烈文、谭献、王闿运、萧穆、薛福成、缪荃孙、袁昶、叶昌炽、皮锡瑞等人都为后世留下皇皇日记。至此，中国进入“百万字长篇日记”的新时代。

清代中后期规模庞大的日记之诞生，是晚清以来读书人日记意识觉醒并大规模付诸写作实践的产物。王闿运在影印《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跋语中指出，近世至李慈铭“始以巨册自夸”。李慈铭将日记的规模和篇幅视作值得夸饰和炫耀的资本，不仅征兆了日记著述化的时代潮流，也透露出日记内容日益膨胀的时代新趋向。在日记逐步“巨册化”的过程中，它包含的诗文、札记等材料，也成为清代人著述的源泉。李慈铭、谭献、王闿运等日记著述化的先驱，一再展示了日记无所不包的特性。由于晚近的日记著述篇幅巨大，许多日记作者都开始不断整理自家日记，有的甚至为自家日记撰写目录。蒋维乔多次“摭《日记》目录一卷”，钱玄同有自编日记目录一册，徐崇立晚年面对留下的７４册日记，写下《题日记目录后》一文。个人的日记至此超越薄薄的备忘录，其规模庞大者已经成为恢宏的著述。由此可见，作为整体的中国日记无所不包，即如个体所撰的单种日记，其中不少也配享“万有”之名。

民国时期，日记成为学堂必备的作业，由此涌现出大量的学生日记，中国的全民日记时代至此初见端倪。教育机构中批量生产日记并非民国教育的突然发明，在明清时期的书院教育中，学生写日记渐成普遍制度，故学古堂、龙门书院等机构都留下丰富的书院日记，而王祖畬等晚清著名书院山长也是皇皇日记的作者。学堂的日记体式，在谭嗣同《浏阳兴算记·经常章程五条》中也有明确规定：“夜间写日记，须载明本日阴晴风雨。”８可见，学堂不仅要求写日记，还限定日记的内容。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日记传统在近代是连续而非断裂的，是游离于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洪流之外的。日记文体传统在古今之间平滑转换，是中国文化古今演变中耐人寻味的一点。

想用较短的篇幅来说清宋代以后中国日记的发展史，显然不容易。如上描述不过意在说明，自宋代起，日记便是记录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献。且时代越往后，日记的规模越来越大，容量也愈发扩充。具体到个人日记，所涉时间跨度也越发绵长。及至近代，《郑孝胥日记》跨度达５６年，《蒋维乔日记》更长达６２年。时代越往后，个人通过日记作“我史”的念头越发强烈，甚至呈现与他人竞赛的情况。日记数量与体量的增长，不仅拉伸了记录中国历史的长度，也增添了其记录中国历史的厚度。日记颇显弹性的文体特征，使其具备多样的演化潜能，在内容和形制方面“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便也顺理成章。

就空间角度而言，日记从少数文人有限活动范围出发，日益扩张，最终覆盖了整个中国。作为文化高度发展及文人自我表达日趋现代的体现，日记起初被都城及东南等地的活跃文人运用自如，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人一开始便将日记视作旅行书写的重要载体。文人的足迹有多远，中国古代日记笔触所及的地方就有多远。从西域的天山大漠，到关外的草原森林，从南方的阡陌丘陵，到东海的万里波涛，都是中国日记里的锦绣华章。从市镇到乡村，从庙堂到村落，从书院到祠堂，从摇篮到墓庐，也都是中国日记反复提及的场所。日记里的空间可大可小，可远可近，最终成就了名副其实的“微缩中国”。而那些走向海外的作者，更为清代日记增添了数不清的“世界图景”。清代日记，从此不仅是中国的日记，也是世界性的日记。

二、清代日记的价值

清代是中国古代日记的集大成时期。此期存世的日记数量远超前代，写作日记的主体也较前代更加多元，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均有日记存世。日记文体在清代取得长足进步，从早期简略的游记到有目的的游记写作，从题材简略的理学日记到晚清以来无所不包的巨型日记，日记的内容和体例都越发精密。邹振环在《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一文中把中国日记文献分为记事备忘、工作、学术考据、宗教人生、游历探险、使行、志感抒情、文艺、战难、科学、家庭妇女、学生、囚亡、外人在华等十四类，可见中国日记形态之丰富，然而诸种类别的日记大都直至清代才完全成型并形成规模。此外，清代的日记文化也产生了家族影响，一些家族绵延三五代人都写日记，形成独特的家族日记。而“晚清四大日记”的出现，更为清代日记赢得赫赫名声。事实上，清代日记的种类十分丰富，根据不同的功能，逐步发展成许多中等规模的日记系统，形成蔚为可观的日记景观。这些日记包括各类差事日记，如学政考试往往形成学政日记，替皇帝祭拜陵寝则有谒陵日记等，出使海外又催生大批星轺日记。即便日常出游，清代也逐渐形成许多专门的游记，专游苏州洞庭山、镇江金山等地的日记均可单独成一门类。这些类别各异的日记，随着时间推移，发展成相对完备而互有联系的日记系统。这些大大小小的日记群落，构成了清代日记的“满天星斗”，形成交相辉映而别具特色的清代日记总体风貌。凡此种种，反映了清代日记无与伦比的集成性和丰富性，注定了它是观测中国古代日记最适合的样本。

清代日记不仅在中国日记史、中国文献史上有着非凡的意义，置诸世界日记之林，它也有足够自傲的地位。从世界文学的范围来看，日记并非中国特产，东西方诸国均有悠久的日记传统。日记体散文和日记体小说在欧洲各国及日本等地都相对盛行，其直接描写、私密感以及主观写作等特点，更宜表达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与中国日记不无差异。不过西方著名的《佩皮斯日记》迟至１８世纪才出现，在那之前，中国早已有了《祁忠敏公日记》《味水轩日记》等大部头日记。到了清代，中国大量征实日记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尽管目前尚缺乏细致的比较，但从粗浅的印象看，清代日记无论从数量、篇幅还是内容方面而言，相较于西方日记都堪称“国粹”。是的，日记也是当之无愧的国粹。

清代日记价值非凡，但内部各时段的日记分布存在不平衡现象。就日记文献的丰富度和研究潜能而言，清代“一头一尾”的日记最有价值。这一观点受程千帆先生论清代文学“一头一尾”说的影响。１９９７年，程千帆在给弟子蒋寅的信中说：

我现在先谈两点，我认为特别重要的：一是关于清代文学。一头一尾，社会背景，理论创作都具特色，近人为一代有一代之胜之说所误，对清代往往不加重视，你现在抓王渔洋，这很好。由钱牧斋到王渔洋是一个阶段，一个整体。……第二是清朝末年龚定庵到陈三立、朱祖谋乃至南社诸子又是一段。抓住这两头，中间就好办了。

这段论述不仅指明了清代文学的重心，也直接启发了笔者对清代日记的认识。以时段论，清朝社会最活跃的时段无疑是清初和晚清。明清易代影响下的清朝初年，承晚明余绪，文人好游，好发议论，日记多见精彩。至康熙中叶以后，文字狱勃兴，士人噤声，大多数人不写日记，即便偶作日记，多数也干枯简略，无足观。至于晚清，时代的特殊性造就了思想的“海水沸腾”，促成了新文献的大繁荣，而日记便是晚清以来文献大爆炸中茁壮成长的一类“新文献”。由此不难看出，清代日记就其价值最大者而言，的确在王朝的“一头一尾”。

这种情况在近年有关清代日记的研究中同样有所体现。“晚清四大日记”及其他此期的日记，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此外，清初的日记同样受到学界垂青，如围绕《侯岐曾日记》，最近五年已有周绚隆《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及朱亦灵《覆巢之下：一位江南士绅的日常生活与明清鼎革》两部著作专门探讨。至于康雍乾嘉等时期的其他日记，则备受冷落。相信在未来的研究版图中，清代日记的“一头一尾”仍会是学界关注的重心。

然而，清代康雍乾嘉时期的平庸日记，同样值得关注。这一时期的日记，由于政治忌讳等因素的影响，普遍无趣且“不好看”。然而，日记与政治的关系是绕不开的重要话题，回避意味着偷懒。直面政治与日记的关系，方能正确认识这一时期诸多日记的价值。尽管避谈政治是此期日记的显著特征，但日记中的日常生活仍不可避免地保有许多政治活动的痕迹。清代中前期牵涉日记定罪的几大文字狱案，让文人噤若寒蝉，而嘉道以来意识形态的松动，为文人在日记中记录政治动静保留了一些空间。倘对这几个时期日记的内容和写作方式等详加比较，不难发现清代政治风向下文人的思想及其表达的细微变化。由此不难想见，清中叶读书人写日记时或可以不问政治，政治却仍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文人。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中谆谆告诫子孙：“昔有不解事人，以耳食为笔记，谬妄触忤，祸及身家，皆由不遵圣贤彝训所致。故日记、札记等项，断不宜摭拾时事。”乾嘉时期的日记“难见时事”，根由或正在此。

然而，家训里的谆谆告诫也表明，许多人仍然遏制不住地要在日记中写时事。况且，即便是日记中简要的私人生活记录或是读书札记， 同样不乏政治因素。诚如阿甘本（Ｇｉｏｒｇｉｏ Ａｇａｍｂｅｎ）在《身体使用》一书中说：“当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消逝，只留下了私人生活和赤裸生命时，作为这个领域的唯一主人，在私人生活层面上，必须将自己公之于众，并试图传播自己不再可笑的文献（尽管它依旧如此）。在这一点上，这些文献与之若合符契，其平凡日常被现场记录下来，并通过各种窗口传达给他人。”无论清中叶的文人如何掩饰自己的日记，试图让它变得更加安全，但他们想要记录自己、表达自己的愿望是藏不住的，而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在日记中埋下了足够多的隐秘线索，只不过有待我们去开发解密而已。

清代日记写作者往往有相当的文体自觉，他们的日记观念与日记写作实践，是宝贵的日记理论资料。回到清代或近代人的日记观念世界或写作实践中去思考，有助于把握近代日记的真相。譬如在近代写下数百万字日记的徐崇立，为自己皇皇的日记编目并作序时，写下这么一段话：

日记未知始于何时，据宋周煇《清波杂志》，宋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公私事悉具。曾子宣日记列《古学丛刊》中，止纪行耳。近代日记最多者，曾文正、翁文恭、李莼客、王湘绮四家。郭筠仙侍郎日记多至一巨簏，亦至博洽，惜未刊行，未能卒读。何道州日记只见残本，叶鞠裳学使《缘督斋日记钞》，他如文道羲、吴愙斋诸家时见于《丛刊》中一鳞一爪而已。其闻而知之者，为钱竹汀宫詹《日记钞》，只见书目， 《潜研全书》所未载。蒋子潇《游艺录》，其门人所述，凡读十四经，读释道藏各有日记数十卷，其诸子百家十六卷别为读书日记。是日记分类尤为浩博，惜未刊行，其行世者仅《游艺录》三卷，略见其著述之一斑。李氏日记，每读一书，必勘校其得失。如四库书之有《提要》，所著即录稿于行间，论学论诗，词句名隽。除丑诋谩骂外，胥足为学者之津梁。如与蒋记并刊，洵堪骖靳。乃一则迄未刊行，一则卷帙繁重，印本罕觏，未易窥寻。最近如谭畏公日记，余曾手为编次，约数十本，纪游、谈艺、收藏、鉴别皆可传世。

这段论述不啻一篇日记简史。徐崇立活跃在晚清民国时期，他对日记的认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我们探究近人的日记观提供了必要的参考。类似有关日记历史和价值的论述，许多清代日记都有记载，这是清代日记自具的理论价值，值得重视。

清代日记日趋繁荣背后的文人心态，对理解近世以来中国文人自我意识及现代性不无帮助。晚近以来日记篇幅规模的膨胀，不仅是文人自我表达意识充分发展、急遽突显的结果，也是日记被文人纳入有意为之的“文化资本”而苦心经营的结果。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理学家在切磋砥砺进德修业的过程中，日记作为互相批评的材料，扮演了重要的公共角色。在理学家思想互批的行动中，日记是重要的文化资本。也因此，经营日记成为许多有志求取理学声誉的学人的主动选择。倭仁、李棠阶、曾国藩等人都为此孜孜奋斗。

在理学家之外，众多文人在日常交流中，也将日记视作沟通与争竞的新通道。晚清以来，李慈铭“以巨册自夸”，王闿运、郭嵩焘等人撰写篇幅巨大的日记，且将这些日记传示他人或公开印行，都表明日记成为文人弋取名声的新途径。那些无法跻身全国主流文坛的底层文人，同样小心翼翼地将日记作为文化资本加以经营。晚清以来，区域性文人如管庭芬、萧穆、徐兆玮、范寅等人都写下超百万字日记，表明日记确是地方文人有意经营的“底层文化资本”。这些日记与作者全力投身其中的大批地方文献事务一起，满足了许多中小型读书人参与地方文化建设，树立地方文化权威的愿望。由此，日记为个体打造“文化资本”提供了简便易行的法门，它在晚清的大规模流行便也在情理之中。

清代日记的价值，远不止如上概述的那么简单，从日记写作者的心态出发，还能有新的认识。张剑教授站在日记写作者的角度，从史鉴论、积微论和生命论三个角度出发，发现日记写作者写日记的目的：视日记为记录对时代和社会有用之事的借镜，“外王”是其或隐或显的目的；视日记为个人道德、修身、著述之积累，“内圣”是其或隐或显的目的；视日记为私人生命留念的记录。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不同日记的价值偏向，即有的偏于公共的，有的偏于私人的。张剑进而认为，“史鉴论、积微论影响下的日记，大体可视作一种公共书写，而生命论影响下的日记，虽然重点在于私人生命感受和过程的记录，但也不排斥其中的公共成分。传统日记无论从源头还是其发展流变看，都非一个‘私’字所能涵括”。这一概括相当全面，相关论述也契合清代日记的实际。在发掘清代日记价值时，从日记作者的主观心态出发，相信会有更大的收获。

【内容简介】

中国自有文字诞生以来，即有按日记事的传统。宋代以来，日记作为日常书写和反映个体精神生活的一种载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本书以清代日记为切入点，通过八个专题，来探讨清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为读者展示阅读日记的基本方法。作者力图突破将日记作为单纯史料的常规办法，引入书籍史、情感史、饮食史等方法介入研究，角度新颖，丰富立体，兼具学术性和普及性。

【作者简介】

尧育飞。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湖南大学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文献、清代日记研究。已整理出版《潘钟瑞日记》《陈曾寿日记》《何绍基日记》《李辅燿长沙日记》等，主持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湖南日记研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自2021年起在澎湃新闻开设“日记探微”专栏。

【目录】

绪论： 传统日记的发展脉络／ ００１

１．中国古代文人对日记的兴趣／００３

２．古代日记与文学复兴／００５

３．省身日记与理学复兴／０１０

４．域外游记和“中体西用”思想／０１５

５．日记与传统资源的“活化”／０１９

一、三十种日记中的出洋五大臣被炸案／ ０２４

１．五大臣日记中的被炸案／０２５

２．旁观者日记的证词／０３４

３．爆炸案消息的传播／０３８

４．爆炸案的余波／０５１

二、同治元年瘟疫下的众生／ ０６２

１．正月的天气与兆头／０６４

２．奇人周腾虎的身后事宜／０６８

３．赵烈文“家人”之死／０７６

４．《曾国藩日记》中的瘟疫／０８０

５．瘟疫中的文事／０９２

６．瘟疫与文人的“家”／１０５

三、新年发笔与清代读书人的仪式感／ １１６

１．梁章钜论“元旦发笔”／１１７

２．新年发笔的一般样式／１２２

３．幽明之力与自省之维／１２９

４．萧穆日记里的“试笔”／１３４

５．高官的新年发笔／１４１

６．新年发笔体例的生成／１４４

７．祝词与自勉之词的“模件化”／１５４

８．边缘性视角下的新年发笔／１６３

９．日记与新年发笔／１６８

１０．恢复日常仪式／１７２

四、曾国藩的围棋事业／ １８２

１．早年棋事与修身中的“围棋焦虑”／１８３

２．军中棋事与幕僚围棋圈／１９２

３．百战归来再下棋／２００

４．作为日常、日课与日记成分的围棋／２０４

五、一位晚清知县的“文字世界” ／ ２１１

１．舟中读与县署读／２１２

２．诗文输出与“文学下乡”／２２２

３．联语与“皇权下县”／２３０

４．文学边缘的知县阅读／２４０

六、清末官员恩光的感情世界／ ２４９

１．一页“情书”／２５０

２．与仆人李成相爱之始末／２５６

３．言情词汇与三条情感线／２６４

４．易代之际的壮庖之恋／２７３

５．生日与北京钟楼的声点／２７９

６．日记的情感深度／２８６

七、郭曾炘： 一位清遗民的自我修养／ ２９４

１．清遗民是怎么想问题的／２９６

２．如何做好清遗民／３００

３．清遗民的分化与身份自塑／３１０

４．“作为个体的遗民”的郭曾炘／３１５

八、《湘绮楼日记》中的饮食地图／ ３２４

１．一个人的晚清饮食史／３２５

２．贫穷与奢靡的两端／３３０

３．饮食地图及其写作动因／３３４

４．在历史和日常中认识食物／３３７

５．以食观世与饮食书写／３４１

结语： 公共的、琐碎的以及时间的日记／ ３４８

１．公共性、典范性与独特性／３４９

２．琐碎记录与日常生活／３５３

３．时间之谜／３５７

后记／ ３６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