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城的种子故事

NG2025年12月24日约 21 分钟

地球是一个奇迹
物种｜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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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城的“农民育种家”张秀云用不同的老品种作为亲本，培育出3个口感独特、抗倒伏的玉米品种，这些玉米品种并以她的名字命名。

8月下旬的一天，云雾笼罩在金沙江峡谷的山脉之间。石头城前一天晚上刚下了一场大雨，这让通往农田的路变得湿滑，一下子难度陡增。我们跟在和秀勤身后，穿过邻居家的院子，跨过溪流、泥坡、石块，走过一段陡峭的土坡，来到她家的农田。这片田地在石头城村的下面，离山谷的金沙江已经不远。在8月的雨季，雨水汇入溪水，带着泥沙一起流过石头城人的祖先在田地间开凿的明沟暗渠，流进山谷里的金沙江。这个季节的金沙江是黄色的。

云南宝山的石头城处在金沙江沿岸的干热河谷地带，这里气候干温，即使在冬天也有十多度。田地周围的树林里有不少芭蕉树，仙人掌从岩石缝间拔出来。石头城的农时分大春和小春两季，4月到10月是大春，再过一个多月，田里的玉米就该收割了，在之后的小春种上小麦。

此时三伏天刚过。在过去的40天里，农田里三尺以下的土都变松了，踩一脚上去，土地像松糕一样软。三伏天与雨季重叠，田地里的水分充足，土壤大口呼吸，作物的根茎在温热湿润的土壤里迅速生长。

这40天对庄稼的生长很关键，杂草、昆虫会和作物一起生长。在这段时间里，人们不用花费太多的力气松土，但是除草、追肥要在这两个月里做完，才能保证有不错的收成。一过三伏天，土壤就会开始板结。

和秀勤家的田地离金沙江不远，在田地里，不同的作物依各自的特性被套种在一起。传统的种植方式可以最大化地利用土地，保持土壤的肥力，也可以减少病虫害。

今年，和秀勤家从内蒙的农户那里换来了老品种小米的种子，种在她家的农田里。

和秀勤家的田地里作物种类特别丰富，一片玉米地旁边的小菜地里种了十多种蔬菜。两天没来，黄瓜藤被风吹倒了，她把杆子一根一根插在田埂边背风处，把黄瓜藤重新绕在杆上。之前，外地的朋友带来了几种豆角、生菜的种子，种在石头城的田里长得不好，十几天前，秀勤刚刚把它们拔掉，补进去小白菜、贡菜、胡萝卜。这些菜种错过了其他植物的生长时间，刚刚从地上发芽。南瓜种在田埂上，它的藤蔓顺着梯田一路往下爬。不同植物的茎蔓交缠在一起，以不规则的方式延伸，这让割草机很难在这里使用。

这是和秀勤无数个平常日子中的一个，她上午到田里采摘这几天的食材，割下田地里的杂草和过多的南瓜茎用来喂猪。不一会儿，上午刚摘下的蔬菜就出现在她家的餐桌上。

在石头城的这几天，我的味蕾被唤醒。每天的餐桌都非常丰盛，食材都是从田地里新鲜采摘的，种类多样，还有不少本地特色的食物：野生植物假酸浆熬制的冰粉，本地特色的鸡豆制成的凉粉，香甜滋补的鸡蛋米酒。石头城的酒是每家自己酿的，用玉米或麦子作为原料，人们从周围的森林里采集9种药草，制成本地配方的酒曲。和秀勤的丈夫木文川一边招待我们，一边嘴上念念有词，“朋友来了要喝酒，朋友走了要喝酒，开心了要喝酒，不开心了也要喝酒。”

石头城人的餐桌总是非常丰富，许多菜是用老品种作物做的。最经典的是传统“杀猪节”之后的“全猪宴”，人们杀一头年猪以祭祀祖先，猪肉以各种形式被做成菜肴。

石头城人通常在冬天酿酒，本地酒用玉米或麦子酿造，传统的酒曲用多种野生植物制成。

在石头城这几天，经常能在早上听到猪的嚎叫声——又有谁家在杀猪了。现在，村里的猪肉自产自销，一户人家杀猪，周围的邻居都去买肉。到了第二天，餐桌上出现了许多“全猪宴”里的美食。传统上，石头城人会在每年腊月初一的“杀猪节”杀一头年猪以祭祀祖先，随后是丰盛的“全猪宴”：猪要两岁以上才好吃，做成开胃爽口的吹肝，腌制了一两年的、口味浓郁丰富的腊肉，还有米灌肠、灌血肠，还有一道经典菜“豆腐炒肉”——据说，这道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军攻打云南的时候。传说忽必烈率军打到石头城，当时的纳西首领审时度势选择降迎，大摆宴席迎接元军，但猪肉紧缺，人们把豆腐用手碾碎掺在肉里充量，本来担心元军会责骂，结果出乎意料很好吃——于是成了一道名菜，流传至今。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理想的乡村生活。不过，这样的生活在石头城并不是理所当然的。直到十多年前，石头城和中国的大多数农村一样，村里的农田大多被外来的杂交品种占据，老种子也在迅速流失。

小时候，我有一本民间传说的故事书，书里有一个关于种子的故事：从前一位勤劳的老农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平时踏实种地，二儿子有些贪玩，三儿子聪明机灵。临终前，他把家产分给三个儿子。他把田地分成三份，然后给了他们三个不同的“礼物”：大儿子得到了一头老牛，二儿子了得到一袋金子，三儿子得到了一袋种子。人们觉得三儿子最吃亏，因为种子看起来不值钱。但是三儿子却把种子播种、精心耕作，一季又一季收获越来越多。几年后，他靠这些种子开垦出更多土地，成为全村最富有的人。

从小成长于城市，我并没有在乡村生活的直接经验，这个故事构成了我最初对于乡村的想象。在我的印象里，中国的传统扎根在农耕文化里，农民是农耕文化的主体。在许多乡土文学里，土地是慷慨的。总可以在土地上找到一口吃的！一无所有的农民可以在战乱之后接受土地的馈赠，从这里重新开始。

因此，当我意识到当代农业中的农民无法自己留种，而是依赖于商业种子公司时，这让我非常诧异。这一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事实上，直到20世纪中叶之前，农民手中还拥有大量的自留种，他们在每年的耕种中自行保留、交换种子，世界各地的农民有着丰富的地方品种，适应本地特定的自然条件。

20世纪中叶，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变革推动了绿色革命，商业育种公司通过科学育种生产的杂交种提高了作物的产量，让粮食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增产。农民开始放弃本地的自留种，追逐产量更高的商业杂交品种。但是，杂交品种的作物结出来的种子如果再次种下，却无法保持其原本的优良性状。因此，杂交种子无法留种，如果想要获得稳定的产出，农民需要每年向种子公司购买种子。如此一来，原本自给自足的农民开始依赖外部商业系统的种子供应。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有着丰富的农业传统和种质资源，这些种质资源为“绿色革命”提供了丰富的种质基础。但在杂交品种的席卷下，农民自留的地方品种迅速流失。科学育种逐渐取代了农民传统育种，种子也从过去的公共资源转变为私有资源。1984年，《华尔街日报》曾使用“种子战争”描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种子主权展开的激烈博弈。在世界范围内，种质资源愈发趋向单一，小农逐渐被边缘化，处在农业产业链的底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0年提出，“世界各国推广和种植高产品种的同时不断放弃地方品种，导致全球约75%的作物遗传多样性丧失。”

同时，高产的商业杂交品种在实验室条件下培育出来，它往往需要在平原之类较好的自然环境，加上大量的农药化肥投入，才能表现出优良的单一性状。而在自然地理、气候状况复杂的地区，原本的性状并不一定能表现出来。在应对气候与环境风险时，杂交品种往往表现得更加脆弱。

中国拥有丰富的种质资源。大豆的原生物种来自中国。《诗经》中记载了周始祖后稷种植大豆的情形：“蓺之荏菽，荏菽旆旆。”其中的“荏菽”即是大豆。中国还拥有丰富的野生近缘种。作为水稻的发源地之一，中国拥有至少3种野生稻植物，具有耐旱、耐盐碱等种质特性。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野生稻资源提供了丰富的基因库和遗传多样性，袁隆平才能够利用杂种优势，培育出高产的杂交水稻。而在1904年，由英联邦国家的传教士和植物猎人在湖北宜昌的农村意外发现一种当地人不会食用的水果——猕猴桃，由他们带回去的枝条最终传到新西兰，培育出新西兰的明星水果“奇异果”。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政府投入种子培育，推行良种评选和自留种，一批农业科学家与农民一起在农田里培育种子，他们被称为“赤脚科学家”。改革开放之后，种子逐渐朝专业化和商品化方向发展，种子经营公司涌现。在中国加入WTO十年之后，国内的种业市场对外开放，国外的种子开始大量进入中国。而在政策与法律层面，关注与扶持的对象逐渐从农民和公共科研系统转移到种子企业，种子逐步市场化和商品化，种子的公共属性削弱。种子公司把目标放在短期增产等单一性状上，通过杂交育种培育的种子无法留种。

与种子私有化伴随而来的，是食材和食物的单一化，人们的味觉选择也越来越单一。想象一下，你在超市购买苹果，当你选择又大又红又甜的苹果时，可能无数的消费者和你做了相似的选择。所有的消费者汇聚成了商业选择，商业公司为了增大利益，选择最好卖的、最甜的苹果，把其他的品种排除在外。逐渐地，你的选择被驯化，你只能接受单一的，看上去最大、最甜的苹果，却越来越难以想象其他的味道。与之相伴随的，是许多地方品种的消失。

近些年，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石头城的农田里经常会有野生动物如赤麂、狗獾出没。在七彩花生的农田里，村民们架起稻草人，防止野生动物偷吃庄稼。

过去，石头城的农民都是自己留种。张秀云小时候，家里的孩子多，父亲在鸣音镇上做医生，母亲一个人种田，养活家里的七口人。张秀云记得，父亲每次外出回来，都会带一些外面的种子回家。他说：带水果回来，吃完就没有了，但带种子回来，一粒种子可以变成千千万万颗种子，到下一年还能继续吃。

张秀云21岁从鸣音镇嫁到石头城。出嫁前，父母提醒她，人不能太懒，否则什么都吃不到。“土地是不会排斥人类的。”父亲说。结婚时，她从娘家带来了花玉米、紫玉米、红玉米，还有鸣音的小麦种子。后来每一次回娘家，父母就会给她塞一些种子，让她带回去种。就这样，种子跟着秀云在鸣音镇和石头城之间迁徙。

传统上，农民在留种的时候，就在有意识地选育种。大多数农户，都会在收麦子的时候选那些大的、饱满的籽粒留作种子。聪明的农民拿到一根玉米，苞谷头和尾的籽粒都不要，就把中间那些长得特别好的剥下来，留作种子。有的人会在种子晒干之后再做一遍优选。一些更有经验的人在庄稼地里就开始“株选”：在玉米地的中间，选择那些不太高的（抗倒伏）、穗子长得好的植株，这些植株的玉米更纯，性状不容易分离。还有极少数农民，会在不同行列种上不同品种的玉米，让它们相互杂交。

张秀云记得小时候去田里摘菜，父亲告诉她，田里插了一根木杆的植株是选了要留种的，那一株一根叶子也不会采，要让它充分生长。村民之间对此心照不宣，“哪怕你去偷别人家的菜园，也不会动（这一株）。”

20世纪90年代之后，商业杂交品种开始进入石头城。本地的老品种玉米秸秆高，风一来就容易倒伏，新品种的玉米植株矮，因此抗倒伏，产量也更高。田里的各种蔬菜，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杂交品种，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老品种。

但是，商业杂交种往往需要购买配套的农药、化肥。如此一来，村民需要花费比以往更多的资金投入。人们逐渐从自给自足的状态，被牵入到更复杂的商业系统之中。很多人开始离开村子，到丽江或是更远的城市打工，越来越多的人家关起了门。在商业种子的冲击下，农民关于种子的传统知识也在迅速消失。机构成立的那一年，她带着团队成员来到石头城。那是村子里的老种子流失最快的几年。

上世纪90年代，在做博士研究的宋一青发现，种子在从公共资源到商品化的转变过程中，正式种子系统和农民种子系统逐渐分离，带来的结果是农民种子系统逐渐弱化，农民越来越依赖于外部市场，种质资源越来越单一。在此之前，中国农业大学的张世煌教授将国际上“参与式育种”和“农民种子系统”的概念引入国内。2001年，宋一青与张世煌、广西农科院合作，在社区开展玉米选育种实验，推动农户与科学家协作的“参与式育种”，通过这样的方式保护和改良地方品种。2013年，宋一青基于中国农科院、广西农科院过去十几年在西南地区的“参与式育种”项目成立了机构“农民种子网络”，她和团队希望以社区为基础，推动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在地活态保护。

机构成立的那一年，她带着团队成员来到石头城。那是村子里的老种子流失最快的几年。因为气候越来越干，加上劳动力短缺，原本的粮食作物水稻慢慢不种了。买来的杂交种不能留种，人们每年都得去附近的农科站买种子，日常生活所需的食物，也越来越多从外面的市场购买。宋一青意识到，如果不干预，石头城会和中国的大多数乡村一样，被动地接受外部的变化，逐渐丧失本土的农业文化。

担任石头城党总支副书记的木文川记得，农民种子网络刚进入石头城的那几年，是村子里除草剂用得最多的时候。那时逢年过节，村里人都流行送转基因大豆油。“送礼的时候，送100块钱拿不出手，但是你提上两桶转基因大豆油，就显得多高大上。”

农民种子网络花了很大功夫让村民意识到除草剂的危害。一些村民跟着他们去了北京、上海、吉尔吉斯斯坦、秘鲁、墨西哥、意大利，和当地的农户面对面交流。张秀云对秘鲁安第斯山脉的原住民社区印象深刻，那里是马铃薯的发源地，和石头城一样是山地地形，耕作经验和石头城有很多相似之处，在那里的几个社区联合起来保护本地老种子和本土文化，与国际马铃薯研究中心也有密切的交流。

安第斯山脉的原住民保护本地的老种子，他们的山地农耕文化与本地的传统信仰密切相关。在秘鲁，木文川看到当地人敬拜山神、水神，做丰收仪式，这给了他很大启发。回到石头城，木文川请来了隔壁吾木村的纳西东巴和继先，每年的五月初一在石头城举行完整的祭天仪式。后来，他还联合石头城附近的油米村、吾木村，组织发起了“纳西山地社区网络“，保护本地社区的纳西与摩梭文化。

人们开始留意到村子里的变化。过去，石头城人喜欢在田里找鸡枞菌，现在，人们发现，打了除草剂之后，田里的白蚁窝不见了，和白蚁共生的鸡枞也逐渐消失。村里的人身体出毛病的也越来越多。村民喂猪吃的猪草都是在田埂上割的，人们开始意识到，除草剂最终还是会吃到自己肚子里。

渐渐地，村民的意识开始发生转变。村民之间逐渐形成了相互监督。谁家田埂上出现了一排黄色的草，一下子就看出来是用了除草剂。逐渐，不使用除草剂变成了潜在的村规民约。

石头城的传统民居依山势而建，人们灵活利用山地空间，有的人家把庭院改造成小菜园，种上各式蔬菜。

人们又开始自己留种了。农民种子网络的协调人田秘林从2016年开始参与石头城的项目，五六年前，她发现村子里出现了很多小菜园，很多农户会在自家的田地里专门辟一块种植各式各样的蔬菜，种子大多是村里的老品种，或是在农民种子网络举办的交流会上从其他农户那里交换来的。人们的餐桌也越来越丰富。现在，除了部分喂牲口吃的杂交玉米，村子里大部分农田里种的都是老品种，一户人家的田地里可能有几十种作物。

现在，种子交换在石头城的田间地头随时发生。一个农妇路过别人家的田地，看到邻居家的庄稼长得特别好，她会直接在田里和邻居约定，第二年帮她留点种子。农户之间形成了一个暗流涌动的社群网络。

女人是留种的主力。在窗台边、屋檐下，你时常可以看到女主人为家里来年播种留下的种子。“有女人在家，吃饭就比较讲究。”石头城的李瑞珍说。一家种什么，餐桌上会出现什么，都由当家的女人决定，提前半年就开始计划。张秀云计划着，等到哪年儿子结婚，她要提前一两年养起猪，还要提前半年种上向日葵，用葵花籽招待客人。

石头城村的社区种子银行由李瑞珍负责管理。她带着村里的几个姐妹一起留种，保证所有的老种子每年在地里不断活化。

在窗台边、屋檐下，随处可以见到石头城人为家里来年播种留下的种子。留种的主要是女人，她们至少提前半年就开始计划出现在餐桌上的食材。

年初，田秘林带着石头城的农户一起盘点了本地的老种子，发现石头城现存共81种自留种，包括玉米、豆类、蔬菜、瓜类、麦类等等。盘点后的老种子被放在村里的社区种子银行里展示。现在，石头城有两个社区种子银行，分别由李瑞珍和张秀云管理。她们制定了一套管理规则，带着村里的几个姐妹一起留种，保证所有的老种子可以在地里不断活化。这样，社区种子银行里的种子每半年更新一次（大春、小春分别一次）。“你要种哪样，你有什么种子?”姐妹们随时在微信群里沟通。

我们跟着张秀云在她的田地里采玉米。刚采下来的玉米，从苞谷的根部流出水来。一些苞谷的外皮显出红色，这些已经有点老了，但张秀云说，还是可以做玉米粉或是喂猪。

进入石头城之后，农民种子网络给当地的农户做技术培训，以“参与式选育种”的方式由科学家与本地农民合作一起育种。张秀云是农户育种中的佼佼者。她的田地里种了好几种玉米，其中一块种着桂综糯，这是广西的老品种玉米，旁边的地块种了她自己培育出来的玉米品种，以“秀云”命名，这些品种被带去邻近的拉伯村、油米村，张秀云也被称为“玉米妈妈”。

“农民种子网络”邀请科学家与农民合作，通过参与式育种的方式对老品种进行改良。张秀云是积极的参与者。

张秀云发现，广西的气候和自然环境与石头城接近，所以广西的种子在这里长势很好。前几年，她还把西双版纳带回来的紫薯苗在自家的田里育苗，最开始几年产量不高，今年是第六年，产量已经很好了。每一颗异乡的种子落在石头城的土地上，它和它的后代会在之后的几年里不断挣扎，努力适应这块土地。

如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发现，近代以来以科学为主导的育种针对某一两个目标性状（比如高产、抗病、耐倒伏等）反复选择，过于依赖少数具有目标性状的亲本，结果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种被边缘化，作物的种质基础越来越窄，遗传多样性迅速降低。随之带来的风险是，农业在应对气候与病虫害的不确定性时越来越脆弱，一场病就可以把十个品种全部扫光。

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爱尔兰曾经因为过度依赖单一物种遭遇过一场大规模的饥荒。土豆在16世纪传入爱尔兰，当地的土壤、气候适宜土豆生长。土豆帮助爱尔兰人挺过了1739年罕见的极寒天气，解决了爱尔兰的粮食短缺，使爱尔兰成了欧洲第一个大面积种植土豆的国家。但是在19世纪初，一种叫“致病疫霉”的瘟病席卷了爱尔兰，依赖单一品种的土豆让爱尔兰大规模歉收。这导致了爱尔兰在1845年陷入了全国性粮食危机。这场土豆的瘟病从1845年持续到1852年，在这一期间，爱尔兰约有100万人死于饥饿相关的疾病。

对此，被称为“参与式育种之父”的意大利科学家萨尔瓦托雷·切卡雷利（Salvatore Ceccarelli），在参与式育种的基础上提出“进化育种”的概念。和“科学育种”强调不断提纯的取径不同，“进化育种”提倡把一种作物的不同品种混种在一起，让它们形成一个“基因大熔炉”，在动态的环境压力（干旱、病害、土壤贫瘠、气候变化等）下进行自然选择。这种方式培育出的作物往往可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农民种子网络曾经把切卡雷利请到中国，给本地的农户讲课，在交流时发现，云南和贵州的一些农民传统上就会用混种的方法。

“混种会撞出新的性状来吗？”我问宋一青。

“一定会，这就是多样性的魅力。”进化育种的概念在七八年前提出来，去年宋一青去法国开种子大会，发现最近几年，这个方法在美国的生态小农之间很快流行开来。

我想起在张秀云家的餐桌上，看到一些玉米上出现不同于整株颜色的玉米粒，这是混种的结果。仔细观察这些串种的玉米粒，你仿佛能听到不同的玉米基因相互碰撞的声音。在宋一青的建议下，张秀云把几个玉米品种混种在一起，第二年选出一些性状优良的玉米单独留种，再单独播种，不断提纯复壮。

本地的老品种也串连起人们具身的生活经验。石头城的老品种“大马牙”如其名，籽粒长得像马的牙齿一样大，口感软，石头城人用它磨成玉米粉，和面粉混在一起，做成香糯的玉米饭。“小白籽”玉米口感软糯，更容易消化，深受老人和孩子的青睐，年轻的妈妈会在小孩子断奶时做成辅食，给孩子换胃。

张秀云的儿子想接妈妈到丽江城里住，但她舍不得家里的地，她希望自己育种、种植的老种子，在后辈那里还可以传承下去：“种子这些东西和生命一样，今年不种这个种子，明年就有一个生命完全消失在土地上了。”儿子开玩笑地说，你这是要种子不要儿子。

到现在为止，通过育种来改良本地品种这件事，还是很难为农户带来实际的收益——和普通的农田相比，种子田因为实验的目的，收成往往更差。加之市场上的食物价格不断被大规模种植的杂交品种压低，种植老品种的农户很难有市场的议价权。

宋一青去欧洲出差时，当地的农户总是很骄傲地指着超市里的农产品，告诉她，这些是他们的老种子种出来的食物。最近，宋一青团队开始尝试在国内搭建平台，为老品种的农产品建立一种市场认可的认证标准，类似于“有机产品”的认证。她希望这样做，让更多的老品种可以进入城市里的生鲜市场，进入更多人的餐桌。“你觉得年轻人会接受这个吗？”她满脸期待地看着我，问道。

今年，农民种子网络为石头城本地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举办了夏令营，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传承本地的传统生态知识。

这些年，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石头城的降雨愈发异常。传统上，村民们会等第一场春雨之后播种玉米，但最近几年，本应5月到来的雨季不断推迟，雨水也比以前更少了。今年，受到闰六月的影响，5月的天气尤其干旱，石头城83岁的老年协会会长和善豪看了眼日历，想起老话“五月三卯，晒死河边草；九月三卯，老牛老马吃烂草”。从去年10月到今年5月，石头城几乎没有下雨，木文川发现，水渠边的很多水桐树都枯死了。

幸运的是，石头城还有老种子守护。老品种总是比外来杂交种更能适应本地的气候和环境。遇到一场大旱，杂交种可能很多出不了苗，老品种却可以挺过来，如果地里的杂交种长不出来，村民也会及时用老品种补上。

与种质基因库里保存的种子相比，田地里的种子是活的。有科学家做过实验，把30年前放在基因库里和还在地里生长的同一作物的种子一起种下去，做对比，结果基因库里的种子种下去还停留在30年前的性状，田地里的种子一直在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与环境一起协同进化。宋一青解释，就像两个小孩子，“一个休眠了30年，另一个在田里和这个玩一下，和那个玩一下，又经历一个严寒，可能变得更强壮了。”

印度的物理科学家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说：“面对气候变化危机，40%的解决方案掌握在小农手中的有机生态种植。”

和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相比，中国西南地区的很多农田分布于山地之间，耕地分散，也更难被大面积的集约型农业取代。地处西南的石头城，农田分布于金沙河谷的山地之间，不同地块因为所处的高度、坡度和坡向差别较大，也形成了许多个微环境。这让这片山地间的农田更加脆弱。石头城的村民们在传统的精耕细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农耕经验，他们根据自家田地的气候和地形，灵活地种植了与之相适应的多种作物，每天悉心照料，然后把它们交给自然。

在这小块小块的田地里，不同的作物竞相生长，像一场以时间为谱的变奏曲。玉米地里套种了豆类，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一些秸秆高的老品种玉米容易被风吹倒，张秀云把它们种在避风处。豆类具有固氮的能力，老人们常说，土地贫瘠的地方种上一茬豆类可以滋养土地。也有人把葵花、四季豆种在田埂上。地里还有花荞。石头城的老话说，“花荞三天不住土里，三个月不住地里。”意思是它出苗快，收获也快。在年成不好或是遇到天灾的时候，花荞可以作为救荒作物，填补人们的饮食。

石头城人的祖先把家安在这片陡峭的悬崖之上，在漫长的时间里，人们学着与复杂的自然环境相处，认识与利用周围的野生植物，他们用多样化种植的方式，积累了应对脆弱环境和气候的韧性。

纳西人相信，人和自然神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人们祭祀祖先，敬拜自然，依循传统的节律祭天、祭水神，祈佑一年的丰收。人们的节日和祭祀里总是有老品种的身影。清明祭祖时，纳西人会先在祖坟前祭拜山神，撒下松枝、插上香，在两旁插上柳条，摆上一块腊肉、一碗米、一碗汤、葱、蒜、一块自家新磨的白豆腐，用的都是老品种。还必须带一只老品种的土鸡，为鸡洗过脚之后，在坟前祭拜杀鸡。扫墓中的辈分最大者要“看鸡头”，把当日祭祀的鸡头剥开，看上喙和头的骨头形状，由此判断这一年的家族运势。种子串连起的不只是食物，还有本地的文化记忆。